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三条研究思路

通常，研究者将周作人着迷于古希腊当作一个偶然性事件，即片面强调其个人兴趣本身，认为其偶然间接触到希腊文化然后一发不可收拾。笔者不否定这其中的偶然性，甚至周作人可能最初就持有一种相对“简单”的目的论，即认为回到文化的源头去梳理，能更好地理解西方文化，并因之有助于当时中国思想的革新。而当周作人实际学习希腊文（这是一种相当难的语言），并接触到希腊经典及关于古希腊的现代研究著作之后，他仍能维持这种兴趣，并坚信自己对古希腊文化学习的价值，表明并宣扬其对中国的助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应源于他所接触的实际思想资源（即一部部具体著作）所带来的信心。这是周作人进行深入阅读思考的结果。作为一个骨子里很骄傲的人，他显然是不会满足于仅仅拾人牙慧地“言必称希腊”的。因此，本书重点要梳理的，就是周作人关于古希腊文化的具体的阅读思考过程，即他在阅读中逐渐收获了什么，最大限度地还原并呈现周作人的动态思考过程。周作人曾在《夜读抄后记》（1934）中指出：“据说，看人最好去看他的书房，而把书房给人看的也就多有被看去真相的危险。”[29]而本书也正是为探究这种真相，在周作人日记的基础上[30]，整理他所购阅的欧美典籍，并时刻注意周作人在思考的过程中，在（有意或偶然）的情况下诉诸了何种资源辅助其思考。

这就是本书首先且最重要的研究思路，即从具体考察周作人所购阅的欧美典籍入手。近年来，作家个人藏书的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之一。反映在中国文学研究中，与周作人研究关系密切的鲁迅藏书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如1991年作为《鲁迅研究资料》增刊所出版的《鲁迅藏书研究》以及随后出版的《世纪之交的文化选择——鲁迅藏书研究》（1995）。鲁迅博物馆“陆续出版鲁迅藏书列入了长期的工作规划”。[31]此外还有韦力所著的，由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鲁迅古籍藏书漫谈》（上下）等。周作人的藏书虽然也同样受到关注，但相应的研究却寥寥，实在是有着历史问题等诸多原因。舒芜先生早在1993年就提出，若能在现有的周作人文章中的书名人名索引的基础上，“编一部周作人平生引用过、评论过（以及提到过、涉及过）的书目提要，必定是一部分量不小的书，有益于读者的书”。[32]这其中，鄢琨编制的《周作人散文全集索引》（2009）[33]除个别错误外，建立了较全面的周作人文章中出现的书名与人名的索引，是重要的基础性资料整理成果。然而，至今尚未有研究者对《周作人日记》中出现的书名及人名进行此类的索引编著工作。有研究者率先展开了周作人购阅的传统典籍的部分整理研究，例如宋亚的《周作人所读古书研究》（2008）根据周作人自编文集所统计的数据[34]与陈文辉的《传统文化对周作人的影响以及周作人的道路》（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中的《周作人早期传统典籍购阅书目简编》（1890—1906）[35]。但对周作人所购阅的外文书籍方面则至今未见有人整理及写作发表文章。

日文典籍姑且不论，仅就周作人购阅的欧美典籍而言，整理起来有相当之难度。因为周作人不可能严格按照当代的注释格式来提供书名与作者，而仅仅是自己在日记中以方便录入为宗旨，而进行了备忘。有一段时间他有意采用日语片假名拼写欧美人名与书名，即使他读的并非日译本。这其中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方便书写的考虑，片假名方便竖写；或因为该书购自日本书店；或因为他自己主观上希望练习片假名拼写等。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有时会使用一些自创的“片假名”注音，如、等，证明该片假名拼写并非出自原书的版本。此外，周作人又从1919年起的一段时间内，使用汉语注音符号来注书名与人名，以达到练习的目的。这些都使整理周作人购阅的欧美典籍工作不仅需要同时掌握英文、片假名与汉语注音符号的发音，还要对欧美的经典作家作品（或并不太出名的研究者著述）有相当程度的熟悉，以便能从周作人夹杂了乡音的发音习惯中辨识出他所确指的准确的作品。整理工作有时也几近于猜谜。作为写作本书所必需的基础性材料整理，笔者也依照《周作人日记》及《周作人散文全集》进行了较详尽的周作人购阅欧美典籍的书目整理，破译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但也有部分书籍仍不能确定其所指。本书利用自己的整理结果，考察周作人接触了哪些涉及古希腊文化（包括更宽泛的西方文化）的思想资源，它们参与了周作人怎样的动态思考过程，从而克服笼统的概说与泛泛而谈。这种方法也尤其适用于像周作人这样的、基本以读书、著述（包括翻译的）为主要生活内容的书斋学者与作家。因此，本书第一章首先是基于笔者统计的周作人购阅欧美典籍（包括欧美典籍的日译本，不包括日本学者对欧美文学及文化的评论）的结果，分析周作人所购阅的古希腊文化相关书籍的类别，总结出周作人接触并逐渐深入理解古希腊文化所依据的最主要的三重文化滤镜。即神话的人类学解释，唯美主义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以及包括进化论在内的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

本书的第二条研究思路，则是以周作人所具体译介的对象，以及其极富个性化的具体概念为切入点，结合其所购阅的欧美典籍，做尽可能细致深入的个案分析研究。这一条研究思路与上一条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本书做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接受的个案分析，时刻需要考虑周作人视野中的三重文化滤镜。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本书也尤为看重周作人所提供的外文词语线索。周作人在使用特定术语时往往提供外文原文，通过这些原文词语可以部分追溯其所受影响的来源。这一方法较早鲜明地应用于陈怀宇的《赫尔德与周作人——民俗学与民族性》（2009）[36]一文中。同时，外文词语因其源语言特质，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区别于中文概念的精确性，起到辅助读者理解的作用。周作人尤其是其早期的大多数文章都包含以括号注明的英文单词，这些单词可以较清晰地表明其个性化，有时甚至有些“别扭”的中文表达的确切所指。在这一研究思路的指导下，本书选取了萨福（Sappho）与路吉阿诺斯（Lukianos、Lucian，一译卢奇安、琉善）这两个周作人晚年予以重点译介的古希腊代表作家，来探讨周作人借由他们所获得的体验认知，以及通过译介活动本身所要传达的思考内容。同时，本书还选取了以“山灵的讽刺”（Satyric Satire）及“受戒者的文学”（Literature for the Initiated）这两个周作人最富有个性化，且仅从字面来看很难明白其具体意旨的概念为切入点。通过追溯概念的古希腊文化来源，以及其在周作人思想观念中的丰富与演变，折射出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接受的深入度。

在章节设置上，因为本书主体是由个案分析组成，故时间线索不很明显。但在总体上，也存在一条时间脉络。周作人购阅萨福，与作为参照的古希腊拟曲、朗戈斯（Longos）的小说是周作人购阅生涯中最早出现的事件（1912年及以前）之一。周作人提出“山灵的讽刺”概念则是在1922年3月19日时评鲁迅的《狂人日记》中。“受戒者的文学”概念几乎与前一概念同时产生，但略晚于前，出自周作人为郁达夫的《沉沦》辩护的文章，以“仲密”署名发表于1922年3月26日的《晨报副镌》上。路吉阿诺斯则较为特殊，之所以放在最后，是因为他对周作人的重要意义尤其体现在其晚年。周作人不同寻常地（甚至在遗嘱中）将这一生活在罗马帝国时期的古希腊人置于自己一生购阅译介过程中最重要的位置。同时，正因为其最重要，本书在篇幅上也对其予以侧重，并分成（之一、之二）两篇。因为这两方面的原因，路吉阿诺斯适于在本书中处于殿军位置。当然，因为本书每一章都是围绕某些概念展开的主题研究，这些概念的产生、发展及演变也顺应着周作人根据所接受的思想资源进行调整的动态思考过程。所以，具体到每一章的内容又各自遵循时间线索，从而与总体上的时间脉络处于交叉态势。

因此，本书的章节设置还遵循另一条逻辑线索，即在周作人的人生兴趣选择方面，他经历了由最开始对纯文学的兴趣，“开文学小店”，到逐步将兴趣视野扩大到文化层面，有意做一个摒弃了抽象哲理思辨的“爱智者”的过程。换言之，本书主要遵循的是周作人个人思想发展的某种内在理路（Inner Logic）。萨福及拟曲、朗戈斯最开始都是因为其诗美而进入周作人视野的，周作人借由“山灵的讽刺”所折射出的对“反讽”的认知也主要在文学领域，用以衡量鲁迅，以及其背后斯威夫特的小说。周作人经历了一个从标举“受戒者”到自诩“爱智者”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昭示了周作人对文学本身兴趣的转移。本书也因之过渡到对周作人所师从的最主要的“爱智者”路吉阿诺斯的探讨上。路吉阿诺斯本人经历了从辩士（修辞学家）到区别于智者的哲人，再到抛弃抽象的哲理思辨，以拟剧（对话）形式来生动形象地展现其思想的变化过程。路吉阿诺斯人生的三次转变因之成为尤适于寄寓周作人个人身世之思的载体。同时，借由《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周作人也较系统地展现了自己关于古希腊各哲学流派（的“爱智者”们）的态度观感。

本书的第三条研究思路在于，尽力摆脱此前周作人研究中的目的论叙事。诸多研究者受限于习惯、先入为主的偏见、意识形态或某些流行的理论，在对周作人下论断时往往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而不及其他。同时，由于周作人与鲁迅的关系，以及他的“附逆”经历作为论者绕不开的话题，对这两个问题的认知与理解本身决定了论者对周作人整体思想的把握。这一点在关于周作人的传记式评述中最为明显。王福湘曾在1996年指出，“面对周作人这个复杂多变的历史存在，在下断语时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把整体性一贯性和阶段性发展性结合起来又区分开来”。[37]然而，真正能做到这点的著述则较少。本书希望至少能够部分摆脱目的论叙事，无意为周的“附逆”辩护，也不认为需要在道德审判的前提下进行文本研究，如钟叔河先生著名的“人归人，文归文”的评价。诚然，对于像周作人这样一个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现代作家，其写作本身及他个人的思想发展，与国族历史之间盘根错节，并不可完全拆分。因此，本书致力于发掘周作人不同文体下的隐微修辞，这些文体包括“文抄”、翻译、注释等；涉及对其组织词句、篇章策略的具体分析，力图在这些与周作人个人心境及具体时代语境之间建立有机联系。但本书更重视之处还在于，周作人作为一个形成了自己完整思想体系的特殊智识人，他在很大程度上不由外缘的政治经济因素来决定其思想的发展，这也就是余英时先生所特别提出过的，思想史发展的“内在的理路”。表现在周作人这一个案中，也即笔者之前提到的，在相当程度上，其思想发展的逻辑路径是由其购阅（典籍的）范围所影响的结果。

作为“爱智者”，周作人的思想观念并非凭空产生并始终固定的。研究者时常容易受到诱惑，即认为周作人的思想是全然前后一致，或至少是前后连贯的，从而导致研究周作人时在其一生的文章中随意挑拣并用其相互诠释的现象。这与周作人不断写回忆、不断解释自己的前期思想有关，是他有意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完整统一（似乎始终不变）的自我个体。事实上，周作人也有其纯作为学徒的时期，他的思想会较强烈地受到其阅读材料的影响，并随之发生变化。直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周作人自身思想体系的搭建工作才基本完成，并对此进行素材补充。表现之一，即他依据自己已经形成的标准到中国的故书中去寻找符合该标准的内容。这也决定了，在某种程度上，对周作人、尤其是其早期动态的思考过程不可能进行目的论式描述。因此，笔者探究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的接受，循着他购阅书籍的指引来看待其所思索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相当于一场“未知”的学习之旅。

最后，本书还有一个较明显的特点，也即可能招致质疑之处，即本书除鲁迅外，基本不涉及周作人同时代的其他现当代作家（即使是其好友钱玄同，也仅仅提到一两句）。这是由本书选题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在其所生活的时代，在对古希腊文化的译介接受方面，周作人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正如李欧梵先生所指出的，在五四作家中，最初“只有周作人对古希腊遗产表现出兴趣”。[38]他直接师从于欧美（主要是英美）对古希腊的研究成果，来搭建其思想理论框架。他也阅读部分当时杂志上登载的关于古希腊的文章及出版的著作，却是带着其业已建立的批判性眼光来评判其优劣，而几乎不受它们影响。事实上，在周作人的时代，在关于古希腊文化了解的全面性及对古希腊问题的思考深度方面，极少有人能够与他比肩。这一点不仅是周氏本人的自信乃至自负，即使以后人相对平允的眼光看来，事实也的确如此。也正因为如此，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的接受较明显地展现了他个人思想发展的“内在的理路”——他往往只关心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延续自己独有的思考脉络。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探讨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的接受，也是在考察个体在既定历史条件下思想自主发展的可能性。

囿于现代学科划分，目前的周作人研究往往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对象。本书做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的接受研究，则是借助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外国文学理论知识背景，来努力改变以往关于周作人的影响研究中所存在的对外国文学文化的概述式或印象式理解。本书不希望也不可能涉及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接受的方方面面，仅仅力图追寻“片面的”深刻而非“全面的”平庸。即使笔者的努力不尽如人意，也希望能够通过本书所展示的研究成果来抛砖引玉，与同行一道共同探究国内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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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开发：《周作人研究历史与现状》，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2] 黄开发：《周作人研究历史与现状》，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9页。

[3] 黄开发：《周作人研究历史与现状》，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1页。

[4] 如《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日]小川利康《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 如钱理群、止庵等知名学者的研究性（兼通俗性）著作。

[6] 庄浩然：《周作人译述古希腊戏剧的文化策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7] 杜心源：《文化利用与“国民意识”的文化重构——对周作人的古希腊文学研究的再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8] 刘季富：《试论周作人的古希腊文学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9] 蒋保：《周作人之古希腊文化观》，《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5期。

[10] 耿传明：《周作人与古希腊、罗马文学》，《书屋》2006年第7期。

[11] 黎杨全：《周作人与希腊文化》，《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12] 黎杨全：《周作人与古希腊拟曲》，《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13] 黎杨全：《解读周作人的〈对话集〉情结》，《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

[14] 黎杨全：《文艺复兴与国民性重建——论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的误读》，《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

[15] 黎杨全：《解读周作人的希腊神话情结》，《海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16] 冯尚：《周作人的神话意识与对现代性建构的自省》，《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

[17] 曾涛：《滑稽与恐怖——论周作人思想的一个独特侧面，兼及其文化精神》，《江淮论坛》2008年第4期。

[18] 陈泳超：《周作人·人类学·希腊神话》，《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6期。

[19] 徐艳：《皮格马利翁之恋——周作人对古希腊神话的译介》，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20] 学界一般根据其所属的文化国籍，来将路吉阿诺斯定义为古希腊人，因为他是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地区（叙利亚）人，并用希腊语写作。尽管彼时希腊已经不是独立国家，但对罗马帝国来说，希腊仍具有特殊的文化国籍属性。

[21] 牛苗苗：《周作人思想研究——从周作人与〈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的关系说起》，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22] 薛祖清：《晚年周作人与文化复兴之梦——以〈路吉阿诺斯对话集〉为中心》，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23] 这样的文章还包括：于小植《文化挪移、心性体验与精神重构——周作人与古希腊文化的精神逻辑》（《文艺争鸣》2012年第9期），使用“文化挪移”与“心性体验”这样的新词语，重复了周作人从古希腊文化中寻得“现世主义的人生态度”“求真求知精神和对于美的追求”这类观点。张兵《文化人类学对周作人译介古希腊文学的影响》（《韶关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泛论了文化人类学使周作人“全面”接受古希腊文学这样的观点。张岩《周作人希腊神话研究对民族文化发展的思考》（《内蒙古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论述核心在于，周氏认为“经过‘美化’后的希腊神话蕴含了丰富的人性内涵和民族文化精神”，可以补现代中国之“缺”。等等，不再赘述。

[24] 李文给出的五个主要例证虽然能指向周作人与古希腊神秘主义的关系，但与柏拉图完全联系在一起（认为周作人的“人生的密戒”即柏拉图《会饮》中第俄提玛的“爱情秘教”）则存在问题：第一例是周作人《杂译诗二十九首》（1922）的《〈挽歌〉后记》中提到“希腊古代秘密宗的奥义，经了新柏拉图派的醇化，愈益高上，流入欧洲造成后来的神秘主义”，只能证明周作人对古希腊神秘主义确有了解。第二例是周作人多次征引的斯柏勤《英文学上的玄秘主义》一书中导论部分解释的“神秘主义”中提到柏拉图。该例中英文引用出现错误，同时，作者有意忽略了斯柏勤的观点，即柏拉图只是欧洲神秘主义的一个可能的源头，真正的奠定者是普罗提诺（斯柏勤在导言中仅用半页提到柏拉图，而用四页半写普罗提诺）。本书正文对此有详细展开。斯柏勤提出柏拉图的神秘主义所举例的作品是《会饮》（Symposium）与《斐德若》（Phœdrus），李文却误以为后者是《斐多》（当然也有可能是笔误）。第三例是周作人翻译阿波罗多洛斯的《希腊神话》（1944）第一章“注二六”。但该例恰恰证明周作人理解的“神秘主义”思想未必直接来自柏拉图。第四例是引《关于希腊神话》（1947）一文再次出现错误，周作人所指《变形记》并非奥维德的长诗，而是阿普列乌斯（“亚铺刘斯”）的散文体小说，又名《金驴记》。根据周作人日记，至少早在1912年10月29日，他就读过《变形记》原文。第五例是作者推测成分较重，其判断周作人熟悉本杰明·乔伊特的《会饮》英译本并不可信：周作人对《会饮》的首次中译，其自注是转引自弗勒丘（J.B.Fletcher）的《妇人美之宗教》（The Religion of Beauty in Women）。而李文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25] 李雪莲：《源流与意义：“受戒者的文学”说考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3期。

[26] 王靖献：《周作人的希腊文化观》，万晓译，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周作人/研究述评》，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本书参考的英文版为C.H.Wang，“Chou Tso-jen’s Hellenism”，East-West Comparative Literature：Cross-Cultural Discourse.ed.by Wong，Tak-wai，Hong Kong：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1993，pp.365-408。

[27] Susan Daruvala，Zhou Zuoren and an Alternative Chinese Response to Modernit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0。[英]苏文瑜：《周作人：中国现代性的另类选择》，康凌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28] [英]苏文瑜：《周作人：中国现代性的另类选择》，康凌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29] 周作人：《夜读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20—221页。

[30] 因为周作人的全部日记并未公之于世，所以，笔者所依据的周作人日记，主要包括大象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三册（1898年至1934年），其中个别年份周作人并未留下日记记载；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周作人年谱：1885—1967》；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1期所登载的《1939年周作人日记》的范围。笔者根据现有的日记材料以及相关文章进行推测，周作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前几年已经完成了其来自西方（欧美）的“知”的一方的思想框架的搭建，因为现实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其后他购买的欧美典籍数量较少，也不对其已形成的知识框架形成颠覆性影响。笔者认为，仅据现有的材料，能够支持本书所论述的内容，但也期待有新的资料问世，以对笔者的论述进行补充或订正。

[31] 陈漱渝：《鲁迅藏书纵横谈》，《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9期。

[32] 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6页。

[33] 鄢琨编制：《周作人散文全集索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4] 宋亚：《周作人所读古书研究》，《图书馆学研究》2008年第7期。

[35] 陈文辉：《传统文化对周作人的影响以及周作人的道路》，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36] 陈怀宇：《赫尔德与周作人——民俗学与民族性》，《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陈怀宇先生该文的灵感也很可能受刘皓明《从“小野蛮”到“神人合一”——1920年前后周作人的浪漫主义冲动》（李春译）一文启发，参见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编《新诗评论：2008年第1辑（总第7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7—118页。

[37] 王福湘：《关于周作人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

[38] 李欧梵：《第9章 文学的趋势Ⅰ：对现代性的追求1895—1927年》，孙开远译，出自[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