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绍兴戏剧萌芽的风俗、宗教环境

绍兴戏剧的萌芽离不开绍兴的民俗和宗教。民俗和宗教不只是民俗、宗教，它还始终渗透着娱乐化的因素，正如《宋史》卷88“地理四”条所言：“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115]“奇技之巧”就是娱乐化的因素。这些因素如果装扮、表演，就与戏剧产生的距离不远了。

一 “信鬼神，好淫祀”

应劭《风俗通义》卷9载：“会稽多淫祀，好卜筮。”[116]《后汉书·第五》云：“会稽俗多淫祀，好筮卜。”[117]《隋书·地理志》云：“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信鬼神，好淫祀。”[118]何为“淫祀”？淫祀相对于中原王朝礼制中的正祭而言，即，“非其所祭而祭之”[119]，是谓淫祀。

《吕氏春秋·异宝》载：“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禨。可长有者，其唯此也。”[120]汉代高诱注曰：“言荆人畏鬼神，越人信吉凶之禨祥。”《淮南子》曰：“荆人鬼，越人魕。”《说文》：“魕，鬼俗也，从鬼，几声。”[121]《史记·封禅书》曰：“越人俗鬼。”[122]荆人之鬼，剑拔弩张，面目狰狞，多为凶神恶煞，故人多惧之；而越人信奉之鬼，多为吉祥之神，人多信而求佑。

信鬼又与崇巫密切相连。越地鬼俗之多，又促使越地巫风的流行。有研究者指出，“吴、越或是巫咸发祥地，或是巫风盛行之处，巫咸是位双手操蛇的神巫”，巫咸这种形象“乃求雨巫师的象征，致蛇祈雨的巫术为巫咸所开创”[123]。越国大夫文种给越王勾践所提的“伐吴九术”中，第一条便是“尊天地，事鬼神”[124]；《越绝书》卷14载：“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时，为之立祠，垂之来世，传之万载。”[125]《吴越春秋》卷9亦载：“立东郊以祭阳，名曰东皇公。立西郊以祭阴，名曰西王母。祭陵山于会稽，祀水泽于江州。事鬼神二年，国不被灾。”[126]因为祭祀，“国不被灾”。更有甚者，居然信赖巫师作法以击溃敌军之事，云：“江东中巫葬者，越神巫无杜子孙也。死，于中江而葬之。巫神，欲使覆祸吴人船。去县三十里。”[127]此处之“县”均指越都会稽。因此，越地有许多巫师活动过的地方，如“巫里”“巫山”“越神巫无杜”等。“巫里，勾践所徙巫为一里，去县二十五里。”“巫山者，越，神巫之官也，死葬其上，去县十三里。”

汉武帝“迷于鬼神，尤信越巫”[128]，他灭了南越、东越之后，专门启用越巫，“祠天神、上帝、百鬼”[129]。越巫围绕在汉武帝周围，为其驱邪除鬼、排忧解难，甚受宠信。从此，越巫行术时所采用的“鸡卜”因为武帝“信之，越祠鸡卜始用”[130]。鸡卜，又叫鸡骨卜，占卜法之一。《正义》云：“鸡卜法用鸡一、狗一，生，祝愿讫，即杀鸡狗煮熟，又祭，独取鸡两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则吉，不足则凶，今岭南犹此法也。”

地理环境恶劣，对自然界充满畏惧，是越地“信鬼神，好淫祀”的外在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最初的宗教表现是反映自然现象、季节更换等的庆祝活动。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了它的宗教里。”[131]有这些宗教的庇护，心灵似乎就有了栖居之所。因此，越人“信鬼神，好淫祀”之风愈演愈烈，有时竟“以一牛祭，巫祝赋敛受谢，民畏其口，惧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财尽于鬼神，产匮于祭祀。或贫家不能以时祀，至竟言不敢食牛害，或发病且死，先为牛鸣。其畏惧如此”[132]。人们为神灵奉献丰厚的祭品，耗费大量财力、物力，常常出现不顾财力祭神事鬼而贫困破产的状况。即使如此，仍痴心不移，坚持不辍。

二 多宗教

越人“重淫祀”的结果就是导致多宗教现象的出现。

“春祭三江，秋祭五湖”[133]是官方文献对越王勾践祭祀的记载，绍兴民间的祭祀不管是深度还是广度远甚于此。“迹遍江南”的舜、治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禹、古汪芒国国君的防风氏等，民间都建寺庙祭祀。舜有舜王庙，禹有禹王庙，防风氏有防风祠。“舜王、禹王、防风王，是浙江的三大崇信，其祭祀、庙会的隆重与规模，非同一般。”[134]《述异记》记载：“今吴越间防风庙，土木作其形，龙首牛耳，连眉一目。昔禹会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防风氏后至，禹诛之。……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戴竹长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披发而舞。”[135]可作为这一说法的一个注解。浙江还流传着许多优美、动人的传说，其中就有被民间视为神灵崇拜之。“天下第一美人”之称的西施、投江觅父的孝女曹娥、双双化蝶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司婚姻之神”的月老等都是代表。

东汉末年，会稽郡出现了道教，“上虞魏伯阳，性好道术，率弟子入山炼丹，并借《周易》爻象论作丹之意，所著《周易参同契》三卷，为后世道家所宗”[136]。魏伯阳，东汉桓帝时的道士，所撰的《周易参同契》讲述炉火炼丹之事，是道教丹鼎派最早的理论著作，因此拉开了道教在浙江传播的序幕。

据传说，三国吴时，丹阳人葛玄隐居会稽若耶溪，在剡县西白石山炼丹，分别留有葛仙石、葛仙翁祠等遗址。宋人嘉泰《会稽志》引《十道志》语，说葛玄在若耶山升仙。《云笈七签》卷6《三洞经教部》记载，《灵宝自然经》云：“小劫至时，必脱大水焉。”又云：“徐来勒等三真，以己卯年正月一日日中时，于会稽上虞山传仙公葛玄。玄字孝先，后于天台山传郑思远、竺法兰、释道微。道微传吴主孙权等。仙公升化，令以所得三洞真经，一通传弟子，一通藏名山，一通付家门子孙，与从弟少传奚。奚子护军悌，悌子洪。”[137]此后，葛玄的从孙葛洪也曾经栖于上虞兰芎山，并在会稽宛委山炼丹，有葛仙翁丹井。

永和年间（345—356），王羲之家族都是道教的崇拜者。王羲之居山阴，与道士往还甚密，为山阴道士写《道德经》以换笼鹅，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王羲之次子凝之为会稽内史，王氏侍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静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将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138]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张氏，即张道陵。凝之确因对“张氏五斗米道”过于虔诚而疏于防备，才导致杀身之祸。又如谢灵运儿时，其家为求其易育，曾寄养于天师道的治所。可见，绍兴文士对道教之痴迷程度。

佛教自东汉传入本土，称为中国南方传播佛教始祖的安世高即到会稽寻求“宿缘偿报”[139]，会稽因此出现了传播佛教的白云庵、狮子庵、信义庵等。[140]

东晋到南朝的二百七十多年间，会稽郡的佛教发展很快。大批高僧相继云集会稽，与本地僧人相会林下。《世说新语·言语第二》就有高僧知道林住剡县东岬山放鹤之事，慧皎的《高僧传》卷5《晋吴虎丘东山寺竺道壹传》也记载东晋高僧帛道猷在若耶溪林下与竺道壹相会事。东晋永和初，昙光（帛僧光）游江东，至石城山，成寺名隐岳；旋由于法兰经东瓯人剡，建元化（华）寺；支遁应谢安、王羲之相邀，买峁山地建栖光寺，后总称“石城寺”。寺内石佛，亦经永明四年（486）剡人僧护始凿面璞，齐末僧傲继其功，梁天监十二年（513）定林寺院僧祜受建安王萧伟之请，奉敕造像，十五年（516）功成，故称“三世石佛”，或谓“三生圣迹”[141]。这些都是佛教在山阴、会稽等地蓬勃发展的表征。

据《绍兴佛教志》载，越地之会稽郡部分地区（相当今绍兴县、越城区、上虞市、嵊州市、新昌县、诸暨市）“三国寺4处、庵4处，晋代寺（院）27处、庵4处，南朝寺（院）42处、庵4处”[142]。

“南朝四代……浙江寺院纷纷兴建，宋代建寺16处，齐代建寺15处，梁代建寺95处，陈代建寺6处，共计132处。其中新昌石城寺依山雕琢弥勒佛像，历齐梁两代始成，这说明当时浙江净土崇拜的流行。”[143]五代十国，战乱不断，地处东南的吴越国相对稳定繁荣。越州是吴越国文化中心，吴越王钱镠及诸王在其境内广立寺院，并遍请高僧讲经。其时，净土宗、天台宗、律宗、禅宗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像越州的会稽、沃洲、东峁诸山，都是江南佛教圣地。入宋，主要流行禅、净土两宗。云门寺、能仁寺、大善寺等成为名震中外的名刹。此势一直维持至明清。

元朝袁桷说：“吴越旧俗，敬事鬼神；后千百年争崇浮屠、老子学，栋甍遍郡县。宋帝南渡，公卿大臣多出两浙，而制令入政府，得建宫院，崇祖祢，驱石辇木。空岩阒寂之地，高下晃曜，财日益耗，而弊莫可救矣。故稍自给足者，亦承风效施，跬步瞬目，曰不胜其烦。吁！可禁哉。”[144]袁桷之言从侧面反映出绍兴崇佛之风之兴盛。

三 广集会

中国台湾学者王世帧说：“农业社会，其生活方式在于某一范围内，为了调节生活，因而在耕耘与收藏之间，订了许多的节日来纪念、庆祝。这久而久之，许多节日成了传统的标准。”[145]这样的节日，或家庭成员，或一乡、一村的民众集会，少则三五人，多则成千上万人。绍兴自然也不例外。绍兴的岁时习俗有春节、迎春牛、元宵节、花朝节、上巳节、嬉禹庙、清明节、立夏、端午节、夏至、天贶节、分龙、七夕节、中元节、祭地灶王菩萨、中秋节、观潮节、重阳节、冬至、腊八节、送灶、祝福、除夕等，生产习俗有敬土、撒谷籽、开秧门、关秧门、灾异、尝新、采茶、养蚕、栽果树、养鹅、讨养牛羊、捕捞、祀奉祖师、女儿酒、状元红。[146]

法国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指出：“膜拜的基本构成就是定期反复的节日循环。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理解这种周期性倾向是从何而来的了；实际上，它就是社会生活节奏所产生的结果。只有将人们集中起来，社会才能重新使对社会的情感充满活力。但是人不可能永远集中在一起。生活的紧迫性不允许人们无休无止地聚集，所以，人们只能分散开来，只有当他们再次感到需要这样做的时候，才会重新集合。正是这种必然的交替，才相应带来了神圣时期和凡俗时期的有规律的交替。”[147]绍兴的集会多数带有鲜明的宗教性，以祈求平安、吉利为终极目的。

祈雨常常在夏季久旱不雨的时候。为向菩萨求雨，选个黄道吉日，把当地庙里的菩萨抬出去巡行，因为是临时叫差，既降甘霖，少不了演戏相酬。按民间说法，农历七月里，各种怨鬼都从阴间出来扰乱阳间，所以要在这段时间为怨魂超度，祓邪求安。于是有城隍会、盂兰盆会、地藏王会、敲锣会等，其中又以各种形式的庙会影响最大。

庙会又称“庙市”或“节场”。作为一种社会风俗的形成，庙会风俗与佛教寺院及道教庙观的宗教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它又是伴随着民间信仰活动而发展、完善和普及起来的。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交流日益增多，庙会逐渐演变成一种带有集市交易性质的活动，其中，娱乐是庙会必不可少的项目。民众普遍把逛庙视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成为一种重要的民俗。

隋时，绍兴即有南镇庙会。唐、宋时期，民间出现了表演各种杂戏和祭祀舞蹈的社火活动。陆游诗云：“酒坊饮客朝成市，佛庙村伶正作场。”（陆游《书喜》）就是绍兴地区庙会的一个写照。

鄞县鄞江桥它山庙会，每年3月3日、6月6日、10月10日举行三次。3月3日庙会插秧在即，上市商品多为犁耙、锄头、粪桶、蓑衣、斗笠等；6月6日庙会在早稻收获前，上市商品多为竹箩、蔑簟、扫帚、畚斗、镰刀等；10月10日庙会晚稻收割，天气转凉，农民和山民多采办冬令商品衣着之类，交易兴旺。其间，鄞江之上“乌山船”挤江，章溪上竹排、“小滩船”满溪，它山庙演戏，大街小巷人山人海。当地店铺老板数月前即至宁波办货，城区商家、行贩涌至，贳房屋，租摊基，搭帐篷，临时设店摆摊。三教九流均赶集凑热闹，有算命测字、游方郎中、巫医、拔火罐、卖膏药、变戏法、拔牙齿、吹糖孩、卖梨膏糖、赌博、强讨饭等。遇纠纷事发，由庙会社头出面调解、裁决。

绍兴很有影响的庙会有禹庙香市、舜王庙会、曹娥庙会、禹王庙会、南镇庙会等。“禹庙香市，自二月朔至观音诞日，越中士女，倾城而出，嬉春之乐，盛极一时！大抵善信男女，进香炉峰；农氓村童，祈祷南镇；嬉春士女，游宴陵庙；而毕集于庙下，所谓进香于山而市于庙焉；庙内摊肆星列，百戏杂陈，裙屐杂沓，摩肩接踵，必循例周览一过；门外茶樯酒帜，栉比而立，临水树下，架棚设席，衣香鬓影，错坐其间，以为憩息之所；庙中事物，有可记者三四：丝鹞形似蝴蝶，首如鸟张喙，色作两截，淡红兼绿，下缀两彩条，插菽杆上，杆端缠以细丝二三丈，儿童争买，春光骀荡，迎风向空，或系于船首篙项，曳荡高下。”[148]绍兴乡谚咏“禹王庙会”和“南镇庙会”云：

桃花红，菜花黄，会稽山下笼春光，

好在农事不匆忙，尽有功夫可欣赏。

嬉禹庙，逛南镇，会市热闹，万人又空巷。[149]

鲁迅在《五猖会》一文中写道：“要到东关看五猖会去了。这是我儿时所罕逢的一件盛事。因为那会是全县中最盛的会，东关又是离我家很远的地方，出城还有六十多里水路，在那里有两座特别的庙。一是梅姑庙，就是《聊斋志异》所记，室女守节，死后成神，却篡取别人的丈夫的；现在神座上确塑着一对少年男女，眉开眼笑，殊与‘礼教’有妨。其一便是五猖庙了，名目就奇特。据有考据癖的人说，这就是五通神，然而也并无确据。神像是五个男人，也不见有什么猖獗之状，后面列坐着五位太太，却并不‘分坐’，远不及北京戏园里界限之谨严。其实呢，这也是殊与‘礼教’有妨的，但他们既然是五猖，便也无法可想，而且自然也就‘又作别论’了。”[150]庙会总是与各种歌舞、百戏表演和商品交易连在一起，越往后，这种倾向越明显，娱乐的成分越多。戏剧歌舞的功能既有原始娱神的遗存，又有后增的娱人的成分。在这种带有双重功能的歌舞戏曲中，也许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目连戏。目连戏是一种“鬼戏”，与傩事活动有一定联系。它源自唐宋，到明代时便形成一二百出的连本剧，连演几天几夜，成为江南庙会或社火中的保留节目。[151]近世如鲁迅所说绍兴社戏中的《女吊》、上虞地区的鬼舞《哑目连》、余姚的《跳无常》等都是其表现。凡年轻者基本都是抱着游玩的心理，或上香许愿，或购买物品，或游玩，或观看各种演出。人们“闻风而去，满载而归”，既放松了心情，又收获了见闻。

一般来说，庙会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比较少见的全民性的休闲活动，绍兴也不例外。不同阶层的人，不同职业、性别、民族、地域的人，都可以在庙会中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愿望，享受在其他地方不能得到的待遇。所以，参加庙会者往往是数以万计，并且不分老幼。平时被贵族阶层所轻贱的商人、农民、妇女，尤其是戏子、杂耍艺人、妓女等，都成为庙会活动的主要参与者，甚至是演出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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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潘承玉：《中华文化格局中的越文化》，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2]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3] 周春生：《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页。

[4] 《留侯论》，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页。

[5] 《汉书》卷28下，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745页。

[6] 周春生：《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页。

[7] 《延祐四明志》卷14，清咸丰四年刊本；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

[8] （汉）袁康：《越绝书》，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5页。

[9] 陈望衡：《美在境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2页。

[10] 《会稽风俗赋》，《王十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39页。

[11] 《吕氏春秋·遇合》卷14，《百子全书》，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804页。

[12] 周春生：《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页。

[13] （汉）王充：《论衡·佚文》，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3页。

[14] （汉）王充：《论衡·自然篇》，陆学艺、王处辉主编《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15] （三国）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上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15页。

[16] 鲁迅：《致黄苹荪》，刘天华编选《鲁迅书信选集》，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页。

[17] 《萧山县志》，转引自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4页。

[18] 萧山县志》，转引自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4页。

[19] 萧山县志》，转引自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4页。

[20] 张兵：《越文化新论》，《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21] 《思任又上士英书》，（清）计大奇《明季南略》卷5，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6页。

[22] （清）查继佐《罪惟录·致命诸臣传》卷12下《祁彪佳传》引彪佳遗书曰：“臣子大义，自应一死。十五年前后，皆不失为赵氏忠臣。深心达识者，或不在沟壑自经。若余硁硁小儒，惟知守节而已。遗诗一章曰：‘运会厄阳九，君迁国破碎。我生胡不辰？聘书乃迫至。委贽为人臣，之死谊无二。光复或有时，图功审时势。图功何其难，殉节何其易？我为其易者，聊尽洁身志。含笑入九泉，浩然留天地。’”

[23] 秋瑾：《失题》，《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92页。

[24] 秋瑾：《鹧鸪天》，《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12页。

[25]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翟奎凤选编《梁漱溟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24页。

[26] （汉）司马迁：《史记》卷41，《二十五史》（1），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09页。

[27] 《鹤林玉露·临事之智》乙编卷6，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0页。

[28] 陈戍国点校：《周礼·仪礼·礼记》，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97页。

[29] 参见徐斌《王充：浙东学派的奠基人》，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编《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30] 周春生：《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页。

[31] （汉）袁康：《越绝书》，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0页。

[32] 参见孙诒让著，孙启治点校《墨子闲诂》下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86—687页。

[33] （西汉）刘安：《淮南子》，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231页。

[34] （南北朝）刘义庆撰，钱振民点校：《世说新语》，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23页。

[35] （明）王士性：《广志绎·江南诸省》卷4，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1页。

[36]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288，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87页。

[37] 《邬先生》，小横香室主人撰《清朝野史大观》第二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页。

[38] 刘士林：《江南诗性文化：内涵、方法与话语》，《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

[39] 《吕氏春秋·音初》卷6，《百子全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90页。

[40] 滕复等：《浙江文化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1页。

[41] （汉）刘向：《说苑》卷十一，《百子全书》（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

[42] 周春生：《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

[43] 周春生：《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页。

[44] 《晋书·谢安传》卷79，《二十五史》（2），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42页。

[45] 《世说新语·言语第二》，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

[46] （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李克和主编《历代名文一千篇》第二册，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274页。

[47] （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李克和主编《历代名文一千篇》第二册，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45页。

[48]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

[49] 陈伯海编：《唐诗汇评》上，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07页。

[50] 周春生：《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

[51]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21页。

[52] （汉）袁康：《越绝书》，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2页。

[53] （汉）袁康：《越绝书》，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5页。

[54] 《吴越春秋》卷7，周春生《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页。

[55] 《史记·货殖列传》卷129，《二十五史》（1），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356页。

[56] 姚培锋、齐陈骏：《三国时期会稽郡的人口与社会经济》，《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57] 陈国灿：《六朝时期南方经济作物种植》，《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

[58] 《晋书》卷80，《二十五史》（2），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45页。

[59] （南朝）沈约：《宋书》卷54，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15页。

[60] 陈国灿：《试论会稽郡在东晋政权中的地位与作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61] 《何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页。

[62] （唐）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577页。

[63] 参见陈国灿《江南农村城市化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109页。

[64] 《宋史·范镇附范祖禹传》卷337，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796页。

[65] （唐）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全唐文》卷316，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06页。

[66] 《宝庆会稽续志·坊巷》卷1，转引自陈国灿《浙江城镇发展史》，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页。

[67] （宋）王十朋：《蓬莱阁赋并叙》，《王十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844页。

[68] （南宋）施宿、张淏撰，李能成点校：《会稽二志点校》，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页。

[69] 《嘉泰会稽志·序》，《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82页。

[70] （朝鲜）崔溥：《漂海录》卷1，朴元熵校注《漂海录》，上海书店2013年版，第45页。

[71] 李时人：《金瓶梅新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72] 叶岗、陈民镇：《越文化中心地的民族变迁与人口发展》（上），《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73] 王志邦：《浙江通史》第三卷（秦汉六朝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74] （汉）袁康：《越绝书》，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5页。

[75] 《太平寰宇记》（4），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880页。

[76] （汉）袁康：《越绝书》，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5页。

[77] 李永鑫主编：《绍兴通史》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6页。

[78] 《汉书·武帝纪》，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66页。

[79] 《十七史商榷》卷9“徙民会稽”条，商务印书馆民国排印《丛书集成》本，第71页。

[80] 《汉书·武帝纪》，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71页。

[81] 《后汉书》卷33《郑弘传》，李贤注引《谢承书》，（晋）司马彪、（梁）刘昭注补《后汉书》卷34，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页。

[82] 《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瞿蜕园等《李白集校注》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511页。

[83] 参见（唐）崔佑甫《故常州刺史独孤公神道碑铭》，（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409。

[84] 参见（唐）权德舆《齐成公神道碑铭》，（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499。

[85] 参见（唐）权德舆《中岳宗元先生吴尊师集序》，（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489。

[86] 参见（唐）陆羽《陆文学自传》，《全唐文》卷433。

[87] 参见（唐）白居易《江楼望归》，《全唐诗》卷436。

[88] 参见（唐）梁肃《过旧园赋·序》，（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517。

[89] （唐）穆员：《鲍防碑》，（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783，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190页。

[90] 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宋会要辑稿》（1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023页。

[91]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851页。

[92] 《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213页。

[93] 参见《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陈桥驿《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版。

[94] （南北朝）刘义庆撰，钱振民点校：《世说新语》，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16页。

[95] 《隋书》卷80，中华书局2000年版，1209页。

[96] 《南史·王秀之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31页。

[97] （南朝）沈约：《宋书》卷93，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28页。

[98] （南朝）沈约：《宋书》卷58《谢弘徽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51页。

[99] （南朝）沈约：《宋书》卷58《谢弘徽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52页。

[100]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8，转引自《谢灵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01页。

[101] （南朝）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卷67，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75页。

[102] 《后汉书·王充传》，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97页。

[103] （三国）谢承：《后汉书》，郑福田等主编《永乐大典》第一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2页。

[104] 《益州耆旧传》，转引自施宿、张淏《会稽二志》，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38页。

[105] 《后汉书·酷吏列传》，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080页。

[106] 《太平御览》卷638，引《会稽典录》，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2858页。

[107] 《后汉书·赵晔传》，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121页。

[108] 《太平御览》卷393引《会稽典录》，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819页。

[109] 《太平御览》卷385引《会稽先贤传》，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781页。

[110] 《三国志·吴书·虞翻传》，中华书局l959年版，第1325页。

[111] 侯立兵：《汉魏六朝赋中的民俗文化》，《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112] （唐）杜佑：《通典》卷182，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8页。

[113] 《北史·文苑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844页。

[114] 刘士林：《江南轴心期与中国古典美学精神的生成》，《新华文摘》2005年第7期。

[115] 《二十五史》（7），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5474页。

[116] 《风俗通义》，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218页。

[117] 《后汉书》卷41，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589页。

[118] 《隋书》卷31，《二十五史·隋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13页。

[119] 《礼记·曲礼下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120] 《百子全书》，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796页。

[121] （东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3页。

[122] 《史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91页。

[123] 李炳海：《巫咸探源》，《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2期。

[124] （汉）袁康：《越绝书》，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7页。

[125] （汉）袁康：《越绝书》，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8页。

[126] 周春生：《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页。

[127] （汉）袁康：《越绝书》，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4页。

[128]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229页。

[129] 《史记·封禅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91页。

[130] 《史记·封禅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91页。

[131] 《致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页。

[132]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219页。

[133] （汉）袁康：《越绝书》，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8页。

[134] 吕洪年：《浙江民间传说与风俗》，《浙江民俗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5] 《百子全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0页。

[136] 《绍兴市志》第五册卷42，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5页。

[137] （宋）张君房编：《云笈七签》第一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94页。

[138] 《晋书·王羲之传》卷80，《二十五史》（2），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45页。

[139] （南朝）慧皎：《高僧传》卷1，转引自李永鑫主编《绍兴通史》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2页。

[140] 参见（南朝）慧皎：《高僧传》卷1，转引自李永鑫主编《绍兴通史》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2页。

[141] （南朝）慧皎：《高僧传》卷1，转引自李永鑫主编《绍兴通史》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2页。第381页。

[142] 《绍兴佛教志·寺院》第一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143] 陈支平、詹石窗主编：《透视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的整合研究》（上册），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98页。

[144] 《清容居士集·陆氏舍田记》卷19，邓绍基、周绚隆选注《历代文选元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页。

[145] 王世帧：《中国节令习俗·自序》，星光出版社198l年版。

[146] 参见（今日绍兴）编委会《今日绍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

[147] [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7—458页。

[148] 《旅行杂志》1947年22卷第4期。

[149] 张观达：《嬉禹庙和南镇庙会》，《绍兴百俗图赞》，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页。

[150] 《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263页。

[151] 参见（明）张岱《陶庵梦忆》、（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清）李斗《扬州画舫录》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