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诗与心灵是难以分割的。“诗言志”、“诗缘情而绮靡”[1]，“诗者，吟咏情性也”[2]。中国古典诗学中这些古老的命题，归根结底，都是说诗是植根于心灵而又表现心灵的。钟嵘云：“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3]用诗来表现内心宇宙的千变万化，是最为相宜的。说到文人心态，诗歌自然是极好的晴雨表。

人的心灵是太丰富、太复杂了，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个生灭不已的大千世界，因此，它是难于把握的。千百年后，我们又如何能谛听到中国古代士人们的心音呢？幸好，无数留存至今的诗作使我们可以和古人“对话”，或多或少地可以感受到古代诗人的心灵世界。一个堪称是真正的“诗人”的人，绝不会是只凭着辞采技巧就可以使其诗作产生流传千古的艺术魅力的。大诗人，必以胸次之博大高尚、情感之纯真深挚而动人。叶燮尝言：“我谓作诗者，亦必先有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4]

然而，诗毕竟是诗。诗是心声，可并非所有心声都成为诗。诗歌表达情志，是要通过特殊的艺术传达媒介的。诗的艺术的传达媒介便是文字。诗歌的文字起着特殊的作用。它们不是构成陈述与理论，而是构成意象，使人们读诗时在头脑中呈现出一幕幕带有情感色彩的图景。

诗歌创作有着非常复杂的过程，它是一个整合体，它以语言文字的物化形态荷载着诗人的心灵世界。黑格尔说得好：“它是一个伟大心灵和伟大胸襟的想象，它用图画般的明确的感性表象去了解和创造观念和形象，显示出人类的最深刻、最普遍的旨趣。”[5]“一个艺术家的地位愈高，他也就愈深刻地表现出心情和灵魂的深度，而这种心情和灵魂的深度却不是一望而知的，而是靠艺术家沉浸到外在和内在世界里去深入探索，才能认识到，所以还是要通过学习，艺术家才能认识到这种内容，才能获得他运思所凭借的材料和内容。”[6]黑格尔认为，在艺术创造里，心灵的方面和感性的方面必须统一起来。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

为什么要谈禅？禅对诗人的心态、对诗的发展究竟有怎样的联系？这是本书应该回答的问题。不错，禅宗是中国的佛教宗派，属于宗教。但它从唐代崛起之后，便迅速走进了许多士大夫的心灵。从大量的资料中不难看出，禅之于士大夫，其主要意义并不在于“成佛”的宗教皈依，而在于以“如梦如幻”的人生观来解脱灵与肉的苦恼困惑。在士大夫中，禅更是一种人生哲学、心灵哲学。

在中国诗史上，唐诗与宋诗是最为典型的两种诗的范型。唐宋以降，或尊唐或崇宋，实际上都很难有鲜明地区别于唐、宋的全新形态。中国古典诗歌独特的艺术气质、民族特征，在唐诗与宋诗中发挥尽致。我们从唐宋许许多多的诗作中，都若明若暗地看到了禅的影子。禅对于诗人（当然并非所有诗人）的心态有很深的浸染，诗人以这种染禅的心态进行诗的创造时，必然在诗的内容上有所显现，同时，也使诗的风格、意境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形成特有的美感形态。

本书并不泛论文人心态，而是选择了一个特殊的视角：探索唐宋时期禅宗思想对一些重要诗人心态的影响，进而寻绎禅对唐、宋诗的渗透。经过诗人心态（主要是审美心理）的中介，禅使诗歌创作形成了怎样的特点。也许会令读者失望，这本书里并没有惊世骇俗的新的思想与观念，倒是想从这个较为独特的视角，看到唐宋诗歌的一些真正属于自己的特征，以及唐宋诗嬗变的一点形迹。算不得什么“独得之秘”，当然也不敢期望读者“拍案惊奇”，却斗胆希冀着读者在沉吟之余暗暗颔首，与笔者的感受产生一点共鸣，这已经是过分的奢求了。

[1] 张怀瑾：《文赋译注》，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

[2]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6页。

[3] （南朝·梁）钟嵘：《诗品》，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年版，第2页。

[4] （清）叶燮：《原诗·内篇下》，见（清）霍松林、杜维沫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7页。

[5] ［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0—51页。

[6] ［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