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哲思独运的文体之美

小说作为文体形式的出现，是在诗歌、散文等文学体式之后。但作为文体意识的出现与孕育，则又先于诸多文学形式。中国史家向有叙事传统。东汉班固《汉志·艺文志》载:“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其中，“小说”一词与今日小说之含义也颇不相同。鲁迅言之:“也不过古时稗官采集一般小民所谈的小话，借以考察国之民情，风俗而已;并无现在所谓小说之价值。”[9]中西小说文体的形成均以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为母体，以叙事传统为基础，逐渐演化成小说这一文体形式。小说的文本之美体现在多样化上，无论是在小说时空观念方面，在讲究色彩、情调、意境、韵律、审美角度转换上，还是追求深层文学语感的隐喻性和意象性，抑或是对生活、现实的“直接书写”，都能见出作者的独到眼光、独具匠心和独异审美。“寻找、探索语言、叙事风格、结构方法等文体方式的多样变化，进行艺术形式的多项锤炼，成为近年小说创作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10]

新时期以来，继现实主义回归和人道主义倡导之后，小说在艺术表现手法和文体形式追求方面不断拓展、尝试和超越，表现出强烈的文体自觉，如叙事革命、意识流、心理小说、现代派和先锋小说、新乡土小说和市井文化小说。先后出现了“诗化小说”和“散文化小说”“哲理小说”“笔记体小说”，以及其他许多探索性、实验性文体。文学表现领域不断拓宽，深度不断呈现，表现力也得到了延伸和强化。经过1990年至世纪末喧嚣与浮躁的十年，新世纪小说创作重新走上思想和艺术探索之路。文体意识的强化，形成了一种新的艺术自觉，不断突破原有的小说认识功能和表现功能，在历史反思、生活观照、现实批判、人性挖掘等方面，都达到了新的审美高度。很多作家有意识地探索小说审美的新视角和新方向，无论乡土叙事，还是都市叙事，寻找“有意味的形式”，对于小说美学发展有着重大的推进意义。

(一)乡土之痛的文化隐喻

百年来的乡土写作，大体上沿着两种审美范式发展:一种是鲁迅的海边西瓜地，废名的竹林桃源，沈从文的边城湘西，汪曾祺的水乡高邮，这是文人的田园牧歌，也是深情的家园守护，是人性的伊甸园，是社会意识层面的文学乌托邦;另一种是鲁迅笔下的鲁镇和未庄，是新乡土小说作家笔下被破坏的乡村，是底层写作中充满苦难和暴力的乡村。当然，无论是荒芜、破碎、肮脏、混乱的乡土，还是清新、美好、纯净、自然的乡村，过于偏执于一面，未免会失之简化。新时期乡土小说作家，面对大半个世纪乡土叙事的文学积累，超越并不容易，而改革开放30年里，乡土中国所发生的种种变迁，也很难以“失乐园”或者“复乐园”加以简单概括。

在王方晨的笔下，乡村叙述有着自己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他看来，乡村已不是一派旖旎的田园风光，乡村政治腐败，民间伦理瓦解，人性丑恶，毁掉了乡土世界的宁静和谐。“与其说我对乡土有着特别的情结，不如说我对‘自然’有着特别的情结。”乡土世界里的丑陋无处不在，都市世界也一样。“撕破它，以引起人们惊悸，尝试改变。我不会刻意诗化乡土世界，同样也不会掩饰它。”王方晨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乡村境遇有着自己的认识。他往往以文化隐喻的方式提出问题，引发思考，也把自己的社会观蕴藉其中。他冷峻批判，对于民间文化传承所携带的污泥浊水加以毫不留情的揭示;对于个体的人，在命运观照中，又不乏温暖的抚慰。对此，王方晨坦言:“我有不忍之心。我相信光明是存在的，即我不为，它仍在。”也有研究者把王方晨划入底层写作阵营。王方晨认为，所谓“底层”，正是那些承受苦难的群体。“我给评论家造成的这种印象，原因就在于我所处的立场。社会的不公正，恰恰在于‘底层’受苦民众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最受人压制的公务员，处境也往往要好于贫困山区那些为糊口而挣扎的农民。”[11]王方晨的底层关怀，不是一味的同情，也没有自欺欺人的安慰，揭示出那种鲜血淋漓的处境，并且对于国民性批判有着自始至终的冷峻，没有为苦难而苦难，也没有大声疾呼，以文化隐喻的方式，表达的是他的忧思和冀望。“事实上，人类探讨文化因素并不仅仅是为了消极地预防冲突，更看重的是其增加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友谊的功能。”[12]从这一视角出发，王方晨希望在乡村和塔镇之间，不再有不能逾越的阶层障碍，也不再有文化上的对立冲突，使不幸处境中的人们清醒而自知，理性而自觉，是他的写作心理动因之一吧。

(二)乡土小说的审美品格

对小说表现形式和艺术审美的不倦探寻，不仅拓展了文学自身的可能，而且给予读者认识世界、领悟生活的更多路径。文学，并不是生活和世界的全部，却可能以各种方式呈现出生活和世界的全部，宏观的历史和时代，微观的人性和人心，作家的想象力可以抵达世界的各个角落，也可以创造非实存的崭新世界。王方晨是一位富有艺术想象力的作家，他特别注重自己的文学品质，甚至字斟句酌，力求表达到位。虽然总体上他的写作倾向于现实主义立场，而在艺术技巧上又偏重于现代主义，也就是说，他往往把乡村生活、大地意识、人的命运，放在文化哲学的维度上加以考量和表达。这种贴着现实缓步向前，向世界内部探索存在意识，呈现出独特的审美品格，即民间生活的伦理化，日常生活的哲学化，生命存在的审美化，内在情感的文本化。这种文化视野、哲学理念与小说艺术的结合，更易于表达自己对未知世界的探究和思索。站在更宏大的文化视野上，审视中国乡村世界的日常生活、人性伦理，以及复杂的乡村政治形态，试图给出自己对当代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独特理解。

王方晨赋予乡土小说新的性格，包括普世的情怀与独特的气韵;孤绝的诗意与永恒的精神思索;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融合。他在形式方面的探索，给出了乡土小说新的可能性。苍茫的旷野，喧嚣的城市，在王方晨笔下都是有灵魂的存在，那些清水粼粼的村庄里孤独的影子，那些杏花纷纷的果园里覆盖的欲望，那些苍茫的旷野里无告的悲惨际遇，那些灯红酒绿中扭曲的人性，都有着各自的灵魂，悲凉，或者沧桑，卑微甚至猥琐，王方晨庄重地凝神这一切，他愤怒却不绝望。他把乡土小说看成是作家自身出走的形式。“乡土小说向生机勃勃的大自然疾驰而去，向未被现代工业文明摧毁的生命疾驰而去，向生命的狂野疾驰而去。在广大的中国，甚至在整个世界，或许已经找不到一块纯粹的乡土田园，但乡土小说毕竟走上了旅途，它与目的地免不了时远时近。远了些，近了些，都是诱惑，都是风情和狐媚。乡土人生和乡野共同作为乡土小说的构成元素，很多时候乡土小说的魅力，却常常表现为山川草木的魅力，实际上新乡土小说衡量的是现代人类与乡野的距离。”[13]

“王方晨的作品题材广泛，想象丰富，寓意深刻，特别善于表达社会生活中‘个人’生存所经受的惨痛考验和人性尊严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同时也以高度的概括力真实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的精神风貌，由于人文文化因素的激活，他的作品具有当下中国文坛相当罕见的‘中国性’。这不仅是指他的小说在内容上更擅长讲述中国故事，还在于其形式上更具有中国叙事的特征。”[14]这种特征表现为小说文体的多样性和独特性。王方晨的小说叙事有清新而凝重的格调，这两种风格结合得自然流畅。有单个人命运的捕捉，有一个村庄的彩绘，有一个时代的缩影，有一种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观察;有现实主义的严肃表达，有浪漫主义的诗化追求，有指向多维的寓言，有清新可喜的童话。小说语言简约而节制，无论对人物的刻画，还是景物的白描，总是精准到位，即使平淡的叙事语言，也凝练质朴。他的小说语言富有诗的韵味，音乐的节奏，他的语言纯净而透明。那么幽深的岁月和生活，都能写出透明的质感，并且带有金属的光泽，冷峻与清新杂糅，厚重与灵性俱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