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边疆研究的百年探索（19世纪以降）
这里的百年，实际上涵盖了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叶约150年的时段。
这一时段，是中国历史巨变的150年，经历了清朝由盛转衰到灭亡，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族危亡、民族振兴是这一历史时段主旋律之一。中国边疆研究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也经历了兴旺、衰微、再兴旺的历程，一个半世纪来，共出现了两次中国边疆研究的高潮，两次研究高潮分别是：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是中国边疆研究第一次高潮的标志；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是第二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的突出成就。
（一）第一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
中国边疆研究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之后，在近代短短的百余年中取得了很大进步，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19世纪，我国出现了一批杰出的边疆研究专家，编著出一大批边疆研究新著，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中第一次边疆研究的高潮，也为20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20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也正是在直接继承了这些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是在社会发展和学术发展交相作用下发展起来的。从中国社会发展角度讲，清代康雍乾嘉时期古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边疆研究的外延和内涵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在鼎盛形势下已隐含酝酿着危机，到了道光以后，中国边疆危机日趋严重，边疆问题已与中国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问题紧密相连，此时的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时代感和紧迫性也是空前的。从中国边疆学术发展角度讲，自明末清初以来，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与边疆问题研究发展虽有起伏，但从未中断，学术发展过程中的延续性在新的历史时期演化出了新的特点。
梁启超曾总结说：“以边徼或域外地理学名其家者：寿阳祁鹤皋（韵士）、大兴徐星伯（松）、平定张石洲（穆）、邵阳魏默深（源）、光泽何愿船（秋涛）为最著，而仁和龚定庵（自珍）、黔县俞理初（正燮）、乌程沈子敦（垚）、固始蔚子潇（湘南）等其疏附先后者也。此数君者，时代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2]上述一批知识分子虽然个人经历各异，有些人做过官，有些人则是为人幕僚或教书度日，但研究边疆问题却是他们共同的志趣目标，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至19世纪中叶以后（主要为嘉道咸时期），边疆史地研究经历了一个兴盛的时期。祁韵士是开这一时期边疆研究之先河者，他从1783年起在国史馆负责编订《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历时八年而成其书。1804年，祁韵士被遣戍伊犁，在此他编纂了《西陲总统事略》（亦名《伊犁总统事略》）、《西陲要略》《万里行程记》《西陲百咏》等著作。也在嘉庆年间被遣戍伊犁的洪亮吉则著有《天山客话》和《伊犁日记》。祁韵士的遗著《藩部要略》主要由张穆编纂而成，张穆自己则撰写了《蒙古游牧记》。而张穆《蒙古游牧记》的遗稿则由何秋涛补辑、校改而终成其书。祁韵士编订的《伊犁总统事略》本受伊犁将军松筠之托而作，1815年松筠又委托徐松重修此书，再经徐松在新疆南北各地考察，撰成《伊犁总统事略》，此书后被道光帝赐名为《新疆识略》。徐松还撰有《西域水道记》一书。沈垚曾为徐松之门客，在徐松支持下，沈垚撰成《长春真人（西游记）金山以东释》，他还著有《新疆私议》一书，着重论述了新疆安定对维持国家边防的重大意义，提出要发展边疆地区经济。龚自珍在仕途中虽不得志，但在任职期间大量接触边疆事务，他的《西域置行省议》反映了作者在边疆研究方面的造诣和在治边方略方面的远见卓识。如果说上述各名家学者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北部边疆（特别是西北边疆）方面，魏源研究的涉及面就要更宽一些，他的代表作有《圣武记》和《海国图志》。俞正燮的《癸巳类稿》也对包括蒙古、新疆、西藏、台湾及澳门在内的边疆史有所记述和研究。
姚莹虽未被梁启超总结时提起，但他无疑是这一时代边疆研究学人中的杰出一员。姚莹字石甫，安徽桐城人，他所著《识小录》涉及蒙古、新疆、西藏以及中俄边界问题等边疆研究领域；他的《东槎纪略》是研究台湾史地的早期著作之一；而《康
记行》则是作者两次入藏，实地考察研究后的成果。
综上所述，在中国社会由古代发展阶段向近代发展阶段的过渡时期，中国边疆研究也迎来了一次发展高潮，这次高潮酝酿于康雍乾时期，形成于嘉道咸时期。边疆研究成为“显学”的社会基础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其学术思想基础则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再兴与发展，而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成为这一次高潮的标志性成绩。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一批边疆研究者显示出他们执着的敬业精神和深邃的学术造诣。他们编撰的一批边疆研究著作具有很高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是边疆研究宝贵的历史遗产。
从边疆研究发展史角度观察，嘉道咸时期的边疆研究成果还主要集中于对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环境与社会状况的调查和研究。这个时期的不少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中外边界划定或边界纠纷问题，以及与中国边疆问题密切相关的域外问题。成果以前一类型为主，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前一阶段（古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高度发展）影响的结果；出现后一类型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发展遇到了新问题，中国近代边疆危机、社会危机酝酿发展必然导致中国边疆研究出现新的发展态势，在咸丰、同治、光绪时期，越来越多的著述反映了这一点。
关于边疆治理方面的成果有：陈麟图编辑《历代筹边略》、蒋肇龄撰《边备九筹》等。关于边事与外交方面的成果有：夏燮撰《中西纪事》、朱克敬辑《边事汇钞》、屯庐主人纂《五千年中外交涉史》等。
随着中国与周边各国界务关系的发展，一批有关界务的著述和舆图也开始大量问世，这包括：吴大澄《吉林勘界记》、廉荣《中韩勘界地图》、方朗等《中韩勘界地图》、曹廷杰《俄界情形》、钱恂《中俄界线条注》（附《帕米尔分界私议》）、刘毓盘《中俄界约校注》、朱克敬《中俄交涉记》、沙克都林札布《南疆勘界日记图说》、姚文栋《云南勘界筹边记》、薛福成《滇缅划界图说》、刘春霖等《滇越界约》、蔡希邠《广西中越全图》等。大量有关界务问题的著述和舆图的问世，是中国边疆研究进入近代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到20世纪初，持续不断的这类研究汇入以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华（首当其冲是边疆地区）为主旋律的中国边疆研究发展大潮之中，并再次形成中国边疆研究的新高潮。
（二）第二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
20世纪前半叶，中国边疆研究逐步演变为一门发展中的现代边缘学科，而支持这一演进过程的因素又是多方面的。现从以下三个方面略做介绍。
1.在爱国救亡运动中发展的中国边疆研究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在20世纪前半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而中国边疆研究则在包括边疆研究工作者在内的全民爱国救亡运动中得到了发展。众多学者的参与，大量论著成果的发表，不但使研究者融入社会发展主流之中，而且使中国边疆研究紧紧跟上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并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中国边疆整体角度观察研究问题是本时期中国边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突出体现。华企云著《中国边疆》[3]，是较全面地论述中国边疆问题的第一本专著，该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综述边疆之沿革与现况、边疆之勘界与失地、边疆邻接各地之地理概况与最近民族运动之鸟瞰、边疆邻接各地之对华历史与受治帝国主义之经过和边疆铁路之沿革与现状；下篇则分别论述国际角逐下之东三省、外蒙之独立、新疆之三大问题、英人侵略下之西藏和云南之界务问题。对于此书写作之目的，作者在该书自序中总结道：“国人中岂有意研究边疆今昔之实在状况而谋补直苴罅之策乎？则本书源委具在，不仅可以考见晚清以来之边患，且可与国防民族安危之思焉。”该书的撰写与出版在20世纪中国边疆研究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作者从国家兴亡考虑到边事盛衰，从研讨边疆全局大势到考察边疆局部问题，从分析国内边疆问题联系到中国周边及世界格局，在论述以上诸多问题时，作者又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地理等诸多领域，并以现代人的眼光审视历史问题，这样中国边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即被明确地推上其自身应有的独立地位，中国边疆研究成为一门发展中的现代边缘学科也得到有力的证明。
这一时期论述中国边疆问题的著作还有：方秋苇《中国边疆问题十讲》（引擎出版社1937年版）、思慕《中国边疆问题讲话》（曲江广东省地方行政部训练委员会1942年版）、西尊《边疆问题与国防》（重庆文信书局1942年版）、蒋君章等《中国边疆地理》（文印书局1944年版）等。而同一时期论述中国边疆问题的论文数量则更多，其中有君实《中国边疆之危险》（《东方杂志》第15卷第7期，1918年7月）、翰青《边疆问题注意的理由和解决的途径》（《清华周刊》30卷8期，1928年7月）、格桑泽仁《亚洲问题与中国边疆问题》（《新亚细亚》1卷1期，1930年10月）、戴季陶《中国边疆之实况序言》（《新亚细亚》1卷5期，1931年2月）、杨青田《现阶段中国边疆问题》（《中华月报》2卷6期，1934年6月）、茹春蒲《我们以前漠视边疆的原因与现在注意边疆的要点》（《前途》3卷9期，1935年9月）、黄定初《帝国主义侵略下我国边疆之危机》（《边事研究》2卷5期，1935年10月）、沈山剑《怎样研究边疆问题》（《图书展望》2卷2期，1936年12月）、顾颉刚《边疆问题》（《甘肃学生》8卷1期，1938年12月）、伯平《我国边疆学之内外研究略史》（《益世报·边疆》24期，1939年6月5日，昆明）、孙绳祖《中国边疆问题发生原因之探讨》（《边疆研究季刊》1期，1940年9月）、马鹤天《今后的中国边疆与边疆问题》（《中国边疆》1卷3、4期，1942年4月）、黄奋生《中国边疆释义》（《中国边疆》1卷8—10期，1942年10月）、章力生《边疆与国防》（《军事与政治》3卷6期，1942年12月）、胡耐安《边疆问题与边疆社会问题》（《边政公论》3卷1期，1944年1月）、马长寿《中国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央周刊》9卷11期，1947年3月）、顾颉刚《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西北通讯》3—4期，1947年5—6月）和刘钧仁《中国今日之边疆》（《凯旋》31期，1948年5月）等。
通过列举上述众多论著成果，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如下认识：1918年至1948年的30年间，涵盖内政外交等诸多方面内容的中国边疆问题为众多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加以研讨，中国边疆问题这一社会矛盾的焦点亦成为多学科研究的交汇点，从而也就更明确地发展起一门具有浓厚时代色彩的边缘学科。
20世纪前半叶，对中国边疆不同范围、不同层面、不同视角、不同方法的各类研究成果的数量是很大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许多成果的问世才撑起了这门发展中的现代边缘学科的构架。而众多的成果又大多是本时期中国爱国救亡社会运动的产物。与19世纪后期中国边疆研究开展状况相比，此时的研究及其成果不但在深度、广度方面还是在数量方面，均有明显的进步。
对于各个主要边疆地区的研究著作，东北地区有：刘瑞麟、孙凤翔和赵崇荫辑《东三省交涉辑要》（常州刘氏，1910年）、东三省蒙务局绘《东三省全图》（奉天中和印书馆1911年版）、吴廷燮《东三省沿革表》（天津徐氏退耕堂1911年版）、徐世昌《东三省政略》（1911年）、傅斯年等《东北史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1933年）、卞宗孟《东北史研究纲要》（东北大学，1938年）、金毓黻《东北通史》（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版）等；北部地区有：姚明辉《蒙古志》（中国图书公司1907年版）、卓宏谋《蒙古鉴》（1919年）、陈崇祖编《外蒙古近世史》（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华企云《蒙古问题》（上海黎明书局1930年版）、王勒堉《蒙古问题》（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谢彬《蒙古问题》（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等；西北地区有：许景澄《西北边界地名译汉考证》（上海藻文书局1902年版）、阚凤楼《新疆大记》（1907年版）、国民外交丛书社编《新疆问题》（中华书局1928年版）、华企云《新疆问题》（上海大书局1932年版）、洪涤尘《新疆史地大纲》（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版）、蒋君章《新疆经营论》（重庆正中书局1939年版）等；西藏地区有：许光世、蔡晋成编《西藏新志》（上海自治编辑社1911年版）、白眉初《西藏始末纪要》（北平建设图书馆1930年版）、谢彬《西藏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华企云《西藏问题》（大东书局1931年版）、陈健夫《西藏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雅安建康日报社1942年版）等；滇桂地区有：吕志伊、李根源《滇粹》（1909年版）、华企云《云南问题》（大东书局1931年版）、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云南边地问题研究》（1933年版）、张凤岐《云南外交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陈碧笙《滇边经营论》（1938年版）、孟森《广西边事旁记》（商务印书馆1905年版）、吴悫《广西边务沿革史》（广西省政府编译委员会1938年版）等；台湾地区有：袁克吾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汪洋《台湾》（中华书局1928年版）、王子毅《台湾》（重庆自由出版社1944年版）、李震明《台湾史》（中华书局1948年版）等。
上述众多著作出版的时代几乎遍布20世纪前半叶的50年间，但以30年代最为集中，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此时形成的研究高潮。19世纪后期的边疆研究以对西北地区的研究最为突出，50年后，边疆研究的各地区分布格局虽较前一段有所均衡，但北重南轻的格局尚未突破，特别是对海疆的研究就更薄弱了。
2.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发展的中国边疆研究群体和专业研究刊物的出现与兴旺
20世纪初，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危机四起，落后就要挨打已成现实，但值得庆幸的是，外来的挑战促使国人觉醒，一批具有现代社会思想意识的人们开始组成革命团体并进行社会革命斗争。与此同时，一批开始具有现代社会意识和现代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也为实现自身的理想而组织起来，1909年9月28日（清宣统元年八月十五日），一个基础广泛的、与中国边疆局势及边疆研究密切相关的现代学术团体诞生了，这就是中国地学会，是成立于清代仅有的三个科学团体之一，除抗日战争时期学会被迫停止活动外，其一直存在到1950年汇入新成立的中国地理学会。
中国地理学会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学科基础，其成员包括一大批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们包括地理学家张相文、白眉初、黄国璋、王成祖，历史学家陈垣、张星烺、聂崇岐，教育家蔡儒楷、张伯苓、蔡元培，地质学家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邝荣光，水利专家武同举等。“兴地学研究，以救国图强”为学会活动的宗旨；唤起公众关心国家的安危与发展，促进地学各领域的学术进步，并使之普及于大众，就成为学会活动的始终目标。此时如此众多的学者自愿地组织起来，维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以前常见的师生、门派、亲友关系，而是共同的社会理想和学术领域使他们集合于一个开放性的现代学术社会团体之中。这种团体在中国的出现反映了现代社会意识和现代学术活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学会有组织的活动不但强大了学者们在社会活动中的声望，且因加强学术交流而促进了学科发展。
中国地理学会的成立与发展对发展中的现代边缘学科中国边疆研究的演进是一个很好的推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中国地理学会并不是一个仅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专业组织，中国地理学会对中国边疆研究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这主要是因为学会在以下三方面的开拓性工作：
其一，在研究宗旨方面，学会继承了中国边疆研究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并注入了新的内容。政治安国、经济富国、科教兴国、国防强国新思路的提出与积极的社会实践，虽然这些均尚处初探阶段，但确适应了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趋势。
其二，在研究道路方面，学会一面继承了中国舆地学学术传统，一面大量吸收了国外现代地学新成果，并使之逐渐在中国生根和发展。这种研究虽然尚不能使中外学术精华得以交融，但却代表了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走上了一条新路。
其三，在研究方法方面，学会弘扬了传统边疆研究重视书本研究与社会实践的良好传统，并使社会实践的内涵进一步得到丰富，这一进步具体表现为社会生活参与意识、社会团体与公众相结合意识的加强和从科学考察、科学论证到社会实践、社会检验模式兴起。学会的研究较传统的边疆研究有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对宏观问题的综合研究和对微观问题的多学科研究顺应了现代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地学杂志》是中国地理学会会刊，创办于1910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地学期刊。《地学杂志》虽是一份综合性地学刊物，但正如1913年学会在该刊本会纪事中云：“地学事业包括极广，本会尤重国防和民生两个问题，并参考世界趋势，借资策励。”而国防与民生也正是中国边疆研究的最重要的课题。自《地学杂志》创刊至1937年被迫停刊，该刊发表的有关中国边疆研究的著述十分丰富，内容涉及以下八大门类：
①近代边界沿革及边患问题研究。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危机日益加深，此时的边界沿革及边患问题研究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单纯学术研究的范围。《地学杂志》先后发表了数十篇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其中有：白眉初《边界失地史略》、邹代钧《中俄交界记》、翁文灏《中俄国界史地考》、王恒升《黑龙江省胪滨县附近中俄国界记》、杨耀恺《吉林旧界变迁纪要》、充与《俄人测量帕米尔之警告》、陶懋立《帕米尔形势及中俄英分界略述》、宋教仁《间岛问题》、刘仲仁《滇南形势今昔谈》、李培栋《滇缅勘界痛史》、王龙章《片马问题》、白眉初《片马考》、叶秉诚《西藏交涉之研究》等。
②边疆治理问题研究。边疆地区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其治理问题既包括边防，也包括内政实施。在这方面发表的成果包括：苏莘《论新疆边防》、不惧《新伊防务论》、赵南森《改土归流之计划》等有关边防、边政的论文，还有刘仲仁《蒙古建省议》、林传甲《阿尔泰改省议》等一大批有关边疆地区行政区划的文章。
③古代边疆史地问题研究。在这一广阔领域的成果有：张鸿翔《长城关堡录》、傅运森《秦长城东端考》、张相文《长城考》、屠寄《论归绥金代西北边堡遗址书》、张相文《成吉斯汗园寝之发现》、丁义明《西域要考》、丁谦《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丁义明《自汉代以来中国与西域之交通颇繁兵威所及使节所经及商人高僧之行迹能详其通路证以今名欤》、杨敏曾《青海罗卜藏丹津战地考》、丁锡田《辽东行部志地理今释》、朱希祖《鸭江行部志地理考》、丁谦《辨蒙古游牧记列乌兰布通于翁牛特旗之误》、徐钟令《元秘史腾机斯水所在地之商榷》等。
④边疆居民情况研究。中国边疆辽阔，居民情况十分复杂，有关研究涉及边疆居民的民族、民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其中有：邵公《长春民族生聚源流考》、姜松华《黑龙江鄂伦春近日之状况》、彭程万等《琼崖黎民之状况及其风俗与教育》、杨成志《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族》、问苍《西藏族考》、铁岩《蒙古风俗志》、李安陆《西藏风俗记》、善之《萨满教》、李晋年《新疆回教考》等。
⑤边疆开发与经济研究。边疆地区的开发与经济建设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发表的相关文章有：孟森《调查东三省拓殖事业之报告》、白月恒《论蒙古之屯田及林牧业》、张印堂《内蒙古经济地理辑要》、智珠《云南之新建设》、王光玮《由经济地理上讨论琼崖的开发问题》、程其保《台湾开创记》、张相文《河套与治河之关系》等。
⑥边疆交通问题研究。地处偏远且交通不便是困扰边疆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发展现代交通事业是学者们的工作目的。在这方面的成果有：林兢《新疆交通纪略》、彭程万等《琼崖交通之现状》《滇邕路线观察谈》《鄂滇铁路建筑谈》《满蒙五路建筑谈》、王倬《黑龙江及其水运》《松黑两江航业与江防》等。
⑦地学史、地图史、学者传记研究。中国地学研究源远流长，学者众多，地学史的研究为本学科继往开来发展之必需。有关文章有：汧支《先秦两汉地理图籍考略》、朱士嘉《宋元方志考》、姚士鳌《历代地理志评议》、丁谦《水经注正误举例》、叶瀚《清代地理学家列传》、张星烺《泗阳张沌谷居士年谱》、陶懋立《中国地图学发明源始及改良进步之次序》、翁文灏《清初测绘地图考》、童世亨《历代疆域形势一览图序》、苏莘《历史疆域形胜图序》等。
⑧边疆考察报告与游记。中国地学会十分提倡和重视实地考察工作，并在其刊物发表了大量实地考察记录，如冯际隆《河套调查记》、宋小濂等《伦边调查录》、朱士清《额尔齐斯河源观察记》、如柏《塔尔巴哈台调查录》、林伟甲《台湾之新调查》、沌谷（即张相文）《塞北纪行》、宋小濂《额尔古讷河旅行记》、张与权《云南纪行》、马登瀛等《新疆行程记》、贾树模《新疆归途记》、谢彬《新疆游记》、延清《车臣汗纪程》、李明榘《西藏旅行记》，以及有关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亚调查团、安得思蒙古考察团等团体的工作消息等。
《地学杂志》所及的中国边疆问题研究还包括边疆的地形、地质、矿产、资源调研和与中国边疆相邻的外国地区情况以及国外研究动态、译文等。20世纪中国边疆研究作为一门发展中的现代边缘学科的构架在《地学杂志》的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遗憾的是该刊至今仍是兼及中国边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唯一的实践。
进入20世纪以后，大量研究论文的涌现是中国边疆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的重要标志。造就这一发展态势的基本因素有三：中国边疆研究事业吸纳了更多的研究者；研究者以更宽阔的视角、更先进的思想和方法审视中国边疆问题；现代社会学术研究信息传播媒体的出现与发展。在这三项因素之中又以后者初次发生于20世纪初期。现代学术期刊的问世是中国学术研究步入现代化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将中国边疆研究文稿作为刊物主要或重要内容的学术期刊即诞生于20世纪初，发展壮大于20世纪前半叶。这些刊物的出版既是中国边疆研究发展的产物，也从信息交流的角度促进了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
这一时期关于边疆研究的专业刊物，民国曾有论者根据性质将其分为以下四类：一是涉及边疆或民族问题的政治性刊物，如《中国青年》《青年中国》《时代精神》等。二是涉及边疆或民族问题的学术性刊物，如《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金陵学报》《史地杂志》《地理学报》《科学》等。三是一般的普通边疆研究刊物（包括副刊），如《边事研究》《边疆研究》《益世报（边疆周刊）》《贵州日报（社会研究副刊）》等。四是分区的边疆研究读物，如西南边疆研究社主办的《西南研究》、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边疆研究论丛》、“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办的《人类学集刊》等。[4]边疆研究专业刊物的大量涌现是与边疆研究学术社团的成立密切联系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疆研究社团，按机构名称及其研究的空间范围来划分，大致可以分为全国性社团与区域性社团两种类型。
全国性的边疆研究社团及所办刊物。除1909年成立的中国地理学会及其主办的《地学杂志》外，1924年在北京创立的筹边协会是较早专门以研究边疆为目标的学会，该会创办了《边事》季刊，同年5月出版了第1期，收录论文20余篇，研究内容主要涉及蒙藏地区。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受社会时局动荡的影响，北京政府及后来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对边疆问题注意不多，边疆研究社团也并没有大范围出现，这一状况在20世纪30年代及以后有了极大变化。
20世纪30年代以后，受“九一八”事变的影响，边疆研究社团不断涌现。1930年，新亚细亚学会成立，并创办了《新亚细亚》月刊。1934年，边疆政教制度研究会成立，名义上由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参谋部等多部委创设，但实际为蒙藏委员会下属机构，创设《边疆通讯》。同年10月，边事研究会成立，创设《边事研究》。1935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殖边学会。1936年，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发起成立了边疆问题研究会。1937年，清华大学历史系和地学系联合创立了边疆史地学会。1940年，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成立，办有《边疆研究》季刊。1941年，齐鲁、华西、金陵、金陵女子四大学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边疆研究学会，并于1942年在重庆创立了《边政公论》月刊。此外，还有众多相关大学或机构成立了边疆研究社团。上述社团基本上均是以全国的视角来展开对边疆问题研究的，影响力也大。
区域性的边疆研究社团及所办刊物。“九一八”事变后，开发西北的呼声高涨，这一时期成立的关于西北边疆的研究社团众多，并创办了会刊，主要有西北研究会、新西北社、西北学会研究部、西北论衡社、西北导报社、西北协社、西北经济研究所、西北学会、西北春秋社、西北汇刊社、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西北研究社、西北农学社、西北建设学会、西北史地学会等。随着1935年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及国人对西南边疆的逐步重视，也出现了一批研究西南边疆的社团，且创办了会刊，主要有西南学会、西南协会、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南区办事处、西南导报社、西南边疆月刊社等。此外，还有蒙藏月刊社、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东北问题研究社等社团也属于这一类型。这些区域性社团较集中地关注某一区域问题，对推动该区域的边疆研究向精深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不少大学成立了边政学系或关于边疆研究的专门机构，是这一时期国人对边疆问题重要性不断深化的结果。1928年12月7日，清华大学成立了边疆问题研究会，[5]吸纳成员70余人，《边疆研究会缘起》宣称：
我国鸦片战争以还，门户洞开，藩篱尽撤；帝国主义者挟土地侵略之野心，四面八方，步步进逼：如日之于南满，英之于西藏，俄之于新疆、外蒙；彼此间密约之协定，势力范围之划分；或煽惑土人，反抗政府，或强用武力，攫取利权。吾国若尚不早为固圉之计，则唇亡齿寒，内地亦行见有沦亡之祸。同人等怀国势之颠危，知挽救之不容或缓，故有边疆研究会之发起。目的在切实研究边地之地理形势，社会状况，天产富源，外人势力，政治现象及其他与边地有关之各种重要问题；期得确切之知识及妥善之挽救办法。凡本校教职员同学如于边疆问题具有兴趣，愿加入本会研究者，不胜欢迎之至。
边疆问题研究会下设东三省组、内外蒙古组、新疆组、康藏组、滇桂组和海疆组6个组。1929年底，为讲求效率、集中工作，边疆问题研究会设总务、宣传、研究、调查四股，负责研究会的运行。鉴于“东三省”问题是中国边疆问题中当前最严重之问题，并且材料较为充分、调查方便，加之校内有数位对东北问题素有研究的教师，故将研究范围集中于东北三省，尤其是外交、经济与地理三个方面，并拟定东三省中日外交、中俄外交、经济问题、地理问题等60个研究题目。
边疆问题研究会向青年发出号召：“到边疆去，那里固然有几千里的大戈壁，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但是也有很大的平原，供你驰骋之所；有秀特的山，婉曲的河，供你游览；有深林供你采伐；有无尽的宝藏，供你开掘；有未经人到的地方，供你去发展，那里是实现你的理想的新天地，是发展你的抱负的唯一地方，你不要再流连于弹丸的腹地，偏促于不生不死的局面下，赶快审查你的环境，坚定你的志愿，充实你的学识，锻炼你的身体，准备你的行装，舍去你的温柔乡，向你的理想国去！向传统势力较小的地域去！”[6]这一号召得到广大师生热烈回应，会员人数最多时达近百人。研究会一成立，即有校外人士要求加入，国外也有同学表示关注，表明研究会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1931年以后，边疆问题研究会活动逐渐减少，会员人数也由最多时近百人减少到30人左右。虽然在1934年底研究会重新选举新的负责人，但影响大不如前。抗战全面爆发，研究会似乎停止了活动。
在1931年左右，私立朝阳大学率先设置了边政学系，开设了蒙古文与俄文的教学课程。“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迁至北平，也设置了边政学系，开设了日文与俄文教学课程。金陵大学鉴于“我国边疆问题严重，边疆问题研究机关之缺乏，边务人才亟待培养”，决定以边疆研究作为以后事业之一，1934年聘请徐益棠（1896—1952）任职中国文化研究所主持边疆研究事宜。
钟荣帆的《金陵大学的边疆研究述论》[7]中有精湛的点评：金大的边疆研究有着独特的学术发展走向，呈现出一种渐变的过程。抗战初期，以徐益棠为主导、开设边疆史地讲座，带动师生的边疆研究兴趣。抗战初期，以培养边务人才为主线，配合时局与政府，普及边疆知识。1941年底以后，以西南、西北为关注，众多专、兼职学者参与到边疆研究，形成系统性、跨学科的边疆研究体系。金大的边疆研究，从孤立的研究走到集众的研究，从以人为单位走向以学为单位，从弥散的研究走向系统的研究，昭示其边疆研究独特的发展路径。这当中，又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注重政与学的结合，二是以民族学为主导。在那个“政治吞没了学术文化，大我吞没了小我，主义笼罩学术”的时代，学者们往往期望学术超然于政治之外。但是，在徐益棠看来，“学术与政治，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二者不能联系与调整，其他尚复何望？”换言之，政与学是互相交织的，不能割裂。同时，徐氏眼中的民族学亦不是一门纯学术的学科，民族学于边疆建设，可以控制边疆，建设心理上的国防。柯象峰亦认为，在众多学科中，民族学及社会学应“任主角”，“人文当重于自然，而人文学科中民族社会之研究当先于其他各方面，而处于一种先锋的地位”。面对学术与政治的两难抉择，学者们往往秉持学术立场，采取“执两用中”的态度，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寻找调和，将学术思想与国家、民族利益保持一致。
而与华西坝其他四大学（燕京、齐鲁、金女大、华西）相比，金大的边疆研究亦有其优势。燕京虽是教会大学中最顶尖的大学，各种资源丰富，其对边疆的关注在于社会学系，侧重于边区社会调查。齐鲁的边疆研究，以主持国学研究所的顾颉刚为主，尤其是其创办的禹贡学会、《禹贡》半月刊及其牵头的中国边疆学会，主张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研究边疆。但是，顾氏的边疆研究与齐鲁有多大关系，还有待商榷，毕竟顾虽名为齐大国学研究所所长，却长期居重庆，并不实际主事。金女大，则仅有地政系的刘恩兰，研究边区地理。可以说，华西坝五大学中，仅有华西可与金大匹敌。华西的边疆研究可追溯至1922年成立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并出版有以外国学者主导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及至1941年李安宅、于式玉夫妇受聘华西社会学系，成立华西边疆研究所，创办相关刊物，始形成以中国学者主导边疆研究。从机构、人员、刊物言，皆与金大类同。但是，由于华西位居教会大学第二方阵，而金大属于第一方阵，导致其从母会获得的资助资金较金陵少，这就间接导致其创办的期刊难以维系，使得其边疆研究成果的发表不易。
1946年，金陵大学返宁复校，金大学人失去了研究边疆的地利条件，边疆研究逐渐淡出学人的视线。仅有徐益棠、马长寿等民族学者偶有边疆研究成果见刊，就连一度认为边疆研究应首推民族学、社会学的柯象峰，也不复研究，其他自然科学领域的学人更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金大边疆研究的领军人——徐益棠也转向史学领域，边疆研究至此成为“险学”。
总而言之，金陵大学边疆研究兴起、发展及变迁的过程，是因应时代剧变的必然结果，也是学者出于学术与价值考量的外化表现。这不仅促使第二次边疆研究的复兴，使其成为“显学”，反之，又是第二次边疆研究热潮有以致之，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当时中国边疆研究学者追求学术转型的普遍诉求。
此外，私立中国大学商学院设有边疆经济系（尤其侧重“内蒙经商”之科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注意边疆省份的经济研究（以对东北边疆的研究最有成绩）。在1939年以后，迁至昆明的复旦大学、云南大学，其后还有大夏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金陵大学、中山大学、贵州大学以及西北师范学院、西陲文化学院等院校均开有边疆建设或边疆问题等科目与讲座。1944年，国立中央大学与西北大学都设立了边政学系。其中，国立中央大学由于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其创办的边政学系的设置相对健全，社会影响也最大。国立中央大学边政学系的课程设置主要从边疆特殊的政治制度、社会、民族、宗教、历史、地理、语言等方面着眼，主讲边疆民族史课程。虽然边政学系及边疆教育研究机构在当时仅系部分大学设置的科系，但这是中国近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第一次专门以边疆研究对象设置的科系，对于培养熟悉边疆的人才，推动边疆研究向专业化、科学化及学科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边疆研究社团及高校边政学系的成立，对于凝集专门研究人才、推动边疆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们一方面创办各种刊物并广泛发行，吸引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另一方面组织了一批专家规划边疆研究系列丛书的出版，形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其中，以新亚细亚学会、中国边疆学会与中国边政学会最为突出。它们办的会刊《新亚细亚》《边政公论》《边事研究》等发行时间较长、刊发内容丰富。另外，它们也较成系统地组织出版了一批边疆研究丛书。出版编纂边疆丛书，是中国边疆学会成立后的五项重要工作之一。该学会曾在1943年编辑了边疆丛书第一辑，共10本，交由正中书局陆续出版；后又“打算赓续作第二辑以下的编纂，把关于边疆的政教、史地、经济、社会、文艺、各部门著作，在一定的计划下，分配在这部丛书里”[8]。该学会出版的两辑边疆丛书，第一辑由正中书局负责，第二辑由商务印书馆负责，系统性较强，但目前尚无相关史料能够将其所出版的具体书目全部厘清。中国边政学会成立后，也组织出版了边疆政教丛书，如《新疆研究》（李寰，1944年）、《中国回教小史》（白寿彝，1944年）、《新疆之水利》（倪超，1948年）、《云南边疆地理》（严德一，1946年）等。与中国边疆学会出版的边疆丛书相似，目前尚未见到能够将中国边政学会组织出版的边疆政教丛书的具体书目全部厘清的史料，两学会计划出版的一些书目，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未能实现。
新亚细亚学会的创立，对边疆研究的深入发展有重要影响。由该会创立的《新亚细亚》月刊，于1930年开始发行第1期，1937年由于日本全面侵华被迫停刊，1944年复刊，共出版14卷78期。新亚细亚学会的研究视角宏大，而《新亚细亚》月刊刊登了大量关于边疆研究的论著。这些论著有两方面的主要内容，即研究中国国内边疆问题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具有明显的战略研究特色，因而受到了学界和政界的普遍重视。至第1卷第5期，《新亚细亚》月刊的发行量已经从3000册递加到8000册以上。该刊发行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了一般书籍，而其所刊载的相关论著的内容及研究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是20世纪30年代边疆研究视角的体现。
《边政公论》杂志，直到1948年停刊，先后出版7卷，刊发了一大批关于边疆研究的学术成果，成为40年代边疆研究刊物中最具代表的刊物。《边政公论》杂志设有专著、译述、书评、边地通讯、边政资料等栏目，研究内容涉及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民族、史地等问题，但其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对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有了深入探讨。
《边政公论》创刊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1年，身处大后方四川的编者为什么要创办这一刊物？该刊发刊词中有明确的解释：“因为我国对于边疆问题，向持漠视的态度，虽然边疆与中原发生关系已肇自远古，但对于边疆问题作有系统的研究，对于边疆建设作较积极的推动，还是近年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应该以事实的研究为根据，而后才有正确的办法。病症未认清，当然无法下药。基于这种原故，所以现在有关边疆的一切建设，都尚未能如我们理想中所预期的急速地进展。无论政府机关学术团体以及热心边事的人士，都已深切地感觉到这一点，而展开其研究的工作。这种工作，也恰如韩信将兵似的：多多益善。不过，一切的研究和学说，都应以切合时用为最终的目标，方可产生伟大的效果。故我们对于边疆问题的研究也必须根据着学理和事实，同时根据着国策，以求能与当前的边疆政治相配合。”这段文字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中国边疆研究功能与任务的占主导地位的认识，时隔半个世纪后再读这段文字，其基本主张亦无过时之感，只不过不同时代的学理和国策内容不尽相同了。
1934年由边事研究会创办的《边事研究》是30年代前期出刊的边疆研究的重要学术刊物。直至1942年3月出版第13卷第1、2期合刊后停办，中间大致经历了8年时间。据笔者初步统计，刊登论文近800篇（其中包括社评、小说、同一边疆研究论著的分期刊载等），主要设有社评、边疆研究、时事论著、边疆通讯、边事辑要等栏目。其中，边疆研究与时事论著是主要部分，刊载内容主要包括边疆自然环境、地理沿革、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边疆国际关系等方面。其内容与边疆研究会设计组的计划大致吻合，其重视边疆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也与《新亚细亚》关注亚洲其他国家的视角相似。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关边疆研究的机构及杂志众多，但研究的系统性完整性存在较大差距。以1932年创刊的《殖边月刊》、1934年创刊的《边铎》、1936年创刊的《边疆半月刊》等边疆研究杂志为例分析，《殖边月刊》认为国家危急，而“救国之要，莫若殖边”“乃创办殖边社于上海”，呼吁国人“开发边荒，以致富庶；辅助政府，使趋健全；集散漫之力为集团，其效自大”[9]；《边铎》强调其旨趣主要包括“宣达中央德意”“阐扬本党之主义”“领导反帝运动”“揭橥边民痛苦”“记载边疆实况”等，以实现“整个国家民族政治上经济上最后之自由与解放”[10]；《边疆半月刊》强调其主要刊载关于“阐明民族整一性之重要”“唤起国人注意边疆之开发”“记载边疆最近消息与实况”“介绍国外人士研究我边疆之材料”等方面的研究论著[11]；《殖边月刊》主要关注边疆地区的殖民事业；《边铎》强调政治性，进而关注边疆实况；《边疆半月刊》较之《边事研究》，强调了“阐明民族整一性之重要”。上述刊物刊行时间均较短暂。《边铎》仅见第1卷第1、2、3期及第2卷第1、2期共5期，均属1934年；《殖边月刊》从第1卷第1期到第3卷第4期，时间跨越了1932年至1935年，共刊发了24期；《边疆半月刊》从第1卷第1期到第3卷第7—9期合刊，时间跨越了1936年至1937年，共刊发24期。它们与《新亚细亚》《边事研究》《边政公论》等刊物的持续时间、社会影响相比，自不可同日而语。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这一时期国人关注边疆热情的表现，另外也是民国政局动荡、学术研究持续进行存在着较多困难的结果。
1934年成立的禹贡学会及其创办的《禹贡》半月刊，虽然存在时间较短，亦非专以边疆为研究旨趣，但其对边疆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禹贡学会之成立，系以“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为目的”[12]。禹贡学会是继中国地理学会以后成立的又一对20世纪前半叶中国边疆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筹备处成立于1934年2月中旬，正式成立于1936年5月24日。禹贡学会与中国地理学会一样，主要活动地点在北平，但与后者广纳各界人士参加不同，前者主要为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三校历史系师生组成。禹贡学会的发起和倡导者是顾颉刚和谭其骧，而顾颉刚则为学会最重要的组织者。禹贡学会先后吸纳了许多著名学者，他们包括钱穆、冯家昇、唐兰、王庸、徐炳旭、刘节、黄文弼、张星烺、于省吾、容庚、洪业、张国淦、李书华、顾廷龙、朱士嘉、韩儒林、张政烺、翁独健、吴丰培、苏秉琦、商鸿逵、王光玮、冯世五、侯仁之等。《禹贡学会会章》明确宣布：“本会以集合同志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史为宗旨”，而学会的工作范围“为搜集文书材料”，并实地调查，从事编辑中国民族史、地理沿革史、各代疆域图、各省分县图、文化统计表、地名辞典等图书。[13]学会虽然制定了较为专门的研究领域，但社会形势发展和众多学者的努力，学会活动领域有了越来越宽广的发展，正如顾颉刚在《禹贡周刊发刊词》中指出，“扩充范围乃于民俗史、边疆史、内地移民史、中外交通史、方志学等方面，蔚为‘历史的地理’之总集”[14]。
《禹贡》是禹贡学会会刊，创办于1934年3月1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有影响的历史地理学科专业刊物。20世纪30年代，“强邻肆虐，侵略不已”，这才有顾颉刚等学者“同人谋以沿革地理之研究，裨补民族复兴之工作，俾尽书生报国之志”之举措，《禹贡》是学者们参与爱国救亡运动的产物。《禹贡》以历史地理学科定位，初期内容多较边疆问题距离较远，但随着东北沦陷、华北危机，民族危机加剧，刊物载文范围由古地理研究扩大向边疆研究，其目的在于向社会大声疾呼，共研边隅，以固边疆。至1937年7月16日出版了第7卷第10期后，《禹贡》也因北平沦陷而被迫停刊。《禹贡》刊出有关中国边疆研究的文章，最集中的当属其《西北研究专号》（5卷8、9合期）、《东北研究专号》（6卷3、4合期）、《后套水利调查专号》（6卷5期）、《康藏专号》（6卷12期）和《察绥专号》（7卷8、9合期），而在其他各期中的有关边疆研究的文章亦有相当数量。《禹贡》的研究覆盖面小于《地学杂志》，但其所载文章亦包括边疆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民族、宗教、对外关系等诸方面的内容。《禹贡》半月刊虽仅存在三年多的时间，但其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反映了30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国边疆研究高潮期的研究盛况。
禹贡学会存在并开展活动的时间是很短的，自学会成立至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学会的研究、编辑和旅行调查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成绩亦十分突出。最能反映学会风貌的当属《禹贡》半月刊，这份办刊3年多（1934年3月1日至1937年7月16日，共出7卷82期，载文708篇）的刊物既反映了学会的学术思想与实践，也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状况。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禹贡学会工作被迫停顿，至1946年3月10日，学会复员第一次会议召开，学会工作又延续了很短时间。内战爆发后，学会因通货膨胀、经费拮据等原因工作再陷停顿。1952年2月，在顾颉刚主持下禹贡学会结束了业务活动。
禹贡学会的学术成功与成绩，主要得益于学会有效且有特色的组织工作，而这又首先体现于学会拥有一流的学术活动组织者和一批学有专长的学术带头人及骨干；其次学会制订了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学术进步趋势、有较强可行性的工作计划。
进一步分析禹贡学会的学术成功与成绩，这又是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长足发展分不开的。学会拥有数百名以燕京、北京、辅仁三所著名大学师生为基础的基本学术队伍，进而拥有一批一流的学术骨干及带头人也就不足为奇了。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为学术传播与进步提供了较传统教育模式更为广泛而坚实的基础，禹贡学会的学术与社会实践不但证明发展中的现代中国边疆研究事业已经搭上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列车，而且在现代高等教育进步的推动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随着现代高等教育事业在全国各地逐渐普及，中国边疆研究的基本队伍也由北京等少数大城市逐步遍及各地，这一动向不但成为发展的趋势，而且有着较为稳定的特征，随之而来的则是发展中的现代中国边疆研究发展的新格局。分布于各地的学者将研究的视野投向了更广泛的领域，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学术群体，新的学术群体的产生与发展又促进了研究事业进一步发展。最突出的事例就是随着云南现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以方国瑜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以云南大学等高校为主要基地，较为稳定地开展了中国边疆研究（主要为西南边疆研究）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进而使原本较北部边疆研究明显滞后的西南边疆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而有利于中国边疆研究的整体布局的平衡和研究的深化。
20世纪前半叶（特别是三四十年代），一批官方或半官方的中国边疆研究团体也先后成立并开展活动（如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下属的研究机构等），对于这些团体的评价就比较复杂了。成立官办团体的首要目的是要为现政权的统治服务的，而显然当时的政府并未选对一条能使中国繁荣昌盛的正确之路；但也不能讲其每一具体举措都是不利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边疆安全与发展的。因此，对于这些团体的作用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
3.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是这次高潮的标志性成果
民族危机加剧，促使更多研究者关注中国边疆问题研究，新的研究学派与方法的引入，大大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开始对中国边疆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观察与研究，前述研究成果、研究团体、研究刊物和研究者的涌现，充分证明了对中国边疆研究应该有一个新的学科定位。边政学这一命题的提出，应是学术发展的必然。
著名学者吴文藻于1942年在《边政公论》第一卷第5、6期上发表了《边政学发凡》，作者自称：“本篇之作亦属初步尝试性质，只能先给边政学划出一个轮廓”，但对边政学的学科建设诸多方面均做了科学的阐论，择其要者，可归纳为如下三端：
一是，对边政的界定。
“边政有广狭两义之不同：边疆政治，系边政之广义；边疆行政，系边政之狭义。边疆政治可以包括边疆行政，但边疆行政不能包括边疆政治。……至于边疆政策，乃是根据边疆原理推演出来的，必须慰藉边疆行政机构职能见诸实施。其地位介于边疆政治与边疆行政之间。”
二是，边政学研究的内容。
作者明确提出：“边政学就是研究边疆政治的专门学问。”边政学的目的有二：“一是理论的，一是实用的。边政学原理的阐发，可使移植科学迅速发达，专门知识日益增进，举凡人口移动、民族接触、文化交流、社会变迁皆可能追本寻源，探求法则。这是边政学在理论上的功用。边政学范围的确定，可使边疆政策有所依据，边疆政治得以改进，而执行边政的人对于治理不同族不同文的边民，亦可有所借鉴。‘为政由学始’，就是这个道理。这是边政学在实用上的功用。”作者进而阐发了边政学研究的内容，是“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的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科学”。“第一部分为思想，是属于理论的；第二部分为事实，是属于叙述的；第三部分为制度，是属于分析的；第四部分为行政，是属于实践的。四者之中，自以事实的叙述及制度的分析，在研究上，最为重要。”
三是，边政学与有关学科的关系。
“欲使边政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端非专从边政学本身着想，可以竣事；必须设法与相关学科，密切联系，始克有成。”与有关学科关系，其一系与理论社会科学的关系，“在理论社会科学方面与边政学关系最深者，首推人类学、社会学，及政治学；其次，则为经济学、法学，及教育学，又其次，则为史学、地理学，以及其他有关国防的科学。欲使边政学的观点正确，方法精密，题材丰富，内容充实，就必须从这种种学科，随时吸收其精华。非如此不足以建立边政学的学术基础”。其二系与应用社会科学的关系，“尚有边疆教育、边民福利事业，以及边疆文化变迁的研究”。还应包括“海外华侨社会的研究”“这种实际知识，对于边政学的益处，实在是无可限量的”！
吴文藻关于边政学建设的主张，在当时政界、学界、教育界均得到关注，一些著名大学如中央大学、西北大学等均设立边政学系。当时中央政治学校、边疆学校特设边政专修科，蒙藏委员会亦专开蒙藏政治训练班，培养专门人才。即使在70年后的今日，该文所阐论的有关边政学学科建设的构想，仍不失其学术生命力。
段金生在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及其发展趋向》[15]一文中对当时边疆研究的特点与发展趋向有一段中肯的评析：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呈现出逐渐突破传统史学窠臼，向独立学科发展的基本趋势。传统的边疆研究，属于史学研究的范畴，而随着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学科分化趋细，近代中国边疆研究也出现了重要转变。有学者在论及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时曾言：“如果从学科门类来看，当时的边疆研究属于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这样一个范畴。这些都是中国的传统学问……那时的边疆研究不是借用新兴的学科，而是借助中国传统的史学工具来研究边疆问题的。”[16]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虽已有关注边界、国外事务的倾向，在研究内容与研究视野上有了较大发展，但仍属于传统研究范畴。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受西方学理及时代思潮的影响更深，其研究内容、方法、理念等均有了本质突破。在研究内容上，主要围绕边疆地区的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国防、人口、民族等问题展开学术探索。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除了传统的实证、文献资料外，大量运用了民族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行政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并明显具有了西方专业化研究的特点。这一时期，经过前期的积累及西学传播后国人学术思维、视野近代化的影响，中国的边疆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史学研究的藩篱，学者们开始尝试架构边疆研究自身的方法与理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在研究理念上呈现出跨越学科的多维视角。近代中国边疆问题复杂，已经不仅是传统中国内部的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关系的演变发展，而且具备了近代民族国家的主权与领土争端内容。传统的较单一的史学实证记载研究方法已经无法适应这一新的变化。近代中国的学术经历了复杂的转型，边疆研究作为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既有突破史学学科藩篱的趋向，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也必然借鉴和运用了西方传入的各种方法以深入研究探讨中国的边疆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虽然当时政局不安，但这一时期中国的科学研究却突飞猛进，在生物学、地质学、考古学等方面均取得进步，并且各种关于边疆学术的考察团也相继出现。不过在1930年以前，虽然成立的边疆学术考察团较多，但大部分注意的是自然科学的考察，较少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虽然在30年代以前，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进行边疆研究的学术社团或机构寥若晨星，但是自然科学的研究为以后边疆研究的综合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30年代以后，这种跨学科的多维的综合研究视角与方法已经基本形成。三四十年代研究边疆的学术群体而论，除了史学研究者外，凌纯声、柯象峰、李安宅、吴文藻、张少微、李景汉等重视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学者多属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这表现了中国边疆研究进入各学科交叉综合运用的基本发展趋势。
总之，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其研究内容、方法、理论等是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变的反映。中国有借学术言政治的传统，学术研究与社会政治联系密切，中国的边疆研究亦不例外，具有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能。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虽然具有一些缺欠，但对于促进中国学术发展、完善国家对边疆社会事务的治理等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正如民国有论者所言：“我们研究边疆问题，还是一个拓荒者。我们虽不敢说我们是第一次的探险队，可是这里的结晶品，即好比许多艰苦卓越的工程师，煞费了全部的精力，刚刚从深山里掘出的几块矿苗。虽然这些矿苗里，可以炼出金子，也可以炼出银子，甚至于铜铁铅锌，也不免掺杂其间。因为在这拓荒的时代，拓荒者第一步只在搜寻广大的矿苗，至于这矿苗内铁的提炼，或不免有疏忽的地方。”[17]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今天的中国边疆研究的深入发展仍具重要意义。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98页。
[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321页。
[3] 新亚细亚学会，1932年出版。
[4]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第1卷第5、6合期，1942年。
[5] 参阅金富军《清华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2期。
[6] 天问：《到边疆去》，《清华周刊》1928年第30卷第8期。
[7] 参阅《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8] 黄奋生：《边疆政教之研究·中国边疆学会丛书总序》，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3、4页。
[9] 汪扬：《敬告国人》，《殖边月刊》创刊号，1932年。
[10] 边铎半月刊社：《创刊词》，《边铎》创刊号，1934年。
[11] 边疆半月刊：《发刊辞》，《边疆半月刊》创刊号，1936年。
[12] 马大正：《略论禹贡学会的学术组织工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
[13] 《禹贡》第5卷第7期。
[14] 《禹贡周刊》第一期，载《国民新报》1946年3月21日第4版。
[15]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1期。
[16] 王利平等：《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边疆和边政研究——李绍明先生访谈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2期。
[17] 《新亚细亚》第1卷第6期，19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