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莒文化的形成与空间分布

一 “莒”之钩沉

“莒文化”是人们在历史过程中建构出来的地域文化观念，是生活在莒地的人对其所处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做出的挑战性回应。“莒文化”首先具备“莒”的独特性。

关于“莒”字的释读，从考古资料看，有以下两种说法：

西周以前多是虎字头；春秋战国时期起，在虎字头上又加了“竹”字头。纵观春秋以前的文献，有两种解释。一说，用竹编织的圆形容器。《诗·召南·采蘋》中记：“予以盛之，维筐及筥。”《毛传》载：“方曰筐，圆曰筥。”二说，古代禾的量名。《仪礼·聘礼》：“四秉曰筥。”颜师古：“筥，一名筲，受五升。”《管子·小匡》：“治国不失秉。”莒和秉都是古量名，是治国之器，国之权柄。汉代以后，该字逐渐演变成草字头。临沂曾出土一件汉代漆耳杯，上书“莒盎”二字，说明草头“莒”是汉代后才出现的。故东汉许慎《说文》有曰：“齐谓芋为莒。”[15]

当“莒”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历代学者对其意涵的解读，众说纷纭。综合来看，主要有以下观点：

从地理范畴来看，“莒”不仅仅指现在的莒县之县域，而是泛指莒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和莒国强盛占据的地盘，是原始部落发展壮大建设起来的东夷土著国家，长期位于今山东东南沿海和江苏东北沿海一带，其影响范围甚广。西周时期，莒国的势力范围东临黄海，北到今胶州、高密，西到昌邑、蒙阴，南到兰陵、郯城、临沭和江苏赣榆；春秋早中期，今莒县、日照东港区、日照岚山区、五莲、诸城、安丘、黄岛、沂水、沂南、莒南、临沭等地皆为莒国区域；秦代时，琅琊郡（临沂古称）覆盖了莒地大部分地区。[16]《莒志》载：“莒，故国也，建自唐虞之前，书史详之”，“莒本少昊苗裔，三代以前建国最久”。《山海经》记载：“……东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国。”[17]三代以前先莒和莒国的早期历史，尽管很少在典籍卷宗里闪现，但泥土之中则埋藏很多。以陵阳河为中心的遗址群相继出土，说明此地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建立起部落古国；商代甲骨文中亦有莒国相关记载；周代之莒，只是褒封而已，应是商莒的延续。

“莒”不仅是地名，还是族名和姓氏。《通志·氏族略二》记载：“莒氏，嬴姓。少昊之后也。”[18]学界公认大汶口文化就是少昊文化，莒地正是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中心地带。少昊之后的莒人是陶器的较早发明者，把泥巴糊在用竹条制作的筐子上，再用火烧制而成。陵阳河遗址等莒地出土的粗篮纹大口尊和陶等就是用这种方法烧制而成的。因其发明用“莒”糊泥烧制陶器，周边部落以“莒”称之，莒人自此便以“莒”自称了。《史记·秦本纪》：“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元和姓纂》：“莒，伯益之后，封莒，为楚所灭，以国为姓。”《万姓统谱》：“莒，嬴姓伯益之后，封于莒，其后以国为氏。”《通志·氏族略·以国为氏》：“莒氏，嬴姓，少昊之后也。周武王封兹与期于莒，今密州莒县也。”莒国故地出土的春秋战国青铜器上铸铭文亦可佐证，如莒南大店“莒叔仲平编钟”，沂水刘店子“莒公戈”，莒县于家沟“莒大叔壶”，诸城臧家庄“莒公孙潮子编钟、编镈”，《金文集》中的西周“莒子簋”“莒侯簋”“莒太史申鼎”等，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漆器中的丹书文字“莒盎”“莒市”等。由此可知，莒乃少昊之后，莒在夏朝即作为莒州，商代为册封的方国，莒氏作为东夷氏族中最强大的一支，以国为姓。不仅如此，莒姓人物自古有之，例如“莒虎”为西周南淮夷首领，“莒伯”为春秋时期楚国大夫，“莒庆”为春秋时期莒国大夫，“莒子朱”为春秋莒国之君渠丘公，“莒诵”为汉朝缑氏令。出土汉代铜印中有“莒孺”“莒奴”。现如今，莒姓后裔多迁徙于外，苏兆庆先生曾于天津市静海县蔡公镇四党口后村寻访到200年前从莒县迁徙而来的莒姓后人，至今已传承十二代。[19]

二 莒文化的形成

如果说“莒”代表了地方的个性，那么“文化”就代表了共性。作为一种地域文化，莒文化本质上就是复合文化，是在莒地发生的各种文化事象的总和。

莒文化的根系，可上溯至旧石器时代。莒地是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活动最密集的区域之一，遗址主要分布在沂沭河中上游地区。在今莒县长岭镇坡子村、刘官庄镇中泉村、夏庄镇大官庄村、杨家官庄村以及日照东港、岚山，临沂莒南、沂水、临沭等地域，广泛发现距今2万年到1万年的细石器文化遗存。据不完全统计，分布点有140余处，石器品种、制造工艺和质地大体一致，具有明显船底形（扇形、宽楔形）细石核、楔形细石核、锥形（铅笔头形）细石核以及拇指盖形或龟背形圆刮器及其他形状的圆刮器、长刮器、尖状器以及典型细石镞，[20]表现出直接打击法和间接修整法交互使用等显著特点，考古界称之为“沂沭细石器文化”，是中国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典型区域。[21]

进入新石器时代后，莒地从母系氏族迈向父系氏族社会。以今莒县一带为中心聚集区，从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到以后铜石并用的岳石文化，五个阶段的人类文明发展序列在莒地均有发现，并在大汶口—龙山文化时代达到鼎盛。

1996年在莒地潍河（古淮河）流域前埠下遗址，发现后李文化遗存，主要有灰坑和柱洞，出土了新石器早期陶器、石器、骨器和大量鹿、猪、龟、鱼等动物骨骼，其分布的区域正是连接南方马家浜文化与北方后李文化的过渡区。

北辛文化上承后李文化，莒县后果庄、阎庄小河村、日照东河村、临沂河东区泉上屯、兰山区小城后、兰陵于官庄、沂水邵家宅村等地均发现这一阶段的古人类活动。

大汶口文化时期是莒文化迅速发展和社会剧烈变化的时期，其遗址仅在莒县就有50处之多，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杭头三大遗址代表了莒文化的领先水平。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玉器、陶器，包括各种生产工具、成套酿酒器、砭石类医药工具、音乐器具、天文祭祀礼具和系列陶文等。其中，墓十九（M19）曾出土一件保存完好、制作精美的夹砂褐陶牛角形号，是目前整个大汶口文化考古中首次也是唯一一个军事类陶号发现，号长32厘米，吹之听闻数里，为发号施令的器具，表明莒部落已经形成军事化组织系统，有着严明纪律和统一号令。[22]大口尊陶尊上的图像符号，共8种类型、20个单字，是当时人们对自然景观、生产生活和祭祀的记录，被学界认为是汉字的祖型。[23]

龙山文化时期继承了陵阳河类型文明的辉煌，重要遗址有日照东海域、两城、尧王城，五莲丹土，莒县马庄、孟家洼，胶州三里河，诸城呈子，临沂大范庄等。其中，莒地制陶技术工艺尤为精致，甚至连当代人都很难企及。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墓葬规模、随葬品等方面出现明显等级差别，礼制发展到成熟阶段。同时，金属冶铸业和金属工具出现并得以应用。

岳石文化遗址主要密集分布在莒县，多数和龙山文化重叠在一起，仅莒县就有塘子、陵阳河、桃园、八里庄子、三角汪、上峪等12处遗址。尤其是莒国故城东北角的塘子遗址约15万平方米，被公认为山东岳石文化的新类型之一，已被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出土发现了亚腰石斧、浅盘豆等，使莒地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青铜时代历史有机连接在一起。

总之，从时序发展来看，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人类文明发展序列，在莒地均有发现，前后承续，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文化谱系。

三 莒文化的空间分布

纵观历史可以看出，莒地的区域范围大致为沂沭河与潍河上游以东，泰沂山系东南的山东东南部和江苏北部沿海地区。按照行政规划，包括今山东省日照全市——莒县、东港区、岚山区、五莲县，青岛的胶州市、黄岛区（原胶南市），潍坊市的昌邑县、高密市、安丘市、诸城市，淄博市的沂源县，临沂市莒南县、沂水县、沂南县、河东区、兰山区、罗庄区、蒙阴区、费县、兰陵县（原苍山县）、临沭县，和江苏省连云港市的赣榆区、东海县，徐州市的邳州等地。此外，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新泰智人与莒地先民衍生有密切渊源，从行政区划来讲，北魏到隋唐时期，新泰县（即今泰安市的新泰市）隶属于莒州。临朐县的沂山以南区域处于沂河源头和上游。新泰地域和临朐沂山以南区域也应归于莒地西部历史文化辐射区域。[24]

莒地境内的沂河、沭河、潍河各大河流与黄河流域一样，属于土质疏松、具有自行肥效的黄土冲积地区，适宜农业生产发展，极利于原始生产方式下的垦作。这一地域处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全年降水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夏季7、8月份，春季干燥。水利资源充沛，沂、沭、潍三条大河与其众多支流，构成纵横交错的水利网。仅在古代莒城周围就有四湖——莒城西湖、土山湖、葛河湖、陵阳湖，四泉——裴泉、庞泉、龙泉、石井泉，四泊——涝泊、九里泊、满堂泊、灰子泊。[25]可见莒地土壤、气候、水利等自然条件为此地人们的生产生活奠定了良好基础。

平原、河流、湖泊逐渐成为多个部族的驻足之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便已形成长期固定聚居村邑。莒地部落方国从大汶口、龙山时期直到夏商周时期，始终伴随大范围迁徙和长期聚族定居两大现象，形成数十个莒地古国都城和邑聚，如陵阳河、两城、尧王城遗址等。夏商两代，莒国已是活跃于中原东部的东夷方国。夏代为莒州，商代封为莒方国，周代封莒国，秦朝为琅琊郡莒县，汉朝为城阳国莒县，西晋为城阳郡莒县，东晋至南北朝为东莞郡莒县，北周莒为州。后为州、为郡、为县。自古至今，莒历经朝代交换，行政变更，区域变更，莒之名却始终未改。

表1—1 莒地行政区划历史沿革[26]

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