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石刻文献的史料价值，久为学术界重视，有关著述不计其数，硕果累累，解决的学术问题也可以说不胜枚举。山东的石刻资料较之其他省份，尤称丰富，清代阮元任山东学政，撰修了一部名著《山左金石志》，其中真知灼见甚多，可以作为认识山东石刻文献的读本。我在一次奉命讲授山东先贤与齐鲁文化的专题课时，发现山东嘉祥的东汉武氏祠画像石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当时请研究生王菲同学帮助查考闵子骞资料。孔子弟子二十四孝之一闵子骞（姓闵，名损，字子骞）是广为人知的，然而他的孝敬父母的事迹却不见于先秦两汉的典籍。《论语》只说：“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抄写了这句话，也没有提供有关的事迹。而在东汉武梁祠画像石上却有一副画：闵子骞从车上掉下来，他父亲在车上伸手拉他，车上还坐着他的同父异母弟，上面刻着文字说明：“闵子骞与后母居，爱有偏移，子骞衣寒，御车失槌。”有关的文字记载则迟至唐代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二十中才有引刘向《说苑》的一段：“闵子骞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复有二子。子骞为其父御车，失辔。父持其手，衣甚单。父则归呼其后母儿，持其手，衣甚厚温。即谓其妇曰：‘吾所以娶汝，乃为吾子。今汝欺我，去即无留。’子骞前曰：‘母在一子单，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闵子骞，一言其母还，再言三子温。”欧阳询引用的西汉刘向的《说苑》，这段话不见于传世的《说苑》，清代卢文弨等学者认为是《说苑》的逸文。从这段文字与武梁祠汉画像石比较吻合看，卢文弨的说法大体可信。但是从文献载体看，《艺文类聚》毕竟是唐代的，而武梁祠汉画像石刻都是东汉的，其原始性当然是无与伦比的。《艺文类聚》引刘向《说苑》记载的是闵子骞有一位亲生的弟弟，又有二位同父异母的弟弟，也就是共有兄弟四人。到了五代时期李瀚的《蒙求集注》，就变成了兄弟共三人，闵子骞没有了亲生的弟弟，只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母在一子单，母去四子寒”已改成了“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个中原因，恐怕是作为榜样的闵子骞不应有被人疑惑的地方，比方说亲生的兄弟既然有两个，后母为什么单单对闵子骞不好呢？是不是闵子骞有什么缺点？所以干脆不说还有一个亲生的兄弟。《蒙求》中还增加了“所生子以棉絮衣之，损以芦花絮”的细节。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引《孝子传》更在“衣以芦花”之外增加了“父怒笞之”的细节。这就为后来“鞭打芦花”的完整故事逐步铺平了道路。闵子骞的故事演变带有一定的典型性，而就其源头来说，仍以东汉武梁祠画像石为最早。

清代阮元对山东石刻研究很深，他发现高密的金代承安五年重刻唐代武则天时期史承节撰《后汉大司农郑公碑》与通行的范晔《后汉书·郑玄传》有文字出入。《后汉书·郑玄传》载郑玄病重时《戒子益恩书》云：“吾家旧贫，不为父母群弟所容，去斯役之吏，游学周秦之都。” 《郑公碑》则无“不”字。阮元认为《后汉书》的“不”字是误增的，不应有。他说：“‘为父母群弟所容’者，言徒学不能为吏以益生产，为父母群弟所含容，始得去斯役之吏，游学周秦。”（阮元《小沧浪笔谈》，又《揅经室一集》卷七《金承安重刻唐万岁通天史承节撰 〈后汉大司农郑公碑〉 跋》）阮元的这一发现引起了清代学者的兴趣，陈鱣发现黄丕烈藏元刻本《后汉书》其实没有“不”字，“不”字是在传刻过程中由无知者妄加的。这个用石刻校勘古书的例子广为学术界称道，我在念研究生时，王绍曾师讲校勘学就举过这个例子，所以记忆很深。

孟凡港同志2014年4月经刘心明教授之介从我做博士后，当时他作为曲阜师大教师，正从事“《山左金石志》校正”工作，所以博士后出站报告的题目定为“石刻中的山东古代社会”，这个题目也是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2017年6月凡港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圆满通过出站报告，正式出站。其后又经过修订，这部专著《石刻中的山东古代社会》得以出版。凡港的这部专著建立在长期的扎实的一手材料之上，他对山东各地的石刻文献做过大量实地考察，同时还到其他省份以及日本的多家单位进行访求，把这些石刻材料与历史记录作互证的研究，其间订正旧说之误、补充史载之缺，得出了许多新的结论。这部著作的出版，对山东古代社会研究以及石刻文献研究，都是可喜的贡献。凡港嘱为序言，因不辞浅陋写下这段不成熟的文字，还请读者诸君批评教正。

2019年元月6日夜，滕州杜泽逊于山东大学校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