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惊艳文坛的唯美主义作家

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3月，佐藤春夫从新宫中学毕业后，便赶往东京，正式拜于生田长江（1882—1936）门下学习文学。当时日本时局动荡，西学东渐之风虽不如明治初期盛行，但其余音未散，仍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西洋文化理念以及文学思潮依然有着风起云涌之势。因此，这一阶段佐藤春夫受到了西方多种文学理论的巨大影响。首先，他在老师生田长江的指导下对德国尼采的哲学理论进行了系统学习，期间还阅读了大量欧美诗歌和小说。例如美国爱伦坡（Edgar AllanPoe，1809—1949）的诗歌、德国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的诗歌、英国王尔德（Oscar O'Flahertie Wills Wilde，1854—1900）的小说等，并尝试翻译过这类欧美诗歌。其次，佐藤春夫来到东京后不久，就在与谢野宽（1873—1935）的介绍下加入了新诗社，在此受到与谢野宽及其妻子与谢野晶子（1878—1942）关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方面的悉心指导。同年9月，佐藤春夫又与在新诗社结交的好友堀口大学一起考入学风非常自由的庆应大学文学系预科，师从日本著名唯美作家永井荷风（1879—1959），学习到了西方的自然主义和唯美主义文学理论。日本学者寺冈峰夫在其《佐藤春夫论》中曾论述过佐藤春夫早期小说的特征：“佐藤春夫的初期作品，某一方面的确和‘自然主义文学’在同一性质的地盘上开花，只是之后的作品中，这一地盘开始移动和发展了……”[13]由此可知，永井荷风对他的文学发展影响极大，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他早期文学定位的一个航标。

结交如此之多的文学前辈和同好，可以说是佐藤春夫在大学期间的最大收获，他的文学视野由此得到了长足的拓展，同时也获得了更多展示自己文学能力的机会。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他在由老师永井荷风担任主编的《三田文学》发表了短歌《幻灯》；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他的《〈日本人摆脱论〉序论》，被其恩师生田长江定为有奖征文的一等小说并连载于《新小说》期刊；1912年（大正元年），他以浪漫主义风格创作了《诗数章》《南风之歌》《雪》《海滨的恋情》《蔷薇》等以及《愚者之死》《悼乃木大将的话》等针砭时政的讽刺诗，发表于《三田文学》《明星》《昴》等刊物；1913年（大正二年），其论文《论“意地”与“亵渎”》发表于《昴》，《平塚明子论》发表在《中央公论社》杂志。就这一时期他的创作风格而言，有两个特征，其一是开始具有唯美主义的倾向，这显然是受到永井荷风的影响；其二是依然维持着浪漫主义文学者反封建、追求自由民主的特征，而这则是他与生俱来的“诗人个性”自觉维护“文学责任”的使然。

1913年，佐藤春夫向校方提交了退学申请，其原因与中学时代别无二致，依然是学业不佳。退学后，佐藤春夫离开东京返回了家乡新宫继续追逐他的文学之梦。但是这一时期，兴起于1907年前后的唯美主义[14]文学运动因没能解决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遗留下来的有关知识分子近代个人主义追求等问题，正在从高潮迭起走向衰退。这使日本文坛先是进入文学流派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局面，后又随着当局对自由民权论调的严厉控制陷入低迷的状态。虽然此时的佐藤春夫仍然坚持在《三田文学》《昴》等刊物上发表诗作和评论文章，但他已明确感觉到在这种语境下自己文学前途的黯然。于是，他试图转向绘画，希图从这一新的艺术领域中获得成功。然而，事与愿违，他的一幅自画像和一幅静物画虽然两次入选二科会画展，可最终依然没有得到认可，以失败而告终。应该说，这是年轻的佐藤春夫最为迷茫的一段时间：前途黯然、征兵被拒、无生活来源，只能依靠父亲的接济度日等时时搅扰着他那颗不安分的心。他曾在《青春期的自画像》一文中记述了当时的境况：“那时的我写歌、作诗、画画，尝试写稀奇古怪的小说，总之，与其说像一只自由的不系之舟，毋宁说是浑浑噩噩的度日。……”[15]

1916年（大正五年）4月，为了排遣烦闷，也为了尝试一种新的生活，佐藤春夫与同居女友迁居到了神奈川县的都筑郡中里村（横滨市港北区铁町）。这是一个围裹在三个都市缝隙之中的荒凉小村庄，虽然有着他热爱且久违了的美丽而静谧的自然风光，但就其本质而言，它依然无法摆脱都市，即日本近代化社会发展的影响。因此，居住于此，不但不能彻底消弭他内心的烦躁，更为其带来了原始与现代、唯美与凋败、安适与喧嚣、兴盛与颓废、虚无与现实相互交织、纠结和对抗的图景。在这种背景下，他回想自己从少年时期踏上文学之路后的种种艰辛和失败，以及很多文学同好者的悲凉结局，人生的虚无感和颓废感不禁油然而生。于是，在这个唤醒其颓废人生观的小村庄，他开始放弃一个浪漫主义文学者对个性觉醒和人性自由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并由此彻底倒向了正待落幕的唯美主义，吟出了大正时代最后一曲惊世骇俗的唯美之歌。

1916年年底，他创作完成了处女作小说《西班牙犬之家》[16]，以梦幻般的笔触勾勒出一个颓废至神经质的“我”，通篇充溢着童话般的唯美而虚无的气息。这部小说于同年11月发表于江口涣创办的《星座》创刊号上，在日本文坛引起了不少关注。与此同时，佐藤春夫还构思了另一部小说，这就是后来使其在文坛大放异彩的《田园的忧郁》。这部小说在中里村完成了前半部，起名为《病蔷薇》，于1917年（大正六年）6月发表于《黑潮》。此后，为修改这部小说，佐藤春夫离开居住了8个月的中里村返回了新宫。从同年12月25日到次年1月7日，他用两周时间修改完了这部小说，正式更名为《田园的忧郁》，于1918年9月发表于《中外》杂志。该小说可以说是佐藤春夫以东方诗人气质对西方唯美主义以及颓废主义文学的极致诠释，更是对日本近代文学者颓废、虚无状态的准确揭示。小说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了整个日本文坛的极大关注，被赞为“以抒情以及对异国情调细致入微的渲染打破了自然主义的沉闷空气，给日本的散文吹进了欧洲19世纪末的新鲜情趣”[17]。他由此成为彼时日本文坛最耀眼的一颗新星。随后，他又连续创作出了《阿娟兄妹》（1919）、《美丽的街市》（1920）、《孤寂》（1922）以及《田园的忧郁》的姊妹篇《都会的忧郁》（1923）等多部唯美主义小说，并借此奠定了其大正文坛著名唯美作家的地位。

应该说，佐藤春夫在唯美主义走向末路之时对其示爱固然是他自己对现实世界诸多无奈的顿悟结果，但这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之前，他的文学历程、对近代个人主义追求的失败、老师和同好者[18]的影响以及其个人所特有的叛逆不羁、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诗人气质，都为其最终走向唯美主义文学铺垫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尽管从这一时期起，他的文学就被贴上了“唯美”的标签，但他并没有沉溺于西方唯美主义的既定模式中，相反，在后期的文学历程中，“唯美”之于他而言，则不断添加着更为丰富的、隶属于东方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