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市场发展述论
受秦始皇时期“上农除末”政策和“重农抑商”观念的影响，学术界对于秦国市场与商业发展的历史，过去存在一些偏见，或者说存在一些简单化的认识。随着“睡虎地云梦秦简”的发现以及相关研究的深入，有必要就秦（包括秦国和秦王朝）市场和商业发展加以重新认识，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 市场发展的历程
秦的市场是在其国家建立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那时，我国历史已步入春秋时期。在此之前，秦被中原国家称为西戎，居于西陲边地，过着部落式的生活。为了生活的需要，边地各部落之间进行着简单的物物交换，其中长途贩运是其主要的贸易形式。
公元前770年，秦因助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从此作为一个诸侯国，秦开始按照中原诸侯国的模式建设自己的国家，不但建有都城，而且在都城里建立了秦国最早的市场。史书记载，“及（孝）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雍，在今凤翔故雍城，为秦早期的国都。1987年雍城考古队在故雍城遗址发现了当时的市场遗址，证明了这点。据考古发掘知，雍城市场分布于雍城后部，市场面积近3万平方米。四周以厚1.5—2米的土围墙封闭。南北宽160 米，东西长180 米，平面呈长方形。四面墙中部各开“市门”一座。考古人员说，市门上有四坡式大建筑，围墙内是封闭的露天市场[71]。雍城市场建制表明，它与周“前朝后市”制度一致，是模仿周市场而建立的。
市场的出现为商品交易提供了集中的场所，不但秦国国内，就是周边一些小国或部落的商品也有可能进入秦市场。上述秦文公、秦德公、秦穆公在雍时期“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就是和蜀地通商的。不但如此，秦人也还保持着与其故地旧户继续商业往来的传统。
随着秦人的东进和发展，原关中地区的商品贸易集结地（一般形成于交通要道及渡口）也被秦利用和管理了。《三辅黄图》记载，秦文公造“直市”，在富平津南25里，由于当时市场管理得好，“物无二价，故以直市为名”。“直市”在今天高陵县境，据何清谷先生研究，秦文公时代，秦人的势力范围只及岐西之地，还没有发展到今陕西高陵、咸阳一带，所以他认为这是秦人炮制的一个传说[72]。显然，“直市”并非文公所造，但就文献记载的具体性和“传说”一般都有其历史的影子看，它可能是秦人入关东进途中，对原有的商品交易集结地进行利用和管理的反映，表明国家管理的市场不仅在都城，而且在地方上也发展起来了。
秦穆公时开疆拓土，“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独霸西戎，使“天子致伯，诸侯并贺”，秦国奴隶制发展到了辉煌的鼎盛时期。国家的强大和昌盛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及至秦简公七年（前408年），以“初租禾”[73]为标志，秦国跨入了封建社会。
新的封建制，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也为市场的扩大和市场商品的丰富奠定了基础。献公七年（前378年），“初行为市”[74]，秦国首次推行市场制度。此后，市场在各大城市甚至各县、地相继出现，新都栎阳（今临潼区栎阳镇东北）建立了市场，孝公迁都咸阳，在咸阳同样建有市场。惠王时，蜀守张若在成都建有市场。《华阳国志》记载说，惠王二十七年（前311年），蜀守张若治成都，“置盐铁市”，“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治”[75]。另外，近些年来考古发现了许多秦战国中后期漆器、陶器，其中刻有“咸亭”“安亭”“郑亭”“许市”等铭文、陶文。据学者研究，它们分别是“咸阳市亭”“安陆市亭”“郑市亭”的省称[76]。今四川青川、荥经发现的秦漆器上刻有“成亭”，也是“成都市亭”[77]的省称。陕西长安县张堡村[78]和陕西清涧李家崖[79]分别出土刻有“杜市”陶文的陶器，“杜市”即杜县之市。所有这些发现，表明市场在这些地方都已建立。不同市场器物的异地发现，也表明当时市场商品流通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与此相类的陶文，在栎阳、芷阳、丽邑、焦等地县也多有发现[80]。因此，可以说至战国中后期，秦国市场在各地普遍发展起来。
二 市场的活跃与社会的商业性趋向
随着市场的普遍建立，市场贸易逐渐繁荣起来，特别是进入封建社会后，政治经济的大发展，市场商品交换日益社会化，商品消费的对象由以前的少数贵族逐步转向一般的社会阶层。社会一般阶层的投入市场，为市场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到商鞅变法前夕，秦国的市场贸易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活跃。
粮食商是当时相当活跃的商人，这些人以贩卖粮食为生，通过季节变换，年岁凶丰，以购买与出售粮食，谋取高额利润。其中粮食的销售对象是缺粮的普通百姓[81]。酒肉商在市场上叫卖声不断。由于这种生意利润丰厚，所以从业人员较多。酒肉商的增多，一是会助长社会奢侈之风，二也是对农业劳动力的剥夺。这就是为什么商鞅在变法中要“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82]，对其加以限制的原因。市场上有专门的“军市”。它是一个特殊的专业市场，只用来供应军事武器。秦法规定，军市从业商人既是商人，又是战士，平时自备武器，遇到国家有战争，即听令调遣，参军作战[83]。另外，一些家禽家畜也可能经常投放市场，所谓“夫卖兔者满市”[84]即其证明。
像春秋时期东方诸国大商人一样，秦国的大商人为了追逐高额利润，他们不择手段，依恃钱财“去来赍送之礼”“于百县”[85]，公行贿赂，交通百官。有些腰缠万贯的商人因此在百官的保护下不服官役，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在变法中，商鞅严正地提出“以商之口数使商”，使私家奴仆“厮、舆、徒、童者必当名”。以法律明文规定商人家奴仆要按人数、按规定服官役，对不法商人给予一定的打击。
商鞅变法前夕商品市场的活跃，是在新的封建制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它本身反映了封建制的历史进步。
战国中后期，随着秦封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日益强大，市场在各地普遍发展起来，市场贸易出现了第二次活跃。商鞅变法时，由于推行了农战政策，对商人给予一定的限制，通过“重赋税”和“壹山泽”，不但限制了商人的继续发展，而且政府加强了对市场的干预管理，市场一度萎缩。商鞅死后，秦法虽然未败，但整个社会气氛却有所松缓，一些旧有的私商大贾重操旧业，市场依然缓慢发展。至战国中后期，政治军事上的强大和经济的发展，在社会发展的不断需要下，市场再度活跃。可以看到，这个时期市场上有官府市、牛马市、奴婢市等。市场上的商品来源也有了新的变化，不但有官府手工作坊的产品、官府除够用外的剩余物品或废旧物品，也有大量的民间农副产品或商品。那些长途贩运商和别国商人在秦市场更是屡见不鲜。
官府市，是指官府在市场上出售产品。国家在官府市设有专门官吏，前文提到张若在成都市设有盐铁官、长、丞，其他城市概莫能外。国家对官府市的管理相当严格，所谓“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銗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一甲”[86]。官府市的商品主要由官府作坊即“为作务”提供。另外，官府不用的其他器物，如旧工具、废铜铁等也投放市场[87]。官府的“猪、鸡之息子不用者，买（卖）之，别计其钱”[88]，多余的家禽家畜也在市场上出售。就连公家的马牛死了，经诊断若没有病也要卖掉[89]。
牛马市，就是专门买卖牛马的市场。《汉书·王莽传》记载：“秦置牛马市，与奴婢同兰。”兰，颜师古释为栏圈，牛马和奴婢当时是在一块儿的。
奴婢市，战国中后期，奴婢在秦国的市场上是当作商品买卖的，其市场，正如《王莽传》所说，是和牛马圈在一起的。奴隶买卖中，国家规定有一定的价格，当时称为“市正价”。《秦简·告臣》讲到一次奴隶买卖即以市正价成交。奴隶的具体价格，有人研究说，当时一个奴隶值365石粟，值199 匹布[90]。奴婢买卖一直延续到汉代初年，所谓“今民卖童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91]，“闲”即“卖奴婢栏”。
当时的秦国市场上，不仅有秦本地的商人，就是一些外地的富商大贾也经常出没于其中。这类“商人之四方，市贾信（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92]。所谓“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栎阳，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正是这些长途贩运商的反映。在这些贩运商中，经常有些别国大商富贾，当时叫“邦客”。“邦客”进入秦国市场，必须有秦官方发给的经商许可证，当时叫“符”，如果没有许可证，这些商人是不得进入秦国市场的。秦法规定，外国商人进入秦国市场前必须拿出“符”，经管理人员检查，不经检查而擅自进入市场进行交易者，要予以物质处罚[93]。总体来说，当时秦国市场上占主流的商品是来自民间的商品，包括三个方面：（1）个体小农或中小地主的部分农副产品；（2）民间小商贩贩运的商品；（3）私营大工商业主的商品。
个体小农或中小地主部分农产品投入市场，主要是从商鞅变法以后开始。商鞅变法后，秦确立了以个体小农和中小地主为主的个体家庭。个体家庭虽然以男耕女织为主，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但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着必然的联系[94]。除过基本的生活生产资料外，许多生产生活资料依然依赖市场，这正是民间商品成为市场商品主流的根本原因。从史料记载来看，商鞅变法时就有“夫卖兔者满市”，到战国中后期，秦简里的信息就更多了，有牛、衣、丝、猪、鸡，等等。
私营小商贩是随着市场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这些人本小利少，平时务农，农闲时跑跑生意。从云梦秦简《日书》有关内容看，《日书》时代（秦昭王—秦始皇时期），经商已经是一般百姓非常向往的事情。其实，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虽然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经商致富的思想在人们的心目中并没有完全动摇。“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么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95]。即便在商鞅变法最激烈的时代后不久，“事商贾，为技艺”仍被视为优于务农的职业，至《日书》时代，这种思想就更加普遍。
从《日书》看，当时的人们不但热衷于商，就是对生育儿女亦非常注重日子的选择，看在什么日子生子女，将来会在商业上有成就。所以“庚寅生子，女为贾，男好衣佩而贵”[96]成为一个基本的“准则”。与此相类的“准则”还有：“宇，南方高，北方下，利贾市”[97]。“宇”即房屋，按当时人的习俗和信仰，要使自己将来在市场上顺利营利，房屋建造时就应当南高北低。这两条材料告诉我们：是否有利于自己、自家或子女在市场上营利的观念，已成为人们物质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坐标”。
如果说以上史实反映了人们对经商的向往，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获利呢？人们又以天干地支来推算上市或进货的好日子，当时称为“市日”或“市良日”。如“市良日，戊寅、戊辰、戊申戌，利初市，吉”。“金钱良日，甲申、乙巳。申不可出货，午不可入货，货必后绝”[98]；“己亥、己巳、癸丑、癸未、庚申、庚寅、辛酉、辛卯、戊戌、戊辰、壬午，市日以行有七喜”。另外，还有上暮市（可能是当时的夜市）的好日子：“辛亥、辛巳、甲子、乙丑、乙未、壬申、壬寅、癸卯、庚戌、庚辰。”[99]这些经占卜推算的日子，或者告诉商贩什么日子上市大吉大利，或者告诫他们什么日子不可出货、入货。虽然它们未必能真正带给他们厄运或吉利，却告诉我们，当时的商贩为了获利是何等地绞尽脑汁。
从《日书》里还可以看到，人们把星象的观察及其变动也与市场联系起来。所谓“斗，利祠及行贾、贾市，吉”，“房，取（娶）妇、家（嫁）女，出入货及祠，吉”[100]。就是说星在“斗”“房”位置时，出门经商上市或者进货，大吉大利。
总结以上述析，可以看出，向市场要利，以市场求富，成为一般社会的价值取向。商贩们不但以经商做生意改变着自己，也在急切地盼望着改变自己后代的命运，他们是市场上自由的活跃分子。
私营工商业主是市场商品的主要供给者。战国中后期至秦始皇时代，私营工商业发展很快。据考古资料，仅在咸阳就发现有诸如“咸 里驵”“咸 小颖”“咸 里奢”“咸亭当柳昌”“咸亭芮柳婴”“咸沙里壮”“咸阳安新”等印文陶器60多件。其中“咸”指“咸亭”，为秦地方行政组织的亭名。里、里、当柳、芮柳、阳安等均为里名。驵、小颖、奢、昌、婴、壮、新等均为作器人名。他们是咸亭管辖下的居住在不同里的私营工商业者，陶器上的印文都是陶工自己打印上的[101]。这些陶器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商品。类似器物在湖北云梦秦墓也有发现，这里发现的主要是漆器，文字为烙印或针刻。其中里有“宦里、舆昌、昌武、路里、钱里”，标明作器人有“大女子、士伍军、包、李、张”[102]。另外，云梦秦墓还发现有“咸亭”“咸市”烙印文漆器，确切地反映了这些器物是作为商品而流通的。
除了这些居于亭里的私营工商作坊外，一些经营盐铁的大私营工商业主，也为市场提供了必要的大宗生产和生活资料性质的商品。当时著名的大私营工商业主有：南阳孔氏、蜀卓氏、临邛程郑氏、巴寡妇清等。这类人世代为工商，“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103]。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包括官府的投入和参与市场，促进了市场贸易的空前活跃。
三 市场管理
市场贸易是秦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市场的普遍建立和发展，秦对市场的管理亦愈来愈严格。总体来看，秦市场里设有市楼，其中有的设在市中心，有的设在市门上。市楼上设有市亭，它是市场的管理机构。其职能有二：一是防止盗贼，维持治安；二是管理市场事务，征收赋税。市亭里设有啬夫，担任市政长官，具体负责市场事务。市内店铺按门类排列，称为“列肆”，百工居肆，其中有官府的，也有私营的。“列肆”内的私营工商业者编入市籍，建立五户一组，互相监督的“列伍”制，设有列伍长负责监督不法行为[104]。战国中后期，市场内因商品性质不同形成不同区域的市，诸如牛马市、奴隶市、官府市以及早期的军市等，由“市吏”具体巡视、监督和维护市场秩序，“吏循之不谨，皆有罪”[105]。
国家对市场实行定期整治，所谓“易关市，来商旅，入货贿，以便民市”。这里的“易关市”就是“整理关市”，目的使“四方来杂，远乡皆至”，保障市场的正常运行。[106]
实行限价、定价制度。秦律规定：市场商品“各婴其贾（价）；小物不能各一钱者，勿婴”[107]。“婴”即“系”的意思，上市商品除小物不值一钱以外，都要挂上或贴上标签，实行明价销售。前文提到“市正价”，就是对一些大宗商品的规定价格。
市场流通的货币，国家也有规定，以法定钱币为准，主要包括秦半两钱和布币。秦律规定，“布袤八尺，福（幅）广二尺五寸。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不行”[108]。布币的长宽及质量有严格规定，否则不得通行。当时钱布的比价是“钱十一当一布”[109]，“百姓市用钱，美恶什之，勿敢异”。只要是法定货币，只要合格，不论新旧都当顺利通行，列肆商贾及府吏“毋敢择行钱、布；择行钱、布者，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罪”[110]。
市场实行严格统一的度量衡制度。为此，国家有关部门在每年二月和八月对度量衡进行严格检查，所谓“一度量，平权衡，正钧石，齐斗甬（桶）”[111]。
市场内严禁官吏私营经商。秦律规定，“吏自佐、史以上负从马、守书私卒，令市取钱焉，皆迁”[112]。就是说，这些人进行贸易以取私利的话，都要加以流放的处置。
市场禁止珍珠宝玉走私，走私者一经抓获，珠玉等上交内史，内史根据所获赃物给予抓获罪犯者一定的奖励[113]。
严格的市场管理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在市场发展上的反映。一方面，它保证了市场的正常秩序和稳定，维护了市场的正常运行。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另一方面，严格的管理限制了市场的自由性、灵活性。从而使市场贸易总是在各种束缚中沉重地运行，缓慢地发展。这既是秦，也是中国封建制时代市场生存的基本特征。
（原刊《唐都学刊》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