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其顿的兴起

悄然兴起的边陲之邦

马其顿（Macedonia）兴起于希腊北部，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眼中，是个默默无闻、无足轻重的边陲之邦。甚至他们的希腊族性也受到中南部希腊人的怀疑。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Ⅰ，公元前498—前454年）曾欲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Olympian games），开始时主办者因其不是希腊人予以拒绝。只是亚历山大一世想方设法证明他们的祖先源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尔戈斯（Argos）后，才被认可，且在赛跑中获胜，取得并列第一名。[1]希波战争前，马其顿就屈服于波斯，战争中一度与波斯（Persia）合作。国王阿门塔斯一世（Amyntas Ⅰ，约公元前547—前498/7年）曾向波斯人（Persians）贡献水和土，成为波斯的藩属，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Xerxes Ⅰ，公元前486—前465年）入侵希腊的大军中有马其顿人参加。[2]但时任马其顿国王的亚历山大一世也给希腊人通风报信，或替波斯人传话。普拉提亚（Plataea）战役前夕，他曾给雅典人暗中传送情报，表示他非常关心他的远祖希腊人的命运。[3]但总的看来，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马其顿似乎对南部希腊城邦的争斗并不感兴趣，南部城邦对它也不屑一顾，然而，正是在这种貌似超脱、实则冷落的环境中，马其顿悄悄地发展起来了。

马其顿由上、下马其顿两部分组成。西邻色雷斯（Thrace），北面的伊利里亚（Illyria）、西南的伊庇鲁斯（Epirus）与帖撒利（Thessaly），均为与它相差无几的社会发展滞后地区。上马其顿是高原地带，山脉纵横，交通不便，仅有几个关隘与外界相通，其中最有名的是位于奥林帕斯（Olympus）山脉与奥萨（Ossa）山脉之间的腾皮（Tempe）峡谷，由此峡谷沿柏泥阿斯河（Peneus）行进，可达中部希腊。下马其顿三面环山，南濒爱琴海（Aegean Sea），中间是一广阔平原，阿克西乌斯河（Axius）、吕底阿斯河（Lydias）和哈利阿克蒙河（Haliacmon）流经其间，注入塞尔迈湾（the Thermaic Gulf）。这里土地肥沃，适于农业，是马其顿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亚历山大帝国的发祥之地。

马其顿的民族成分比较复杂，起源多样。在青铜时代结束时，希腊部落的一些残余留在了马其顿。可能在公元前7世纪，这些残余中的一支——马其顿人占领了埃盖（Aegae），扩张到下马其顿的沿海平原，形成了马其顿国家。他们就是古典时代马其顿人的祖先。他们崇拜希腊的神，特别崇拜宙斯（Zeus）和赫拉克勒斯（Heracles）。其他的希腊人部落则在上马其顿与伊利里亚人（Illyrians）、派奥尼亚（Paeonia）人、色雷斯人相混合。从整体上看，马其顿人不是纯粹的希腊人，但与希腊人有渊源关系。

马其顿在文明的发展道路上，比南部的希腊人大大迟了一步。在希腊城邦进入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公元前5世纪时，马其顿王国虽已建立，上、下马其顿也在国王亚历山大一世时得到统一，但其社会制度仍保持着荷马时代的痕迹。国王有一定的特权，他的名字在外交文件中代表国家。他是全国土地的主人，战争中的最高统帅。他同时又是祭司、法官和司库。但他的统治是受限制的、松散的。国王辖下的各部落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它们有自己的王室和部落王，战时作为国王名义上的藩属出兵打仗。王位世袭，但须经过人民的选举批准。人民还有权废黜国王，国王若涉及叛国案，要由人民审判。这时的人民实则上马即兵、下马即农或牧的战士和贵族。国王在部落贵族中选择他的“战友”。战友要完全忠于国王，平时参与宫廷事务，战时随国王出征，从这些战友中，国王选拔组成了他的“议事会”。

公元前5世纪的马其顿已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开始与希腊城邦发生接触。国王阿刻劳斯一世（Archelaus Ⅰ，公元前413—前399年）在位时，将首都从内陆山区的埃盖城迁到了近海的培拉（Pella）城。[4]此举有利于与沿海希腊城邦的接触，吸收其先进文化。他出面举办希腊式的体育竞技会，聘请希腊的军官训练军队、希腊的工程师修筑道路与城堡。他附庸风雅，对希腊的文学艺术尤为推崇，邀请许多著名的艺术家、诗人到他的宫廷做客。雅典悲剧家幼里披底斯（Euripides，公元前480—前406年）还写了一部悲剧《阿刻劳斯》（Archelaus，公元前410年）献给这位国王。尽管马其顿在阿刻劳斯时逐渐强大，但这时它仍是与希腊城邦和平共处的邻居，而非虎视眈眈的强敌。

腓力二世的改革与扩张

进入公元前4世纪以后，马其顿一跃而起成为希腊城邦不得不回首北望、刮目相看的威胁力量。马其顿以前的兵种主要是重装骑兵。可能在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Ⅱ，公元前370—前368年）时，组建了正规的重装步兵，称为“步兵王友”，其荣誉地位仅次于以骑兵为主体的“王之战友”。军事力量的增强自然助长了马其顿对外扩张的欲望。马其顿的社会面貌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君主制统治得到加强，不少村庄变成了城镇，培拉成了马其顿最大的城市。

然而，马其顿的真正强大是在腓力二世（Philip Ⅱ，公元前359—前336年）在位之时。公元前359年初夏，马其顿人选举前国王的幼子为王，腓力以新王叔父的身份任摄政，那时他才22岁。腓力早年曾在底比斯（Thebes）为人质，与底比斯名将伊帕米浓达（Epaminondas）和伯罗庇达斯（Pelopidas）结识为友，他耳濡目染，细心研习了当代的外交方式与战争方法。这次经历大大有助于他以后对希腊城邦的控制。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其时，马其顿的一些地方丧失，一些属地独立，腓力的另外三个同父异母兄弟伺机争夺王位。腓力先内后外，很快稳定了局势。他声威并起，大权在握。可能就在这时，马其顿人废掉了幼王，推举腓力正式为王，即腓力二世。

腓力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使马其顿的国势蒸蒸日上。腓力首先加强了王权。他通过征服、联姻、挑选战友、分封等手段，把各部落的王公贵族控制在他的周围，削弱了他们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对于边远之地，吞并的机会还不成熟，他让当地维持旧制。他把征服来的土地并入马其顿，创造了新的马其顿公民，给他们每人一份家业。他的国家是民族领土国家，公民权开放，份地有时给当地人，有时给希腊人，只要他们愿意做他的顺民。他借助传统抬高了自己的地位，腓力自称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的后裔，把其头像打压在他最早的钱币上，把他建的城市命名为赫拉克里亚（Heraclea）。既然赫拉克勒斯是宙斯之子，腓力也拜宙斯为祖，为奥林匹亚（Olympia）的宙斯大庙慷慨献金。

军队是腓力征服与统治的最重要工具，为了提高军队的机动能力与战斗技术，他在部落兵制的基础上，创建了国王直接指挥的常备军，这支军队既有以贵族组成的重装骑兵，也有从富裕农民中招募的重装步兵，还有一些雇佣军。腓力吸收底比斯军队编制的特点，组成了更为密集、纵深的马其顿方阵。方阵的中央是多达16—20排的重装步兵，他们使用加长的矛，进攻时矛头前指，以排山倒海之势压来。方阵两翼是轻装步兵和骑兵，起掩杀作用。他还给军队配备了攻城机，并建立了强大的舰队。总之，腓力的军事改革使马其顿现有各兵种能发挥各自的优势，很好地协同作战，腓力平定希腊、亚历山大远征东方，主要依靠的就是这支军队。

经济是立国的基础，腓力绝不甘心被排除于海上贸易之外。为此，他建立新城市，打开出海口，开采潘革翁（Pangaeum）金矿和银矿（每年产1000塔兰特）。尤为重要的是进行了币制改革。他放弃了以前的波斯币制，银币采取色雷斯制，金币采取阿提卡制（Attica standard）。这样，马其顿就可在色雷斯和雅典（Athens）货币流通的范围内自由贸易，特别是能同南部近邻希腊人的卡尔西狄斯同盟（Chalcidian League）贸易。腓力的钱币很快就广泛流通起来。

改革使马其顿成为巴尔干半岛的军事强国。公元前358年夏，腓力率军侵入北方的派奥尼亚，使其屈顺于他的权威之下。北方既定，他转向西方的伊利里亚。腓力用从底比斯学来的斜形进攻战术，将伊利里亚人打得大败，7000多人丧生战场，国王巴底利斯（Bardylis）被迫割地求和。不久还将公主嫁给腓力，这显然是表示忠顺与友好的政治联姻。伊利里亚的战败缓解了邻邦伊庇鲁斯的压力。伊庇鲁斯的摩洛斯王室（the Molossian royal house）对腓力感恩不尽，也将其公主嫁给腓力，她就是成为腓力王后的奥林匹娅斯（Olympias，约公元前375—前316年），即将震撼世界的亚历山大的母亲。东边的色雷斯早已臣服，北方与西方已无后顾之忧。但腓力并不满足于在巴尔干（Balkan）内陆称霸，在王权强化、国土扩大、实力增强，既无内乱又无外患的有利形势下，南部内争犹酣的希腊城邦就成了他下一步征服的目标。

希腊城邦的对立反应

马其顿的崛起，早就引起了希腊城邦有识之士的注意。腓力为打开出海口，夺取沿海一带，也早已与希腊城邦发生了冲突，卡尔西狄斯同盟首当其冲。而对咄咄逼人的腓力，希腊城邦内部，特别是雅典，出现了态度截然不同的两派：亲马其顿派和反马其顿派。

反马其顿派的中坚力量是工商业阶层。他们的首领德谟斯提尼（Demosthenes，公元前384—前322年）就是一个武器经营者，工商业主，与爱琴海北部、黑海地区有着传统的贸易关系。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利益范围被马其顿人抢走。大部分的一般公民也追随反马其顿派，他们既为城邦的现状担忧，又不愿意接受马其顿君主的控制，他们更多地希望恢复城邦过去的辉煌，保存雅典的民主宪法。德谟斯提尼充分发挥了他的雄辩天才，发表了一连串激动人心的演讲，他号召雅典的公民们振作精神，团结起来，不仅为自己而战，而且要像在希波战争中那样，为希腊的自由而战。[5]他借一位知情人之口，对腓力进行了无情的攻击，说他荒淫放荡、沉湎于酒色歌舞、好大喜功，他的宫廷充斥着强盗和马屁精，这些人也都是些酒色之徒。[6]德谟斯提尼一针见血地指出，腓力的最终目的是劫掠希腊、控制希腊。他向雅典人呼吁，一艘船无论大小，当它还是安全的时候，不论是水手还是舵手，还是其他任何人，都要积极行动起来，关注它的安危，否则，等到船只被大海倾覆，再有热情也无济于事了。[7]

尽管德谟斯提尼慷慨陈词，富有号召力，但这样的呼吁在亲马其顿派看来，只不过是白费力气的空洞叫喊。“如果你自己不能持有武器，那末，就应该与持有武器的人为友”[8]。雅典的亲马其顿派对此深有同感。他们主要由奴隶主上层组成。城邦内部奴隶的反抗，贫民的抗争，都危及他们的利益。他们对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忧心忡忡，但自己又无力改变现状。于是，就把寻求希望的目光转向了希腊城邦之外。马其顿在腓力二世之下的兴盛，使他们看到了强人统治的优越，波斯的富庶与腐朽又使他们找到了转移矛盾与掠夺财富的对象。亲马其顿派的基本主张就是让腓力二世领导希腊，进攻波斯。这一派的首领、雄辩术教师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约公元前436—前338年）请求腓力“不仅要捍卫希腊内部的和谐统一大业，而且要领导一场征服波斯人的战争”。要把战争带给亚洲，把波斯人的利益、土地、人民夺为己有。征服波斯的目的显然不是去报什么希波战争之仇，而是要解决现存的城邦危机，掠夺东方的财富。[9]伊索克拉底还对腓力未来的征服献计献策，“如果你实在不能征服整个波斯帝国，那至少应该尽可能多地吞并它的土地，从它的手中夺取一部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从西里西亚（Cilicia）到西诺普（Sinope）的亚洲之地’；如果你在这个地区建立城市，为那些衣食无着、四处流荡、为非作歹，危害无辜的游民提供永久的住所；我们可以想到，如果你确实做了这些事情，世人会怎么对你刮目相看，赞誉有加。”[10]伊索克拉底企图借腓力领导的东方掠夺来解脱城邦内部的危机，其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帝国大厦建立之日也就是城邦沦为城市之时。反马其顿派企图通过希腊内部的团结来遏制马其顿扩张的步伐，也是不切合实际的空想。当年万众一心，抵抗波斯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且马其顿毕竟不是波斯，它对南部希腊的强兵压境很难说是异族征服的来临。

主要立场上的分歧，使反马其顿派与亲马其顿派的斗争逐步升级。可能在腓力未公开敌意的约公元前350年，德谟斯提尼就发表了“反腓力”的演讲，他要求雅典先发制人，进攻腓力。[11]公元前349年，奥林图斯（Olynthus）城亲马其顿派占了上风，卡尔西狄斯同盟受到腓力威胁。德谟斯提尼连续三次就此事发表讲演，催促雅典马上派兵救援，他的主张遭到亲马其顿派的反对。雅典失去了卡尔西狄斯同盟、优卑亚（Euboea）之后，无力再战，与腓力议和。和约签订后，曾为议和代表团成员的德谟斯提尼却对主持签约的埃斯奇尼斯提出控告。他在审判会上歪曲事实，频频攻击，审判员甚至不得不打断了他的讲话。埃斯奇尼斯仅以三十票之差逃过了死刑。公元前344年秋，腓力臣服帖撒利。德谟斯提尼认为帖撒利人被腓力背信弃义地奴役了，而伊索克拉底则对腓力大唱赞歌，认为是正义施善之举。[12]

公元前341年，腓力提出愿意就与雅典在色雷斯、赫勒斯滂海峡地区的纠纷接受仲裁。德谟斯提尼发表措辞强烈的演讲，把腓力贬为一个无恶不作的“无赖、恶棍”[13]，将雅典与马其顿之争视为一场关乎雅典，乃至全希腊城邦的民主和自由的“生死斗争”，是一场反侵略战争，鼓动人民向腓力开战，并要求民众在消除外患前，先清除内奸，用棍棒打死他们。[14]两派的斗争达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然而，不管他们是怎么吵闹，腓力的马其顿最终还是要控制希腊的。

马其顿控制希腊

爆发于公元前355年的“神圣战争”（Sacred War）给腓力插手希腊城邦事务以天赐良机。这场战争是因争夺对德尔斐（Delphi）大庙的控制权而引起的。底比斯早在称霸中部希腊时，就从佛西斯人（Phocians）手中夺取了这种控制权。佛西斯人不堪忍受底比斯的高压讹诈政策，就在菲罗麦鲁斯（Philomelus）、奥诺马科斯（Onomarchus）的先后领导下，占取德尔斐大庙的金库，并利用这些钱招募了一支庞大的雇佣军，带头与底比斯人为敌，并袭击保卫大庙的邻近城邦。夺取金库的做法使佛西斯人陷于孤立，以底比斯为首的希腊中部城邦组织同盟与其为敌，马其顿也以他正染指的帖撒利受到侵犯为由跻身其列。腓力把佛西斯人赶出帖撒利后，就把注意力转向了卡尔西狄斯半岛（Chalcidic Peninsula）。公元前348年，阻碍腓力南下的希腊城邦奥林图斯城被毁，半岛上的其他希腊城邦被迫拆掉城防工事。爱琴海北部一带完全陷入马其顿的统治之下。公元前346年，“神圣战争”在腓力的干预之下以佛西斯人的失败而告终。它被开除出德尔斐的安菲克替翁同盟（Amphictyonic League，或译“近邻同盟”）。它在同盟议会上的两票转给了腓力，腓力控制了同盟议会，当选为即将到来的皮提亚大节（Pythian festival）的主席。腓力的两脚已深深地插入了中部希腊。

腓力的南进使反马其顿力量最大的雅典极为不安。它虽与马其顿在公元前346年结盟缔约，但双方显然都没有守约的诚意。“神圣战争”结束后，腓力从色雷斯（Thrace）地区夺取了一些城镇，引起雅典不满。雅典的反马其顿派占了上风，急匆匆派出使团到各地游说，以组织反马其顿同盟。在帖撒利他们失望了，在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他们成功了。科林斯（Corinth）以及它的殖民地、阿卡亚同盟（Achaean League）、美塞尼亚（Messenia）都与雅典结盟。科法伦尼亚（Cephallenia）、阿尔戈斯和阿卡狄亚（Arcadia）的大部分地区都与雅典修好。雅典凭借同盟力量壮胆，公元前342年，纵容它的雇佣军进攻腓力的盟国卡尔狄亚（Cardia）。腓力提出仲裁，被雅典拒绝。公元前340年，以雅典为首的反马其顿同盟开会，原则上同意提供兵力和金钱与腓力作战。同盟甚至接受了波斯的金钱支援。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约公元前339年末，腓力借口驻防军被底比斯人赶走，再次进入中部希腊，到达埃拉提亚（Elatea）。此地离雅典仅两天路程，形势紧急，雅典只得与底比斯结盟。公元前338年8月2日，以雅典和底比斯人为主力的希腊联军在彼奥提亚（Boeotia）的喀罗尼亚（Chaeronea）与马其顿军队决战。双方投入兵力大致相等，总共约7万人参加了厮杀，腓力之子、亚历山大亲率马其顿骑兵冲锋陷阵，结果联军大败。这是一次决定希腊城邦命运的战役。从此后，希腊城邦实际上失去了政治的独立，反马其顿派彻底失败了，后来腓力遇刺、亚历山大病死都曾使他们高兴一时，但终究掀不起什么轩然大波了。

腓力开始尽情地享受胜利的成果。公元前337年春，腓力在科林斯城召开全希腊会议，成立了“希腊同盟”[又称“科林斯同盟”（Corinthian League）]。奥林帕斯山以南的所有城邦（斯巴达除外）和许多岛国都成了联盟的成员。各成员国承担如下义务：保持和平；尊重各邦现存宪法；禁止死刑、土地财产再分配以及一切与当前法律相抵触的行为；镇压抢劫者与海盗。联盟的常务机构是“希腊人议事会”。议员数目根据军事力量的比例决定并选出，议事会通过的决议对所有成员国都有约束力。议事会在希腊的德尔斐（Delphi）、奥林匹亚、尼米亚（Nemea）、地峡（Isthmia）四个宗教中心开会。每次会议的五个主席通过抽签从议员中选出。在联盟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上，联盟与马其顿（“腓力与他的后代”）签订了永久性攻守同盟条约，然后共同向波斯宣战，报复薛西斯对希腊神庙的亵渎。大会一致选举腓力为同盟的最高领袖，全权统率军队，对波斯作战。

宣战后，腓力立即开始召集各邦军队。公元前336年春，至少有一万人的先头部队受腓力派遣，渡过了赫勒斯滂（Hellespont，今达达尼尔，Dardanelles）海峡，大军将在秋天随腓力出发。一场震动欧亚非大陆的战争帷幕拉开了，希腊—马其顿联军的统帅腓力在紧锣密鼓中正踌躇满志地准备登台，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谁也没有料到这位不可一世的人物会在女儿的婚礼上突然遇刺身亡。

腓力突然倒下了，但他的霸业后继有人，他的王国依然存在。在他的统治下，马其顿成了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过去被南部希腊人视为蛮夷的马其顿现在成了全希腊的统治者、领导者，这种令世人瞩目的巨大变化，固然与腓力的个人军事才能、政治谋略分不开，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利的历史机遇。希腊城邦的衰落标志着城邦制度走入了死胡同。马其顿的兴起使一部分失望迷惘的希腊奴隶主看到了希望。在缺乏爱国热情的公民兵与为钱而来的雇佣兵面前，由得到份地的农牧民组织起来的马其顿常备兵显示了不可战胜的威力。希腊城邦受制于马其顿的轭下，是历史的必然。

希腊城邦的失败，并不等于希腊历史的结束，希腊城邦制度的衰落，并不等于希腊文明的衰落。以腓力的接班人亚历山大为起点，古希腊的历史进入了走向世界的新时期，希腊文明跨入了与东方文明大交流、大汇合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