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王阳明的心学历程与文学实践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谥文成，余姚人。幼年随父迁居山阴，三十一岁结庐宛委山阳明洞天，自号阳明山人、阳明子，故世称阳明先生。他文武兼备，是明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心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且一生为保明王朝东南半壁江山鞠躬尽瘁，功业盖世，同时又诗、文成就斐然，故被视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绝顶”[1]。王阳明的诗与文章，前人评价甚高。如归有光虽为朱子学者，却将王阳明、方孝孺、宋景濂和王祎并列为四大文豪，且阳明居首位。他在《文章指南》中还将王阳明与“春秋左氏、司马氏、班氏、韩昌黎、柳柳州、欧阳氏、三苏氏”共十家，同列为古代散文家中的“历代名家”，并谓王阳明之文“平正，词学老苏而理优于韩”[2]，且在书中多举王文为例以教学者。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也说：“八大家而下，予于本朝独爱王文成公论学诸书及记学、记尊经阁等文，程朱所欲为而不能者。江西辞爵及抚田州等疏，唐陆宣公、宋李忠定公所不逮也……嗟乎！公固百世殊绝人物，区区文章之工与否，所不暇论。予特附揭于此，以见我本朝一代之人豪，而后世之品文者当自有定议云。”[3]顾起元则记述：王世贞“平日论文章之达者，独首推王文成公，曰：‘能道其胸中所欲言，婉折畅快，是国朝第一人。'”[4]朱彝尊也盛赞阳明“揭良知之学，投荒裔，御大敌，平大难，文章卓然成一家之言，传所称三不朽者，盖兼有之”[5]。以上所论主要是针对阳明之文，阳明的诗同样深为后人赞赏。朝鲜李朝时期的著名文人张维在《溪谷漫笔》中认为阳明诗“俊爽可喜”“超诣动人”[6]。穆文熙曰：“王公功业、学术，振耀千古，固不必论其诗，而诗亦秀拔不可掩。”[7]黄中则以为阳明诗“如梧凤之音，万舞九奏，天风吹下，倏忽人间”，并赞叹：“宋艺祖生于夹马营，异香满室，阳明之诗，所谓异香者乎？”[8]即如对心学相当反感的清代程朱派学者李光地，对阳明的诗也不禁另眼相看：“王阳明诗，某少时略皆成诵”,“他才高，信笔写来，便有唐人风调”[9]。可见在很多文人心目中，阳明之诗文成就卓然独立，不必附庸于他的学术、功业之下，正如《四库全书王文成全书总目提要》所总结的：“守仁勋业气节，卓然见诸施行，而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10]

而王阳明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文学成就，与他的哲学关怀尤其心学思想是密切关联的。他的文学创作并非完成于宁静安逸的书斋，无关风花雪月，亦非浅唱低斟，而是以居夷处困的政治磨难为背景，与动心忍性的哲学追求相依随，以讲学会友等学术活动为媒介。他借助诗文载体，将其心学思想中的“心”“意”“知”“物”等概念形象地呈现出来，其诗歌内容的表达向度正是他的心学思想的递进过程；通过对其诗文的剖析，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他的心学思想。同时，也正因为将哲学关照时时融入文学创作，所以他的诗文才能兼有道学家之精深洒落，和诗家之美学本色，最终熔铸成独特的风格，超越一味模古拟古之诗人，独步当时。

王阳明一生的文学活动伴随哲学思想的变迁，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早年的文学活动，约自发蒙至弘治十八年（1505）。这一时期，阳明在追求心性之学的道路上几经波折，文学上也历经起伏，但最终摆脱了复古路径，诗文的总体风格呈现为清新高豁，体现了他求道的坚韧与执着。第二阶段是贬谪龙场及任职滁阳、南都时期（1506—1516），这是他建构心学体系之时，诗文风格主要呈现为精深渊穆、洒落高远的特色。第三阶段是在江西时期（1517—1520），阳明的心学思想进一步成熟，诗文风格也更多显露出直道而行的大儒气象。第四阶段是晚年越中讲学及南征思恩、田州时期（1521—1528），期间阳明以“致良知”总结自己的学术思想，诗文风格气势沉雄，光明俊伟。本章即以这四个阶段为序，结合阳明的人生经历，对他的心学历程与文学实践的关系做出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