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杨共乐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9年下卷（总第21卷）即将出版，现将本卷内容作一个介绍。本卷设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外国史学研究研究”“中外史学交流”“历史文献学”“当代史学评论”等栏目，刊发论文22篇，后有附录2篇。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70周年纪念年，全国同庆。本刊开辟专栏，发表周文玖教授《回顾与思考——70年来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轨迹及未来发展》，以及董立河教授与博士生金嵌雯合作的文章《西方历史哲学研究在中国：70年回顾与反思》，分别对70年来的中国史学史、西方历史哲学的成就及其未来发展，予以回顾、总结和展望。前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史经过短暂的沉寂，到六十年代前期兴起，并有初步的发展；第二阶段是“文革”十年，这是学科建设的停滞时期；第三个阶段是自“文革”结束到20世纪末，是学科恢复和开拓新局面的时期；第四个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近20年，学科在走向成熟的同时，也面临着变革和更化。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未来发展，文章提出“经典史学史”概念，从近年的史学史研究中概括出几个范式，主张从六个方面推进学科建设。后者指出，历史哲学是一门关于历史的哲学。西方历史哲学研究在我国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三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学习苏联、对旧的唯心史观及西欧中心论进行批判而开始的初步研究，到改革开放之后对历史哲学概念、研究范围及重要流派和人物进行探讨，从而建立起基本的研究体系，再到新世纪以来对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及其新趋向的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的历史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应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源远流长的民族史学为根基，同时也不应拒绝西方历史哲学的参与。

“中国古代史学研究”栏目安排4篇论文。刘伟的《史鉴传承、政治教化与《〈国语〉的经典化》论述了《国语》被经典化的原因和过程。指出《国语》中蕴涵的以史为鉴思想，既是周初以来以周公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家所推崇的“殷鉴”思想的延续，也是春秋战国之际政治与社会变革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君主纳谏与臣下谏诤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史鉴思想在政治生活中的表达方式与实践路径。与史鉴思想相呼应，《国语》很重视对贵族子弟进行以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教育，也注意民间教化以稳定社会。随着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史鉴思想的重视，《国语》的经典地位得以确立。吴海兰的《试析刘知幾的正统思想——以〈史通〉的史学批评为考察中心》通过分析《史通》的史学批评，论述刘知幾的正统思想，并由此断定汉唐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正统之争与正统再造的重要阶段。刘知幾对史书中关于楚汉、汉晋之际与东晋南北朝的正统问题都有评论。他承认武则天的正统地位，否定唐初的北朝系统。刘知幾关于正统的史学批评不仅深受儒家名实观念和华夷之辨的渗透，同时还受其本人正统思想的影响。程源源的《〈十七史详节〉史学思想初探》论述了南宋史学家吕祖谦的史学思想。《十七史详节》是吕祖谦的一部史抄之作，却蕴涵吕氏丰富的史学思想。表现为：重视编纂方法的运用，体现求通的历史思想；重视突出史学的地位，显示出史家的高度自觉意识；持守儒家重义轻利传统，历史评判以道德为准的，具有义理化史学倾向；重视发挥史论的历史教育作用，重视读史方法的运用，强调历史的知识性和可读性的统一。袁昆仑的《〈历代名臣奏议〉的编纂及对朝鲜王朝的影响》论述了明朝永乐时期黄淮、杨士奇奉敕编纂的《历代名臣奏议》的主要内容及其传入朝鲜王朝的情况和影响。认为《历代名臣奏议》在朝鲜半岛的际遇，是中国史籍对朝鲜王朝政治和文化影响的一个缩影。

中国近现代史学近些年来颇受青睐，来稿也多。“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栏目刊发8篇论文。周倩的《从〈无邪堂答问〉看朱一新的历史教育实践与思想》论述了广东名儒朱一新的历史教育成就。《无邪堂答问》是朱一新任广雅书院学长期间，汇集师生论辩问难之语而成的一本书，内含大量史学问答的内容，集中反映了朱氏的历史教育实践与思想。该书纠正生徒对史学的错误认识，引导他们拓宽史学视野，不溺考据；以“致用”为原则推荐读史书目，将现实关切融入历史教育之中。刘澍的《晚清知识分子对印度亡国史的研究》以康有为、马建忠等在印度实地考察的游记，晚清报刊中有关印度的论述，魏源、章太炎等未亲临印度者的想象，《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各种晚清印度地理著作等作为基本史料，分析晚清士人对导致印度亡国原因的论述。结合美、英、法、澳大利亚等国学者的印度研究著作，深入探研晚清士人论述印度的文本之内涵。付耶非的《清末民国史家编修国史教科书中的“上古史”书写》，通过回顾清末民国史家所编修的中学国史教科书对于“上古史”的书写，认识到这一时期教科书的体例由注重全面性的通史向注重宏观趋势专史转变；语言上由文言文逐步向白话文转变；内容上逐渐由传统史学转变为现代史学。反映了近代新式史学教育的发展和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嬗变。郭玉春的《南高学派创建“中华新史学”的理论实践及其学术意义》指出，南高学派对欧美新史学理论是积极传播的。南高学派骨干张其昀、缪凤林、陈训慈等，将欧美新史学的综合史观、法国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的史料考证方法相结合，构建出包括史学本体论、历史观和史学方法论的一套较为完整的“中华新史学”理论体系。南高学派的史学理论体系是中国史学现代转型的另一种形式。姜文的《陈垣与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运用丰富的档案资料论述陈垣对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的贡献。1929—1931年，陈垣担任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在主持系务期间，他通过引入名师，改革课程体系，为史学系的教学、科研奠定了基础。在教学上，他讲究教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在科研方面，他积极鼓励并指导史学系学生开展学术研究。在史地系向史学系转变的历史时期，陈垣为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谢贵安的《谷霁光对〈宣统政纪〉的校勘及学术批判》论述了1930年代谷霁光校勘《宣统政纪》的背景、校勘成就、校勘方法，以及他对《宣统政纪》的学术批判。认为在与伪满的斗争中，谷霁光以笔为武器，通过对《宣统政纪》在学术上的全盘否定，揭露和批判了伪满藉《政纪》以接续正统、树立溥仪形象的图谋。于延亮的《民国时期高校南洋史课程的设置》运用较多的教学资料，揭示南洋史课程在民国高校开设的情况。认为南洋史设课始于民初之北大，暨南大学、厦门大学等大学开设多种南洋史，辅仁大学南洋课程亦不少。暨南大学把南洋史作为全校必修，先后开课四十余种，对南洋史尤其重视。。东方语专、海疆学校等专门学校也将南洋课程定为必修。因研究对象近似或地域从属关系，南洋史与华侨史、拓殖史和印度史常一校同时开设。作为一门小众课程，南洋史不在部定之列，教员各自标举，课程名目与授课内容差异较大。

在“外国史学研究”栏目，况明祺对荷兰莱顿大学赫尔曼保罗的史学理论作了介绍和评述。赫尔曼·保罗将德性语言引入历史哲学领域，分析历史学家的行为，并在角色理论的启发下构建起以德性为核心的“学者角色”的概念。他的史学理论体现了西方史学理论界中的新研究议程。德性语言与学者角色是一种概念工具而非判定标准，有着主体性的特征。它在反思历史学学科规范与自律性方面有着启发意义，同时它也为审视中国史学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王庆婷考察了历史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历史主义是发端于德国的一种思潮。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中国得以传播，传播途径比较狭隘。但这并未影响它对中国史学产生作用。一些主流史学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历史主义，并在史学研究中加以运用。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主义在中国没有形成一种思潮，但它促进了近代中国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的发展。

在“历史文献学栏”栏目，郭倩的《清华简〈心是谓中〉与诸子文献之比较研究》对清华简《心在谓中》进行了研究，认为该简是楚地出土的战国中期偏晚文献。简文强调“君民人”的关键在于“治心”。这一思想有古老的源头，且在《孟子》、《管子》能找到相似的观点；其特重智识“心”的观点，更接近《管子》。与传世诸子文献比较，简文对于“心”与“身命”、“天命”关系的阐述，与孟荀特重“心”之于“天命”“人道”重要性的观点类似，而更接近荀子的思想。陈涛的《敦煌本景教〈志玄安乐经〉羽田本、佐伯本录文再比较》对敦煌本景教《志玄安乐经》的价值作了说明，梳理了流传日本及面世的情况，对羽田本和佐伯本录文进行了文字比对，认为羽田本、佐伯本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误，而佐伯本的失误较羽田本为多。文中所附日本杏雨书屋藏《志玄安乐经》照片，颇有价值。张升的《从“文字狱档”看清代以书为礼现象》通过考察《清代文字狱档》收录的“蔡显《闲渔闲闲录》案”“黄检私刻奏疏案”相关档案，发现清代士大夫以书（私刻）为礼的普遍性：并据此推测清代私刻本一次开印的数量在20部至200部之间。张双智、杜常顺的《近代青海考察记及调查资料考述》对近代以来青海考察的情况和有关的调查报告做了叙述，并作了粗线条的阶段性划分，即晚清、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九一八事变后的十四年三个阶段，而以最后一个阶段的成绩为最大。

“当代史学评论”安排了赵贞、时培磊的文章，分别对孙宁先生关于唐代户籍的研究和乔治忠先生清朝官方史学的研究进行评述。最后是两篇反映本中心一年来大事和一年来国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发展成就的附录。

201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本刊在发表学者们扎实成果的同时，也注重反映时代脉搏的跳动和本学科学术前沿动态。“纪念白寿彝先生诞辰110周年”“总结新中国70年来的本学科成就”等栏目的设置，都体现了这一旨趣。传承优良传统，追求卓越学术，不断把本学科向前推进，是本刊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