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留学生群体与中国同盟会的创建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宣告成立。这不仅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也标志着一个全新的知识分子群体——留学生群体即将登上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舞台。因为留学生不仅是中国同盟会的最早发起者，也是同盟会的中坚和骨干，它的创建、发展和壮大是与留学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往研究同盟会的文章、论著虽然很多，但是从留学生的角度予以展开的，还并不多见，这无论对于同盟会和孙中山的研究，抑或对于留学生的研究，都是一个不足，特别是没有从留学生群体由此登上20 世纪中国历史大舞台这样的高度和广度，阐述以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留学生创建同盟会的历史意义，忽略和淡化了清末民初出现于中国社会并给此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全面而深远影响的留学生群体。鉴于此，本章即在以往有关回忆和研究成果[150]的基础上，进一步辨析留学生与中国同盟会的关系，以彰显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留学生群体创建同盟会，领导反清革命，发动武昌起义，开创20 世纪中国社会新局面的历史伟绩。

（一）留学生与同盟会成立前的反清组织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东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对象，亡国灭种的危机日益加重，激进的爱国之士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已失去了信心和期待，反清革命团体纷纷涌现。深受域外思想文化影响的留学生们率先行动，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即为其嚆矢，其后陆续有华兴会、光复会和同盟会等反清革命团体的成立。

兴中会 由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建的中国近代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1894年秋，孙中山由上海到达檀香山，在华侨中宣传革命以推翻清王朝，并酝酿建立了革命组织——兴中会。它的革命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创立合众政府”。1895年1月，孙中山联合杨衢云、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等人积极筹建革命组织，并于2月21日，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宣告成立兴中会总部，通过了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公开揭示了兴中会的反清宗旨，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推翻清朝封建君主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纲领。此后，革命党人积极策划了一系列革命武装起义，兴起了创办革命团体的浪潮，有力地推动了反清革命运动。

孙中山之所以能最先成立革命组织，成为辛亥革命的理论指导者和中华民国的奠基人，与他早年的留学经历和域外生活有极其重要的关系。心理学认为，13—18岁是人的思想观念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孙中山在13岁那年从家乡广东香山到太平洋上的檀香山（即夏威夷，后改为美国的一个州）学习。他的手书自传写道：“十三岁随母往夏威夷岛，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151] 一开始，他在当地英国教会开办的小学意奥兰尼书院（Iolani School）学习，1881年毕业，获夏威夷王亲颁英文文法优胜奖；之后，又进入当地美国教会学校奥阿胡学院（Oahu College，相当于中学程度）学习。孙中山自称：“至檀香山，就读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衷曲，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152] 由此孙中山萌生了“改良祖国”的思想，逐渐滋长了民族主义意识。

1883年，孙中山先后就读于香港拔萃书屋、中央书院（今皇仁书院，相当于高中），1887年进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前身），1892年7月以首届毕业生中第二名的成绩毕业，获港英政府总督威廉·罗便臣亲自颁奖。当时的香港已是英属殖民地，西方文化的色彩非常浓厚，其市政面貌和管理方式也与内地截然不同。后来他《在香港大学的演说》中坦言：“我于三十年前在香港读书，暇时辄闲步市街，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我每年回故里香山两次，两地相较，情形迥异……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153] 由此，孙中山在香港求学期间进一步了解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立志改革中国的弊政。1894年上书李鸿章的失败，使孙中山最终抛弃通过改良实现国家富强的愿望。次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现实，促使其产生了颠覆清廷的志向，坚定了民主革命的信仰，立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于是创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从海外开始了他的民主革命运动，为此后三民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根基，也为同盟会的最终成立奠定了基础。

此后，各地反清组织陆续成立，除了传统的会党外，产生重大影响的有华兴会、光复会等，而且其成员大多数为留日学生。

华兴会 由黄兴等在湖南创立的反清革命团体。1903年5月，黄兴从日本回国，受聘为明德学堂教员。11月4日，他以过生日为名约集宋教仁、刘揆一、章士钊、秦毓鎏、胡瑛、徐佛苏等在长沙举行秘密会议，建立华兴会，对外伪托兴办矿业，称华兴公司。1904年2月15日其借除夕宴会作掩护，召开成立大会，到会100多人，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秦毓鎏为副会长。[154] 华兴会的骨干都是公司股东，入会者均称“入股”，股票即为会员证；会员通讯也都用商号作为化名。华兴会的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方略为“湖南发难，各省响应”，“直捣幽燕”。其成员大多为留日学生。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反清革命团体以孙中山建立兴中会开始，其特点是首先从国外开始，然后再向国内发展；而华兴会则开“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155]。

光复会 1904年冬由蒋尊簋、陶成章、龚宝铨、魏兰等浙江留学生在东京酝酿协商成立。因此，留日学生组织的特征非常明显。次年初，陶、魏回上海与蔡元培商议，11月以龚宝铨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为基础，在上海正式成立，政治纲领即入会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蔡元培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光复会会员最初为四五十人。1905年初徐锡麟加入后，与陶成章、秋瑾等通过创办大通学堂，使会员大增。主要骨干还有章太炎、赵声、柳亚子、陈去病、熊成基等人，大多为留日学生。

正是在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反清革命团体成立的基础上，孙中山得以在1905年成立同盟会。

（二）留欧学生与同盟会的渊源

留欧学生是最早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建立联系的留学生群体，也是最早和孙中山一起交流、讨论组织建立革命团体的留学生群体。1905年孙中山的欧洲之行不仅与留欧学生的邀请有关，而且是在他们的资助和支持下完成的。正是在那里，孙中山与留欧学生通过讨论，交流了彼此对当时中国政局与反清革命的看法，并且，留欧学生通过宣誓签名的形式与孙中山建立了组织关系，奏响了中国同盟会在欧洲成立的序曲，成为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的先声和雏形。

1904年12月14日，在美国各地游说华侨支持反清革命8个多月的孙中山离开纽约赴伦敦，开始了他欲“见各省豪俊”[156] 的旅程。原来，当时留欧生以湖北籍的最多，孙中山是接到了正在欧洲的湖北留学生的邀请前往欧洲的。湖北学生在出国前已十分倾向革命，产生了寻找孙中山的念头。这有三件事可以说明：

1.武昌花园山机关议定的三策之一

甲午战争以后，无数的志士仁人有感于清廷的腐败，萌生反清救国的念头，而武汉三镇由于时任湖广总督的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的影响，兴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并积极提倡出国留学特别是到日本留学。湖北的第一批留日学生吴禄贞等到日本后，就受到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而他们后来又直接影响了湖北籍的留欧学生。

辛丑中俄密约泄露以后，留日学生发起了拒俄运动，纷纷回国，湖北经心书院、两湖书院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也陆续回国。1903年4月，几百人不约而同地在武昌曾公祠堂集会，其中朱和中的演讲最激烈，被吴禄贞约到家中密谈。5月，吴禄贞等人在湖北武昌花园山设立了秘密革命机关，其后则在花园山机关聚谈，“学界往来者颇多，凡以后留学东西各国者十之八九曾到是处”[157]。“各省志士之至武昌者，莫不赴花园山接洽，而各同志之在营校者，亦每星期来报告运动经过及其发展之状况。”[158] 吴禄贞与李步青、胡秉柯、李书城、耿伯钊、曹亚伯、贺之才等人经常在此商量革命方略，其中之一即为“寻孙逸仙，期与一致”。因“花园山同人自知运动必有成熟之日，终以群龙无首，恐不能控制全国，尤其是无外交人材，故当时各人心目中无不以寻得孙逸仙而戴之为首领，为唯一之出头路”[159]，这是湖北籍的革命青年希望拜访孙中山的最早由来。

2.出国前湖北赴欧留学生的约定

1903年底，接替张之洞的湖广总督端方等慑于革命党人的声势，为消弭湖北学界革命情绪，不但渐次取消了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等，还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以培植新青年为名，把他们派到海外留学，借此以釜底抽薪。其中激进者被派往欧洲，如贺之才、史青、胡秉柯、魏宸组等24人被派到比利时学习实业，朱和中、周泽春等被派往德国，而被认为比较稳健的时功玖、吴炳从、张轸、李书城、匡一、胡炳宗、耿觐文（耿伯钊）、周震鳞、黄轸（黄兴）等被派往日本。当时，各人都认为不应该离开湖北，而朱和中认为：“如此伟大之种族革命，岂等夷辈所能领导？今派我往西洋，正可以乘机觅孙逸仙，是于此间同人之前途大有裨益。”[160]

当留学比利时的贺之才等24人途经上海时，遇到了从日本归来的两湖书院学生刘成禺。据《贺之才述欧洲同盟会成立始末》：“贺等道经上海，遇刘成禺，曰，孙中山先生方在伦敦，诸君此行，可与之会晤共商大计，因做函为贺等四人介绍。”[161] 朱和中也回忆道：“比至于上海，刘成禺未成行，予等因嘱见孙时务通知于予等。”[162] 原来刘成禺因在日本编辑出版《湖北学生界》，宣传反清革命，被撤销留学日本的学费而回国，当时在上海。后由鄂督给白银2000两，令其以自费名义前往美国。“时总理代表陈楚楠在沪已电告总理聘刘为《旧金山大同日报》主笔”，于是，被派往欧洲的其他同志“均抱同一宗旨，坚请刘觅总理代为致意，并将真行踪通知”[163]。由于赴欧留学生巧遇刘成禺，从而使湖北学生寻访孙中山的愿望得以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

3.赴欧后湖北留学生的邀请

为了达到寻访孙中山的目的，留学欧洲的湖北学生经过香港时还拜访了《中国日报》主笔冯自由，经过新加坡时又拜访了《图南日报》主笔黄伯耀。“乃至欧洲，各以其住址通知美国旧金山《大同日报》主笔刘成禺。”[164]“贺等抵比后，被清使杨某禁之一室，如待小学生然。抗争数月，始获自由，因以刘之介绍函寄往伦敦，并附函约孙来比（时孙寓荷兰公园友人摩根家中）。数月后，始得复音，云适往某处旅行，不及早答，且云甚愿赴比一游，唯缺少川资云云。贺等即为筹款寄去，一面电邀朱和中来比。”[165]

1905年1月中旬，留学比利时的贺之才和留学德国的朱和中等人从刘成禺的信函中得知孙中山已到伦敦，但“囊空如洗，将有绝粮之虞”，望“竭力救济”[166] 等语。于是，贺之才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前往欧洲大陆以共商大事，并汇了3000法郎；留学德国柏林的朱和中也给孙中山汇了1200马克。于是，孙中山从英国渡海到比利时，留学生代表贺之才、朱和中和李藩昌冒着凛冽的寒风，前往北海港俄斯敦迎接，随后乘车抵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在布鲁塞尔期间，孙中山居住在胡秉柯的处所。[167] 在那里，他与贺之才、史青、朱和中、魏宸组等人讨论如何组织革命。一开始，孙中山坚持以会党力量为主，但朱和中等鉴于孙中山以往曾在美国全力运动会党而无成效，严肃地指出知识分子应该在反清革命活动中扮演主角，说明以前孙中山发动的起义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和领导，“革命党者最高之理论，会党无知识分子，岂能作为骨干？先生历次革命所以不成功者，正以知识分子未赞成耳”[168]。经过三天三夜的激烈辩论，孙中山的思想发生重大改变，他表示：“今后将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留学生之献身革命者，分途作领导人。”[169] 接着，孙中山提出组建革命组织，起初朱和中对纪年、魏宸组发誓一事颇有微词，后经孙中山的解释，众人一致同意宣誓加盟。接着，胡秉柯递上纸笔，孙中山写下誓词，先从朱和中开始，接着贺之才、史青、魏宸组等30余人先后宣誓，矢志加入反清革命。“是为欧洲同盟会成立之始”[170]，“是时会名尚未确定，但通称革命党。直至乙巳年冬，得东京同盟会本部来函，谓已确定会名为中国同盟会”[171]，这是留欧学生界组织革命团体的肇始。第二天，孙中山与加盟者还在胡秉柯住所的后院摄影留念。“当时，各同志闻我等已捐资，争相捐助，又得万余法郎。”[172] 随后，孙中山返回伦敦。留学德国的宾步程（宾敏陔）等青年学生得知此事后，欲请孙中山来柏林。起初，宾步程欲以留学生会会长身份召集留学生一起商量，被朱和中劝阻，改为“分途进行，旬日之间，百枚马克纸币雪片飞来”，朱和中“均汇总理”[173]。1月下旬，孙中山来到柏林，20多名留学生在车站迎候。孙中山在朱和中的寓所居住了12天，[174] 每晚都和留德学生交流、讨论国家建设之事。在孙中山临行前夜，仿照布鲁塞尔前例，刘家佺、周泽春、宾步程、陈匡时、王相楚和王法科等20余人也宣誓加盟，这是留欧学生第二次加盟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

随即，孙中山又前往法国巴黎，留法学生结伴前往他的住所横圣纳旅馆聆听他的演讲。在那里，他又接纳了唐豸、汤芗铭、向国华等10余人入盟，这是留欧学生第三次加盟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

后来，虽然加盟的王法科、王相楚、汤芗茗和向国华4 人因为胆小怕事，又偷走盟书，向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告密，但绝大部分留欧学生仍然不改初衷，并重具盟书，支持孙中山，从而为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注入了新的血液，“革命党人之声势为之一振”[175]，激发了孙中山创建革命党的决心。孙中山在离开巴黎赴东京之前，即在给陈楚楠的信中乐观地表示：“此行到日本，即当组织革命党总部，南洋各埠可设分会，不日当由日本寄来章程及办法，嘱各人预为筹备。”[176] 对此，后来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给予了极高评价，把1905年留学生在欧洲布鲁塞尔、柏林和巴黎的三次加盟，与同年8月在日本东京同盟会的正式成立相提并论：

乙巳（即1905年，笔者注）春间，予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予于是乃揭橥吾生平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号召之，而组织革命团体焉。于是开第一会于比京，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会于柏林，加盟者二十余人；开第三会于巴黎，加盟者亦十余人；开第四会于东京，加盟者数百人，中国十七省之人皆与焉，惟甘肃尚无留学生到日本，故阙之也。此为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始。[177]

后来，他在1923年再次予以强调：“及乎乙巳，余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予于是乃揭橥生平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为号召，而中国同盟会于以成。及重至日本东京，则留学生之加盟者，除甘肃一省未有留学生外，十七省皆与焉。自是以后，中国同盟会自为中国革命之中枢。”[178]

孙中山是同盟会的创始人，他的评价足以证明留欧学生在同盟会创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东京本部正式确认在欧洲宣誓加盟的留学生组织为中国同盟会欧洲分会，并先后在比利时、德国、法国、英国等国设立了通讯处和联络人，以保持联系。法国巴黎通讯处：魏宸组、胡秉柯、王鸿猷；比利时布鲁塞尔通讯处：史青、贺之才；德国柏林通讯处：朱和中、宾步程、冯承钧；比利时烈日城通讯处：孔伟虎、刘文贞；英国伦敦通讯处：曹亚伯、吴敬恒、杨笃生；瑞士通讯处：李仲南。[179]

由上可见，孙中山与留欧学生的相会，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和同盟会的建立过程中意义极其重大。朱和中、贺之才等留学生都是在海外求学的知识青年，同时也是爱国的热血男儿，他们和孙中山的交流辩论，促使孙中山对知识界产生了新的认识，从而使他逐渐摆脱了依靠传统的封建帮会的束缚，为创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组织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同时，孙中山由此与留学界建立了最早的组织联系，不仅为以后留学生群体构成同盟会的领导层和骨干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也开启了留学生群体登上20世纪中国历史大舞台的先声。

（三）留日学生与同盟会的创建

如果说留欧学生率先与孙中山建立了初步的组织关系的话，那么，留日学生与孙中山则进一步将这种组织关系正式化，并最终完成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工作。

1.留欧学生首先告之留日学生与孙中山结盟之事，并资助孙中山赴日本

由于欧洲留学生的成功加盟，孙中山决心前往日本寻求更多留学生的支持，这得到了留学欧洲学生的大力支持。

比利时结盟以后，留欧学生“纷纷致函东京报告此事，并请各同志（指当时在日本的湖北留学生时功玖、张轸、李书城、胡炳宗、耿觐文等，笔者注）于总理到日本时踊跃参加”[180]。邓家彦回忆，在孙中山到日本前，“在比利时留学的孔庆睿写信告己‘名落孙山’，知其已投先生”[181]。其后，孙中山即打算离开欧洲前往日本，但又囊中羞涩。6月4日，他由巴黎复函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告诉赴日行期：“日前寄英国之书，久已收读，欣闻各节。所以迟迟不答，盖因早欲东归，诸事拟作面谈也。不期旅资告乏，阻滞穷途，欲行不得，遂致久留至于今也。”“兹定于六月十一日从佛国马些港Tonkin号（即法国马赛、东京号）邮船回东，过南洋之日，或少作勾留未定。否则，必于七月十九日可以到滨矣。”[182]

孙中山离开欧洲前往日本之前，又得到了留欧学生朱和中的大力资助：

总理一人在巴黎，川资尚无所出，来函于余，速筹速汇，以便启程。接函后，商之留德同人，均无承认，遂与朱和中二人私议，计总理来函有嘱汇至新加坡一路川资等语，彼此切实核计，算二等船费若干，由巴黎至马赛二等车费若干，沿途零用钱若干，统计汇去佛朗二千元。孰意总理接款后邮函申斥，略云：“吾乃中国革命领袖，若以来函所云，车船以二等计算，有失中国革命家脸面，绝对不可，望再筹汇”云云。此时余与朱君罗掘俱穷，同人亦不敢再谈革命，幸当时余任留德学生会会长，遂将会金二千余马克合成三千佛朗汇去，总理得以成行。余亦于二年内陆续将膳费节省归还会金。[183]

由此，我们不但可以看出留学欧洲的学生对孙中山的资助之真诚，也可见孙中山的气派与性格。

2.由留学生程家柽、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的介绍，孙中山与黄兴等留学日本学生相见相识，受到热烈欢迎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又来到日本横滨，受到了留学生的热烈欢迎。“乙巳年夏，孙公将来日本，同人欢动。抵横滨后，复由程家柽传告，东京学生往来京滨之间者甚多。孙公礼贤下士，复留餐宿，自捧面盆盥客。”[184]后来孙中山被留学生们迎往东京，并由日本友人、早稻田大学教授宫崎寅藏介绍，与留日学生、华兴会首领黄兴等人相识，从而为孙黄携手正式成立同盟会提供了最重要的领袖人选和最合适的时机。

黄兴回忆，1905年，“适孙中山自美洲（误，应为欧洲）来日本，因日人宫崎寅藏介绍相见，谈论极合，始立同盟会”[185]。宫崎寅藏回忆，他们到中国凤乐园餐馆，“寒暄过后，彼此不拘礼节，有一见如故之感。约有两小时，孙、黄两人一直商议国家大事，却酒肴少沾，直到最后两人才举杯祝贺”[186]。此后，由程家柽介绍，7月28日，孙中山与陈天华、宋教仁等留学生在《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会晤。孙中山纵论古今，指出各地革命团体必须结成一体，不然，一旦起事，必定招致列强的干涉和中国的最终灭亡，“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187]。至此，成立新的革命团体被提上孙中山在日本的议事日程。

3.黄兴、宋教仁、程家柽等发起中国同盟会筹备会和成立大会，孙中山被公推为总理

7月29日，孙中山、黄兴等少数骨干在东京阪田町安徽留学生程家柽寓所继续开会，“到八九人，商量各事及会名。孙公主张定名为‘中国革命党’，黄公以此名一出，党员行动不便。讨论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188]。7月30日下午，由黄兴、宋教仁、程家柽、冯自由、胡毅生、马君武等留学生分头通知，邀集留日学生70余人，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地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住宅）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会上，孙中山被推为主席，宣讲革命理由、革命形势和革命方法，强调全国革命党派必须合组为新团体。后由黄兴宣告会议的目的为结会，就请各人签名。经过讨论，决定团体名称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更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宗旨，演讲一小时，大家热烈鼓掌，一致通过。鉴于孙中山的崇高威望，黄兴提议，孙中山不必经过选举，可公推为总理，众皆举手赞成。最后，众人推选黄兴、宋教仁、程家柽、蒋尊簋、汪精卫、陈天华、马君武等8人为章程起草人。[189]

自此次会议后，“留东各省学生逐日加盟者络绎不绝”，8月13日，由程家柽、宋教仁、田桐等人组织“留学界开大会欢迎孙总理于麴町区富士见楼”，“留学界公然开大会欢迎革命党首领，前未之闻也”[190]。宋教仁回忆：“时到者已六七百人，而后来者犹络绎不绝，门外拥挤不通。警吏命封门，诸人在外不得入，喧哗甚。余乃出，攀援至门额上，细述人众原因，又开门听其进遂罢。”[191]

最后，到会者竟达1300多人。大会开始，由宋教仁致欢迎词，后请孙中山演说。于是，孙中山慷慨陈词，演说共和政体，“留学生受大感动，掌声如雷”[192]。此后，程家柽、蒯寿枢等留学生也紧接着演讲。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正式召开，决定以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通过了黄兴等人草拟的会章，选举了领导组织机构成员。组织机构主要由执行部、评议部和司法部组成，并在执行部之下分设庶务、内务、外务、书记、会计、经理等六科。庶务科有协理之地位，总理不在，由庶务代理一切，黄兴被选为执行部庶务，朱炳麟为内务，程家柽为外务，马君武、陈天华为书记，刘维焘为会计，谷思慎为经理。汪精卫当选为评议部评议长，田桐、冯自由、曹亚伯等20余人被选为评议员；邓家彦为司法部判事长，张继、何天瀚为判事，宋教仁则当选为司法部检事。以上人员皆是留日学生。[193]

（四）孙中山抵日后同盟会迅速成立的原因

中国同盟会之所以能够在东京成立，并且在孙中山抵日后的一个多月里迅速成立，是与当时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大趋势、与东京地区以黄兴等为代表的留日学生的革命基础和竭诚合作精神、与孙中山长期从事反清革命的影响和形成的领袖威望密切相关的。

1.同盟会成立前民族民主革命的大趋势

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自日本强迫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开始，东西方列强在中国掀起了割地狂潮，中国面临被瓜分的严重危机。清政府虽然迫于形势开始新政，试图挽救颓败的国势，但这对于腐败无能的清廷而言，已无法扶大厦之将倾，亡国灭种的危险正日益加剧，救亡图存已成为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呼声。在此危急存亡之秋，以洪秀全为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首先揭竿而起，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领导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则继起于后，但结果都失败了，戊戌维新期间成立的七八十个学会也大都星散停顿。[194] 但是，反对腐朽的清王朝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并没有停止。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辛丑条约》的签订更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清政府在广大民众中已越来越孤立，国民日渐觉醒，反帝反清的爱国热潮更加高涨，革命团体不断涌现。除前面所说的华兴会、光复会外，还有1901年春广东留日学生王宠惠、冯自由等人组成的“广东独立协会”，1902年冬蔡元培（留德）、吴敬恒（留日）等人发起组织的“爱国学社”，以及中国国会、公强会、自立军等反清革命组织，并皆以书刊鼓吹革命。其中以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等影响最大，特别是孙中山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极大地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推翻清王朝，呼唤新时代，已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鉴于反清革命烽火燎原的局面和成就大业的需要，一个改天换地的组织和英雄的出现，也正是当时大家翘首以待的心愿。在此情况下，留日学界的革命活动为同盟会的正式成立提供了直接的条件。

2.东京地区留日学生的反清革命基础

作为救亡图存的一种努力，中国的留日大潮在清末漫天涌起。自1896年清政府批准中国驻日公使馆招募13名青年留学日本开始，留日人数剧增，仅1905年到日本学习的留学生就达8000人左右。[195]

由于特定的处境，留日学生更加关注祖国的命运。孙中山在《建国方略》里回忆道，《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刘成禺在学生新年大会演说革命排满，被清公使逐出学校。而戢元成[丞]、沈虬斋、张溥泉等则发起《国民报》以鼓吹革命。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在上海则有章太炎、吴稚晖、邹容等，借《苏报》以鼓吹革命，……于是民气为之大壮。”[196] 留学生们读书不忘革命，经常集会，成立社团，创办刊物，宣传反清革命，如1900年吴禄贞等成立了“励志会”，并最早参与了自立军起义的活动。1902年春，流亡日本的章炳麟和留日学生秦力山、马君武等发起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1902年“成城入学事件”发生，留日学生开始酝酿集体反清斗争；是年冬，张继等人创建了激进的“青年会”，部分成员在次年组织了更激进的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1903年钮永建、蓝天蔚等人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留日学生反对清王朝的高潮此起彼伏，反清救国已成了大部分留学生的共识。

就个人而言，黄兴则“是个非常的人物”[197]。他是宫崎寅藏应孙中山所问首先介绍的一位英杰，也是人所共知的领袖型人物。1903年，黄兴在东京弘文书院读书期间，即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了“土曜会”，开始组建革命党团活动，还积极参加“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被推举为会计，后又回国组织南京、两湖等地的革命力量，策划反清的武装起义。1904年2月，他发起成立中国内地最重要的革命团体华兴会，被推举为会长，策划了长沙起义。同年12月逃亡日本不久，就与湖南、云南、直隶、江苏、河南的留日学生宋教仁、唐继尧、曾昭文“等百余人组织革命同志会，从事民族革命”[198]。1905年春天，鉴于以往的经验，黄兴“以同志日渐加多，意欲设立新党，以为革命之中坚”[199]。但在与程家柽商议时，程家柽建议：

革命者阴谋也，事务其实，弗惟其名。近得孙文自美洲来书，不久将游日本。孙文于革命名已大振，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盍缓时日以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而吾辈将以归国，相机起义，事在必成。[200]

于是，具有博大胸怀的黄兴改变了主意，决定等待孙中山抵达日本后再讨论成立革命组织。7月，在孙中山到日本后，他是留学生中最先与孙中山接触交谈的重要人物；在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前，他是同盟会章程的主要起草人；在同盟会筹备大会上，是他提议孙中山不需经过投票就担任同盟会总理并获得通过；在成立大会上，他不仅宣读了中国同盟会章程，还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机关报。因此，黄兴是留日学生与孙中山商讨组建同盟会的主要代表，是同盟会筹建过程中仅次于孙中山的关键人物，同盟会的成立实际上是孙中山与以黄兴为代表的留日学生通力合作的结果。正如民国初年报上的一篇文章所指出：“考吾国革命由来已久，志士之亡命海外者不可胜数，唯一漂泊无定，势力微弱。直至孙文、黄兴二氏相见于东京之后，革命事业方见发展，收联络之功，有一泻千里之势。今日之成功，当时运动之力居多也。”[201]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有了以黄兴为代表的留日学生的革命基础和对孙中山的积极支持，才有了中国同盟会的正式成立。留日学生不仅是中国同盟会的“主体”[202]，也是同盟会重要的创建者，更是同盟会活动的中坚。据薛君度先生统计：

同盟会成立初期的1905年和1906年，共有963 人参加了这个组织，其单单在东京一地加入的就有863 人，其余则是在欧洲、马来西亚、河内和香港吸收的。[203]

也就是说，在同盟会成立之初，89.6% 的成员是留学生。同盟会成立不久，孙中山就致函陈楚楠：“近日吾党在学界中已联络成就一极有精彩之团体，以实力行革命之事。”“有此等饱学人才，中国前途诚为有望矣。”[204]

在这里，孙中山实际上为同盟会的组成和性质下了定义，即同盟会是在留学生中建立的一个有生机活力的团体，目的是反清革命，表明孙中山把反清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由留学生组成的同盟会身上。从此，在以孙中山、黄兴等留学生为主体和领导层的同盟会的领导下，全国的反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的影响和个人魅力

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1878年到隶属美国的檀香山读书，接受西方的现代教育。1892年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一边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一边开始致力于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活动。探索革命路径和组织革命团体，是孙中山开始反清革命以来一直重视的问题，他认为革命事业千头万绪：“（一）立党……（二）宣传……（三）起义。”[205] 因此，在1894年上书李鸿章要求革新弊政遭到拒绝后，他即转赴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民族民主革命主张，策划了同年的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在日本横滨、长崎，美国旧金山、檀香山，越南河内，暹罗（今泰国）等地华侨中发展组织，宣传革命，以寻求支持。1896年，孙中山在英国被清政府驻英使馆诱捕，得英人康德黎等相助脱险，遂以英文著《伦敦被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发表。自此，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领袖之声名已传播于全世界，也逐渐为中国人民所知。此后他留居伦敦，悉心研究西方各国政治理论和社会制度，提出三民主义的学说；1900年又发动了惠州起义；1903年夏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1904年1月在檀香山成立中华革命军。到同盟会成立前夕，他已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革命的领袖和前辈。1904年章士钊翻译的《孙逸仙》在上海出版，序称：

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则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非孙逸仙而弗能兴中国也，所以为孙逸仙而能兴中国也。

他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他传奇般的革命经历，他丰富的革命理论，甚至连他气宇轩昂的外表，都成为革命党人崇拜和倾慕的对象。孙中山从欧洲抵达日本后，湖南留学生陈天华撰文赞曰：

后世吾不知也，各国吾不知也，以现在之中国论，则吾敢下一断辞曰：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之英雄也！[206]

当时，也只有孙中山才具有这样的威望和魅力为东京的留日学生和革命激进分子所期待。在黄兴欲建立组织之时，对孙中山知之甚深的程家柽之所以建议黄兴等待孙中山的到来，而富有革命经验、筹划革命组织已久的黄兴之所以又能够接受建议，并且多次对孙中山表示出不同一般的推崇，其原因也就在于此；也只有孙中山才具有这样的自信：他到日本就能够建立革命组织。在离开欧洲赴日本途中，他在新加坡坦言相告尤列和陈楚楠等人：“此行到日本即当组织革命党总部，南洋各埠可设分会，不日当由日本寄来章程及办法。”[207] 于是，建立同盟会、开创20世纪中国历史新纪元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在了孙中山的肩上。

综上所述，同盟会是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以中国留欧学生的加盟为先导，以黄兴为代表的留日学生为主体，于1905年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政党。[208] 它的成立，标志着以留学生群体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即将登上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大舞台，以发动辛亥革命为起点，对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