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言

本书旨在全面、客观地再现首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译介活动，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客观审视其在翻译史、民族救亡史乃至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同时还原历史语境，对这些译介活动进行解释性的探讨。

一 本书的意义和价值

本书在以下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首先是译学价值，本书对首批共产党员这一特殊群体的译介活动进行专题研究，所形成的结论能够提升翻译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促进译学的建设和发展。其次是史学价值，本书以首批共产党员的译介活动为研究对象，提供史料、还原历史，对于研究中国翻译史、中国革命史乃至整个民族救亡史具有积极意义。再次是应用价值，本书对于研究特定时期、特定背景下的翻译现象具有启示意义，能够丰富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等实践性较强的译学分支。最后是当下关怀，在新时期和新背景下，党建工作是国家各类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此书对时下党建工作中如何构建党员形象与身份具有启示意义。

二 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的重点是对首批共产党员的译介活动进行全面客观地再现、实事求是的评价和充分的解释。内容上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是对首批共产党员译介活动的描写性梳理，从译者、译事、译作和译论等方面对首批共产党员的译介活动进行全面客观地再现。第二是对这些译介活动进行客观评价，包括相关的译事、译作和译论的历史地位以及产生的影响。第三是对首批共产党员的译介活动进行解释性探讨，主要是还原历史语境，结合当时社会、文化、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因素对相关翻译现象进行解释性探讨。

本书所说的“首批中国共产党党员”指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和旅日、旅欧共产主义小组中的53位（另外也有57人和60人之说）已经具有正式党员身份的人。在这些党员中，有明确记载从事过译介活动的有17人，分别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的陈独秀、陈望道、沈雁冰、沈泽民、李达、李季、李汉俊、杨明斋和袁振英，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的李大钊、刘仁静、罗章龙和张太雷，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中的周佛海和施存统，旅欧共产主义小组中的瞿秋白。对于他们的译介活动的研究，本书在章节安排上没有以他们所在的共产主义小组为单位，而是直接以个人为单位。

三 本书的特点

在撰写本书的时候笔者关注了以下几点。

首先，在视野上，本书不仅关注史实，还包括从史实出发，还原历史语境、关注当下现实并展望未来，体现出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面关注和关怀，方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不仅能够知其然，也能知其所以然，并且能够以史为鉴，思考当下中国党建和各类文明建设中如何进行党员、民族和国家的身份建构和形象塑造问题。

其次，在研究范式与方法的采用上，本书综合应用了语文学、语言学和文化学研究范式，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过程研究相结合，采用了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田野调查法、案例法、对比法等研究方法，力求做到研究范式和方法应用的科学与规范。

再次，在内容的呈现上，本书力求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定量与定性的结合。本书不仅有针对某个共产党员译介活动的统计，也有针对这些定量研究进行的定性分析。

第二，描述与解释相结合。本书不仅有对史实的客观描述，也有建立在历史语境还原基础上的对这些史实所进行的解释。

第三，共时与历时的结合。本书不仅关注某一时期内首批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译介活动，而且关注其不同时期的译介活动，分析其译介活动的嬗变。

第四，微观与宏观相结合。本书不仅关注某个共产党员的译介活动，而且将整个群体进行比较并得出相关结论，从个体上升到群体，再上升到类型。

第五，具体与抽象的结合。本书不仅有概括性的介绍和结论，也应用了大量的实例让论述直观具体，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

本书适合大中专学生、对翻译史和党史感兴趣的普通读者和研究者阅读使用，能够在教育和科研等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在撰写过程中，本书遵循从描写性研究到影响研究，再到解释性研究的思路，先是客观再现首批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译介活动，并实事求是地评价其意义与影响，接着再深究这些译介活动生发的原因，读者也可以遵循这一思路进行阅读。

本书为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安徽百年（1842—1949年）译介活动与当下启示研究”（项目编号AHSKY2015D108）、安徽省教育厅项目“皖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身份构建与翻译互动研究”（项目编号SK2015A783）、安徽省教育厅项目“首批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译介活动研究”的研究成果，同时，本研究受安徽科技学院课题“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翻译与译者身份互动研究”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