第四节 莒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 先于齐鲁，源远流长

大量考古资料证明，莒文化根系深远。早在中生代第四纪中期就有人类在莒地繁衍生息，并创造了沂沭河旧石器文化、沂沭河细石器文化、新石器扁扁洞遗址和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各个时期的重要文化。莒在商代成为强势方国；春秋时期是莒之鼎盛时期；战国时莒国内乱而后臣服于齐；秦始皇一统天下，莒属琅琊郡；西汉景王刘章置城阳国，受封城阳王；汉以降，莒为郡、为州、为县，均都治现莒城。历朝历代，社会更替，疆域变迁，但莒之名，始终未改，而且莒城也一直是山东东南沿海的一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根据考古专家、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张学海考证，“莒地以莒县为中心由原始进入文明和文明初步发展的历史进程，证明莒县与莒地是中国东土文明的一个重要中心，这一历史进程也是中国东方古史发展的缩影。莒县与莒地对解决我国文明起源、文明初步发展和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态等重大史学与理论问题，具有重大意义”[36]。

莒地有数十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已成为考古界的共识。山东一直以来被公认为是齐鲁文化之乡，以齐为代表的海洋文化和以鲁为代表的内陆文化，是构成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现证实，莒地历史远早于齐鲁等周边国家。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确立，齐鲁立国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与莒最后褒封同时，所以齐鲁文化只能从那时开始计算。齐文化和鲁文化发端于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具有强烈的政治因素，是中原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同化；而莒文化与山东本土古文化联系更加紧密，延续了古文化的文脉，是自生的、原生形态的文化，代表中国东方古文化的重要一支。因此，齐、鲁、莒应该并称为山东三大历史文化。莒文化是齐鲁文化的前奏和根据，后者则是对前者的发展和延续。

二 讲求仪礼，注重仁孝

在“周礼”之前，莒人已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礼仪体系，并且一直固守着自己的礼仪，因此有“三代礼器，源于东夷”之说。莒国是少昊部落后裔建立起来的东夷古国，《淮南子·地形训》曰：“东方有君子之国”。君子国亦有其独特的礼俗制度：“仁而好生”，即爱人爱物而不善戕害，为其一；“见利而让”“好让不争”，为其二；“天性柔顺，易以道御”为其三。《左传·隐公八年》云：“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传说浮来山定林寺内银杏树下即为当年结盟处。此树高26.7米，树干周粗15.7米，相传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至今这株古老的银杏树仍枝繁叶茂，岁岁结果，有“天下银杏第一树”的美誉。[37]

舜生于莒，是奉行孝道的典型，以“孝感动天”列为“二十四孝”之首。不仅如此，“曾参啮指心痛”“老莱子戏彩娱亲”“闵损单衣顺母”“仲由为亲负米”“王祥卧冰求鲤”“王裒闻雷泣墓”的故事均来自莒地莒人，可见莒地尚仁孝。大禹时期继承了舜的仁孝，于是在“四语教”的基础上创立了“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的“九德”，完善了德的标准。莒人伯益自舜至夏，历仕三朝，施泽于民，屡立功勋，德高望重，因此被定为禹的接班人，但是他深知禹“家天下”的思想，仅做了三年帝王便让位于禹之子启，自己则辟居碁山之阳。他“好让不争”的精神一直为后人称道。

三 自古尚武，文武兼备

大汶口文化中期，莒地已出现军事集权首领。陵阳河1979年发掘的M19是一座中期偏早的墓葬。墓主人是一名30岁左右的男性。随葬猪下颌骨4个，陶器66件，石钺、骨柄等杂器5件。据此可推断，墓主人是当时的上层人物，其头侧放一石钺，近手处置放骨雕筒、牛角形陶号各1件。钺是兵器，是权杖的象征，骨雕筒应是首领行军指挥的旄柄。牛角陶号为夹砂褐色陶制，圆唇，窄平沿，喇叭口，饰瓦纹，中间兼饰篮纹，是发号施令的工具。牛角号意味着墓主人是集政治、军事领导权于一身的氏族首领。[38]

相传早在远古时代，莒人祖先东夷部落军事首领蚩尤，创造冶炼，发明兵器，战无不胜。大汶口文化遗址的百座墓葬中，男性普遍殉葬石斧、石铲，这些物件不仅是生产工具，更是兵器，也就是说，墓主人具有战士身份。同时出土的还有石钺、石锤、石球、石矛、石镞、骨矛等古代兵器，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几乎每座都有兵器出土，其中剑、矛、戈和弓箭最多。这些兵器反映了莒国既重礼祀又重军事的现实，不同时期的兵器证实了莒国具备与其他国家抗衡的军事能力。春秋战国时期，莒国与周边国家征战不断，鲸吞小国，并敢于与齐鲁抗衡。《春秋大事表·春秋鲁邾莒交兵表》中有云，“自春秋，未有入人之国者，而莒入向；未有取人之地者，而莒取杞牟娄，放恣无忌，莒国虽小，东夷之雄也，其为患不减荆吴。”所以，莒国当时的疆域之大，远超封地，比之齐鲁，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是因为莒国实力强盛，城池坚固，周边国家的王公贵族一旦有难，便会奔莒寻求庇护。齐襄公残暴无道，公子小白为逃避杀身之祸，和老师鲍叔牙躲到莒国。后来小白几经周折，回到齐国当上国君，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齐国强盛后，他一直没有忘记在莒避难之事。一日，齐桓公宴请宾客，满朝文武举杯庆贺，唯有鲍叔牙独坐无言。桓公对鲍叔牙说：“何不起为寿？”鲍叔牙奉杯而进曰：“使公毋忘出奔在于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缚在于鲁也，使宁戚毋忘其饭牛而居于车下。”这就是“毋忘在莒”的来源。这一典故告诫人们不要忘本，即使成功也不要忘记曾经的艰难岁月。“毋忘在莒”的故事也从侧面反映出其时莒国国力之强盛，而其国力与崇文尚武的观念息息相关。

四 善于创造，敢为人先

莒文化的创造极为丰富，诸如造陶文、精制陶、尚玉器、酿醽醁、分四时、建城堡、兴农业、创医药等。

以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杭头等遗址为中心出土的陶文20个字，共8种类型，是学界公认的汉字祖型，对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和产生具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陵阳河出土的陶文，将中国文明的历史从4000年改写为5000年。

莒文化中制陶业始终处于极为发达的境地，如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鬶、高柄杯、滤酒缸和一些陶质雕塑等。其中，陶鬶仿自鸟的形状，反映东夷文化以鸟为图腾的习俗崇拜，每一件陶鬶犹如昂首向天、双足及尾触地而引颈长鸣的大鸟。陶鬶的形状变化多样，而且颜色各不相同，主要有白、黄、褐三色，又以褐色为多，而龙山文化时期以乳白色为主。为了突出鸟的特征，陶鬶的口沿部位粘贴上圆点或泥条，用以表示鸟的眼睛或翅膀。[39]高柄杯属于层层套接烧制的器皿，并且有的柄部制有数个孔洞，因此有些高柄杯柄部的孔洞可以吹奏出动人的乐曲。龙山文化的蛋壳陶最为精美，出土的黑陶独具特色，名闻中外，制作精致，造型小巧，外表漆黑黝亮，陶胎薄如鸡蛋壳，最薄处仅0.2毫米，有“黑如漆，薄如纸，明如镜，硬如瓷，声如磬”的美誉。蛋壳黑陶代表着龙山文化时期人们生产工艺达到的新的高峰。[40]

莒地制玉技术日臻成熟，切割、管钻、透雕、镶嵌和抛光技术广泛应用。所加工的玉器以礼器为多。莒县桑园镇出土的大型玉琮质地莹润，形体高大，方筒状，内圆外方，象征“天圆地方”，为祭祀天地之物。两城镇遗址出土的礼器玉锛，玉质坚硬，青中泛黄，四面平整光滑，下两面阴刻神兽纹，一面目圆而小，上游冠饰，线条繁缛，另一面目圆而大，线条简练。两图案皆凸显了目、鼻、口，线条细，行刀流畅，刚劲有力。[41]

莒地原始农业发展快且有农产品剩余，为酿酒业兴起创造了先决条件。在陵阳河和大朱家村遗址发现的诸酒器中，有用于盛储曲发酵的陶盆，有用于沥酒的漏缸，还有接酒用的大口尊和盛酒的高领罐与陶瓮等酿酒器具。莒故城内还出土两件春秋时期的大型滤酒缸。在诸多的饮酒器具中，高柄杯数量最多，足以看出莒地先民尚酒之风之一斑。这些酒器无论从出土数量、功能形象、工艺特点上，还是从莒地及周边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密度上，都是我国仅有的。大型储粮陶器、酿酒器是制陶业和酿酒业领先的象征，两套完整的滤酒器则说明莒地先民是以谷酿酒的最早发明者。[42]

砭石是针灸的前身，是最早的医疗工具，主要用途是破开痛肿、排脓放血或用来刺激身体某些部位以消除病痛。陵阳河遗址先后出土8枚砭石，有方形、扁方形和圆形三种，尖端呈四棱锥状且异常锋利，尾部有圆形或扁形短锤。大量砭石的出土，说明莒人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掌握砭石治病的医术，开创了中医针灸的先河。[43]

同样在陵阳河遗址出土的陶文“旦”字，其形象是日、云气和山峰，或日、残月和山峰。据考证，其原始意义是远在5000年前莒人为祈祷农业丰收、庆祝春秋二分，来祭祀天养神、摹画日出景象的图像文字。莒人通过观天象，用日出山头的方位来确定春秋二分，用测日影的方法定冬夏二至，并与农时联系起来，进行科学种植。这是莒人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的经验积累，促进了农业和渔业的生产。该陶文的发现和研究也使我国根据天文观测制历的年代提前到距今5000年的时期。[44]

2013年，在“中国莒文化高层论坛”上，海内外专家学者一致将“包容创造、明礼尚义、崇文重学、自强奋进”概括为莒文化的精神内涵。[45]“包容创造”意味着，既可以对周边地区的文化兼收并蓄，又敢于改革进取，能够启迪并带动周边文化发展，这是社会稳固的前提。“明礼尚义”说的是，以仁孝礼仪治天下，取信于民，以德为先。这不仅是基于家庭的修养，也是人在整个社会中的德行规范与践行，是每一个个体的道德归宿，对于维系家庭和国家的伦理政治秩序具有重要作用。“崇文重学”是以兴学为乐，以耕读为本，展现了莒人崇尚文化、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这也是莒地英才辈出的重要原因。“自强奋进”则体现了莒人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是推动一个地区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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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苏兆庆、朱晓伟：《莒是姓氏考》，《莒文化与中华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16] 政协莒县委员会编：《莒地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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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苏兆庆、朱晓伟：《莒是姓氏考》，《莒文化与中华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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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政协莒县委员会编：《莒地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

[22] 苏兆庆：《中华文明的号角从莒地吹响》，《考古发现与莒史新征》，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

[23] 李学勤：《论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莒文化与中华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24] 政协莒县委员会编：《莒地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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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苏兆庆、朱晓伟：《莒是姓氏考》，《莒文化与中华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27] 莒县人民政府：《莒县概况》，2018年12月17日，莒县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 juxian.gov.cn/ctnshow.php/mid/170）。

[28] 政协莒县委员会编：《莒地考古》，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29] 刘延常：《莒文化探析》，《东南文化》200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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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糕柏红：《莒文化研究》，《莒文化与中华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34] 政协莒县委员会编：《莒地考古》，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35] 刘志伟：《借题发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9—10页。

[36] 张学海：《试论莒地古文化古城古国》，《中国古都研究（第十六辑）——中国古都学会第十六届年会暨莒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

[37] 苏兆庆：《山东莒县浮来山与定林寺大事记》，《文心雕龙研究（第七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8] 苏兆庆：《中华文明的号角从莒地吹响》，《考古发现与莒史新征》，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

[39] 苏兆庆、刘云涛：《从出土文物试析莒人对鸟图腾的崇拜》，《管子学刊》2006年第3期。

[40] 张越、王滨：《蛋壳黑陶镂空高柄杯》，《管子学刊》2007年第3期。

[41] 苏兆庆、刘云涛：《莒文化内涵初探》，《莒文化与中华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42] 苏兆庆：《从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文物谈酿酒业的兴起》，《莒县文史资料（第八辑）》，1995年。

[43] 苏兆庆：《东夷民族针灸学初探》，《第一届中国医学史研讨会》，1992年。

[44] 苏兆庆：《东夷民族天文学初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45] 宁昊然、孟娟：《毋忘在莒：莒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中国文化报》2013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