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党委领导把办公大楼前面的草坪改造成菜地的光荣任务落实给学院的两大主力系，即中国语言文学系和政治教育系。中文系分工经管路东的那块草地，具体由系里临时组建的青年教师突击队负责。政教系分工经管路西的另一块草地。他们把任务落实给青壮年教师集中的公共政治理论课教研室。党委指示，将出现在办公大楼前面的两块菜地是学院的门面工程，不仅要增产，而且还要求美观，不可马虎对待。
早饭后，中文和政教两系的近40名男女中青年教师就投入了铲除草坪、深翻土地、打造菜畦的战斗。总务处派来指导他们生产劳动的连成要求他们：土地要深翻五尺，把地表下面深处的“肥沃的新土”翻到地面上来，以增强地力，创造高产。他说，深翻增产这是全国的新经验，这个经验是上了报纸和党的文件的。[1]
深翻土地的劳动从两块草坪的北端开始。连成要求在办公大楼前面的东西两侧，各先挖出一道1.5米宽、1.5米深的东西向的大沟，给深翻工作开拓出一个工作面儿。然后，人就可以跳进大沟里，把大沟南侧的土地，一锹一锹地依次翻到大沟的北侧，就这样从北向南步步推进，直到全部翻完。
在深翻土地的劳动现场，最耀眼的明星就是公共政治课的青年教师戴国民。
戴国民26岁，已婚，生有一女，老家河南，自称家庭成分雇农，小的时候儿曾经跟着他娘讨过饭，至今腿上还留有被地主家的恶狗咬伤留下的疤痕，1954年高中毕业后，被保送来本院政教系学习。因为是党员，大学一年级上学期，党总支临时指定他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但是在期中正式选举时，因为学习吃力而落选，此后一直默默无闻。戴国民内心里追求的就是门门课程考试及格儿，三年后按时拿到大学毕业文凭，回到家乡，在县里或是镇上的中学，当个初中政治教员，一家老少有个好日子过，至于留在大学里当教员、著书立说，飞黄腾达之类的事，他连想都没有想过，觉得那和他无关。而他竟被留校了，还被留在新建的马列主义公共政治课教研室。提议把他和他的同班同学吴好德留在马列主义公共政治课教研室的，是教研室主任金祥。金祥教过戴国民，明知他不宜留校，当不了大学教员，他把戴国民吸纳进公共政治课教研室，和反右派斗争有关。金祥发现，在被划成右派分子的教师和学生中，大多数家庭成分都比较高，而现在马列主义公共政治课教研室的成员，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社会关系大多比较复杂，有的还有海外和港台关系。他本人的父亲在敌伪时期就曾是江城市长，囚死在监狱里，他个人的历史也不大干净。公共政治课教研室的教师，除靳湘柳一人是政教系党总支书记贺连弟保荐来的之外，其余的都是经他提名配备的。他想，就凭当前公共政治课教研室人员的家庭出身这件事，假如以后遇见某个大的政治风浪，强调用人的阶级路线，追究起来，用人不当的责任他是跑不掉的，这个问题他不能不事先有所考虑。金祥明白，戴国民不是理想的人选，但是目前他没有别的选择，要改变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阶级构成，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主动性，就必须这样做，即使将来戴国民他们不能胜任教学工作，被学生轰下讲台，调离公共政治课教研室，那主要责任也不在他身上，他重视留人的阶级标准不会错，到时候谁都没有理由在这个问题上对他说三道四。
戴国民考试的成绩不好，文化基础很差，但是并不糊涂，心里明镜儿似的。他清楚，留在大城市，当大学教师，钱不少挣，在亲戚朋友中说起来好听，站在人前体面好看，当然是好事。不过他比古全和大学本科时的老同学何成扬懂事。何成扬曾经扬言，说大学老师比中学老师好当，敛一些材料，拼凑一个讲稿儿，就能上台去对学生瞎白话一通儿。戴国民并不这样认为。他知道登上大学讲台不是好玩儿的，能在讲台上站住脚儿更难。他知道领导为什么把他放在这个岗位上。面对教研室曾经教过他的老师和他的高年级同学，他心里很不踏实，怕别人看不起，到头来自己上不了讲台丢人现眼，与其如此，不如及早体面地走人。所以他一再要求领导把他分回河南老家。他想那里大学毕业生少，说不定还能闹个一官半职。在东湖师范学院他是条虫，回到老家是条龙。为这件事，他曾三次找金祥汇报思想，要求回老家。金祥严厉地批评他小生产意识浓厚，目光短浅，胸无大志，个人考虑太多，辜负了组织对他的信任和期待，要求他下定必胜的决心，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登上讲台，为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占住讲台，为党和劳动人民争光，为表示他对戴国民的信任和重视，金祥还特地把他分配到一般人认为专业性比较强的哲学教研组。戴国民想，既然金老师执意挽留，这又是个人人求之不得的美差，再说自己作为一个党员也不能不服从组织分配，也就留下了。为了能在公共政治课待下去，早日成才，他总是谨小慎微，笑脸儿面对教研室里的每一位领导和同事，包括和他关系并不算好的老同学靳湘柳，生怕得罪了谁。教研室的日常杂活儿，如打水、扫地、打苍蝇、灭蚊子、捉老鼠、打麻雀之类的事，他都抢着干。他们教研室的卫生工作评比从来他到来之后都是优等，挂红旗。即使后来他一度登上讲台，开始给学生讲哲学辅导课了，他在教研室里的同事们面前也仍然战战兢兢。那时的戴国民还是有一些自知之明的。
教育大革命以来，领导特别强调生产劳动，主要是工农业的体力劳动。文件里这样写，领导也这样讲，劳动创造世界，也创造了人，到处盛赞体力劳动。劳动进了大学，进了教学大纲、进了教学计划和教学过程。学生班级，行政科室，都设了劳动委员。既会念书又会劳动的工农子弟开始香起来。而那些只会念书而不会劳动的学习尖子，主要是来自剥削阶级家庭的同学，不再备受尊重，有的甚至被斥之为“白专”而被批判。戴国民干体力活儿不怕脏，不怕累，会干，肯干，能干，谈到劳动，信心十足，神采飞扬。在步行健传达过中央领导同志有关教育大革命的报告后的第二天下午，一向注意紧跟政治形势和领导工作部署的金祥，就不失时机地召开公共政治课教研室座谈学习步书记传达报告体会的全体会议，会议结束时，大家一致推选戴国民为本教研室的劳动委员。戴国民自信称职，欣然受命。从此，他就又有了号令众人的权力。这是他走进大学校门以来唯一一件感到扬眉吐气的事。
注释
[1]深翻土地，是当时的一种增产措施。事实上这样做会破坏土地表层有利于植物生长的原有的结构，不利于增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