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理论”的现状：沉溺于形而下

首先，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一书中批判的“理论”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理论”“法国理论”，也不是有人所理解的“文学理论”[1]，这个“理论”有多重含义。有学者发现，“作为一种理论发展趋向，‘理论之后’最开始并不具备文学研究上的普遍性，它并非直接针对文学理论研究而言”[2]；伊格尔顿批判的其实是后现代主义阶段的“文化理论”——不仅包括通常所指的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高深理论”（high theory），也包括由后现代、后殖民、女性主义、少数族裔主义等掺和在一起的整个“文化研究”阶段[3]，这一点学界是公认的。

而在一篇广为引用的文章中，有学者把理论“之后”等同于“后理论”，认为“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此前“理论”的延续；作者还认为“理论”是大写的、单数的概念，偏于总体性、全局性，表现为宏大叙事；“后理论”是小写的、复数的概念，偏于分支性、局部性，往往是一种琐细叙事。这位学者还提出：“‘理论’在宏观层面上对于社会人生大关节目表现出的关心，在‘后理论’中已经延伸到具体的、个别的社会事件和生活琐事之中。……‘后理论’的琐细性决定了它所看重的行动和实践往往流于世俗、繁琐和卑微，趋向欲望化、官能化、肉身化。”[4]

然而，这个判断造成了理解上的困惑。

第一，该文将伊格尔顿批判的“理论”和他期待的“后理论”颠倒了：他批判的理论恰恰是琐细叙事，他期待的理论之后才是宏大叙事。或者说，这个“后”字并不对应于“理论之后”中的“后”字，这里的“后理论”其实就是文化理论。《理论之后》全书前半部分集中火力批判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正是欲望化、官能化、肉身化的，而他向往的“理论”却是基础主义的、形而上的，甚至是彼岸化的——因为伊格尔顿在全书第四章总结理论的“失与得”时，痛心疾首地指出，“文化理论许诺要尽力解决的一些基本问题，总的来说没能兑现诺言”,“在道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上它面带羞愧”,“在邪恶的问题上它更多的是沉默无言，在死亡和苦难上它讳莫如深”,“对本质、普遍性和基本原则它固执己见”[5]……可见，伊格尔顿对于文化理论未能实现的诺言充满了期待，可这些有关基本问题的诺言却在文化理论热衷的欲望、官能、肉身问题当中迷失了，伊格尔顿真正关心的是“基本问题”，比如道德、形而上学、死亡、苦难、本质、普遍性等，但这些问题被文化理论故意忽略了。

第二，这篇流传甚广的文章还错误地使用了一个参考文献，即伊格尔顿本人的《文学理论导论》（中译本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在此书“后记”当中，伊格尔顿说：“如果所有的理论天生就都是总体化的，那种种新型的理论就得是一些反理论：局域性的（lo cal）、部门性的（sectoral）、从主体出发的、依赖个人经验的、审美化的、自传性的、而非客观主义和全知性的。”[6]——此处的新型理论是局域性的、部门性的。正因为有这个说法，论者错把伊格尔顿1996年的观点当成了《理论之后》（2003）的观点，把“理论”之后的“理论”当成了局域性、部门性的“反理论”（anti-theory），并强行将之命名为“后理论”。而实际上，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期待的理论并不是这本《文学理论导论》所提到的东西。此处的“后”理论更接近后期的从事低级文化（Low Culture）研究的文化理论。

同样的道理，在另一篇影响甚大的文章当中，有论者提出：“后理论的特征之一就是告别‘大理论’，不再雄心勃勃地创造某种解释一切的大叙事，转而进入各种可能的‘小理论’探索”;“‘大理论’的知识构成往往具有一种‘学科帝国主义’的局限性，这种‘学科帝国主义’缺乏自身的反思批判性。”[7]此处，论者期待的“小理论”更接近于伊格尔顿批判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和他期待的理论未来之路相去甚远。虽然我们知道，文化理论脱胎于大叙事的、总体性的“大理论”，但是，正因为文化理论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堕落成为关注细枝末节，关注吸血鬼、挖眼怪、避孕套之类的小叙事，伊格尔顿才猛烈地批判它——如此，“理论之后”的理论怎么可能依然是各种“小理论”呢？更何况，《理论之后》全书的后半部分，整个四章讲的几乎都是形而上问题，诸如真理、德性、客观性、道德、基础、死亡、邪恶等，这些“大叙事”、大问题怎么能划到“小理论”的范畴中去呢？因此，这些所谓的“后理论”仍然不是我们期待的，更不是伊格尔顿期待的超越当下理论现状的“未来走向”。

第三，前述二文中的“理论”和“大理论”并不等同于伊格尔顿所说的“理论”，这两篇文章其实都有相同的理论渊源，即二位论者都把拉曼·塞尔登的“理论”和乔纳森·卡勒的“理论”误当作伊格尔顿的“理论”。拉曼·塞尔登在其《当代文学理论导读》最后一章《结论：后理论》[8]当中，曾将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放到“理论终结”的大语境里，将伊格尔顿对文化理论的批判和文学理论的终结混为一谈，并认为理论自说自话的现状将得到改变，理论必将重新回归文学本身，可实际上，《理论之后》的最终落脚点并不在文学上，这一“奇异”现象已被广大读者所发现（下文将详细论述之）。塞尔登的“理论”是那种远离了文学的理论，而这话题属于“理论终结”或者“抵制理论”的范畴，和伊格尔顿的旨趣相去甚远。

而乔纳森·卡勒则认为“理论是跨学科的；是分析式的、纯思辨的；是对常识的批判；是反思性的，是对思想的思想，是对一些范畴的探索，在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当中，这些范畴是用来理解事物的”[9]，在卡勒那儿，理论基于结构主义，跨学科的、反思性的理论往往会把注意力转移到文学以外，文学因而对理论颇有微词。如今我们知道，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一书中虽然批判了文化理论的剑走偏锋，可他更期待理论能够有所作为，应当“终结”的是文化理论的不务正业，而不是理论自身的反思，伊格尔顿批判的“理论”和广泛应用于文学领域的“理论”并不等同。

其实，“理论之后”（After Theory）中的“理论”同时有两重内涵，一是细枝末节、雕虫小技般的“文化理论”，二是勇于批判、不断反思的“理论”，前一个词反映了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理论现状，后一个则是强调回归到理论的反思本质。尽管塞尔登和卡勒的两本著作都把“理论”看作一种逐渐脱离文学的、以反思常识为己任的、结构主义式的抽象思辨，但他俩的观点和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提出问题的论域只有一丝关联，那便是，文化理论本身也在远离文学而扬长而去。塞尔登和卡勒的“理论”放到“抵制理论”或者“理论终结”的语境当中更合适。

如今，认真读过《理论之后》后四章我们发现，伊格尔顿所讲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和抵制理论（against theory）、理论终结（end of theory）[10]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起码这三者不应置于同一语境当中。有学者明确指出：“‘后理论’[11]不是‘理论的终结’，不是‘抵制理论’，也不意味着‘后理论时代’的来临，这些有意无意的误读，都是从自己的理论范式和兴趣期待出发提出的一些理论转折主张。‘后理论’在作者看来，意味着对理论的反思。”[12]这个理解应该是符合作者原意的，“理论之后”首先遗传了理论的反思基因，理论便是对自身的反思，批判文化理论或者走向形而上学，都属于对理论本身的反思。

伊格尔顿没有把理论之后（after theory）等同于后理论（post theory）[13]。虽然“后理论”同样关注文化理论，尤其是后现代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研究本身的侵蚀，但它的着眼点主要在于理论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经典的故意忽视之上，后理论期待经典价值的回归，期待伟大作品对于精神世界的提升。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和“后理论”对于文化研究的批判立场是一致的。区别在于，二者对于未来的解决方案有所差别。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当中期待的是反思性的理论能在宏大问题上挺身而出，勇于担当。早在2004年已有学者正确指出：“尽管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宣布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经成为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理论的影响会即刻销声匿迹，更不意味着理论的死亡，西方个别媒体借评论该书之际宣称理论的终结或死亡完全是对伊氏著作的误读。”[14]可惜这篇文章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国内期刊被引率并不高，国外对伊格尔顿的曲解在中国同样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