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何理解“四面出击”的伊格尔顿

2015年1月8日，《泰晤士高等教育》刊出一篇题为《局外人》（The Outsider）的采访[10]，该文提出，伊格尔顿年轻时是一位庄重、高傲、冷酷的知识分子，可自打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竟将“浅薄”（low-minded）的拿腔捏调、讽刺挖苦、插科打诨奉献给世人。

伊格尔顿的冷嘲热讽确实有些刻薄，比如，他说斯坦利·费什是一位“厚脸皮的唯心主义哲学家”[11];“没有上帝，理查德·道金斯就失业了”[12]；理查德·罗蒂和斯坦利·费什等人的反理论观点，在伊格尔顿看来则是“中世纪唯信论这种异端邪说的最新形式”[13]；他还对大洋彼岸的知识界颇有微词：“美国脑力衰退的次要症状之一便是，斯坦利·费什被当成一个左派”[14]。

这位毕业于剑桥又曾执教于牛津的沃顿英文与文论讲席教授，怎会如此热衷于唇枪舌剑？

为了把握新世纪伊格尔顿文论的基本脉络，我们需要采用某种本质主义的视角去研究这些问题，从“流动的”现象下面寻找“不变的”本质是本研究的宗旨，否则，凭着某种后现代主义“怎么都行”的思路，将这些表象理解为“随口说说”“口无遮拦”，用“任其自然”“一笑了之”的态度去把握伊格尔顿的学术思想必定会被这些洋洋洒洒的“奇谈怪论”牵着鼻子到处跑，更将陷入一片混沌。

所以，斯坦利·费什被称为“厚脸皮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句气话，相反，它大有深意可挖；一贯反宗教的生物学家道金斯眼中的“上帝”和伊格尔顿理解的“上帝”之间有怎样的区别与联系，同样值得深思；反理论者的信条为什么被伊格尔顿称为“唯信论”，费什在伊格尔顿眼中为何算不上左派，这些问题同样值得继续讨论——而如何理解并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只有站在某种“本质主义”的立场上方可厘清此中纷繁复杂的思想脉络。

这仅仅是困惑之一，它要求我们务必找到一个有效的支点或者杠杆。

困惑之二：自21世纪《理论之后》发表以来，伊格尔顿忽而关注文化理论、批判后现代主义，忽而讨论神学、邪恶问题、恐怖主义，忽而又研究英国小说、诗歌理论、伦理学，偶尔还写自传、出书评……他以几乎每年出版一两本的速度，从这个领域跳到那个领域，人们不由得认为他的理论转向仍在继续着[15]。

难道在这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真的发生了什么“变化”甚至“转向”？

显然，从我们非常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伊格尔顿是一位研究文化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重量级学者，可他经常“跑题”，竟然去关注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神学、原教旨主义间的联系，2009年伊格尔顿在《理性、信念与革命（对上帝之争的反思）》一书中讨论了神学与科学之间的渊源；在《论邪恶》一书中，他又讨论了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由来。有人于是提出，伊格尔顿发生了“神学转向”[16]，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伊格尔顿跑进基督教神学的领地去做什么？

从我们更为熟悉的文论视角出发，伊格尔顿是一位出色理论阐释者，30多年前的《文学理论导论》居然很“畅销”,21世纪初那本影响深远的《理论之后》则在后四章大谈特谈道德、基础、真理、本质、死亡、邪恶、非存在，以至于人们认为现如今的伊格尔顿已经偏离了文学主题[17]，可话音未落，几年之后《英国小说：导论》（2005）、《如何读诗》（2007）又出版了，难道我们因此便下结论说，伊格尔顿“回归文学”了？

2012年，伊格尔顿又出版了一部艰深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学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但本书讨论了大量哲学、伦理学甚至神学话题，第一章标题即为《实在论与唯名论》，伊格尔顿从经院哲学当中常见的“共相”与“殊相”入手讨论了哲学、语言学、文学和理论当中的普遍性与个别性问题；他还提到托马斯·阿奎那对于世界本原的看法，提到了唯名论者对于上帝如何存在的种种观点；而在第三章“什么是文学（2）”中，伊格尔顿又比较了康德义务论伦理学和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之间的差异，并以此为基点讨论了文学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不解之处在于：他为什么要隔三岔五地讨论哲学、形而上学甚至伦理学问题呢？在《文学事件》一书中，伊格尔顿为何打算“通过伦理学的途径去探讨本质主义话题”[18]呢？他所说的“伦理学途径”究竟又指向哪一条途径呢？

而在美学领域，伊格尔顿对美学史的理解可谓别出心裁，他发现了现代社会当中艺术审美与伦理（道德）、政治之间的隐秘连接，尤其在《美学意识形态》一书中，他敏锐地看出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康德美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可是在这本书结尾部分，他又清楚明白地提到了亚里士多德所处的那个“认识、伦理—政治和利比多—审美三个重要领域紧密结合”的时代[19]，伊格尔顿此举有何用意？他为何如此反感伦理（道德）与政治各行其是的“现代伦理思想”[20]？他为什么在《美学意识形态》与《理论之后》当中，对现代性的“超越”“无限性”“自由意志”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态度？

在2009年的《陌生人困境》（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一书中，伊格尔顿明确把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21]和康德的伦理学[22]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他还将“摹仿”（Mimesis）视为亚里士多德和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美学之间的关键联结点；在《批评家的任务》一书中，他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康德一脉相承至今的伦理意识形态，可以用糟糕透顶来形容，它是相当反政治的，……由于康德的那一脉危害极大的世系，从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到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的另一脉系举步维艰。”[23]伊格尔顿为什么要激烈反对康德的伦理学体系？他为什么又对亚里士多德情有独钟？而这些伦理学思考又和文学研究有何关联？

总体来看，这些问题在令我们绞尽脑汁的同时，似乎又透露出几束指向远方的微弱亮光。

首先，伊格尔顿没有远离文学，但也没有就文学谈文学，他认为文学理论和哲学、神学一样，只是提供了某种“别样的理性思考的机会”，文学承担了“被其他学科放弃了的、知识分子的任务”[24]。同样，“神学”也不是伊格尔顿的“终极目的”，它只是提出了一些“根本性问题”（fundamental questions），为伊格尔顿提供了某种“元话语”（meta-discourse）。所以，即便在《论邪恶》这样的著作当中，第一章标题仍然是“文学经典中的邪恶”，伊格尔顿选取了戈尔丁的《品彻·马丁》、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作为例证，此举是为了论证无限性与有限性、自主性与依赖性、自由与必然之间的永恒矛盾，理解了这些问题，才能理解“邪恶”之存在实际上是对“因果必然性”的某种抵抗形式。与之类似，在《理性、信念与革命（对上帝之争的反思）》列举托马斯·曼的《魔山》、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劳伦斯的《虹》、《恋爱中的女人》，也可以说明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所理解的“文学”“神学”“哲学”在伊格尔顿这里不过是其整个思想建筑中异彩纷呈的不同侧面。

其次，伊格尔顿所讨论的哲学、美学、伦理学以及文学问题，往往是相互交织，甚至前后照应的，比如说，哲学当中关于共相（普遍性）与殊相（个别性）的讨论和文学当中对理论（普遍性）和作品（个别性）的讨论相映成趣；同样，美学当中关于感性（特殊性）与理性（抽象性、概念性）的讨论与伦理学当中关于个人品性（道德）与公共责任（伦理）的讨论也有不少共通之处。这种横跨多个学科，同时又能利用某个话题来扩展思考空间的学术讨论方式，伊格尔顿运用起来颇有些得心应手。21世纪以来，伊格尔顿又在诸多领域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这些看似互不相关的观点，其实完全可以适当地聚焦到某个体系当中来进行审视，而这个体系若能同时覆盖哲学、美学、伦理学甚至政治学等领域，那将会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切入点。

如果我们继续被伊格尔顿“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话题牵着走，必定会走更多弯路。而当大家以为伊格尔顿的理论兴致天马行空、无所依傍时，伊格尔顿自己却非常明确地反对这种看法，他认为：“人们有时会指责我写作显得飘忽不定，但我自认为写书始终具有内在的连贯性。”[25]这种连贯性如何呈现出来呢？本研究便试图从某种体系化的视角出发去勾勒出这种“内在连贯性”。

显然，自20世纪《美学意识形态》发表之后，伊格尔顿频繁而且明确地提到了亚里士多德，这位古典思想集大成者恰恰在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各个学科均有着开创性的历史地位，那么他在美学（诗学）、伦理学、政治学甚至形而上学领域的诸多见解能否用来阐释伊格尔顿在新世纪的观点呢？从亚里士多德的视角出发，能否描绘出伊格尔顿的“内在连贯性”呢？

答案是肯定的。一方面，伊格尔顿对亚里士多德的推崇与借鉴，不是近年来突然“爆发”的，而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发展脉络；另一方面，伊格尔顿对不同学科话题的探讨看似天马行空，实则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在本研究看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伦理学、形而上学思想正是21世纪伊格尔顿文论思想的主要源头。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思想是“百科全书”式的，从生物学、气象学、物理学、逻辑学，到哲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修辞学、诗学，几乎可以称为现代科学的古希腊源头，尤其是他的形而上学、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和诗学观点，经过中世纪基督教、伊斯兰教神学家们的继承与发扬后，至今仍然对现代思想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现代几乎所有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学家、文学家们都多少受惠于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浸润与滋养，他的三段论、因果必然性、经验主义、本质主义、实践哲学、城邦政治学、德性伦理学、摹仿论对现代意义上的主要学科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源头意义。

而伊格尔顿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绝对不是浮于表面的、灵光乍现的偶然对接，自《美学意识形态》发表以来，伊格尔顿在21世纪出版的《理论之后》《甜蜜的暴力》《怎样读诗》《英国小说》《陌生人困境》《理性、信仰与革命》《文学事件》《怎样读文学》等多部著作在核心观念、理论资源方面均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有着不解的渊源，本研究将要论述伊格尔顿在21世纪对亚里士多德思想进行了非常明确的借鉴、承续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