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

自民国时期起，清代黄河问题即受到学界重视。总体而言，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此前研究主要集中于水利史领域，之后历史学领域的研究明显增多，主要从政治史、社会史以及灾害史等视角探讨清代的黄河治理以及黄河水灾的影响等问题[40]，其中与本书相关的成果在数量上颇为可观。为了尽可能清晰全面地进行梳理，下面根据现有研究侧重之不同将其大致分为通史性研究、综合性研究、专题性研究三类，分别予以评介。

（一）通史性研究

或许由于黄河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独特地位的缘故，学术界关于黄河问题的通史性研究较多。在这类研究成果中，多把清代作为一个重要时段，从水利史的角度对黄河水患、黄河治理以及统治者的管理措施等问题进行梳理与分析，并且前后联系在比较中给予历史定位。比如民国时期，水利史学家张含英对清代的黄河治理作了如下评价，“有清一代皆遵潘季驯遗教”，罕有突破，清代治河的特点是防而不是治，“故‘河防’之名辞，尤盛于清朝也”。[41]与之相类，岑仲勉也认为清代的治河方略，仍然墨守明人的成规，没有什么进步，尽管在治河技术上较为周密考究，但这“是不能维持很久的”[42]。与二人的观点相左，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对清代的治河实践评价较高，认为清代的“防洪技术取得了新的成就”，尤其晚清外国治水方法的引进，“为加速我国治河技术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43]这些研究中所谈的治河技术与治河实践尽管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制度的范畴，但亦密切相关，对本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综合性研究

随着研究的日益推进，若干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对清代治河问题给予了关注，对相关管理制度有所涉及。王英华的博士学位论文《清前中期（1644—1855年）治河活动研究：清口一带黄淮运的治理》结合清前中期的时代背景，对中央政府在清口一带开展的治河活动进行了分析探讨，并指出政府的治河实践颇具成效，但由于黄河本身所具有“善淤、善决、善徙”的特性，“清朝政府的努力终没能扭转黄河因淤垫而改道的趋势”。在该文最后部分，她还对治河活动的相关因素如河臣、河工经费、物料、考成等制度进行了简要梳理与分析，涉及了制度的一些方面[44]。李德楠的博士学位论文《工程、环境、社会：明清黄运地区的河工及其影响研究》，专章讨论了明清时期黄河工程建设中的关键性因素——料物、夫役等问题，除着力探讨这些问题对黄运地区造成的深刻影响之外，还从制度层面进行了一定的分析[45]。此外，郑林华的《雍正朝河政研究》[46]与苪锐的《晚清河政研究（公元1840年—1911年）》[47]为为数不多的围绕清代治河问题选题的硕士学位论文，亦均对黄河管理制度有所涉及。

（三）专题性研究

1.河督问题研究

在河务这一场域，河督由清廷直接任命，在某些情况下甚至由皇帝亲自简拔，因此，对其进行选拔与任命的标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清廷的执政原则，治河实践还能够映衬清廷的施政能力。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学术界对河督问题给予了较多关注。关文发对河督沿革、河督选任、设置河督的初衷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述[48]。丁建军撰文对顺康时期河道总督以及治河组织的演变过程给予了探讨，并指出这一演变过程与河工制度的演进密切相关：以康熙朝靳辅治河为分水岭，河道总督的职能重心发生了较大变化，即由总理全河到偏重于江南河工，这最终导致了顺康以后设置副总河，乃至若干个河道总督同时并设、分段治理河工的局面[49]。金诗灿的专著《清代的河官与河政研究》以河督为核心，对河官这一群体进行了总体考察，包括河官的选拔、任命、考成、河官与相关官员的关系，并以河官为主线梳理了清代河政的兴衰轨迹，与黄河管理制度有所关涉[50]。此外，则是一些个案研究。比如：靳辅与栗毓美[51]在前中期诸多河督中任期较长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治河成效，学术界对二人的治河思想与治河实践关注相对较多。就笔者目力所及，仅关于靳辅治河的文章就有十余篇[52]，其中，侯仁之的《靳辅治河始末》一文颇具代表性。该文洋洋四万余字，对靳辅治河的曲折经历及其治河思想与实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与分析[53]。其他相关成果则无论写作思路还是使用材料均大同小异，故这些研究除了“在数量上值得一提”[54]外，鲜有学术评论的价值，在此不一一列举。

2.治河实践研究

治河实践是黄河管理制度以及统治者施政能力的现实表达，有学者通过研究某一时段的治河活动来透视当时的河政状况。

对于康、雍、乾时期的治河实践，研究者多持肯定态度。张家驹认为：康熙为了保护漕运、减轻关内人民的抗清斗争而决定治河，且颇有成效[55]。李鸿彬从康熙时期的河患说起，以具体的治河工程为例论证了康熙帝的治河功绩[56]。刘德仁则从治河缘起、治河规划与治河实践几个方面对康熙的治河成绩给予了较高评价[57]。商鸿逵[58]与徐凯等人[59]分别对康熙、乾隆南巡时的治河活动进行了研究，并指出这对清前期的社会发展影响颇大。孙琰认为，康熙初年对河防问题的高度重视，标志着以军事为重心向以经济为重心的治国方略的转变，且这直接促成了靳辅治河的出现[60]。

嘉、道年间，河务这一场域问题重重，学者多借此管窥这一时期清朝统治的整体衰落。比如，王振忠指出，这一时期河政弊端日益暴露且积重难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朝日薄西山的历史进程[61]；郑师渠通过对道光朝河政的分析认为，该时期河政的颓坏，既是清朝统治衰朽的必然结果，同时又反过来加速了这种衰朽[62]。

至于晚清时期，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铜瓦厢改道后的黄河治理问题上，成果虽然不多，却有争论。夏明方结合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对清政府的治河活动进行了研究，并指出晚清虽然引进了西方先进科技，但由于陈旧落伍的腐败气息、封建社会内部传统惰性势力的顽固抵制，河工方面仅仅是枝枝节节的局部改良，因此，晚清“治黄只是一种臆语”，没有多少实效[63]。刘仰东也曾提及这一问题，但因文章的旨趣所在，仅是点到为止[64]。唐博撰文探讨了改道后一个较短时间内清政府的治河活动，认为清政府在改道之初采取“暂行缓堵”决口的措施是迫于形势作出的，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决定”，更不是“将政府御灾捍患的责任完全推卸到普通民众身上”。[65]在铜瓦厢改道后的数次决口中，郑州决口规模较大，又因发生于新旧河道之争的关键时期，事关重大，一时牵动朝野，引起了广泛关注，两篇相关论文分别就堵口工程、灾后义赈问题进行了探讨。申学锋指出，郑工是历史上“相对成功的个案”，政府的财政投资是重要的物质保障，政府的运作效能与西方技术的引进亦是重要因素[66]。朱浒则从灾害史的角度出发，对灾后以江南绅商为主体的民间力量所自发组织动员的义赈活动进行了研究，并认为，这“是整个晚清义赈机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其实践逻辑甚至还可以帮助我们推进此前关于地方史研究取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反思”[67]。

3.新旧河道之争研究

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兰仪铜瓦厢决口，并自此放弃江苏河道而夺山东大清河入海。改道后，清廷内部围绕新旧河道问题展开了长达三十多年的争论。对于这一争论，学界关注较多。韩仲文结合晚清时期的时代背景，以叙为主，对这场争论的基本史实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与分析[68]。水利史学者颜元亮亦撰文，对争论中的两派意见进行了概略性的分析介绍[69]。至于争论长期悬而未决的原因，王林从王朝命运的高度进行探讨认为：国运决定河运，河运是国运的反映[70]。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赵世暹、宋秀元、刘凤云以及庄宏忠、潘威等人的成果。赵世暹利用国家图书馆所藏的《特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中《黄河图》的说明文字，证实了顺治初年黄河归复故道并非天工而是人力所为[71]。宋秀元则使用顺治初年堵筑黄河决口的档案有力地论证了黄河归复故道是政府治理黄河、修复决口的结果[72]。二人的研究不仅对顺治初年的河政给予了肯定，而且匡正了《河南通志》《清史稿》及岑仲勉的《黄河变迁史》中“顺治元年夏，黄河自复故道”的说法。刘凤云的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了18世纪两江总督在河务问题上的角色变化，“进入18世纪，随着人口压力所形成的社会整体对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政府对关乎国计民生的事务更加重视。两江总督由临时性的介入河务，到通过官僚制度的规定将责权确定下来，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实现了自身价值的提高，即向技术官僚的转变”[73]。庄宏忠、潘威二人考察了清代志桩的设立情况，并通过梳理陕州万锦滩志桩的设立过程、制度规定，以及相关河印官员在“水报”中的配置与作用，对清代志桩“水报”制度的运作过程进行了探讨[74]。

就笔者目力所及，国外学界就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成果仅有胡昌度的论文《清代的黄河管理》[75]。该文主要对清前中期黄河管理制度的创制与发展情况进行了简要梳理，对晚清这套制度随着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动而发生的解体过程鲜少涉及，并且该文并非基于制度史视角的研究，亦带有明显的阶级立场，或许由于时代的缘故，使用的资料颇为有限，对一些问题的分析与认识有待深入。此外，兰道尔·道金的《降服巨龙：中华帝国晚期的儒学专家与黄河》[76]与安东尼·芬纳尼的《官僚政治与责任：对清代河工的再评价》[77]等成果也与本书密切相关。

整体而言，上述成果多为相关研究，涉及了这套制度的一些方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也为本书进一步深入拓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尚需对该制度进行点、线、面相结合的立体学术考察，以呈现这套制度的概貌；第二，宜在广泛挖掘史料梳理史实的基础上，反思与推进相关探讨。比如，按照传统观点，清代治河的目的在于保障漕运，事实上，无论清前期还是清中期，漕运仅为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欲与以往观点进行有力度的对话，不仅需要丰富的史料支撑，还需多方探讨进行合理的推论。就河督问题而言，尽管已经有相关专题研究，但主要进行史实构建，未将这一群体置于当时鲜活的政治场景中考察其人际关系与官际关系。此外，河工律例与实践表达之间的关系，以及这套制度在晚清急剧动荡的政治局势中所经历的复杂曲折的生命历程等问题亦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基于现有成果状况，本书将在尽可能地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呈现清代黄河管理制度之概貌，考察其形成与演变机理，探析这一制度本身所蕴含的权利关系，并着力探究制度形成与演进背后的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