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语言学青年思潮及其发展
——基于文化语言学的视角
申小龙[1]
厦门大学苏新春教授和广西大学黄南津教授2013年发起在广西大学召开当代中国语言学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我们由此获得了一次宝贵的机会来回顾当代中国语言学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讨论新时代中国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展望中国语言学的新的前景。这次会议成果众多，除了充分的思想交流、学术探讨，还包括修订《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校订出版《汉语汉字文化大辞典》，出版《当代中国语言学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苏新春、黄南津教授邀请我为论文集写序[2]，并为此等了很长时间，这也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暂时离开繁忙的教学、科研工作，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仔细梳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语言学青年思潮在21世纪前20年的发展。这样对学术史的梳理和思考，在我们年轻的时候经常做。然而在文化语言学进入历史发展的“深水静流”阶段后，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了文化语言学的课程教学、学术深耕和理论创新中，我们真正明白了什么才是重要的，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喜悦。什么才是重要的呢？下面两位复旦大学一年级本科生在“语言与文化”课后的感想或许可以告诉我们：
短暂的学期将尽，这门课留给我的思考却将在未来的生活中不断延长。对于我来说，它不仅仅让我进一步发现了汉语言文化的魅力，并从中获得未曾体验过的乐趣，更开启了一个新世界，引领我从蒙昧走向觉醒，使我能跳出局限看待语言文化。由此我学会站在更高处，以一双更为冷静和清明的眼睛，洞察周围发生的一切。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从这门课上学到了充满人文关怀的价值观，提高了尊重差异、平等交流的文化素养。
一位研究语言文学的学者必定不仅仅是研究语言的人。他必定怀着信念与情怀治学。在申老师的授课中，我听到的不仅仅是语言，更多的是他秉持的一种态度和情感价值。可以说，这是一个充满了人文气息的课堂。这令我联想到评价木心先生的一句话：他讨论的，是在现代荒原里，保持文明人的清醒。
语言文化研究从来不该也不能被束之高阁，它与人们息息相关，甚至就绽放于人们每一次开口的唇边；而一旦被投以目光，那些找寻者们会惊喜地发现，文化语言如同始终存在于人类文明的一个灯塔，始终投射着温柔的光芒，以一种柔和而富有力量的方式，默默指引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进发！
这门课确实对于我人生观的重塑有很大的影响。我想要在大学四年的学习里去除自己文字里媚雅虚假的部分，并尽力排除语言中附带的偏见，消除内心长久以来为了融入人群、取悦大众而形成的阴郁，让文字的甘泉从心井里自由地喷涌而出。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感想随笔，人云亦云、中规中矩的话自有无数的人会讲，而我要找到自己的声音，不要像光洁的玻璃珠那样轻易滑落，而是粗粝的小石子，带着个人生命体验的粗糙质感，也许笨拙，但绝不雷同。
一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历经一个世纪的“现代叙事”之后，本土意识强烈回归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老一辈语言学家历经“文革”劫难，重新迸发出学术探索的巨大能量；中年一代优秀的学者勠力同心，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孜孜不倦地尝试各种理论和方法，提出了一系列至今仍有积极意义的学术见解；而我们，19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学习的年轻一代，在强烈的时代责任感的驱使下，在前辈学者的谆谆教导下，锲而不舍，砥砺前行。
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研究热，促使中国语言学研究出现了伴随整整一代青年人的新思潮、新运动。无论是江西的《研究生信息》、《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和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还是天津的青年汉语史研究会、上海语文学会的青年研究小组、上海现代语言学沙龙、武汉的青年现代汉语语法研讨会，都集聚了全国各地高校语言学专业的年轻学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当时年轻学者的研究热点，我们从江西师范大学和《中国语言学大辞典》编委会召开的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的热点可见一斑：
（1）中国语言学现状的评估；
（2）文化语言学；
（3）方法论问题；
（4）语义研究；
（5）文字改革问题。
这些讨论热点的一个共同的背景，是对近一个世纪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西方理论和方法的深刻反思。
在对中国语言学现状的认识上，年轻学者普遍认为须“正确对待青年后学（特别是正确对待他们的缺点），正确对待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与西方精华的合理吸收，同舟共济，努力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语言学”。[3]
而文化语言学为汉语汉字研究建立一个本民族文化的视角，也得到年轻代表们的热烈响应，认为这“是我国语言研究的历史必然”。
在方法论问题上，年轻一代学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语言的人文性及由此决定的语言研究方法的人文性，和独立的科学方法能够不断深入分析人文现象，两者的分歧并不妨碍大家共同肯定中国语言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多元的方法论。
语义研究受到青年学者共同的关注，青年学者视其为“今后一个时期中国语言学研究的重点”，反映了这一代青年学者对欧美语言学形式主义理论和方法与汉语特点的冲突的自觉的反思。
在文字改革问题上，年轻学者发出了新时代的强音：“（拼音化方向的）世界文字共同的发展规律是不存在的”。“在看到汉字缺点的同时，更应看到它的优点，更应注意到汉民族之所以长期选择这种文字体制的必然性、合理性”。
80年代的青年语言学思潮得到了老一辈语言学家的热情支持和肯定。这从吕叔湘、朱德熙先生对《中国语言学大辞典》的支持，朱德熙出任《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总顾问，张世禄、商承祚、吴宗济、周秉钧、黄典诚、余心乐、马学良、郭在贻、倪宝元、曾宪通、李新魁、詹伯慧、许嘉璐、曹先擢、刘坚、唐作藩、胡裕树、胡明扬、许威汉、李维琦、戴庆厦、张公瑾等一大批前辈学者出任顾问和各卷审订，以及朱德熙对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的贺信[4]，都可以看出来。我自己深有感触的是，1987年，我在张世禄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我国第一部语法学博士学位论文《〈左传〉句型研究》。在答辩前，论文收到了陆宗达、姜亮夫、殷焕先先生热情洋溢的评语，郭在贻先生亲赴复旦大学任答辩委员会主席，与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的何乐士以及胡竹安、许威汉、严修等各位老师，共同组成答辩委员会。张世禄先生在后来为我的《中国句型文化》写的序言中转述了答辩委员会的意见：“既有纤如丝发的微观具体审视，又有以神役形的宏观理论探讨。了知神摄之法，深得‘易简’之理，允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之典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新的句型学说“振聋发聩，独具慧眼，体现了作者过人的胆略和才气”，“知识博通宏肆，思维清晰敏捷，文笔流利晓畅。善于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具有相当高的科研能力，洵为中青年语言学者中之佼佼者”。这样的评语，当年每一位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青年研究者，都曾经历和体验，并对老一辈语言学家的教育、关爱和培养刻骨铭心，终身不忘。
80年代，青年语言学者的理论探索和学术研究已经有了深入的发展。即以文化语言学而言，20世纪80年代我们主编的第一本中国文化语言学论集《文化的语言视界》，萃集文化语言学早期最为经典的一批研究成果。其中有游汝杰、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申小龙《文化断层与中国现代语言学之变迁》、《汉字改革的科学性与民族性》，张汝伦《文化的语言视界》，宋永培《从〈说文〉词义系统探求古代汉民族的“分—合”观》，冯蒸《古代汉语词汇研究与人类语言学》，张黎《试论语义范畴之文化价值》，姚亚平《论差异交际理论和语言变异理论的异同——交际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一项比较》，苏宝荣《平衡心理与汉语特征》，赵虹《多域价值、宇宙特性和人本观念——论古汉字在华厦文化心态中的“框架承重”》，朱晓农《秦人逻辑论纲》，王建华《汉语人名与汉民族文化》，孙玉文《普通话家庭称呼词语在黄冈话中推移情况的分析》，张伟《论双语现象与双文化现象》，刘丹青《“娶”与“嫁”的语法对立和汉民族对婚姻的集体无意识》，王元鹿《在文字的背后——略说东巴文字中所见纳西族先民的意识特征》，余志鸿《汉语言史与民族文化史》，李亚明《价值：由训诂意义再构造想到的》，张洪明《汉语近体诗声律模式的物质基础》，郭友鹏《汉语修辞的文化意义说略》等。
文化语言学的第一批成果展现了80年代青年语言学思潮宽广的视野和文化自觉。《方言与中国文化》（周振鹤、游汝杰著）、《语言社会文化新探》（陈建民著）、《中国句型文化》（申小龙著）、《言语交际学教程》（刘焕辉主编）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一特点同样体现在当时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文化语言学丛书”[5]，其中有苏新春《文化的结晶——词义》、史有为《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吴长安《文化的透视——汉字论衡》、申小龙《社区文化与语言变异——社会语言学纵横谈》、张黎《文化的深层选择——汉语意合语法论》、姚亚平《文化的撞击——语言交往》、王建华《文化的镜象——人名》。同一时期出版的著作还有高长江的《中国文化与汉语艺术精神》。而也就在此时，集合全国青年语言学者参与的《中国语言学大辞典》编撰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在1991年出版的这本词典中，我们看到了唐钰明、张玉金主编的文字学卷，冯蒸主编的音韵学卷，宋永培主编的训诂学卷，游汝杰主编的方言学卷，王远新主编的中国诸民族语言卷，吴为善主编的语言理论卷，苏新春主编的人物卷，蒋冀骋、钱宗武主编的著作卷，申小龙主编的语言学史卷等，词典主编陈海洋和副主编邱尚仁、丁峰的组织、运筹更是功不可没。
90年代的文化语言学研究由青年研究思潮扩展为老中青三代积极参与的学术热潮，这一点集中体现在1995年邵敬敏主编、史有为审订的《文化语言学中国潮》一书中。这本书是继申小龙、张汝伦主编《文化的语言视界——中国文化语言学论集》，戴昭明主编《建设中国文化语言学》后，第三部文化语言学论文集。与前两部相比，《文化语言学中国潮》反映了90年代文化语言学的新特点：
一是语言学前辈学者提出了文化语言学研究的一系列新思考。例如吕叔湘的《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何九盈的《简论汉字文化学》、王德春的《国俗语义学略论》、胡文仲的《文化差异与外语教学》、史有为的《汉语文化语音学虚实谈》、曲彦斌的《民俗语言学新论》等。
二是文化语言学的各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学科主张。例如方言文化方面游汝杰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刍议》、社会语言学方面陈建民的《文化语言学说略》、语法学方面申小龙的《历史性的反拨：中国文化语言学》、民族语言学方面张公瑾的《语言的文化价值》、词汇学方面宋永培的《中国文化词汇学的基本特征》以及邢福义的《文化语言学·序》等。
三是围绕文化语言学理论方法的热烈的学术争鸣蓬勃展开。例如邵敬敏《关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反思》、陈炯《中国语言学流派与中国文化语言学》、刘丹青《科学精神：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紧迫课题》。吕叔湘在《南北朝人名与佛教》的题记中也对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发表了争鸣意见。潘文国在书中指出：“在主张语言就是文化，而且是一种民族文化中最核心的成分的人看来，文化语言学其实就是民族语言学，汉族文化语言学其实就是汉语语言学。这是逻辑推理的必然结果，但却是主张语言不是文化的人绝对难以接受的。这一争论是在不同的前提下进行的”。“文化语言学的三大流派中，‘社会派’与‘双向派’似乎都把‘人文性’或‘人文型’看作是人文科学的属性，而‘认同派’却看作是‘人的主体性’，从而与西方历史上的‘人文主义’有着更直接的联系。两种理解相距颇远。”[6]
四是文化语言学学术史的研究方兴未艾。《文化语言学中国潮》一书出现了第一批格外引人重视的文化语言学学术史研究成果。史有为在该书的序中指出：“文化语言学中国潮在当代的涌现是必然的。这是因为语言中也包括汉语中，本来就存在丰富的文化蕴含。”“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何以自古以来人们对语言的观察与研究总或多或少地带有文化色彩；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在这一中国潮中，会有如此众多的分歧与不同。”“文化语言学中国潮在当代涌现的必然性还在于这是一定时代背景下语言学发展的自身规律。”“还必须指出，中国本来就有着文化语言学的传统。”“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尤其是训诂学），虽然并不系统，但却带着极浓的人文色彩。”“在近代中国，语言学大师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无疑是一座文化语言学研究的里程碑。”“当代的文化语言学又并不就是上述学说或著作的简单重复与增值，……它有着今日的时代性。”
潘文国《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研究综观》系统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语言与文化研究和80年代的语言与文化研究，指出：“八十年代伊始，中国的学术界迎来了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春天。在语言学界，除了表现为十年动乱中被迫出于停顿的语言研究诸领域的全面复苏之外，还集中表现为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的勃兴与迅猛发展。”“浏览这十余年来语言与文化研究的论著目录，我们惊讶其范围之广，几乎涉及语言的各个层面（理论、语言、文字、古文字、音韵、训诂、词汇、语法、修辞、风格、语体、方言、民族语言、外语、对外汉语教学、翻译等）和文化的各个部门（文学、艺术、音乐、戏剧、民俗、神话、历史、地理、宗教、心理、哲学、民族、考古乃至政治制度、经济生活、人际交往等）。这样一种多角度、全方位的切入是以前所从来没有过的。这一形势当然得益于八十年代弥漫于全国的‘文化热’，但也体现了人们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觉醒意识。”
90年代文化语言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学科体系建设更加全面深入。1990年9月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首部文化语言学学科体系著作《中国文化语言学》（申小龙著）。紧接其后，1990年10月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文化语言学》（邢福义主编、周光庆副主编）。此后陆续出版的文化语言学学科体系著作还有高长江《文化语言学》、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申小龙《文化语言学》、戴昭明《文化语言学导论》、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
90年代文化语言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对中国现代语言学各学科的文化重建。199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语言学辞典》（宋永培、端木黎明编著）分学科详细介绍了文化语言学在中国语言研究的各领域取得的成果，尤其是大量新的学术范畴，初步且全方位地展示出文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对各语言学科产生的影响。1995年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申小龙主编）。丛书的作者用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自己所在的语言学各研究领域进行文化反思、文化认同和文化重建。其中有李葆嘉《当代中国音韵学》、宋永培《当代中国训诂学》、张玉金《当代中国文字学》、申小龙《当代中国语法学》、姚亚平《当代中国修辞学》、苏新春《当代中国词汇学》。同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高校教材《新文化古代汉语》（全四册）。这部教材从人文科学研究的角度对古代汉语的理论进行了重新定位，突出了古代汉语理论的文化内涵。
90年代文化语言学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是一届又一届全国语言与文化研讨会的召开有力推动了研究的进展。每一届会议提交的论文都显示文化语言学研究进入了新的领域，有了新的思考。我们以1994年在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全国文化语言学研讨会为例，可以看到：
（1）文化语言学与西方语言理论展开了较为深入的对话。例如高一虹《“西有汉无”与“西死汉活”——从反事实假设之争看跨文化比较的标准和方法》、张国扬《从转换生成语言学到文化语言学》、杨启光《西方人类语言学与中国文化语言学》、潘永樑《从民族志学科到民族语言交际学：语言与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
（2）语言结构的文化分析成为一种发展新趋势。例如语法结构方面俞咏梅《汉语象似法简论》、李先根《汉语的单音孤立性》、梅立崇《交际文化理论与语表文化、语里文化和语值文化》、张云秋《汉语受事主语句的文化透视》、魏春木《汉语句首自称与对称代词隐含的文化阐释》、潘文国《汉语语法特点的再认识》等，汉字结构方面申小龙《汉字构形的主体思维》、孟华《汉字是一种动机文字》等，词汇结构方面王魁京《汉语词语的构造形式与汉民族文化关系试探》、话语结构方面王健昆《话语结构问题浅谈》等。
（3）文化语言学理论思考蔚成风气。例如戴昭明《语言与世界观》、姚亚平《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发展方向问题》、苏新春《论语言的人文性与词的文化义》、陈世澂《文化语言学三题》、徐时仪《文化语言学的产生根源和当代意识——兼评〈中国语言学：反思与前瞻〉》、李臻仪《陈寅恪先生的语言与文化研究》等。
（4）外语学界、对外汉语教学界、出版界的学者参与到文化语言学研究中来。其中《北方论丛》的主编陈世澂在大会作了“关于文化语言学的内涵”“如何看待语言的世界观作用”“如何看待‘申小龙现象’”三个论题的报告。该刊也因多年来深入开展文化语言学学术争鸣而在大会上被中国语言文化学会授予荣誉证书。
90年代文化语言学的波澜壮阔，还可以从中国语言文化学会历届年会评选出的中国语言文化学会优秀著作和全国语言与文化研究优秀成果看出来。
二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波澜壮阔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在21世纪有了更为深入的发展。文化语言学不再追求表面上的轰轰烈烈，把实实在在的学术进步和教书育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
21世纪的文化语言学在高校语言学基础课程的教材编写上取得了扎实的成果。无论是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还是语言学概论，教材的编写都突破了既有范式，实现了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的创新。这方面的建设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了。
最早编出的基础课教材是申小龙和宋永培主编的高校古代汉语教材《新文化古代汉语》[7]。参加编写的有全国三十多所高校的青年语言学者。其中：
编写《精读文选》的有陈建初（湖南师范大学）、戴昭明（黑龙江大学）、端木黎明（四川师范大学）、傅杰（华东师范大学）、蒋宗福（西南师范大学）、李国英（北京师范大学）、刘福根（浙江教育学院）、刘兴均（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钱宗武（湖南师范大学）、饶尚宽（新疆师范大学）、任继昉（河南大学）、邵文利（内蒙古师范学院）、王春淑（四川师范大学）、王启涛（四川师范大学）、许征（新疆师范大学）、张玉金（辽宁师范大学）、郑文澜（广州师范学院）、朱城（湖北民族学院）、朱承平（中南民族学院）、黄尚军（四川民族出版社）、张巍（四川大学）；
编写《基本理论》的有洪波（南开大学）、赵世举（襄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颜洽茂（杭州大学）、赵平安（河北大学）、宋永培（四川大学）、郑文澜（广州师范学院）、尉迟治平（华中理工大学）、刘永耕（福建师范大学）、申小龙（复旦大学）、李亚明（中华书局）、魏德胜（北京语言学院）；
编写《泛读文选》的有陈思坤（岳阳大学）、段观宋（湘潭大学）、黄南津（广西大学）、钱宗武（湖南师范大学）；
编写《练习·重点词语》的有白丁（中南民族学院）、黄海波（广西中医学院）、蒋宗福（西南师范大学）、刘宝俊（中南民族学院）、石锓（新疆兵团教育学院）、万献初（咸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朱承平（中南民族学院）、李亚明（中华书局）。
这些当年的青年学者，现在几乎都已是各高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这样举全国之力编写高校《古代汉语》教材，是我国语言学的空前盛举。
《新文化古代汉语》首先在编排体例上有创新。它的一个重要改革是将原有的《古代汉语》文选一分为二，分为《精读文选》和《泛读文选》。《精读文选》突出重点，选录名篇，详加注释，为学生必修之古文。《泛读文选》为扩大学生的阅读面，增强学生古文阅读能力而设，选文范围扩大，注释较简单，要求学生有一定的阅读速度。
《新文化古代汉语》编排体例的另一个特色是文选内涵的扩充。其《精读文选》部分所选篇目都较短，但增加了带古注的文选单元和古文字的文选单元。后者收录了以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简牍、帛书、碑碣为材料的古文献。
《新文化古代汉语》编排体例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将练习题和重点词语集为一册。练习题吸收了外语教学练习题的一些形式，帮助学生进行能力自测。重点词语选择500个最常用的字重新加以注释，使得教材不仅有一般文选阅读的功能，而且有复习检索、重点深入、举一反三的能力强化功能。
有感于古代汉语教材的理论几十年因袭不变，没有创新和系统的变化，《新文化古代汉语》在古汉语理论的发展上找到了一个新的视角——文化阐释，从而带动整个理论体系的创新。这套教材的前言，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古代汉语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信息载体和传播媒介。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现代化进程中，古代汉语的掌握、运用和阐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系统地认识古代汉语的文化特征，科学地把握古代汉语的结构规律和意义蕴涵，我们编写了这套《新文化古代汉语》教材。所谓‘新文化’既指我们对古代汉语所作的新的文化阐释，也指通过这种阐释，古代汉语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应负起的新的历史文化责任。”把《古代汉语》的基本理论定位在“文化阐释”上，这就赋予了古汉语理论以人文科学研究的新的意义。这本教材的第二册《基本理论》从以下方面体现了文化阐释的特色。
其一，教材系统论述了古代汉语的文化特征。以往的古代汉语教材，其理论框架来自现代汉语，而现代汉语的理论框架又来自西方语言理论。这一框架的一个根本弱点是认不清汉语的文化属性和文化特征。使用这一框架教学，表面上头头是道，却与汉语的事实若即若离，甚至貌合神离。《新文化古代汉语》把古汉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以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为参照系，深入揭示古汉语的特点，在《基本理论》中专辟一章加以论述。例如在论述“古汉语结构的文化特征”时讨论了古汉语语言单位形式与功能的灵活性和古汉语句子的流块建构；在论述“古汉字结构的文化特征”时讨论了古汉字构形的主体思维，包括汉字构形的人本主义取象和汉字构思的人文主义观念；讨论了古汉字构形的辩证思维，包括汉字构形思维的二合建构和汉字构义思维的一体二元；在论述“古汉语修辞的文化特征”时讨论了古汉语修辞的语境通观，包括整体定位、因宜适变、因人制言三方面；讨论了“古汉语修辞的阅读方略”，包括由言内以观言外，由言外而观言内，由言者而观所言三方面。这些论述把古汉语放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宏观背景下加以认识。
在古汉语的每一个具体层面，教材都从古汉语的特点出发作了新的探讨。例如在“词法”一节讨论了虚词的标示功能、关联功能和节奏功能；在实词中增设了“类别词”以区别于一般量词，并取消了词的活用和兼类；在“句法”一节论述了古汉语句法的基本特点：意合、简约和同构。
其二，教材对古代汉语研究传统作了科学阐释。以往的古代汉语教材教材对传统语言研究很少作理论上的探讨。在一些编者看来，传统语文理论难以用现代语言学的“语言”来表述，因而也就难以掌握和传授。《新文化古代汉语》的编者则认为，传统语文理论中蕴含着对汉语本质的深刻认识。这种认识经过现代清理，能够用科学的范畴和语言表述出来，并提供一个汉语现代化的基础。让学生了解、掌握中国语文传统的理论和方法，是古代汉语教材必不可少的内容。例如在“训诂和古注”一节中，编者系统地梳理了训诂学的方法，深刻分析了“以形索义”方法的理论依据和必备条件，“因声求义”方法的理论前提和所涉及的古音学成果，“比较互证”方法的系统性原理和实施关键，等等。这些内容在一般教材中大多不涉及或即使涉及也语焉不详，而《新文化古代汉语》凭借扎实的语言学功力，将这些专业性很强的内容叙述得深入浅出，有条不紊。
其三，教材揭示了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古代汉语教材的主要授课对象是中文系学生。历年来中文系使用的教材或是语言类，或是文学类，很少将语言和文学联系起来在理论上探讨二者的关系，更少将语言的发展规律和文学的发展规律联系起来，考察二者的内在联系。不少有识之士都曾呼吁在中文系的教学中将语言和文学有机结合，然而目前在这方面既缺乏系统的研究，更未能将这种研究的成果形成教材。《新文化古代汉语》在语言与文学的结合上作了大胆的尝试，开风气之先。它专设了“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一章，首先从“语言是文学的形式导引”和“中国文学史的语言底蕴”两个方面入手，在理论上阐明了语言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其中涉及当代语言理论、文学理论中的许多新知识、新观点。例如教材引述了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对文学的定义：“对我们来说，语言不只是思想交流的系统而已。它是一件看不见的外衣，披挂在我们的精神上，预先决定了精神的一切符号表达的形式。当这种表达非常有意思的时候，我们就管它叫文学。”由此，教材指出，文学的形式是被语言预先决定了的。文学家往往以为文学的天地是可以自由徜徉的，艺术的表达是非常个性化的，并没有什么内在机制在引导他、制约他。然而，当他的作品被译成别的语言时，冥冥之中的内在形式限制就显露出来了。如劳伦斯的小说，其原文读来如优美的散文诗，有文学意象所引发的种种联想和感受，形成了作品固有的节奏感，使得本不相连的句子之间产生了内在的和谐。而在译成中文时，“信”则语句支离破碎，不合汉语表达习惯；“达”“雅”则原文、神韵俱损，美则美矣，但已换了一种精神格局。读者感受的已是中国文化的意境。这个问题在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由于汉语的表达和理解中以神统形、主体参与意识强的浓郁的人文精神，汉语文学具有强烈的“排译性”。因此，“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对于文学家来说，是一个浅近得近乎常识而又深刻得莫名其状的命题。文学家难以想象他的一切表达都是通过他自己的语言的形式天赋筹划过的，就像他时时在呼吸那样。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编者论述的问题具有当代人文科学的普遍意义。这就使得《新文化古代汉语》教材具有很强的现代文化意义。它为读者展示了一个作为“新文化”的古代汉语的崭新知识结构。这不仅是对《古代汉语》教材的旧范式的突破，而且是对古代汉语学科研究的新的挑战。
在“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这一节中，作者以诗歌为例，阐述了文学形式与语言结构的深层一致性。在讨论诗歌形式与语法演变的关系时，教材论述了原始语言的诗性特征，偶数字句诗体、语法的发展，奇数字句诗体、语法的发展，长短句式诗体诸问题。在讨论诗歌格律与语音发展的关系时，教材论述了民族语音系统对民族诗律的制约、汉语语音特点与古典诗歌格律、汉语语音演变与汉语诗律的演变。在讨论汉语音律形象与汉语音韵的人文理据时，教材论述了古典诗歌的深层结构、汉语词音的象征功能、汉语词汇的衍声象意等。此外，在《基本理论》中论述古汉语音韵的一章中，教材打破了以往教材就音韵论音韵的套路，将音韵与韵文结合起来，亦即与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韵文体裁结合起来，由近代上溯古代，逐节讨论了近代音和元曲、中古音和诗词格律、上古音和先秦两汉韵文的关系。这种语言与文化的有机结合，扩大了中文系学生的语言文学视野，并体现了一种文学研究中的语言意识和语言本体论思想。由此，这本教材在理论上站到了当代人文科学的前沿。
其四，教材系统地介绍了古代文化典籍知识。以往的古代汉语教材在内容上的一个很大的疏漏，是不系统介绍古代文化典籍方面的知识，以至于中文系的学生对古代书籍形态的演变、版本目录、经史子集、类书及丛书方面的了解十分零散，一知半解。而如果没有对古代文化典籍的较为系统扼要的了解，会极大地限制学生今后的学习与研究。为此，《新文化古代汉语》又开风气之先，在《基本理论》中专列了“古代文化典籍”一章。其中“古代书籍形态的演变”一节介绍了金刻、石刻、简策、缣帛、雕版与活字，“古代文化典籍概论”一节中介绍了经学著作、史学著作、诸子百家、诗文集、类书、丛书。举凡重要的文献学知识和典籍作品，此节都作了扼要的叙述。这使学生在较短的篇幅里对古代文化典籍有了提纲挈领般的了解，并能将所读的文献迅速归入典籍总体的分类系统中，加深对古文的认识和理解。
其五，教材增加了怎样翻译文言文的内容。这是这套教材的又一个创举。文言文的翻译问题，在以往的古汉语教材中都未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只让学生在阅读理解中自行体会，“神而明之”。而对于一个现代文科大学生来说，准确而顺畅地翻译古文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功。但翻译不是一个“随文注释”的操作过程。翻译本身是一门学问。它有自身的规律和方法。尤其在古文翻译中，前人大量的实践已总结出丰富的经验，摸索出科学的规律。古代汉语教材既然回避不了翻译的问题，既然许多古汉语理论归根结底都落实到翻译上来，那么在教材中较为系统地论述古文今译的理论和方法就是十分必要的。《新文化古代汉语》以专章讨论了文言今译的意义和标准，文言今译通向“信达雅”的途径。此教材在总结前人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将古代汉语文字、音韵、训诂、语法、修辞、文化常识方面的知识综合运用，辅以大量翻译实例，有效地提出并解决了学生在古文翻译中常见的一系列难题。学生在经过一定的古文阅读理解实践后，把具体问题上升到理论，就会对文言翻译的规律和方法有深切的体会，从而更自觉地指导翻译实践。
其六，教材增加了怎样写作文言文的内容。《新文化古代汉语》首次以专节论述了如何写作文言文的问题。文言一向被视为一种“死”的语言。它是解读的对象而非实用的工具。文言的这种“古董”地位，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文化传统的鞭挞、讨伐。文言的失落在某种意义上造就了接近欧化语和口语的现代语文。其极致就是“文革”时期大俗大野的造反语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浅近的文言又渐渐流行起来。人们渐渐发现，文言不仅仅是一种古代的表达手段，而且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道德修养情操的存在方式，是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媒介。当理论界刚刚开始这方面的反思的时候，始终处在实践第一线的编写《新文化古代汉语》的古汉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已经具有了比较自觉的文言现实性的认识。《新文化古代汉语》在《基本理论》中写进了文言文写作的内容。教材从近义词的选用、词语的活用、单音与复音、表敬形式、现代事物的表达、虚词的选用、句法结构这些专题入手，论述文言文语句的表达；又从文气的体现、崇尚实录、修辞方式的选用、叙事和议论这些专题入手，论述文言文的篇章组织，由此将文言文写作中容易碰到的难题一一化解。更有意思的是，这一节末尾附了一篇学生写的文言文习作以为示范。该文题为《冬雪》，立意独到，文笔甚佳，以“现身说法”之形式引起学生对文言文写作的浓厚兴趣。
《新文化古代汉语》是我国高校古代汉语教材从思想到体系的重大变革。与以往的教材相比，它更注重传统，又更具有现代感；更关注古汉语的文化内涵，又扩大了古汉语的人文科学视野；理论上更为精粹，实践上又更为实用。
在《新文化古代汉语》教材出版不久，另一本以文化语言学视角撰写的语言学教材《语言学纲要》[8]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语言学概论”是我国高等院校中文系的一门基础课。长期以来，这门课程的教材一直沿用着西方语言理论的框架。尤其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引进我国以后，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教材基本上以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理论框架为基础。《语言学纲要》（复旦大学出版社版）认为，这个框架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结构主义语言学只是语言学发展中的一个流派，它的理论框架并不具有金科玉律的价值。在西方语言学的诸多流派，如生成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学派中，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对语言的解释能力并不是最好的，它远远没有统领一切语言理论的涵摄力。
就语言的结构本身来说，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关注语言的形式，却忽视了语言更本质的内涵：意义和功能。这不仅使结构主义的工作烦琐化，而且使结构主义的分析远离语言的表达内容，以至于人们不得不说结构主义不是在“发现结构”，而是在“制造结构”——制造与内容貌合神离，甚至歪曲内容的“结构”。
就语言的性质来说，结构主义剥离了语言的社会文化属性，把语言视为一个形态标志自立、结构形式自足的整体，这严重偏离了语言的本质。语言本来就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然而，当结构主义“提纯”语言之后，语言学就成了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的形式科学，以至于后来真正研究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语言的语言学，不得不特别注明为“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任何科学研究为了理论上的彻底性，都需要强调研究对象诸多要素中的一些而舍弃另一些，但结构主义舍弃的是对于语言具有根本意义的东西，用一个规则有序的形式描述代替语言的真实含义。这在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当代文化发展中，已日显其陈旧。
其次，索绪尔的理论框架在语言学理论的研究与教学中已经引发了诸多质疑。例如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索绪尔认为语言交际的过程就是一个概念通过语词的声波从甲方传递到乙方的心理感应过程，语境在这一过程中完全不起作用。然而，人们有可能对语言施行情境隔离吗？每一个人说话都有其交际目的，每一句话都有其表达功能，交际目的和表达功能都是和语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没有脱离语境单纯存在的语言。
索绪尔说：“我们认为外部语言现象的研究是有利的；但是，以为没有它们人们便不能认识内部语言组织，那可就不对了。……一般说来，未必要去认识一种语言发展的环境。”[9]然而正如洪堡特所认为的：“语言就其真实的本质来看，是某种连续的、每时每刻都在向前发展的事物。”“在我们习惯于称之为语言的那一大堆散乱的词语和规则之中，现实存在的只有那种通过每一次讲话而产生的个别的东西；这种个别的东西永远是不完整的，我们只有从不断进行的新的活动中才能认识到每一生动的讲话行为的本质，才能观察到活语言的真实图景。语言中最深奥、最微妙的东西，是无法从那些孤立的要素上去认识的，而是只能在连贯的言语中为人感觉到或猜度到（这一点更能够说明，真正意义的语言存在于其现实发生的行为之中）。一切意欲深入至语言的生动本质的研究，都必须把联贯的言语理解为实在的和首要的对象。而把语言分解为词和规则，只不过是经科学剖析得到的僵化的劣作罢了。”[10]
关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大量事实，尤其是汉语和汉字的事实说明：语言符号施指和受指的联系，存在一个文化中介，是特定民族文化选择的结果。它综合地反映出客观世界、一个民族的认知能力、发音能力和语言系统本身的制约性。所谓“任意性”，是音义联系中文化中介（或曰“可论证性”）的轨迹被漫长的语言历史磨灭的结果。它只是一种“共时表象”或曰“共时假象”。这种假象，出于技术的原因，可以作为本体做横平竖直的技术处理，但如果因此认为语言符号的音义联系本质上就是没有理据的，那只能是形式主义的虚妄。一个语言符号的形成，必然有其精神、心理、文化及生理、物理环境的成因。社会的约定俗成，也必然是一种理性行为。
《语言学纲要》（复旦大学出版社版）认为，人类各民族的语言，其原样式是千姿百态的。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对世界的“格式化”几乎是任意的。这种任意性表现为语言符号施指和受指的联系的独特性，即唯一性。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两种语言在某个符号的受指范围上是完全一致的。但这种任意性恰恰证明了各民族语言对世界范畴化的文化属性，亦即联系语言符号施指和受指的文化中介的存在。
关于符号的价值理论，索绪尔强调了符号的外部差别性，即符号不是它以外的其他东西。索绪尔认为符号的外部差别可以创造特性和价值。但一个符号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不是别的东西，更在于它是什么东西。这个“是”，是符号自身的本质特征，是它的具有历史文化渊源的内容。一个符号和其他符号区别开来，首先是由它的“是”即实体特征决定的。如果关系可以决定一切，那么语言和语言研究除了关系公式还能剩下什么？这样的语言还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吗？这样的语言研究还是人文科学吗？
语言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的千变万化、新事物的层出不穷，都在语言上反映出来。如果符号的价值仅仅在于系统内部的关系，那么语言系统势必无法接纳新成员，更无法发展，因为关系价值的能量总和是不变的。事实上，一个新符号在进入系统之前就已经具有了经验的价值。它是在人类发展的新的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同时符号在系统中又获得了关系价值。这两种价值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语言学是研究人类语言的科学。说到人类语言，它首先不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概念，而是一个人性和文化的概念。运用象征的能力或者说符号化能力使人类超越了其他动物，建构起文化模式，而语言正构成了人的最直接的象征世界和最重要的文化环境。它直接塑造了人的文化心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原所在。《语言学纲要》（复旦大学出版社版）认为，高校的“语言学概论”课，首先必须立足于语言的人文属性，才能使教学真正触及语言深广的精神和历史文化内涵。而以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为基本框架，对语言作“无事物”的处理，只能与这样的教学目的南辕北辙。为此，《语言学纲要》（复旦大学出版社版）主张消解长期沿袭的“语言学概论”课的结构主义理论框架，将这门课程的重点放在对语言本质的探讨和对语言基本要素的深入分析上，在理论上呈现一种开放和不拘一格的状态，举一反三，使这门课程较充分地反映语言的人文和社会内涵。
高等院校中文学科的基础课程“语言学概论”，是一门讲述普通语言学基础理论的课程。以往，这一课程的全部理论几乎都来自西方语言学。这一“习惯”做法，隐含着两个语言学假设。
其一，语言不属于文化范畴，人类各民族语言的基本规律是相同的。西方语言学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
其二，语言学理论不属于文化范畴，人类各民族的语言理论中，西方语言学理论是唯一科学的。
可以说，我国整个现代语言学理论是建立在这两个假设的基础上的。从事现代语言理论建设的学者也不否认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但这仅仅是从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的意义上来说的。也就是说，语言是一种工具、一面镜子，它反映文化，但本身不具有文化的属性。具体来说，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就类似“南北朝人名与佛教”的关系，即“某一民族的某种文化现象在这个民族的语言里有所表现，或者倒过来说，某一民族的语言里有某种现象可以表示这个民族的文化的某一方面”。然而事实上，语言之于文化，其关系远不止于此。
普通语言学的奠基人、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曾认为语言有两种功用。一种是纯科学的、日常生活的，比如一个人命令另一个人把树砍倒。这样运用的语言语义比较单纯，例如“树”的词义只指具体的树干，它反映的精神活动是分散的、孤立的，它服务的目的是片面而有限的。一种语言如果仅仅用于这种目的，它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尤其当语言仅仅用于科学目的的时候，它连日常语言运用中尚存的一点“感觉和热情”也所剩无几了。
语言的另一种功用是和思想、感觉的整体相联系的。就像“树”这个词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它的词义不再单纯，而是充满着与“理解者的不同情绪和感受”相关的丰富的内涵与联想。这个时候，民族精神和思想对语言运用产生强大的影响，“一个民族对世界的独特的感觉和看法”在语言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述。“一旦人在心灵中真正感觉到，语言不仅仅是实现相互理解的交流渠道，而且也是一个实在的世界，即一个精神必须通过内部创造活动在自身和事物之间建立起来的世界，他便走上了一条恰当的道路，能够不断地从语言中汲取到新的东西，不断地把新的东西赋予语言。”[11]显然，这种语言与文化精神的贯通，与人文精神的相互塑造、相互作用，才是语言分析和研究的意义所在！
当代新洪堡特学派的代表，德国语言学家魏斯格贝尔对语言的民族性有高度的评价。他认为从群体来说，语言是一个群体的文化财富和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决定了人类的历史和发展。从个体来说，一个孩子从出生之日起就进入了民族语言流，他的母语决定了他一生的精神格局和语言行为。因此，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语言绝不是简单的交际手段。语言的这种精神与文化内涵，使语言与语言之间在结构上的差异具有巨大的哲学、文化学、美学甚至法学的意义。每一种语言都可以视为人类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一条途径。这种途径如果只有一条或很少的几条，那么人类认识世界的可能就非常有限，人类看待世界的样式就难免片面和主观，狭隘而自闭。语言种类多则意味着世界观的丰富多样。人类可以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去观察世界、认识世界。如果说语言仅仅是工具，仅仅是可以做技术分析的形式，看不到语言形式的文化规定性，看不到语言与民族精神的结构通约，我们就无法深刻把握语言的本质，我们就失去了一条通向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通向民族心灵深处的重要途径。
这样看来，作为人类各民族语言的一般理论的普通语言学，应该把理论的基础建立在对各民族语言文化差异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普通语言学要获得普遍意义，就要关注各民族语言的独特性。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因为任何一个自然科学家都可以声称是他的研究领域中所有对象的专家，但没有一个语言学家可以声称是人类各种语言的专家。这正是由于“言语这种人类活动，从一个社会集体到另一个社会集体，它的社会差别是无限度可说的，因为它纯然是一个集体的历史遗产，是长期相沿的社会习惯的产物”[12]。但我们并不因此而可以无所作为，盲目认可西方语言学理论在汉语研究中的合法性。作为中国的语言学者，我们至少应该在普通语言学理论中提出基于汉语汉字事实的理论。我想，这应该是我国高校“语言学概论”课程的应有之义。这同时对基于西方语言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也是一种修正。正如陈望道所说：“一般语言学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或者说很少能充分地、正确地概括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极其悠久、既丰富又发达的汉语事实和规律。”[13]
我国高校的“语言学概论”课程很少提理论创新。因为所谓的“创新”，在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主导下，充其量不过是“紧跟”的代名词。如果我们离开上述两个假设，“语言学概论”课程的理论创新就有了全新的意义——提出新的基于汉语汉字事实的理论，在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重新修正和整合普通语言学理论。这正是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学纲要》（复旦大学出版社版）的追求。
在《语言学纲要》（复旦大学出版社版）出版后十年，高校语言学基础课在文化语言学的视角下又编写出新的版本《现代汉语》：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申小龙主编的《现代汉语》。至此，语言学专业的三门基础课都出版了文化语言学视角的教材：《新文化古代汉语》、《语言学纲要》（复旦大学出版社版）、《现代汉语》（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版）。
《现代汉语》（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版）认为，高等学校《现代汉语》课程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课。要让已经掌握了母语，并且已经在高中阶段经过了语文课严格的知识训练的大学生，对这门课程产生兴趣，受到启发，并有举一反三的感悟和能力，我们的《现代汉语》教材就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其一，《现代汉语》要深入阐释汉语的文化内涵，把这门单纯的语言知识课，改造为从语言文字的视角观察中国文化的特征、理解汉民族的思维方式、贯通人文科学各领域研究的课程。
其二，《现代汉语》要广泛涉及汉语的社会运用，直接面对生动丰富的当代语言文字生活实践，将抽象的语言理论和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存在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深刻揭示语言的社会性，使学生强烈感受到语言是我们观察社会现象的一面清晰的镜子，一个犀利的视角。
其三，《现代汉语》要在汉外语言比较中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汉语汉字的性质和规律。现在的大学生大都熟练掌握一至两门外语，我们对汉语的分析应该充分利用学生的外语知识和语感，使其在对比中认识不同语言共性的东西和个性的东西，在多语言背景中融会贯通语言知识，体验人类语言文化的丰富性。
其四，《现代汉语》论述的汉语，是大学生们每天都在创造性运用的母语。它凝聚着同学们的嬉笑怒骂、喜乐哀愁，从最阔大的志向到最细腻的感情。因此，现代汉语教材，要最大限度地亲近大学生的语言和语言生活，让同学们从身边最熟悉的语言中发现母语的奥妙，认识自己民族的语言存在，洞察自己的生存环境。
其五，《现代汉语》教材，要培养学生热爱母语、热爱家乡方言、热爱中国文化、热爱家乡文化的博大情怀。我们的教材讲授的是汉民族的标准语——普通话的原理，但普通话的血液和营养来自丰富多彩的汉语方言。我们的大学培养的是现代化人才，这不仅意味着我们的学生要掌握好标准语，而且意味着我们的学生要传承好家乡方言，要尊重和热爱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要尊重和理解社会方言的多样性，要对普通话和家乡话有强烈的文化身份的归属感。
其六，《现代汉语》教材在内容上要和高中语文学习拉开距离。这并不是说《现代汉语》教材要多么专业。从现有的教材来看，过于专业的知识在教学中效果并不好，这些内容应该留给不同的选修课。但现有教材更多的内容是和中学语文教学重复的，这就容易引起学生的厌倦。因此，大学《现代汉语》教学与高中语文重叠的部分应点到即止，而将更多的空间让给开拓学生社会文化观察思路，引起学生强烈共鸣的内容。这些内容应该既有生动的抽象，又有充满生活气息的感性。
大学生由单一的高中语言环境，进入大学的多元语言环境，是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陌生的多元语言和方言，既给同学们带来惊诧、不安，甚至孤独感，又给同学们带来全新的文化体验，成为成长的重要契机。当大学生在不断的冲突中培养多元文化的视野和宽容、健全的人格之时，《现代汉语》课程应在这一过程中以深厚的人文情怀帮助学生学会理解差异，学会尊重差异，懂得热爱生活，懂得饮水思源。
现代汉语教材林林总总，但所论述的语言知识高度同质化，且内容老化，已经不适应新时代的大学生学习现代汉语的需要。因此，从文化的新视角切入现代汉语的认识和分析，编写深度体现本土文化认同特色，同时能融会贯通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新教材，正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版的《现代汉语》教材编写的宗旨。这本教材出版后因其鲜明的特色深得使用者的欣赏和好评，在各高校现代汉语教材使用已经“饱和”的情况下，该教材由于新颖生动和深入浅出还是吸引了全国众多高校教师和学生。这本教材增加了许多一般现代汉语教材没有的新的内容。例如在“词汇”章，本教材特设“词汇统计”一节，介绍大学生关注的语言生活中年度热词、流行语、新词语的计量筛选方法，介绍“微博关键词”软件的词汇统计所显示的微博主人的思想情感倾向和性格、爱好、性别、现状乃至梦想，以及据此比照而来的与好友微博的相似度。这些内容更新了现代汉语课程的语言学知识，把语言和社会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目前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版的《现代汉语》教材使用的范围已遍及全国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校。成都、重庆、武汉等地高校还专门就这本教材的使用召开了高校现代汉语课程教学研讨会。
《现代汉语》（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版）由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内蒙古大学的语言学者联合编撰，迄今已作了两次修订，对语音、语法、词汇三章的内容作了新的增删、补缀。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现代汉语加快吐故纳新，新的语言要素如雨后春笋般成长，旧的语言要素频繁更迭。其作为一本立足于中国当代语言实践，尤其是大学生语言生活的语言学教材，对现代汉语的新发展必然十分敏感。历次修订工作，都对这本教材使用的语料作了细致的甄别，在规范、通用和创新、包容之间作了细致的平衡。编者无法保证新的语言现象一定具有持久的活力，但编者可以认定的是甄选的语料在新时期的语境中具有很强的表达功效，而表达功效是评判语言存在价值的唯一尺度。一个有价值的词语，现在用起来必然“得心应手”，能够满足表达自我的需求。至于将来它是不是一直有生命力，那是整个社会和相应的语言系统在发展中的选择，谁都无法先知先觉。大浪淘沙后留存下来的语词，是生命力更强的语词，而它们诞生的前提，是人人争做语言的弄潮儿。
在《现代汉语》（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版）不断修订的过程中，国家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传来了，而深入阐释汉语的文化内涵正是这本教材编写之初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14]这本教材贯穿了对汉语汉字的文化特征的思考，注重传承中国语言文化的基因，其中重要的方面就是汉语句子建构的音乐性，以及建立在韵律基础上的汉语语法充分的功能主义。最近一次修订，通过大量、生动展示四字格句法功能的语言事实，让学生体会这一点。教材指出，气主导了中文线性组织的脉络。声气、文气最自然的节律单位“句读段”是中文句子格局的最基本的建构单位。中文的句子模式，由句读段按特定表达功能的时序铺排和事理铺排流动而成。这种流动的铺排格局，一方面遵循理性的经验结构，形成散句模式；一方面生发感性的音象意象，形成骈句模式。两者此起彼伏，交互辉映，抑扬顿挫，相辅相成，流转出九曲回肠、千变万化的句法样态。而在骈散转换之间，最为自然的过渡，或者说由散入骈、由骈而散的最佳途径和最常用的单位，就是四字格。四字格是开启中文句子的散句模式与骈句模式无缝衔接、相起相生之谜的一把钥匙。只有真正理解了中文句法中的四字格，才能真正理解中文句子组织的奥秘。
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本教材各章节论述的现代汉语规律和特点，适应各地高校学生的考研需求，这本教材还配套编写了《教学演示文稿》《教学参考》《思考题答案》《考研辅导题》《强化练习题》，供使用本教材的教师和学生在线讲解和学习。
此外，以文化语言学视角撰著的语言学教材还有《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版）[15]。这本教材把中国古代语言学传统视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和基础性的组成部分，把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发生和发展，放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中考察，深刻论述了中国古代语言学传统的文化特征：它以经典阐释为发生和发展的动力，以文道一体为其语言观和语言哲学，以现实理性指导其语文实践，在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形成了与汉语汉字结构特征相适应的历史悠久的研究规范，为人类的语言研究提供了具有独特价值和意义的学术范型。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版）从纵、横两方面论述中国古代语言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从宏观历史文化的角度看，这本教材研究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发展脉络，指出中国古代语言学建构于汉代，在文化阐释的框架中发展出义系、字系、方言的研究传统，又在与印度文化的交融中发展出音系的研究传统。经过近古对“汉学”传统的反思与变革，中国古代语言学在清代进入理论与方法的成熟、各门类全面发展的鼎盛期，并随西学东渐而开始其现代转型。
从微观的学术体系建构的角度，这本教材梳理了中国古代语言学各分支的范畴衍化，指出中国古代语言学学术体系由语符之学——文字学、语义之学——训诂学、语形之学——音韵学、语构之学——语法学、语用之学——修辞学组成。其中文字、训诂、音韵是研究的核心，语法由核心研究派生、衍化而来，修辞则在核心研究之外的应用层面展开。作者在梳理中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范畴和新思想。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版）还专设“少数民族语文传统”一章，分节论述了“藏族语文传统”“汉藏比较和藏缅语族研究”“突厥族语文传统”“西夏语文传统”“蒙古族语文传统”“满族语文传统”“其他民族语文传统及多语种对译辞书”。教材首次以多元文化的视角考察中国古代语言学传统，指出这一传统由华夏多民族语文传统共同组成。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研究既有其个性，又有与汉语文传统交融、统一的共性。
三
21世纪文化语言学在理论上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中西学术对话、功能句型研究和文化语言学理论创新三个方面。
文化语言学的中西学术对话，从20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了。北京大学英语系高一虹教授主持，将申小龙20篇论文翻译成英文，于1997年出版Collected Essays of Shen Xiaolong on Chinese Cultural Linguistics（《申小龙文化语言学论文集》）[16]，目的是推动中国文化语言学与世界对话。
像Collected Essays of Shen Xiaolong on Chinese Cultural Linguistics这样主动结集和翻译本土学派的学术理论在国内出版，在我国人文科学尤其是语言学领域，还是第一次。20年过后，高一虹教授对全书译文作了细致的修订，并列出了文化语言学重要范畴和术语的译词表，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修订版，以促进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语言学中西对话继续深入。显然，在今天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历史进程中，文化语言学本土理论范畴和思想的英文表达，已经有了新的时代意义。
2004年，德国汉学家布里吉特·欧恩里德博士撰著的Wie chinesisch ist das Chinesische——Shen Xiaolong und die Kulturlinguistik（《中文的中文性研究——申小龙与文化语言学》）一书由德国著名学术出版机构Peter Lang出版。这是一本厚达460多页的著作，封底的内容提要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形成了从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出发进行研究的文化语言学。它首先研究了汉语的特征，并用中国文化的特征解释了汉语的这些特征。申小龙是中国最彻底（激进）的文化语言学家之一。对他来说，汉语在根本上有别于印欧系语言，因此他发展了自己的句法学理论，这一理论比来自西方的语言学理论更恰当地领会了汉语句子构造的结构特征。在导引问题——中文有怎样的中文性——的推动下，本书的分析从总体上探讨了文化语言学，特别是申小龙的观点和句法学理论，并且对这个导引问题的回答最终会联系到对中文的汉学研究。”在这本书最后的结论部分，作者从一位欧洲汉学家的角度对中国文化语言学概括了七点来自西方视角的“最重要的认识”。
（1）汉语与印欧语言相比有自己特殊的语法特性，它们主要从汉语语法范畴的内涵中产生，而不能通过词形变化的形式来表明，并且只能非系统地表明。
（2）在研究汉语时应该考虑到，人们用来进行语言分析的语言学理论（语言学说也一样）在汉语的语言特征的普遍性或特殊性问题方面并无定论。在翻译时中国语言和文化与我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同异都应该起到中心的作用，而且应当被当作原则问题思考。
（3）汉语的语言哲学不应该在空洞的空间里思索，而应对汉语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作基本的语言学研究来支持其思考与论证。只要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本身还未弄清，从中国语言的特征直接得出中国思想的特征就是成问题的。
（4）应该在两个层面上评价申小龙的文化语言学。一方面，他在句法学分析中系统性地整合了句子的功能和意义，并且由此用主题句明确指出了汉语句法与形态屈折的印欧语句法的一个有趣的根本不同。另一方面，他从意识形态的即语言学外的理由出发，努力为汉语建构一个语言哲学的上层建筑。这样做能确认中国的身份（同一性），并强化了中国的汉语与汉文化作为一边、（印）欧语系语言与文化作为另一边的差异。申小龙以这一差异为基础，为中国的文化同一性划出一道清晰的界线。
（5）申小龙的语言学研究包含很多刺激，它们虽不是新的，但却是从他自己对在汉语语言学中一些至今仍占主导地位的观念的超越中产生的，与语言学中不再将句法分析与语义学、句子的功能和语境分开的普遍潮流相适应。但申小龙对他的语言哲学的论述不是通过具体的语言材料来证明，他的论述与西方一些关于中国语言、文化和思想的理论一样思辨。
（6）文化语言学总的来说是站在某种语言学传统的基础上，它在语言的使用中研究语言，将语言视为一个更大系统（例如交际和文化）的一部分。虽然它超越了将语言理解为封闭和同质的系统的结构主义，但它没有走向“西方的”方向，比如说像社会语言学那样，不仅提出自主命题，而且提出同质性命题。就此而言，文化语言学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分支在国际上并不重要。它也没有提供一个独特的语言学的“中国”开端。但对于中国来说，文化语言学代表着诸开端之一（而不是这个开端）。这些开端反对彻头彻尾受美国结构主义影响的中国语言学的主流，努力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寻求中国语言的特性。
（7）通过文化语言学，特别是通过它最激进的代表申小龙，人们想要掀起一场语言学革命。然而，虽然全部文化语言学，特别是申小龙本人已经拿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还不能称之为科学革命。尽管如此，文化语言学的具体成果是不容忽视的。就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汉学中所有在中国语言研究领域的种种有趣的、意义重大的讨论可以连接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
在文化语言学的中西对话中，2005年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精读》[17]在中国语言的基础上展开对西方语言理论的学术反思。这本书不把索绪尔思想的研究仅仅置于考据、校勘之中，而是以索绪尔著作的领悟为利器，锐意开新，勇敢面对汉语的语言事实，勇敢面对多样化的人类语言事实。作者认为，在普通语言学的道路上，人类还任重而道远。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通向语言事实的可能的途径，而理论相对于研究对象的真实性不在于理论的完满和绝对，而在于理论的缺陷和多元性即通向语言事实的多种可能性。
《普通语言学教程精读》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原典精读课“普通语言学教程精读”的教材。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是我国最早吸收索绪尔语言理论进行汉语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对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借鉴是将它与中国语文传统融通，提出了著名的功能学说。陈望道认为：“一般语言学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或者说很少能充分地、正确地概括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极其悠久、既丰富又发达的汉语事实和规律。”[18]《普通语言学教程精读》指出：联想到索绪尔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在与病魔顽强斗争中，开始学习汉语；联想到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认为“对中国人来说，表意的文字和口说的词语同样都是概念的符号；在他看来，文字是第二语言”，因此“我们的研究仅限于表音体系，尤其是今天仍在使用的且是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19]，我们中国的语言学者，更应该立足于汉语、汉字的文化特征，提出新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对语言的认识。这就是精读索绪尔的意义。
在文化语言学的中西对话中，翻译出版的还有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的《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高一虹等译）、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的《萨丕尔论语言、文化与人格》（高一虹等译）、英国语言学家R.H.罗宾斯的《普通语言学导论》（申小龙等译）等。
文化语言学在21世纪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功能句型研究。所谓功能句型，就是在表达功能的基础上认定句子的格局和类型。我在1988年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句型文化》中建立了功能句型的理论和分析方法。这是汉语句型研究在超越旧的欧式语法的主谓框架之后，建立汉语本位的句型系统的一个重要尝试。功能句型的基本假设是：欧洲语言的句子和汉语的句子，在思维方式上存在深刻的文化差异。欧洲语言的句子以限定动词为焦点，用焦点透视的方法组织紧密的结构关系，以对核心动词的向心关系切割句子的视域。汉语的句子以特定的表达功能统摄句子的视域，以句读段的散点流动铺排功能格局的事理关系，以功能和结构的统一显示句子的类型。
进入21世纪，功能句型理论和实践有了深入的发展。
从理论上说，我在《论中文句型之句读本体，功能格局，事理铺排——兼论汉语句型研究中西方概念的消解》中把功能句型三要素清晰地表述为：①句读本体——以流动的短语（句读段）为句型组织的基本单位。②功能格局——以特定的表达功能统摄句子的格局，确定句界。③事理铺排——以句读段服务于不同表达功能的事理铺排律为句子的基本格局。我认为，根据特定表达功能划分出来的句型，由于形式和内容的相对统一性，一定会在结构上呈现服务于特定表达功能的形式特征。不同表达功能的句型，其句子格局有不同的功能模块（句子成分）和组合模式。这里的功能模块，指的就是作为句子组织基本活动单位的句读段。我在《中文句子视点流动的三个向度》中更明确地提出，汉语句子的视点，相对于欧洲语言句子的静态视点，是具有流动性的动态视点。中文句子的流动，依托自然的声气单位——句读段，既在流动的顺次中体现事理逻辑，又在流动的局势中体现表达功能。这种局势，主要分为三个向度，即在表面上“流水潺潺”的句读段铺排中，因句子表达功能的不同，而有动向、名向和关系向三种不同的铺排格局。
从实践上说，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建立了大型功能句型语料库。汉语功能句型语料库要集合的语言材料，不是自然状态的语言材料，而是经过功能标点和标注的语言材料。由于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文本原是没有标点，尤其是没有句号的，而我们要处理的现代汉语文本使用了欧式标点符号；其中句号的使用由于中西句子观的冲突和中文句子功能认定的相对的主体性，存在很大的自由度，因此语料库集合的语言材料无法全部直接反映汉语的功能断句，需要逐句地进行功能审核，并对审核后的句子进行分层次的类型标注。汉语功能句型语料库是一种深度加工的语料库。加工的过程和句型系统分析的过程密不可分。在断代句型系统语料库建立之后，利用语料库数据细致深入地研究汉语史各历史层次的句型系统，梳理出有充分材料实证的断代句型系统。这个句型系统，不但告诉我们汉语历史语法的句型构架，而且向我们展示了每一种句型乃至句型小类的语用频率，显示每一种句型在当时代句型系统中的价值比重。该系统在汉语史断代句型系统语料库建立的基础上，从每一类句型的断代梳理，考察该句型的历史发展趋势，探讨汉语句型系统的历史发展规律。由于有断代文本穷尽性语料分析语料库的支持，在汉语句型演变规律的研究中，该系统可以探讨句型语用频率的变化，显示每一种句型在当时代句型系统中的价值比重的消长。
汉语功能句型的研究由20世纪80年代的初创，至今已发展了30年。即将出版的“21世纪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集中反映了功能句型的新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三大句型的专题博士学位论文《汉语主题句研究》（王小曼）、《汉语施事句研究》（王懿）、《汉语关系句研究》（曹婧一）；也有其他功能句型的专题研究，如硕士学位论文《汉语存现句研究》（刘娇）、《汉语祈使句研究》（陈斯莉）。三大句型中子类的研究，如硕士学位论文《汉语耦合句研究》（黄文静）；功能句型相关课题的研究，如博士学位论文《汉语功能句型框架下名词述谓与动词非述谓研究》（尚来彬）、硕士学位论文《现代汉语语法欧化论的全新审视》（庄黄腾）、《汉语四字格句法功能研究》（夏璐）、《汉语疑问句研究》（郝梦真）。目前功能句型的研究正深入句型与句子节律的关系层面，将汉语句法与句子节律紧密联系起来，揭示汉语句法的声气本质，对中国古代语文传统进行新的现代阐释，在扎实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建立汉语本土语法理论。
21世纪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创新在中西语言比较和再汉字化两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在中西语言比较方面，自2010年以来，文化语言学的一系列论文对汉语语法研究的西学范式提出了以下新的解构性的学说。
“命题性”解构 语法形式的目的是构成思想的统一体。在欧洲人看来，思想的统一性其实质是命题的统一性。语法形式的清晰和精确使得命题的统一性凸显，其要义就是所有词的语法形式都指向命题的中心，即相对于主词的谓词（核心动词）。而汉语恰恰没有这样的核心动词。汉语动词的“不作为”，出于中国人对世界认识的非切割性和非焦点化。欧洲语言句子的“切割”、句子的向心构造，都是对世界的“聚焦”认知。汉语对世界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认知，避开了这种切割性，转而用动态的时间流类比事象发展环环相扣的过程。这对语法形式的命题性是一种积极的否定。中文在欧洲语言“命题化”建构之外开辟的独具文化特色的“去命题化”语言逻辑和理解策略，朴素而有深度。
“复杂性”解构 在欧洲人看来，正是关系的复杂才给了语法形式的存在真正的合法性。语言形式的复杂和精确联系在一起。而在中国人看来，语言形式的复杂和精确，恰恰扩大了形式的有限性，束缚或者说遮蔽了意涵领悟的不可言说性。理解本质上是一种“语境通观”，言语本质上是意义的一种触发机制。在充分的语境信息中，语言形式的“内敛”为意义的理解敞开了大门。中文的这种“敞开”，包含以神统形的言外之意，包含抑扬顿挫的乐感体认，包含谐音联想的修辞趣味。
“增生性”解构 在欧洲人眼里，语言的“增生形式”体现了语言积极促进思维的细密、谨严、繁复和规整的功效。而汉语极力避免这种增生。中文的形式哲学认为丰富的意涵最终是难以通过形式完整表达的，因此形式表达的极致就是诉诸意会和功能。与欧洲语法形式追求形式的加法不同，汉语语法形式追求的是形式的减法。欧洲人引以为傲的语法形式的增生性，在中文的理解方略中多为于语词顺序本身的“顾盼自如”中能够涵泳的关系。
“客观性”解构 欧洲语言的句法，是欧洲人面对现实世界时以独立的姿态（主客对立）和抽象的想象力构筑的一个逻辑系统。与之相对的中国人的“主客统一”的语法，则尽可能在所有的方面寻求它与真实世界的类似关系。这就造就了中文的类比逻辑。中文的类比逻辑将形式“内容化”，它不追求形式本身对内容的“梳理”和“雕饰”，不把形式的过度“演绎”加诸内容以“刺激”或“塑造”内容的“理性”。它尊重内容自身的“纹理”和“脉络”。中文的形式得到内容的高度肯定，因此内容中的不同视角都能在形式中自然无缝地衔接起来。
“唯理性”解构 在欧洲语法形式理论中，形式的精密构建和理性的系统完备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欧洲语言凭借语法形式获得的唯理性，在汉语这里却是一种束缚。汉语不把语言形式理性化，而更多地赋予语言形式感性、隐喻和诗意。汉语句子中成语性的四字格，在歌谣性修辞的表象之下，实际上却起着语法性的动词述谓作用。四字格的分析往往显示汉语语法学分析汉语句子时的貌合神离和捉襟见肘。一旦解构了语法分析的“唯理性”，中文四字格的功能分析就生动、贴切起来。
21世纪文化语言学的系列论文在理论上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其不仅系统地论述了欧洲语言形式理论的内核，而且深入阐释了中文句法形式的内核，并用文化语言学自建的汉语功能句型语料库的丰富的汉语句子实例阐述中文理解对欧洲语言形式理论的解构，反映了文化语言学在文化比较中对欧洲语言形式理论和汉语句法结构的扎实的理解和洞察力。
21世纪的文化语言学立足于自建的功能句型语料库，穷尽性地提供了中文理解的详实的例证。其包括中文动词的非动词性功能，中文叙事的“去命题化”句段铺排，中文句法组织中的预设、默认与互文，中文名词性成分的非名词性功能，中文句段之间不诉诸形式分解的依凭关联、修饰关联、视觉关联、诠释关联，中文句段铺排中的视角转换和视角杂糅，中文句子预置、中置和后置的声象背景，中文四字格的述谓性。
文化语言学在21世纪提出的中文理解对欧洲语法形式理论的解构，本质上是一个视角对话的问题，而之所以被称为“解构”，是因为长期以来，在中国现代语言学界，形式化分析被视为一个“科学性”的问题。文化语言学首次提出：形式化的方法，从学术理论的角度说，只是一种工具，它是为理解服务的，本身不是目的；从人类文化的角度说，它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不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文化语言学在21世纪的理论创新涵盖研究视角的根本转换，范畴系统的自觉重建，对中文思维方式包括汉字思维的深切体悟，对中国语文传统的现代阐释，和毫无保留地直面中文丰富多样的第一手语言材料。这些研究深刻揭示了汉语句法不同于欧美语言的特点，提出了重构中国本土语言结构理论的崭新命题，对推动中国语言学，尤其是文化语言学的发展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深远意义。
在再汉字化方面，文化语言学在21世纪提出了中国语言文化研究的汉字转向。
申小龙、孟华在“汉字文化新视角丛书”总序中提出，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文化和学术转型都是围绕汉字问题展开的，抓住这一点，中国学术和中国思想史的许多根本性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由于使用拼音文字，西方学术界普遍将文字看作语言的工具，文字学甚至不是语言学内部的独立学科。国内学术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引进了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文字学立场，将汉字处理为记录汉语的工具，汉字的性质取决于它所记录的汉语的性质，汉字独立的符号性及其所代表的深厚的人文精神被严重忽视。重新评估汉语言文化的汉字性问题就是文化语言学的“再汉字化”立场。它不是简单地对传统语文学的肯定和回归，而是要求重新评估汉字在汉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利弊，以实现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差别化和对话：使自己成为西方学术的一个有积极建设意义的“他者”，同时使西方学术成为中国学术的积极发现者。因此，中国学术21世纪面临“汉字转向”的问题：汉语和汉文化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汉字的可能性基础上的，这是中国学术，包括汉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文化存在的基本条件。汉字转向是中国文化语言学为世界学术提出的最为独特的东方理论视角。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语言学，是“再汉字化”思潮的先声。文化语言学把语言学看作一种人学，把汉语言文字看作汉文化存在和建构的基本条件。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中以陈望道、张世禄、郭绍虞等前辈学者为代表的本土学派的研究传统的继续，文化语言学强调汉字汉语独特的人文精神，强调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在文史哲融通的大汉字文化格局中研究汉语，尤其注重汉语中的语文精神即汉字所负载的传统人文精神的研究。郭绍虞是最早提出汉语的字本位性的学者，文化语言学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进入21世纪后逐渐汇通中国社会科学诸领域，进一步形成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设两大主题。
文化批判方面的思考主要有：批评五四以来汉语研究的西方语本位立场[20]，五四以来现代汉语研究是“印欧语的眼光”[21]，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归结为“去汉字化运动”[22]，五四以来中国学术在西方文论面前患了“失语症”[23]，五四白话文运动过于强调语言的断裂性；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走向进行重估[24]，反思现当代文学中的“音本位”和“字本位”思潮[25]，对八九十年代出现的以汉字本位为特征的“母语写作”思潮进行总结[26]，《诗探索》从1995年第2期起开辟专栏，发表了大量有关“字思维”的文章。有论者认为，关于母语思维与写作的讨论，“将是我们在21世纪的门槛前一次可能扭转今后中华文化乾坤的大讨论”。
文化建设方面的思考主要有：强调汉字对汉语的影响及汉语的字本位性质，提出文化语言学理论、汉字人文精神论（代表人物为申小龙[27]）；提出字本位语言理论（代表人物为徐通锵[28]、苏新春[29]、潘文国[30]）；提出或倡导文学的“字思维”原则（代表人物为汪曾祺[31]、石虎[32]、王岳川[33]）；提出汉字书写的“春秋笔法”是中国学术的话语模式（代表人物为曹顺庆[34]）；中国经学是“书写中心主义”（代表人物为杨乃乔[35]）；提出以汉字和汉语的融合为特征的“语文思维”概念（代表人物为刘晓明[36]）；提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写”和“说”、“字”和“词”（代表人物为叶秀山[37]）；提出汉字是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强调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既是汉语的最基本问题，也是汉文化的基本问题（代表人物孟华[38]）。
“再汉字化”转向，顺应了世界学术的大趋势。当代世界学术经历了两个重要的转向，一是语言学转向，二是文字学或图像转向。
所谓语言学转向，主要表现为在文史哲诸人文领域开始思考世界存在的条件是建立在语言的可能性基础上的，文学、史学、哲学都开始关注语言问题，并从语言学中吸取方法论。文化语言学在20世纪80年代举起了中国学术语言学转向的大旗，其语言文化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界、文学界等人文学科领域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所谓的文字学转向，学界一般认为肇始于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他的“文字”概念是广义的，泛指一切视象符号，如图像、雕塑、表演、音乐、建筑、仪式等，当然也包括汉字、拉丁字母这样的狭义文字。德里达的基本观点是，现实、知识、真理和历史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文字”的可能性基础上的。因此，文史哲领域相关研究者在考虑研究对象的存在条件时，由对其语言性的思考再进一步转向对语言、文字、图像三者关系的思考。因为现实、历史和知识不仅仅是以语言为存在条件的，文字、图像也同等重要（在今天的“读图时代”尤其如此），而且更易被忽视。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汉字是一种极为独特的符号系统，它处在语言和图像中间的枢纽位置。它既具有图像符号的视觉思维特性，又具有语言之书写符号的口语精神。中国文化的汉字本位性一方面抑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图像思维，另一方面抑制了汉语方言的话语精神，汉字自身替代了图像、话语，成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学、知识、思维、现实存在的最基本条件。这就是汉字的“本位性”问题。该问题构成了中国学术、中国文化最核心和最基本的问题，学术界和文化界对该问题的觉醒和重新阐释，就是“汉字转向”或“再汉字化”。中国文化语言学在引领中国20世纪末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再次擎起“文字学转向”的旗帜，这是时代所赋予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以“再汉字化”为宗旨的汉字文化新视角研究，具体围绕以下主题。
第一，汉字文化特性的研究。[39]
第二，汉字的语言性研究。[40]
第三，汉字的符号性研究。[41]
第四，汉字书面语研究。具体分为三个层次：现代汉字书面语的历史发展研究。[42]现代汉字书面语的文化特性研究。[43]现代汉字书面语的网络形态研究。[44]
申小龙在2013年发表的《中国语言文化研究的汉字转向》[45]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化语言学提出汉字在中文表达、理解中的核心作用、汉字的特征决定中国古代语言学的特征、以字学为中心的中国语言与文化，表明中国语言文化研究在一个世纪的“去汉字化”的历程之后，“再汉字化”的世纪转向。这一转向的本质就是在中国文化的地方性视界和世界性视界融通的过程中，重新确认汉字在文化承担和文化融通中的巨大功用和远大前景。
在中国语言文化研究的汉字转向这一论域，另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汉语汉字文化大辞典》。这本词典集中了全国各地高校整整一代（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青年）语言学者，历时20多年辛苦编撰，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语言学青年思潮的一个重要成果，也是中国文化语言学又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获。这本词典最初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副总编李人凡在1993年到上海约我组稿，随后我和李人凡、苏新春、陈五云、黄海波、黄南津、玉石阶、雷汉卿、李葆嘉、刘明纲、木霁弘、王建华、肖贤彬、臧克和共同组成了编委会。我们设计了独具一格的编写思想和编写体例，具体来说，就是将文化语言学“一个汉字就是一部文化史”的理念落实到每个字及其组合的文化阐释。以“竹”这个字的条目为例：
竹 zhú，张六切，入声，屋韵，知母，金文
像两竿竹枝，竹叶分成两片之形。一种多年生的禾本科常绿木质长秆植物。《诗经》中已有记载：“瞻彼淇奥，绿竹猗猗。”（《诗经·卫风·淇奥》）因其秆直多节、坚硬挺拔、冬夏常青，被用来象征有节操、有骨气、正直、坚贞；又因其节间中空，被用来象征虚心好学。竹和梅、兰、菊一起，被誉为花木中的四君子。竹别名“此君”。《世说新语·任诞》：“王子猷（徽之）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后以“此君”代称竹。例如：“此君讬根幸得地，种来几时闻已大”。（岑参《范公丛竹歌》）竹的幼芽称“竹笋”，又名“竹萌”。《尔雅·释草》：“笋，竹萌。”苏轼《送笋芍药与公择》：“故人知我意，千里寄竹萌。”竹枝根末端所生新枝称“竹孙”。范成大《石湖书事》：“菱母尚能瘦，竹孙如许长。”竹的根部称“竹母”。赞宁《笋谱》：“今吴会间八月，乡人往往掘土采鞭头为笋，向市而鬻，然终伤损春笋，而且害竹母。”竹子所结之实称“竹实”，又名“竹米”。《韩诗外传》：“凤乃止帝东国，集帝梧桐，食帝竹实，没身不去。”古人以竹记时，如栽竹之日为“竹醉日”。范志明《岳阳风土记》：“五月十三日谓之龙生日，可种竹，《齐民要术》所谓‘竹醉日’也。”又名“竹迷日”。竹笋成熟期为“竹秋”。彭大翼《山堂肆考时令》：“二月为竹秋。”古人以竹记事，用竹简、竹纸、竹笘、竹素等书写文字。家书称为“竹报”，有“竹报平安”的吉祥用语。书籍称为“竹书”，有《竹书纪年》、《竹书统笺》等古籍。古人以竹名士。晋人张廌隐居竹林，称为“竹中高士”。三国魏末陈留、阮籍等七人常宴集于竹林之下，称为“竹林七贤”。唐李白、孔巢父等六人居竹溪纵酒酣歌，称为“竹溪六逸”。竹的用途广泛。用来制作管乐器，吹奏竹管乐器的乐工称为“竹人”，弦乐与管乐称为“丝竹”；用来制作器物，竹几称为“竹奴”“竹夫人”“竹夹膝”“竹姬”，竹轿称为“竹兜”“竹箯”，竹笠称为“竹巾”，竹冠称为“竹皮冠”；用来建筑，竹造的宫室称为“竹宫”；用来纺织，竹练麻所织之布称为“竹布”“竹练布”；用于水利，以竹架楼的引水槽称为“竹龙”“竹笕”。竹喻义广泛。“竹苞松茂”比喻根基稳固，枝叶繁茂。“竹头木屑”比喻事物细致。民间有“竹篮打水——一场空”“竹竿子钩月——差得远”“竹篮装笋——娘伴女”“竹篙撑船——一竿子插到底”“竹林失火——一派光棍儿”“竹子长杈——节外生枝”“竹筒子倒豆——一倒就光”“竹刺扎着屁股——坐立不安”“竹林试犁——寸步难行”“竹筒里爬长虫——直出直入”等说法。
20多年过去，这本辞典的大多数作者现在已是全国各省市高等院校的语言文字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其中一半以上是语言学各专业领域领衔的专家。这样的编写队伍在国内语言文字学辞书中难得一见。20年里，福建教育出版社的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编委会中近一半成员都已经退休，《汉语汉字文化大辞典》最终经过了三校，交给6位常务编委最后审稿，即将在2020年出版。
《汉语汉字文化大辞典》收录了4000余条富有汉文化特色的字词。它是我国第一本系统介绍汉语汉字的文化含义的大型工具书。它用扎实的汉语言文字研究功底，以基础汉字为核心，系统、深入地串联相关文化史的丰富内容，为读者打开中国文化的一扇扇风光旖旎的字义、字系、字组、字句贯通的窗口。在当前大力弘扬中国文化传统精华的新形势下，这本辞书的出版将大大增强各界读者，尤其是人文科学界、教育界、广大大中小学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豪感，促进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和语言文字研究的发展。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语言学的青年思潮及其发展，是中国人文科学从20世纪末的思想解放走向21世纪的本土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缩影。
在依靠西方理论体系建立和发展中国现代语言学的道路上，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停止过对“汉语特点”的思考和探索。但直面这个事实远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它牵涉到研究视角的根本转换，牵涉到范畴系统的自觉重建，牵涉到对中文思维方式的深切体悟。
展望未来，新一代的青年语言学者将同时具备对欧洲语言和中文的深刻感知和理解，对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深切感知和理解，把语言结构和文化紧密联系起来，充分尊重原生态的汉语事实，努力发现现有研究未曾面对的语言事实。
新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将对语言结构理论的“欧洲性”作深入的反思和解构，对人类语言形式理论的“普遍性”提出中文理解的不同视角及其分析实例，为建立本土化的汉语结构理论和分析方法奠定全新的坚实基础，并有力地推动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语言理论和方法的创造和建设。
2018年7月写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1] 申小龙，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理论、语法学。
[2] 我的这篇文章较长，考虑到本书已有总序、前言，经与苏、黄二位教授和出版社协商，本文作为论文集中的一篇文章，不作为序言。
[3] 袁晓园主编《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4] 贺信中提到“召开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实属创举”。
[5] 该丛书由申小龙主编，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
[6] 邵敬敏主编《文化语言学中国潮》，语文出版社，1995。
[7] 申小龙、宋永培主编《新文化古代汉语》（全四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8] 申小龙主编《语言学纲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9]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第24—25页。
[10] 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转引自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第121—122页。
[11] 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7，第206页。
[12] 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64，第3页。
[13] 陈望道：《文法简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第114页。
[14]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7。
[15] 申小龙：《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16] 高一虹编Collected Essays of Shen Xiaolong on Chinese Cultural Linguistics（《申小龙文化语言学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7] 申小龙：《普通语言学教程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8] 陈望道：《文法简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第114页。
[19]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第29页。
[20] 申小龙：《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20世纪中国语言学是思辨录》，学林出版社，1989。
[21] 徐通锵：《语言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2] 孟华：《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3] 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
[24] 郑敏：《世纪末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25] 郜元宝：《音本位与字本位——在汉语中理解汉语》，《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
[26] 旻乐：《母语与写作》，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27] 申小龙：《中国句型文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申小龙：《汉字人文精神论》，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申小龙：《汉语语法学——一种文化的结构分析》，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28] 徐通锵：《“字”和汉语研究的方法论》，《世界汉语教学》1994年第3期；徐通锵：《语言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9] 苏新春：《汉字语言功能论》，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
[30] 潘文国：《“本位”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31] 汪曾祺：《蒲桥集》，作家出版社，1989。
[32] 石虎：《论字思维》，载谢冕、吴思敬主编《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3] 王岳川：《语言转向与理想危机》，《长江文艺》1996年第2期。
[34] 曹顺庆：《“〈春秋〉笔法”与“微言大义”——儒家经典的解读模式及话语言说方式》，《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35] 杨乃乔：《悖立与整合》，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36] 刘晓明：《“语”“文”的离合与中国文学思维特征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37] 叶秀山：《美的哲学》，人民出版社，1991。
[38] 孟华：《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9] 参见申小龙等《汉字思维》，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
[40] 参见苏新春《汉字的语言性与语言功能》，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
[41] 参见孟华《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
[42] 参见武春野《北京官话与汉语的近代转变》，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
[43] 参见朱磊《书写汉语的声音——现象学视野下的汉语语言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
[44] 参见申小龙、盖建平、游畅《中国网络言说的新语文》，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
[45] 申小龙：《中国语言文化研究的汉字转向》，《北方论丛》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