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纪燕博士的学位论文即将由国家顶级学术出版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付梓刊行，嘉惠学林，可喜可赞，作为她曾经的老师为之感到无比欣慰。前不久，纪燕伉俪适余所，送达书稿及出版合同，嘱我为之作序，想起当年论文答辩甫毕，便有好友告知，纪燕论文获优秀等级，于是欣然应诺，以表嘉贺。山东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素以要求严格著称，不少同学三年学制内往往无法完成，以至于后来学制延长为四年，据悉仍有人要推迟答辩。纪燕在三年学制内不仅完成论文写作通过答辩顺利毕业，而且获优秀等级，实属不易。学界同人都知晓博士论文评级的程序是多么严格，导师关、校内同行专家评审关、校外多名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关、论文答辩委员会六名成员评审关及答辩关等，要取得这么多学者的认同，都定为A，最后才能评为优秀等级，哪一关与A无缘，就只能与优秀拜拜，因此用过关斩将来形容都不为过。每年山东大学通过的博士论文获优率不过四分之一，因而普遍都把获优看作一份殊荣。当然，过硬的专业素养和高水平的论文质量是获此殊荣的基本前提。

单就题目来看，对刘若愚跨文化诗学作研究，似乎是一个个案，属于微观研究，但深入其中，方知涉及古今中西，属宏大课题，做起来是有难度的。

刘若愚寻求建立一种世界共通的诗学范式和理论体系，纪燕给他的学术定位是跨文化诗学而非比较诗学，根据我对刘若愚著述的理解和对最新理论动态的掌握，我觉得这一定位符合刘若愚诗学实际而且是比较精准的。刘若愚的时代，跨文化概念还不太自觉，他也从未标榜自己的诗学是跨文化诗学，跨文化诗学定位是研究者根据他的学术实际而作出的。

20世纪90年代，德国学者韦尔施提出并倡导“跨文化”理念。他认为跨文化概念是对流行的“多元文化”与“文化间性”概念的超越，而后两者概念的严重缺陷是把文化看作独立的、界限分明的场域，而前者则意味着两种不同甚至相反文化/文化圈相遇，它展示的是文化关系的另一种景象，不是隔绝与冲突，而是交织、互渗和协力；不是分裂，而是互动和理解。窃以为多年来出尽国际风头、占据世界学术文化中心的比较文学、比较诗学之所以大放异彩，与多元文化、文化间性的理论支撑不无关系，而近些年在全球化浪潮语境中逐渐式微、风光不再，就因为它追求的是文化圈之间的对话、各为一体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必然突出文化界限，把社会中自成一体的文化，限定于其民族文化属性。尽管其对话性与交互性不可低估，其在世界文化范围内做出的学术贡献是巨大的，但相对于“跨文化”这一更具现代性、更具合理性的先进理念，其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界限也过于分明了。跨文化实际上追求的是全球化过程中的流动性、交互性与杂合性，“跨”有包含之意，包含两种或多种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兼而有之和融合。21世纪以来跨文化、跨语际、跨国别学术研究在全球化过程中声浪日渐高涨，我觉得与此不无关系。

反观刘若愚诗学研究，与比较诗学是有区别的，他从自身的文化基础出发，汲取中西诗学的资源并加以融合，寻求跨文化和全世界共通的文学理论，最终实现其构筑世界文学理论的伟大理想。韦尔施还认为，跨文化也并不意味着趋同或混一，它依然多样，但多样性的形式变了，不再是界限分明的同质文化多元并存，而是具有跨文化特色的不同形态的共处。在跨文化与多元文化、文化间性概念尚未澄明的时代，刘若愚的诗学研究的确具有前瞻性，在他那个时代能展示出跨文化研究姿态，的确是一种超越。而纪燕对其定位与持论也是弥足珍贵的了。在这里我无意否定贬低比较文学、比较诗学巨大的学术价值，现在乃至未来它们仍是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重要学术阵地，在那里学者们为谋一饭仍不足为虑，但我想提请的是同道们多关注跨文化理念，这对提升自己的学术境界不无裨益。

中国诗学，万仞宫墙，蔚为大观，引无数学者竞折腰。刘若愚中国诗学研究是从一个海外学者身份出发的，不同于大陆学者的是他用英文写作，读者群也与大陆不同，因此他的视角、观点、方法、价值观、书写方式等与我们迥然有别，隔膜是存在的。对他的研究难度颇大，极具挑战性。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仰之者日众，而成果乏陈的原因。纪燕以之为选题作论文可谓知难而进，创获良多。

第一是须过语言关。刘若愚精通汉语和英语，他是在两种语言世界中游走的汉学家，研究者必须要跟上他的语言表达。时至今日刘若愚的许多著作和文章尚未翻译成汉语，大量有关他的海外研究资料也是如此，而要把他作为研究对象，这些东西又不得不涉猎，因此过硬的英语功底必不可少。纪燕在这方面有优势，她大学一、二年级就过了英语四、六级，随着穿越考研、考博等各个关口的强化训练，其水平在同门中是最高的，阅读与交流没什么障碍，这为她收集第一手研究资料具备了便利条件。

刘若愚抒发情怀、叙事咏史的诗词写作则是运用汉语主要是古汉语来完成的，研究刘若愚诗学又不能不研究负载其思想感情、美学观、文学观的大量诗词，因此研究者的汉语、古汉语功底也需特别扎实。纪燕大学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这方面的训练又比较系统，成绩优异被保送研究生就说明了问题。这两种语言优势为研究刘若愚诗学提供了可能。刘若愚这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被介绍到中国大陆也有三四十年了，但研究他的人屈指可数，研究成果也不多，博士论文可能仅此一篇，究其原因，语言难度可能是最主要的。

第二是专业的难度。中国诗学源远流长，资料浩如烟海，笔者参与编写的十九大卷本《中国历代美学文库》文字量高达1500万之巨，且不敢妄言收罗殆尽，在出土文物和考古活动中时有新资料发现，刘若愚著述中个别资料在大陆文献中还找不到。中国诗学时间跨度大，从上古夏商周三代绵延至近代达数千年，作家、理论家不计其数，表述方式各种各样，概念术语不同语境各有所指。举例王昌龄“意境”一说，各代解释都不一样，与我们今天对它的理解也大相异趣，不深入其中难以领略其意趣奥旨。1980—1981年我在南京师院跟随吴调公先生研修古文论时就目睹过刘若愚向先生请教“隔”与“不隔”的书信，记忆犹新。“难”由此可见一斑。把具有如此难度的内容向英语世界的读者展示，既要融合西方诗学以便他们接受，又要不失中国诗学义理形神之真，用需有挟泰山以超北海之志来完成作形容也不算太夸张。选择这一课题作博文研究，工作量甚巨，资料方面有的需从头做起，有的则需要重新考辨整合，但纪燕不畏艰难，百折不回，根植于翔实文献资料，勾勒出刘若愚诗学发展的流变轨迹，立志于创新（据作者自己总结论文创新达四处之多），答疑解难，屡见新说，高屋建瓴，追求超越，终于为论文画上圆满句号。由此看来，在其论文后面的致谢中感慨系之也就自然而然的了。

论文可圈可点之处颇多，择其要者，科学的“源”“由”探索、公正的学术评判、女性研究视角以及柔性语言表达是这部书稿的几大亮色。

首先是通过科学的源由探索，为刘若愚诗学思想的形成寻找主客观依据，为刘若愚建构的诗学理论体系作文化背景解读。“源”，即源头、来源。“由”，则是缘由、原因、经过，并有过程之意。源由探索即对刘若愚学术道路作全景式的理论扫描、理论探究。在这方面纪燕用力最勤，全书主体部分共四章，前两章“刘若愚学术道路探寻”与“刘若愚跨文化诗学思想的中西方文化背景”就是专门作这方面研究的，而后两章也与源由探索有关，尤其第四章实际是写刘若愚诗学思想的影响、余绪。这里既有历时性穷源溯流、稽隐索微，又有共时性结构梳理、要素分析，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从源头来看，探索是从刘若愚具有浓厚文化氛围的家庭背景开始的，他小时候在家庭里所接触的一切与他后来所走的学术道路密切相关；在国内接受的大中小学教育奠定了他优厚的文化基础，凭借自身努力加之独特机遇，种种条件集合才为他后来走向跨文化诗学研究做好了准备，这似乎是一种人生必然。国外求学与奋进之路，有点传奇味道，苦难和不如意的人生经历又与取得的骄人成就相联系。通过这种探索，能给我们一种启示，人生道路的走向与学术成就的取得，渊源有自，都不是偶然的。从缘由来看，论稿对中国文化积淀与刘若愚诗学思想的联系着墨并不多，着墨最多的是刘若愚与现代西学，大量的篇幅是写刘若愚中国诗学思想对现代西学的借鉴、吸纳、扬弃与超越。这里涉及他的老师——新批评派代表人物燕卜逊，但详加探索的是下列学派和学者：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中“莫斯科语言小组”代表人物雅各布森和“彼得堡小组”领军什克洛夫斯基、新批评诗歌研究的奠基者瑞恰兹、悖论与反讽理论的倡导者布鲁克斯、现象学的开创者胡塞尔、现象学文论的杰出人物英伽登、审美经验现象学的倡导者杜夫海纳、后殖民主义批评家赛义德、文化认同理论家斯皮瓦克等，在第三章诗学理论建构部分，又专门研究了刘若愚与《镜与灯》作者艾布拉姆斯的关系。以上学派与学者均设专题来考辨，工作量巨大，不知要耗费多少时间和心血，但这些巨量工作又是必需的。正是有这些付出，才使论文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或精细于前人，或发前人之所未发，使厚重感凸显出来。

其次是公正的学术评判。公正的学术立场、公允的学术评判是论文能否为同行专家学者们所认同的重要前提，也是论文质量高低的关键所在。所谓公正，就是公平恰当，持论公允，正直而没有偏私，坚持判断的客观性，做到不偏不倚，对肯定的不吹捧，对否定的不贬抑。这看起来简单，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要达到公正的学术目标其实是很难的。尤其当下，偏激与言过其实之风是学界顽疾。综观这部书稿，对刘若愚作评价，自始至终，美恶不掩，各从其实。作者肯定刘若愚是位誉满全球的学者，理论素养扎实深厚，著述视野宽阔，立论精当，开创了融合中西诗学以阐释中国文学及批评理论的学术道路，肯定了刘若愚建构中国传统诗学理论体系的伟大尝试，于海外汉学家地位最尊。这些评价是中肯的，是在对刘若愚的学术道路作考辨，对其学术著作作介绍，对其诗学思想作梳理，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得出的结论。但同时也指出了其在改创艾布拉姆斯文学四要素基础上将中国诗学分为六大板块是“将中国传统文论的丰富性、复杂性强塞在这个不甚完美的框架中，总有些削足适履、强而为之”。这些评价也是中肯的，切中要害。有学者据此指斥刘若愚“以西释中”，扭曲了中国文论，失去了中国文论应有的特质，是典型的“失语”。面对这种批评，纪燕则认为“这是放大了刘若愚的不足和缺陷，是定位的错误，批评过于严苛，将刘若愚为之一生的奋斗和努力遁于无形，他在西方话语体系下传播中国文化的苦心也看不见了。刘若愚的不足固然存在，但要全面看待”。既看到了刘若愚的不足，也维护了他的学术声誉。这种评判不护短，不溢美，基于客观公正的学术立场，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再次是女性研究视角与柔性语言表达。如同艺术活动，学术研究也要有自己的个性，以形成独特的学术风格，形成自己的风格是学术上走向成熟的标志。性别意识在20世纪中叶就已经觉醒，首先冲击的是文学活动。新时期以来，女性写作被炒得沸沸扬扬，但主要是在文学创作领域里展开，学术领域似乎很少有人提及这个话题。在我的研究体验中，觉得学术活动也有性别差异，女性研究视角就与寻常的学术切入不一样，阅读纪燕的这部书稿能明显感觉到这一点。作为女性学人，纪燕的学术特点是细腻，对刘若愚诗学思想的方方面面、林林总总都研究得很细致。一般学术写作也有研究很细致的，但与之相比较感觉还是不一样。刘若愚诗学本来是很具学院气的学科，理性味十足，纪燕却从其家世、人生、职业、心境等颇具感性色彩的视角去探索，在其著述的字里行间寻觅与之相关的东西。比如家世方面，纪燕捕捉到《中国古诗评析》一书的《导言》中刘若愚深情回忆母亲让其熟背儒家经典和唐诗，这与他在后来的写作中能引经据典，轻松知道引文和典故的出处相联系。刘若愚诗学思想融通中西古今，跨文化、跨语际，与深受精通英语和西方文化的父亲、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亲影响有关，可谓司马家学，渊源有自，加之他天资聪颖、绳其祖武、努力奋发，“又岂有不成功的道理？”在这里女性视角研究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再从论文后参考文献和论文中的注来看，与刘若愚相关的研究资料几乎都被搜罗殆尽，细致中又显出认真和严谨。文中多次引用钱锺书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作为秉承的治学原则，探究中西共同的诗心文心。在面对无法认同的观点时试探着去商榷，小心翼翼，委婉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和见解。笔笔皆体现出女性学术研究的细微特点，不武断、不浮躁，互相尊重、和谐发展、共同进步，耐心纠正国内外学界对刘若愚的误读误解。在语言表达上，体现出具有女性风格的温和、委婉、柔性特色。与那种刚性冷峻、金刚怒目式语言风格相比，笔者更认同这种柔性和缓、菩萨低眉式的语言表达，因为这种风格的语言表达更容易让人接受，读起来感到亲切自然，约言析理，通达流畅。

纪燕少年丧父，家道贫寒，仰赖母亲含辛茹苦，供姐弟二人读书，皆成就其学业。而纪燕感母之恩，砥砺廉隅，趋止中矩，其求学之诚，守道之固，殊可嘉尚。其苦心孤诣，焚膏继晷，精心集撰博士学位之论文获优秀等级，同门长进之速未出其右者，故欣然应邀，于新书行将刊布之际谨然为序。望再接再厉，潜心问学，不负众师友之期待，“唯日孜孜”，一路高歌，前程终未可限量。

吴绍全

201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