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多维探索 转益多师的艺术之旅——读《陈继平中短篇小说集》

大概在11年前，我和继平先生在陈海阳（我们通常称他为“海阳叔”，陈继平则称他“老海”）引见下认识，那时他仍对小说充满困惑和热情，他对现实和历史都有诸多独立见解，嬉笑怒骂，神情有不羁与落寞。写作者过于其乐融融并非好事，我欣赏他内心那份不为人知的孤独感。后来我们也在各种场合见面，以各种方式交流，因为信任打底，交流都是真诚而彼此有所触动的。再后来，我听说他工作调动到了汕头，他编剧的《厝边头尾》在潮汕地区爆红。一方面佩服他的多面手才能，另一方面也为他的小说惋惜。但是，前年渊液姐组织汕头中短篇小说研讨会，去年韩师组织新世纪潮汕文学中青年作家论坛，他都有新作参与。不久前他又邮来近十几年的小说代表作，说最近准备结集出版，嘱我作序。在我眼中，继平先生是潮汕本土有代表性的中青年作家，我佩服他的才华，敬重他的小说探索。作序之事，本该由德高望重之老师为之，但推辞不过，继平先生的信任不敢辜负，只好把我对他小说的一点理解说出来，权作交流。

解构英雄，反思历史

作家写作，大抵都跟某个念兹在兹的情结相关，这个情结在陈继平这里，大概就是创伤历史记忆。多年来，陈继平一直希望对“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有所书写，有所反思。他以文学的虚构和变形深入了某段被可以遗忘的岁月，并从中离析出饥饿、异化、盲从病等悲剧性的人性主题，颇能发人深思。

多年前阅读他发表于2000年的中篇《赵林一个人的兴奋》，我和朋友们便兴奋不已，击节叫好。多年后重读，依然为他当年极佳的写作状态叫好。这篇小说，以兴奋为关键词，写的却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饥饿及其悲剧。赵林家住香椿街，他是片区工厂保安，他们工厂生产援外物质肥皂和毛巾。赵林的问题是他一直蔫儿吧唧地兴奋不起来。小说中，整天屁颠屁颠的夏天听说赵林的蔫病，便问赵林，“给你一大叠票子你兴不兴奋？”“叫鲜嫩的女人让你白睡，你兴奋不兴奋？”赵林都摇头。

夏天最后狠狠心地说，把满满一仓库的面粉给你，让你吃不完，看你兴奋不兴奋？

赵林说，那就是值得兴奋的事吗？[1]

有趣的是夏天提问的顺序，钱、性和吃三者，吃被置于最后因而也是最有爆炸性的位置上。这里事实上巧妙地关联了一个饥饿的时代背景。

这当然是一个与饥饿相关的时代悲剧。赵林将儿子带到他们工厂，希望能顶口粮。可是碰上饥荒，即使是他们这种不愁供应的工厂也开始减量限量供应了。赵林的儿子最后被夜里偷工厂面粉的窃贼砸死了。为了顶口粮而死了儿子，为了偷一袋面粉而砸死一个小孩，这种明显失重的关系中确乎透露出某种悲剧性。可是，必须说，这篇小说其实并不仅是关于饥饿的。至少在钱、性和吃三者中，赵林从来没有觉得它们有何值得兴奋之处。真正让赵林兴奋的是，如何在工厂破一桩大案，从而成为英雄，让自己的身份从保安而一跃成为公安。因此，“兴奋”话题背后隐藏的其实是饥饿时代、集体化时代的身份问题。换言之，陈继平思考的不仅仅是饥饿对人的摧残，而是早就饥饿的体制对人的身份钳制乃至于对人内在的精神异化。显然，赵林的需求已经出离于普通的钱、性、吃之外了，他渴望在体制化的时代中一跃成为英雄，某种意义上他已经成为一个被体制异化而缺乏正常生理、伦理感觉的人。对性、吃的麻木是一种生理神经的异化，对儿子被砸死这件事表现得浑浑噩噩则是一种伦理神经的异化。这就是何以被儿子意外身亡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妻子愤怒地要跟他离婚的原因。可是，更为悲剧性的是，作为一个卑微的小人物，赵林没有获得成为英雄的机会。儿子白白死掉了，他在缉凶过程中无意“杀死”了嫌疑犯——傻子张上游这件事也被陈继平解构了：

“叭——”一声枪响，枪声没想象中那样响。

张上游应声倒地死去。但事后发现，张上游没有中弹，他是在极度惊吓中死去。而那颗子弹，不知射到哪里去。

片区的男女都否认赵林开枪，他们没听见什么枪响，而对于张上游，谁也不相信他能偷出一袋面粉。后来，赵林也想，傻子懂得撬窗去偷面粉吗？

这样，那个清晨片区发生了两件不相关的事，傻子张上游惊吓过度意外死亡；保卫赵林丢失了一颗子弹。[2]

这个革命时代的异化主题，一直幽灵般地在陈继平的作品中寻求出口。写于2014年的《疤》同样是一个“解构英雄”的作品。只是，小说这次不再是对历史现场的直击，而是通过当代写历史。“我”是一个单位领导，诸事顺心，只是当年知青朋友谢卫红常理直气壮地给“我”添麻烦，深更半夜打来电话只为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谢卫红当年在扑灭一场大火中被严重烧伤，从一个美丽的女青年变成一个丑陋的怪物。但是，这场火灾使谢卫红成为知青中的英雄典型，《人民日报》予以报道，她被万人敬仰，她也从此靠着“理想主义”的价值系统的精神回馈赖以为生。随着时代变迁，谢卫红的英雄光环渐渐褪去，更多被人视为不可接近的怪物。只是，“我”却始终对她保持着知青情谊而尽力照顾。一次偶然的机缘，“我”对谢卫红的照顾再次被报纸发掘，于是“我”的高尚行为被塑造成典型，成了仕途升迁的重要催化剂。只是，在戏剧性的情节背后，陈继平再次解构了理想主义“激情燃烧的岁月”。他对“我”何以多年来对谢卫红怪癖般的骚扰从未有怨言提供了双重解构：当年的大火，很可能正是百无聊赖学会抽烟的“我”扔下的烟头所致，谢卫红对此洞若观火，只是渴望成为“英雄”的她放任了大火的发生，以便自己成为扑灭大火的英雄。更讽刺的是，多年后人们考察发现，当年谢卫红殒身不顾、毁灭了青春容颜所扑灭的大火，保护的集体财产不过一百来元。如此，陈继平不但解构了英雄主义的动机，同时也解构了理想主义的客观效果。他显然对于集体主义时代中创造英雄、塑造典型的价值操作系统及其催生的精神造假和心灵异化深恶痛绝，所以，谢卫红、“我”某种意义上正是小保安“赵林”的同一物种。只是赵林渴望成为英雄而不得，谢卫红们却成功地成了英雄。无论成与不成，在陈继平看来，都不过是一场可悲的悲剧。

于是，我们在陈继平不无悲观主义的英雄解构中，便发现了他对集体化时代的历史反思。陈继平找到了集体化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那便是“档案”。档案关乎人的身份，档案是中国人身份管理的重要手段，档案与保密是共和国时代中国人特殊的生存境遇之一，影响甚至塑造着我们的人生。陈继平在未收录于本小说集的作品《档案》中，显然抱着一种一贯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反宰制思路，以小说的虚构反思档案文化所塑造的档案人的悲剧人生。张默是一位档案保密人员，他因为保密工作而得以以组织的名义不跟一个农村妇女结婚，娶上了漂亮有文化的女教师。从他个人角度，他爱保密，感谢保密工作！可是，保密工作必然跟他年轻葱茏火旺的身体有冲突，所以，他有一次不惜擅自离岗逃回家跟妻子圆房。就是这次单位出了事情，档案被盗了。抓出凶手的过程，其实便是档案对人的异化过程，档案对良知的扭曲过程。张默为了自保，不惜“告发”同事，并且供出这个意志坚韧的同事的软肋。作为一种反向的惩罚，张默因为正常的性需求而卷入档案旋涡，他最终在旋涡中因良心的责问而丧失了性的兴致，最终挥刀自宫，而完全丧失性的能力。这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小说，它的主题是体制与异化，良心的惩罚。这些都是很精彩的。这种历史反思的作品，在本小说集中还有《街灯》和《梦游症患者》。虽然处理同一主题，但《梦游症患者》笔触所及，反思的却是“盲众之恶”。小说以少年吴小岭的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了“我”被众人“屈打成病”的故事。吴小岭犯有狂躁症，半夜里喜欢起来走动，这是某种家庭压抑的结果。可是，一旦大家需要他成为梦游症患者，他就自然被所有人视为梦游症患者。这篇小说巧妙地写出了时代性的癫狂和压抑。人们一面在火热朝天的“理想”中干劲十足，一面却必须发泄无法排解、被驱逐于下意识的力比多。这种集体性的压抑表现为吴一川的偷情，表现为众多大人的语言性发泄：

我们镇上有个人写得一手漂亮文章，据说镇上的万人誓师大会的讲稿是要他写的，老师时常找来他发表在报上的文章作范文，逐字逐句分析，什么“高瞻远瞩”、什么“高屋建瓴”，什么“感情充沛”“有理有据”……老师每每读后，都不由赞叹：好漂亮的文章啊！我们班的作文基本都在学他的那种写法，我在那些漂亮文章中寻找不到一点污秽，我怎么能相信他竟在深夜出没在别人的门口，用粉笔写下下流脏字呢？

下流脏字的出现让镇上所有的人难以忍受，它写的多是女人的奶子和撒尿的东西，如“××，我做梦都想捏你的奶子”“××，我操你的×”之类，指名道姓，不堪入目。大家都认定是小孩所为，怀疑的重点很容易集中到我身上，镇上的人结伙一齐涌到我家，找吴一川交涉，说你要是不找大夫把孩子的梦游症治好，我们就马上报告派出所。被指名的人家更要找吴一川拼命，交涉的人群适时阻止，他们说，看行动吧，他不行动你再拼命不迟。[3]

吴小岭的“狂躁症/梦游症”既是压抑时代的产物，是压抑时代的需要（人们需要一个狂躁症的小孩带着梦游症之名，掩盖那些写出冠冕堂皇文章者的压抑和卑劣；吴一川需要自己的儿子是梦游症患者，以便吴小岭丧失说出吴一川偷情事实的合法性）更是压抑时代的隐喻。这个小说荒诞地写出了众人皆狂的时代病。正确地诊断了吴小岭症状的省城大夫也被抓起来劳教。

悲剧情结：异化和荒诞

我们不难从陈继平的历史反思小说中读出心灵异化和生命荒诞的意味，事实上，异化和荒诞的主题在他的当代题材作品中得到进一步延续。《鱼人》和《异味》两篇便是通过典型的当代异化书写，呼应了鲁迅开创的“先知者悲剧”题材。

《鱼人》事实上触及了当代中国乡镇城市化过程中非常普遍的严峻的土地腐败的现实问题，并将现实问题提升到审视心灵异化的精神高度。小说中，河心洲村民原本以种植淮山为业。这是一个特别适合种淮山的小村子，土质疏松肥沃，渔村产的淮山是上等中药材，一到收获时节，外来的药贩子便从四面八方涌到了偏僻的渔村，满村子便散懒着一种若有若无的清润气味。河心洲人中，读书最多的杜渊的淮山种得最好。可是自从河心洲租给外人之后，杜渊就感觉自己病了，病愈之后听觉和嗅觉变得十分敏感，他听见老婆穿针线的声音，还听见儿子杜丁写作业的铅笔划破纸的声音，更奇异的是，他闻到了河里散发过来的一阵阵类似金属黏质，杜渊坚持自己还听见了河里鱼儿逼迫的噏声，他逢人便说河里中魔了，魔咒已经侵入了河心。连老婆都觉得杜渊中邪了，请来的道人说杜渊冲撞了河神，河神要罚他变成一尾鱼。河心洲被租用之后，资本方开始在上面建房子。村人获得了客观的分红，个个兴高采烈，只有杜渊忧心忡忡，并极力阻止外来投资。他甚至跑到县上去告发，县上来人检查，要带河水去化验，说如果河水真的有毒，河心洲的那些房子要关掉。这使杜渊成了全村人的敌人，村长二老叔采取各种手段，希望“拯救”杜渊，同时也拯救全村人的分红。之后，在全村人的支持下，杜渊老婆和杜渊离了婚，而杜渊则被抓进了精神病院。小说最后，杜渊从精神病院逃离回到河心洲：

现在的河心洲已经彻底废弃，废弃的房子和机器长满了青草，废成粉状的锈一阵阵飘出，让天空变得混浊，也让杜渊的呼吸有些阻滞和沉重。他惊异地发现，村子里的人真真切切变成鱼了，他们的脖子下面已经长出了鳍，身上不时剥落出一层有鳞片的皮，他们已经不会说人话了，因为鱼是生活在水里的，他们不可能改变这个习性，于是，在陆地上行走的鱼儿，就不停地蹦跳着，直到彻底瘫倒。杜渊摸摸自己身上的皮肤，幸好还没长出鳞片，他还是一个“人”。[4]

《鱼人》在资本异化乡镇的现实背景下内置了庸众/先知的冲突，先知者被逼成疯子的主题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已有先声，陈继平则将这一母题镶嵌于当代现实语境下，其现实忧患显而易见。

显然，《异味》正是《鱼人》的姐妹篇。《鱼人》中，杜渊的嗅觉特别灵敏，这种超人的嗅觉正是某种先知先觉的隐喻。而《异味》则干脆用刘大鼻的嗅觉作为小说原动力。小说中，海村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涨潮，潮退之后，阳光大放，大地在烘烤中开始发出陈腐的气息，刘大鼻最先觉察到这股气味的异常。“异味”在小说中同样是作为精神变异的表征出现的。《异味》和《鱼人》是两篇可以对读的作品，它们内在的“迫害先知”的主题也是相近的。

《异味》《鱼人》的异化主题是用荒诞的方式来表达，相比之下，《最后的香洲》的异化主题则表现得更为隐蔽。这表面上是“单位”小说，内在的“他人即地狱”的悲剧式生命体验通过“最后的香洲”这样的命名有所暗示。小说中，孙志（是否是“孙子”的谐音而有“装孙子”之意）是省城某机要单位中一丝不苟而踏实本分之人，十几年来一直负责到异地香洲慰问探望一位前领导遗孀。这个旁人视若畏途的苦差事他却乐此不疲，既源于他的本分，也因为他在香洲结下一段隐秘的婚外情。有趣的是，从不放纵的孙志在婚外情上面也分外严谨，他跟情人柔娟约定只在来香洲出公务期间见面，一旦公务结束，便永不见面。他称情人柔娟为表妹，只有在这种称呼中他才敢于跟柔娟亲热。这里，陈继平写出了孙志内心的矛盾和纠结。他只有在种种公务和身份的掩护下才敢于“越轨”，他终究是一个本分而懂脸红的男人。可是，本分也为他带来好运，他先是因为踏实可靠被单位提为部门副职，并且很快便有转为部门正职的机会。这时，各种领导的诱惑和压力如期而至，谨小慎微如孙志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权力交换之中。这时，我们发现陈继平事实上在省城和香洲之间设置了某种价值区隔，省城代表的是权力、世俗纠缠的现实之地，而香洲则代表着某个纯粹、真诚的心灵乌托邦。诚然，柔娟果真是某种理想的男性想象的产物，为了一份爱情无怨无悔地当别人婚姻外的隐身人。而孙志老婆则现实、世俗，既善于利用孙志位置的变化争待遇，又善于以柔克刚、梨花带雨地让孙志为娘家亲戚办事。由此，往返于省城和香洲之间的孙志便是在现实和理想之地不断切换的二重身份。作者并未将孙志的出轨作为违背道德的行为来刻画，反而将香洲作为老实人孙志纯洁精神空间的一种寄托。可是，现实却是悲剧性的：一方面孙志在现实秩序中越陷越深，日渐异化，另一方面他又不可避免地被异化更严重的人所盯上。小说最后，当孙志正无限接近于部门正职的位置时，他的偷情事实被揭发了。检举人是他们单位原来的司机小郑，极善钻营的小郑在孙志提职之后对他多方巴结，孙志出于谨慎和好意拒绝了小郑的送礼，并委婉批评（内心仍关心着小郑的进步）。怀恨在心的小郑专门跟踪了孙志来到香洲，并在检举信中将孙志描述为一个贪污犯、偷情者、伪君子。因此，香洲作为一块最后的纯洁之地也坍塌了。陈继平意在指出，“没有一个人可以自成孤岛”，独自完美。有趣的是，小说中，孙志和小郑都是会脸红的男人。相比之下，孙志虽偷情却并不坏，小郑作为阴谋者和告密者，虽有着容易脸红的朴实外表，内心却龌龊得多。这里隐藏的无疑是人心异化莫测，“他人即地狱”的悲剧性体验。

多维探索，转益多师

小说写作二十多年，陈继平事实上在多种题材和艺术手段上进行过探索。就题材而言，在“文化大革命”题材之外，有《异味》《鱼人》的当代乡村题材，有《游在阳台上的鱼》《误车》《杀房》这样的当代都市题材，有《无人看守的道口》这样的留守儿童题材。更重要的是，在不同题材的作品中，陈继平事实上容纳了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意识流、儿童视角、间离叙述、分身叙述、疾病的隐喻等极为多样的思想资源和艺术手法。

发表于1990年的《小镇风流》可视为陈继平的早期代表作，这个作品大概便是某种新历史主义风潮下的产物。小说在20世纪的历史变迁背景下叙述了莞荽婆充满戏剧性的一生：民国有钱人家的美丽小姐，在战争的时局动荡中被日本鬼子龟山太郎奸污，此事激怒了一贯暗恋小姐的大汉姜薯五，夜闯日军军营，虽未杀了龟山太郎，也砍了几个日本士兵，成就英雄美名。龟山太郎大怒下令抓人，并且瞄准了姜薯五，芫荽姐儿被龟山霸占，却也懂得感激，暗地里言语替姜薯五脱险。日本人败走，芫荽姐儿便成了人人唾弃的汉奸娼妓，姜薯五却依然对她情有所寄，只是英雄大汉却没有勇气向败落美人表白，最终让五大三粗的胡屠户将芫荽姐儿娶了去。胡屠户死去之后，芫荽姐儿也便成了芫荽婆，平日里少人注意她的故事，只有在死去时才引起一些家长里短、不痛不痒的议论。这显然是对《红高粱》重新叙述革命史的模仿，曾经宏大的革命叙事被分解为令人唏嘘的个人命运：命途多艰的芫荽姐儿，痴情不改、血性淋漓的姜薯五都在历史的长河中化作随流而去的树叶。读来令人叹息。

《误车》虽是短篇，却是意识流的实践。小说写安平乘车上省城，途中遭遇邻座美少妇，中途休息又错过乘坐的汽车，与另一同样因马大哈被抛下的老润相逢，在重新搭上车之后他们听说前面有车发生车祸，此时他们又庆幸又期盼，在潜意识中他们极度盼望发生车祸的正是他们错过的那辆车——以使他们的“错过”获得价值：

老润已经在心理认定这就是他坐的那一辆，他指着水面上说，看见没有？是蓝色的车，肯定是我坐的那一辆！你瞧我多幸运，我昨夜怎么还老怨那泡牛屎，没司乘的失职，我现在就是江中的淹死鬼呀！我真是太幸运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如果真的是老润坐的那一辆，那么安平一夜的磨难就变得毫无意义，并且比较而言，纯粹是一种弱智的失误，安平不仅在“篾店”这个地方耽误了时间，多花了冤枉钱，而且丢了一件全新的皮褛真是倒霉透了！安平不甘心地说，也不一定，得等到吊车吊起来再说！[5]

小说将现代庸人无意义漂流的精神状态刻画得分外细腻有趣。众所周知，在乔伊斯著名的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中，古典英雄彻底沦为了现代庸人：驰骋疆场、力挽狂澜的英雄奥德修斯变成了逆来顺受、含羞忍辱的广告推销员布鲁姆；坚贞不渝的王后佩涅罗培变成了耽于肉欲的女歌手莫莉；助父除虐的勇士忒勒玛科斯变成了精神空虚的骚客斯蒂芬。古今互喻，在古代西方英雄的衬托下，现代世界正在走向沉沦和堕落，现代生活变得卑微、苍白、平庸和渺小。《误车》中的安平和老润无疑正是中国布鲁姆，他们在无意义的生活中行走，真正有意义的倒是小说对现代庸人心理那种放大镜式的检视。

在叙事视角上，陈继平也是颇多匠心。短篇《街灯》中，作者玩了一下儿童视角和分身叙述，直到小说最后，我们才知道小说叙事人“我”便是小说中的人物卫东，小说的很多意味便藏在了这种分身叙述的虚晃一枪中。上面已经提及的《梦游症患者》同样使用儿童视角和间离叙事。小说从吴小岭的第一人称叙述，呈现了非常年代成人世界的癫狂和压抑。小说中，吴小岭称父亲吴一川和母亲孙映红都是直呼其名：

我常常在睡梦中被叫醒，至于老师提问什么问题，我一概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作答，我的滑稽作态常常引来课堂的一阵哄笑。新来的女教师气得脸上五官拧移了位，噔地把我叫到校务处，指名要家长来领。她问，你妈呢？孙映红出门去了。孙映红是谁？她一时转不过弯。你刚才不是问了吗？她终于明白过来，又问，你爸呢？吴一川也不易找，就是星期天也很少休息，他们厂总在劳动竞赛。[6]

这里的疏远称谓并非只是炫技，它所产生的间离效果确实非常契合小说中人与人的心理距离，即使是父子/母子亲情也无法消融癫狂时代人心的距离。它当然不是完全写实的，却具有更高程度的艺术概括力和真实性。

应该说，陈继平二十几年的小说写作生涯是一个多维探索，转益多师的艺术探索之旅。他的写作以80年代的中国小说变革为起点，在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中汲取资源，在先锋小说中吸纳营养。他虽非离经叛道的实验小说写作者，却更不是循规蹈矩的现实主义者。他在写作中反思历史的意识尤为可贵，但某些时候过于依赖戏剧化的手段来结构小说似乎也值得重新思考。

陈继平是当代潮汕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在他之后，像厚圃、林渊液（人们之前多熟知她是散文家）、陈崇正、林培源、陈再见、吴纯、王哲珠等人的写作正呈群星灿烂之态。潮汕小说文脉不断，实为可喜！

注释

[1]陈继平：《赵林一个人的兴奋》，《最后的香洲》，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第218页。

[2]陈继平：《赵林一个人的兴奋》，《最后的香洲》，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第247页。

[3]陈继平：《夜游症患者》，《最后的香洲》，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第149—150页。

[4]陈继平：《鱼人》，《最后的香洲》，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第77—78页。

[5]陈继平：《误车》，《最后的香洲》，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第166页。

[6]陈继平：《梦游症患者》，《最后的香洲》，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