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清末新政与留学欧美的复兴

在清末以留学日本为主的大潮中，不可忽视的还有留学欧美的活动。自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首批公派留美幼童和随后的福州船政学堂之后，到清末新政之前，没有派遣较多的学生留学欧美，以致于一度中断。随着清末新政时期鼓励留学政策的颁布，留学欧美活动也再度兴起，成为清末留学大潮的一部分，而欧美留学生则成为晚清中国留学大潮中文化学术水平非常优秀的群体。

（一）早期留学欧美的回顾

中国近代留学从官派留学美国开始。它肇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既是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文化相互撞击的产物，更是先进的中国人力图走向世界，振兴中国，推进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一部分。中国早期留学欧美运动始于幼童留学美国。1867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深受西方现代文明影响的容闳，提出了著名的4条“条陈”：

（1）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2）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3）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4）政府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讼词，以防外力之侵入。[64]

这是一个在中国推进改革和现代化的纲领，其中第二条为重点。但是在大清王朝严密的等级制度里，容闳并无上书的权利。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丁日昌等人奉旨前去处理，容闳为之翻译。他乘机进言丁日昌，请其向曾国藩重提三年前的留学计划。其时，鸦片战争的惨败不仅使朝野形成了自强御侮的共识，“稍变成法”的意识也已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当时，洋务运动正蓬勃开展，人才奇缺，迫切需要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容闳的建议与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十分相符，而且清政府也迫于形势，缓慢地开展对外交流，特别是《蒲安臣条约》第七条为中国人赴美留学提供了法律依据。1871年8月5日，根据容闳的倡议，洋务重臣曾国藩、李鸿章联名上奏派遣幼童留学美国，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为了不给保守派以口实，曾国藩还特别建议持重老成的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与容闳一同负责，并由陈任留美学生监督正职，以便获得批准，并周密详尽地制定了《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等，主要内容如下：照会美国，说明事由；经费中国自备，教学美方负责；在上海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选拔培训出国者；在美国成立留学生事务所；选拔12—16岁身家清白、读过书的儿童参加考试；确定总人数为120人，分4年派出，每年30人，每期为15年；内容除西学外，仍需学习中国传统经典及清朝“律例”等；对学生实行年统考制度；此为官派学生，不得半途而废，不准加入外国国籍，毕业后也不准自谋职业；各种各样的经费预算。

1871年9月，慈禧太后终于下达了4个字的圣旨：“依议钦此。”

容闳为此兴奋不已，于是，他开始落实第一批招生计划，并先期到美国安排。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学生赴美留学。

此后是福州船政学堂学生留欧。由于海防的需要，从1877年开始，清政府又派出福州船政学堂四批学生赴欧留学，包括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的严复。它开了清政府向欧洲官派留学生之先河。留欧学生归国后很多成为北洋海军中的骨干力量，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战争中血洒海疆，有的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早期留学欧美的运动却未能正常发展，原定15年的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除少数病故和不愿归国者外，其他大部分幼童在1881年被清政府提前召回；赴欧的派遣工作，也在1897年派出第四批福州船政学堂学生之后，悄无声息地停止。

（二）清政府停止官派留学欧美计划的原因

清政府停止派遣学生留学欧美，其原因相当复杂。

第一，政府官员封建保守，目光短浅，具体负责清朝留学美国事务的官员陈兰彬特别是吴子登等对留美幼童大肆苛责，造成中国官派留美运动的半途而废。[65]

陈兰彬（1816—1895），广东吴川人，清咸丰三年（1853）进士。曾参办洋务，起草了致总理衙门函《论幼童出洋肄业》，参与了留美幼童出洋条款的拟定。因此，他并非顽固的保守分子。同治十一年（1872），陈兰彬任清政府首任留美幼童监督。在如何教育、管理留美幼童的问题上，他重视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忠实地执行了清政府的有关规定。但是，他不明察曾国藩关于幼童抵美后学习内容以西学为主的真实意图，且与留学生出身的副监督容闳不睦。在撤回留美幼童问题上，他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66]

吴嘉善（1818—1885），江西南丰人，咸丰二年（1852）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授散馆编修。光绪六年（1880），经驻美公使陈兰彬推荐，任中国留美学生监督，为清政府中途撤回留美学生决定的始作俑者。其主要理由是幼童“洋化”和“信教”。以他的身份和职责而论，注意和防止幼童丢失身份和传统文化，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他无限制地扩大是非，上纲上线，并以此来否认整个幼童和留美活动，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幼童留美的性质和意义。有关情况当事人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有详细的回忆，在有关的研究著作中也不鲜见。

在幼童撤回这件事上，以往的有关评论基本上全盘否定陈、吴，这难免绝对化。其实从根本上讲，幼童被提前撤回，是当时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与西方文明的鸿沟太深太宽，以致无法调和。他们与幼童、与容闳之间的根本矛盾也就在于此。客观地讲，他们对幼童的管理也并非一无是处，问题是过分地苛责成长中的幼童，而不积极加以引导，一发现幼童出格的言行，马上告状撤回，难免小题大做，把矛盾推向极端。况且，他们与非仕途出身、不谙官场规则的容闳，不仅在文化理念上格格不入，而且在行事作风和方法上，双方也很难认同配合。因此，幼童被提前撤回似乎早就是个定数。但即使如此，幼童们回国后的表现也足以让后人赞叹不已。

第二，美国的“排华法”也是留美的一大障碍。1882年5月6日，美国国会根据1880年对《柏林盖姆条约》（Burlingame Treaty）的修订，通过了《排华法案》。该法案是美国政府针对大量华人迁入美国西部从事铁路建设而作出的过度反应，也是美国通过的第一部针对特定族群而且是华人所制定的移民法。它也常常使中国商人和留学生入境时受到刁难，即使中国公使和美国友人出面交涉，也要经过多番折腾，方能正式进入美国大学学习。直到2012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对此再度讨论，并全票表决通过，美国才正式以立法的形式，就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表示道歉。

第三，甲午战争后，中国举国上下将日本作为主要的留学国家。甲午之战中国空前地惨败，激发了国人希望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而复兴强国的热情，故留学日本已经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而张之洞的《劝学篇》则成为当时国人向日本学习的宣言书：“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二、去华近，易考察；三、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67] 此种观点不仅为清廷所接受推广，也为民间所广泛认同。

第四，19世纪80年代后，由于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与义和团运动、捻军的影响，清政府内外交困，财政经济严重支绌，更无力承担大规模地派遣欧美留学生的经济费用。仅1901年9月清政府被迫签订的《解决1900年动乱最后议定书》（《辛丑条约》）的赔款，即“庚子赔款”一项，就达4亿5000万两白银。[68]

如果说前两个原因是导致清政府停止留美的直接原因，那么，后两个原因则表明，在日本挑起的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经济进一步恶化，内外交困，难以兼顾留学了。

因此，洋务运动时期刚刚兴起的留学欧美运动尚未正常发展，就被国内外复杂的矛盾特别是甲午战争所中断，以致在维新时期留学欧美运动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变得沉寂停滞。

（三）清末官派留学欧美运动的兴起

1.清末留学欧美运动兴起的原因

实际上，中国早期官派留学运动就是留学欧美，但受限于当时的经济因素和朝廷、官员的认知水平，规模和影响都很小，而且被意外中断。甲午之后，朝野上下一片御侮图强之声，在张之洞等朝廷大员的大力倡导下，留学日本、寻医求药一跃成为主流。但留日学生经常受到国内国际时局的影响，真正学习业务者少，学成者更微，故饱受诟病。1902年10月，清廷颁布了“皇太后懿旨”：

泰西各国，或以道远费多，资送甚少，亟应广开风气。着各省督抚，选择明通端正之学生，筹给经费，派往西洋各国讲求专门学业，务期成就真才，以备任使。[69]

在清末新政的影响下，特别是1905年废科举以后，出国留学被清政府提到空前的高度。1906年第二次留学生考试最优等者全为留学欧美回国生的事实，也促使清政府开始重视留学欧美活动。

1904年，清政府接受了出使比利时大臣杨晟关于学习该国矿业、铁路等先进技术的建议，颁布了《各省派生游学比国章程》，规定以后凡是学习路、矿、制造业的留学生，十之八九多赴比留学。同年，清政府外务部和学部还共同制定了《游学西洋简明章程》，具体规定了留欧学生的语言、品行、学业、监督及考核等方面。1905年9月，光绪皇帝颁布了多派学生分赴欧美游学谕：“现在留学东洋者，已不乏人，著再多派学生，分赴欧美，俾宏造就。各该学生远涉重瀛，将为国家效用，朝廷深为嘉许。”[70] 这表明，清政府旨在通过制定积极的留学欧美政策，鼓励推动留学欧美，实现人才培养的最大化、专门化，以为新政服务。

其时，美国也认识到中国青年留学美国的潜在意义，包括一些教育界名流，如伊利诺伊州大学校长詹姆士给美国总统的《备忘录》所言：

如果美国在三十年以前已经做到把中国留学生潮流引向这一国家来，并使这潮流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与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用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71]

这说明，从清政府来讲，留学欧美是推行新政、解决人才缺乏问题之所需，而对欧美国家而言，则从在华利益的角度考虑，希望利用将来可能成为中国领袖的留学生而巧妙地控制中国。这虽不能代表当时欧美官方对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出发点，但持有这种观点的也绝非詹姆士校长一人。当然，对中国真正友好的欧美人士，特别是民间热情欢迎中国留学生的友好人士也大有人在。不管怎么说，这些都为日后庚款留美运动奠定了基础。

2.清末留学欧美运动的情况

总的来说，清末留学欧美运动规模不像留学日本那样大，时间也并不一致，但都是在清末新政之后。其留学国与人数分散，星罗棋布于比利时、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等。

就留学欧洲而言，从1900年到1910年的10年间，赴欧最早的是1901年驻法公使孙宝琦赴任时，带李石曾、张静江等20多名官费生、自费生留学法国，后来李、张都成为国民党的元老。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是比利时，达250人[72]，如1903年湖广总督端方在湖北各学堂中选派36 人留学欧洲，其中魏宸组等24人留学比利时学习实业，魏后来是1919年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5名代表之一。在专业上，则以学习实业为主。清政府明令：“凡官费出洋学生，概学习农工格致各项专科，不得改习他科。”“习法、政、文、商各科者，虽入大学，不得给官费。”[73] 这一点明显区别于此前留学欧洲以学习海军业务为主的情况。

清末留学欧洲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向无准确统计，从1900年到1910年，可以明确赴欧国家的留学人数约865 人，其中留英315 人，留法107人，留德83人，留比250人，留俄52人，留奥55人，留瑞3人。另有136人大部分为留学欧洲，小部分为留学美国。由于当时统计的不规范，实际数字可能还要多一些。相对于这个时期数以万计的留日人数而言，留学欧洲的人数确实很少，不过，其对中国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其中出现了德国波恩大学物理学博士李赋基、柏林大学化学博士吴金科、政治学博士马德润和周泽春等中国早期留学博士。特别是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丁文江、马君武等回国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再看留学美国的情况。清末留美，一开始主要是民间活动，其后才有官派特别是庚款留美这个在中美教育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运动。

清末，留美学生大多是自费或由教会资助出国留学，如孙中山、宋氏三姐妹赴美留学就是自费；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和国务总理的颜惠庆，于1895年在教会的帮助下留学美国；陈锦涛、王宠惠等9人则是1901年由在上海的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携带赴美留学。新政以后，随着清政府的日益重视，不仅留美人数显著增加，留学形式也增加了地方官派和学校派遣的形式。1903年，端方在湖北各学堂中选10人赴美；1905年，两广学务委员陈锦涛带领学生15名留美；同年，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派遣优等生11人留学美国；1906年，直隶总督袁世凯选派北洋大学堂学生22人、教习4人赴美留学[74]，等等。

自1881年至清末新政前1900年的20年中，留美生的人数，目前有案可稽的资料是22人，但从1901年至庚款留美前的1908年则有281人，详见表1—2。

表1—2中人数仅限于在此期间进入美国大专院校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并不包括中等学校的中国入学者。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清末庚款留美。

清末留学欧美运动的主要标志是庚款留美。它发生在清末新政时期，人数不甚多但影响深远。1900年（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部分地区迅猛发展，结果导致德、法、日、美、英、奥、意、俄等列强以所谓解救公使馆危机为借口组成了“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进行疯狂的破坏和掠夺。第二年，八国联军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要赔偿列强4.5亿两白银，并以各国货币汇率结算，按4%年息，分39年还清，本息共达9.822亿两。因为赔款是针对1900年（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导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所引起，故被称为“庚子赔款”。其中美国获得的庚款为3200万两白银，另外加上年息，到1940年将达5300 多万美元。1909年，在美国朝野的敦促和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的努力下，美国率先把部分庚款退还中国（此后，英、法、比、荷等国也先后退还部分庚款），其中一部分被用作派遣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费用。

当时，对如何使用这笔巨额“赔款”，包括美国在华传教士在内的朝野人士，意见并不一致。有人认为，中国赔款数目超过了美国的应得数目，应把多余部分退还给清政府，以维护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例如，曾任美国国务院远东问题顾问的柔克义，早在1904年底就向美国国务院建议《减免部分拳乱赔款，资助清国留学美国》，此举得到了美国部分上层人士的支持，于是才有了后来清朝驻美公使梁诚向美国提出“退还庚子赔款虚数之要求”。中美之间并就退还庚款开始正式交涉。

梁诚（1864—1917），广东广州海珠区人，1875年作为第四批幼童留学美国。1881年尚未毕业，就与其他留美幼童一起被中途撤回。起初，他任职于清廷总理衙门，不久，作为驻美公使张荫桓的随员赴美，后任中国驻美使馆参赞，从此开始了其外交生涯。1903年梁诚以三品卿衔资格任中国驻美国公使，长达5年。赴任以后，他就向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Milton Hay）[75] 提出了退还庚款问题并与之会谈。

1906年，在河北、山东一带已传教多年的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76]深为中国民众的“仇洋”心理而担忧，于是，他借回国募捐的机会，拜会了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提出退还部分庚款，并明确指出：“不是完全退还这笔钱，而是要把这笔钱用在使类似事件（按：指义和团运动）难以再生。”[77] 在上面提到的詹姆士的备忘录中，还有说得更露骨的：

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能够由于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78]

他们的建议和看法很具代表性，可以说反映了当时美国朝野对庚款的看法，即应该通过退还部分“庚款”等一些实事，化解、消除中国人因为八国联军和巨额赔款所导致的“仇美”心理，避免中国民众对美国的长期对抗，以符合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扩大美国在华的长期影响。

1907年，梁诚还通过美国政府的一些阁员，如内政部长詹姆斯·加非尔德和商务、劳工部长斯特劳斯，再次向罗斯福总统提出减少中国的赔款数额并被其接受。1907年12月3日，罗斯福总统在美国国会正式宣布：

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力行教育，使此繁众之国能渐渐融洽于近世文化。援助之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还一半，俾中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使修业成器，蔚成有用之材。[79]

1908年5月，美国国会批准了罗斯福的提议。7月，美国驻华公使，也是著名汉学家的柔克义（W.Rockhill）[80]，奉命通知清政府外务部：从1909年起到1940年止，美国将所谓应得庚款的一半，加上利息，共计1160余万，逐年逐月“退还”中国。其条件是中国必须保证把此退款作为中国派出学生赴美留学的费用，并将由中美双方组成的董事会[81]共同管理。

对此我们难免感到屈辱：本来就是中国不该赔款的钱，现在退回来了，还不能自主使用，还要接受美国的约束。但悖论就是这样，当时的清政府已经失去了国际信誉。为此，清政府不仅照会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表示感谢，并派留美幼童出身、后来曾任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时任奉天巡抚的唐绍仪专程赴美致谢。此后，英、法、比、意、荷等国也陆续决定退还部分庚款，而且有关国家在退还庚款的协定中，都有把退还的庚款用于派遣中国学生赴有关国家留学的规定。

为了落实退还的庚款用于中国学生留美的协议，1908年清廷外务部和学部共同拟定了《派遣美国留学生的章程草案》，1909年又拟定了《遣派游美学生办法大纲》。据此，同年9月4日，赴美留学选拔首次考试在学部举行，参加考试的有140名，最后录取了47名。其中包括后来著名的生物学家秉志、化工专家王琎、化学家张子高、物理学家胡刚复和教育家梅贻琦等。同年，清政府成立游美学务处，具体负责留美学生的选拔和派遣。后来，清廷内务府又将清华园拨交学务处作为游美肄业馆，即后来的清华学堂。1910年7月举行了第二次庚款留美考试。在此次录取的学生中，有后来赫赫有名的新文化的鼓吹者胡适、气象学家竺可桢和语言学家赵元任等70人。1911年7月又举行第三次招考，63人榜上有名，其中有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的姜立夫和文学家梅光迪等。清末，清政府选送了三批庚款留学生，共计180名，因为出国前他们都经过了学务处的“甄别考试”，所以被称为“甄别生”。他们是继幼童留美之后清政府又一次较大规模的官派留美教育活动。这三批庚款生虽然人数不多，但却对中国现代文化、教育、科学和学术的开创和建立，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四）清末留学欧美运动的特点和意义

清末的留学欧美运动，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受重视的程度上，都不能与同时期的留日大潮相比，但自有其特点和意义。

1.清末留学欧美运动的特点

第一，留学欧美的学生多为公费生。因为中国离欧美国家路途遥远，且生活费、学费等也高于日本，所以，所需费用非一般家庭所能承担，自费留学欧美的学生较少，而且需要家庭负担。例如，孙中山赴美国檀香山留学，是投奔并赖其兄长孙眉的支持；宋氏三姐妹留学美国的经费，则是源于父亲宋嘉树创办的实业。

第二，留学欧美生大多学有专攻。中国学生留学的欧美国家环境比较安定，不像留日生那样经常受到日本侵华行为的影响而愤激骚动，常常因为留学国与中国关系的纠纷而罢学回国，所以，得以安心学习，学有专攻。最能证明其专业水平的为1906年清政府举办的第二次归国留学生录用考试成绩，在被定为最优等的8 人中，7 人留美，1 人留英，平均分最低81.5，最高98，[82] 其中颜惠庆、施肇基[83]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外交家、政治家。这是同一时期的留日生不可同日而语的。

第三，留学欧美的学生大多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这是因为留学欧美的学生不是富家子弟、传教士考察后带出的聪颖少年，就是通过考试选拔出去的优秀学子。这明显区别于同时期的留日生，留日生成分复杂，多为速成短期教育，学历层次较低，进入专门学校特别是大学的很少，受过研究生教育的几乎为零。而欧美生在国外接受的都是系统的专业教育，故能学有所成，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大有人在。如据刘真等统计，1910年，有48名中国留法学生毕业，其中大学毕业33人，获得工程师或硕士学位的8人，获博士学位的7 人；[84] 1911年从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的12 名中国留学生，全部获得学士学位。[85] 1903—1908年北洋学堂留学美国的19 名学生几乎全部获得学位，详见表1—3。

第四，留学欧美学生所学专业主要为理工科，这也是清政府为扭转当时留日生专业以师范、法政和军事为主的倾向而采取的措施。通过留学培养实业人才的思想，成为清政府派遣庚款留学生的依据，也成为民国时期留学工作指导思想的主要借鉴。

2.清末留学欧美运动的意义

清末留学欧美的意义是多方面的，现简述两点。

第一，在清末新政的留学大潮中，在政策导向上强调留学欧美，表明清政府对留学国和人才培养的宏观把握，有利于克服一窝蜂似的留学日本的不足，有利于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的进步。

当时，中国经过洋务运动，西方现代文明虽然逐渐深入中国各个领域，但还是相当表浅的，愚昧、落后、贫穷的现状依然存在，因此改变社会现实、富国强兵是当务之急。而达此目标，必须造就大批现代新型人才，欧美留学生就在此背景下脱颖而出。孙中山的贡献和影响姑且不论，其他如陈锦涛、胡敦复、刘瑞恒、马寅初、王宠惠、王宠佑、王正廷等回国后都成为有影响的人物。最有名的当如马寅初（1882—1982），浙江省嵊州人。1901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1906年赴美国留学，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曾被哥伦比亚大学作为经济系一年级的教材。1916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后任北大教务长。1927年后任南京政府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大学经济系系主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等。1948年当选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等。他的经济学理论对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的制定有广泛的影响，而其《新人口论》则对新中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

第二，庚款生的标杆式业绩，代表了中国近代留学生群体的科学文化水平，不仅为中国现代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经济实业、医学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也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由于庚款留学考试较其他留学考试严格，在美国又受到了极其严格的现代科学、文化的教育，故这一群体大都学有所成，对20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以及民主政治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前所未有的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成了中国现代科学和学科的奠基人，对中国文化教育科学的贡献甚巨，远远超过其他批次的留学生。

如胡适，不仅是五四文学革命最早的倡导者，也是中国现代哲学学科的主要创建者，其影响早已越过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成为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学术领域享誉中外的最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而梅贻琦，作为理科出身的教育家，与半个世纪的清华相伴随，特别在抗日战争艰难的烽火中，成为西南联大的中心人物，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坚守与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又如哈佛大学博士姜立夫，主要从事圆素和球素几何学的研究，不仅是中国几何学的权威，也是数学教育家、南开大学数学系的创始人，曾任中央研究院数学所所长，对中国现代数学教学与研究的发展有重要贡献。满族出身的动物学家秉志，1908年京师大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191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是第一个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后来成为中国近代生物学的主要奠基人。在留美期间，他就参与创办《科学》杂志。1920年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所长等职，长期从事中国生物学的教学、研究和组织工作，进行了大量的开拓性的研究。

概言之，近代中国留学运动是伴随着中国国门的被迫打开、西学东渐程度进一步加深而逐渐发展的。它以1872年容闳倡导的留美幼童运动为肇始，在20世纪初的新政时期发展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留日大潮。同时，中断了的留学欧美活动也开始复苏，汇成短期内数万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浪潮，诞生了一个以留学生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群体，它由清末新政所催生，既有传统文化的根基，又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视野开阔、思想活跃。从根本上讲，留学大潮的出现是清政府实行新政的直接结果，但是，它后来又促进了清末新政的进行。尽管这个群体成分复杂，但是在整体上，在中国传统社会急剧转型的新政时期乃至整个20世纪，却是一个能适应时代变化、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新生力量，并最先在此后的清末民初政治鼎革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