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结论与总结

当前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和城市化扩展速度加快，城市空间不仅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场所，而且是社会关系和阶层结构的投射，更影响了社会阶层的再生产。本文主要通过研究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居住隔离、中产阶层内部的类型化与居住模式差异和阶层居住隔离的社会后果，从实践层面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对话，力图呈现中国城市空间中阶层分布的规律性。本文主要有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特大城市中，老城区的居住隔离低于新城区。老城区保留了单位制时期“居者有其屋”的福利分房特征，而新城区则遵循了住房改革依“择居能力”购房的市场化原则。新城区的“小区”类型和档次体现了社区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因此“人以群分”的居住隔离特征更为明显，老城区保留了原有的“单位大院”风貌，社区内居民职业各异、层次多样，因此居住隔离的程度更低。

第二，在中产阶层内部的居住隔离产生于职业和户籍的分异，体制内、本地户籍中产阶层在老城区占比更高。我国特殊的历史进程造就了不同类型的中产阶层，同时新、老城区逐渐显现巨大差异。老城区不仅是城市政治空间，在地域流动背景下，是外地居民难以进入的中心地带，而体制内中产阶层依附于权力中心，本地户籍中产阶层则保留了本地优势，因此两个群体居住在老城区的比例更高。

第三，阶层居住隔离导致阶层固化、社会阶层不平等的持续。西方学者认为居住隔离与城市贫困有高度亲和性，居住隔离营建了一种结构性的亚环境，导致贫困的自身持续循环（Self-perpetuating Cycle）。本文发现居住隔离的“均匀性”和“接触性”维度均会使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分化更严重，其中差异指数的影响在中产阶层中为正，在非中产阶层中为负；而隔绝指数对两个群体的收入都是负面影响。

本研究结论有助于反思我国城市规划的方向。政府应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增加对区域人口分布的管控，适当对社区异质性加以引导。可以通过多元混居的方式将保障房“插花”到普通住宅项目中，避免保障房公共配套缺乏、选址偏远等原因导致居民更加边缘化（赵聚军，2013）。

本文的不足在于，西方学者多使用普查数据计算城市的居住隔离系数，但本文主要使用对城市具有代表性的抽样数据进行计算，可能存在对居住隔离系数的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