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鼎昌主黔期间的役政探析
提要 全面抗战时期，吴鼎昌主黔逾7年，把兵役工作置于重要位置，推进战时贵州的军地联动，取得一定成效。他广泛考察贵州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改革县制以利兵役，举办社会公共活动，培育、动员社会各界人士抗战热情，调动贵州人力、物力资源支援抗战，努力完成国民政府战略部署，配合全国抗战形势发展。 吴鼎昌提出“抗战效应”的概念，顺应全民抗战的社会潮流，推动地方自治。
关键词 全面抗战时期 吴鼎昌 贵州兵役
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形势骤紧，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迁都重庆，以西南数省为大后方，贵州等地战略地位一时吃重，贵阳一变而为“贵洋”。1937年11月21日，国民政府任命吴鼎昌为贵州省政府主席。[3]吴鼎昌主黔逾七载，学界对其任上的各种作为多有研究，包括经济、农业、教育、吏治等方面，既有事实梳理，又不乏理论总结和人物评介。[4]吴鼎昌本人的各类社评、杂记、演讲及著作亦有编辑出版。[5]应当注意的是，研究吴鼎昌在贵州的兵役实践既不能只听其本人的自我言语，亦不能将抗战期间贵州所发生的各种变化都与吴鼎昌联系起来，而要尽量参考时人评论、官方统计数据以及抗战整体进程和国民政府的制度约束。严格区分吴鼎昌“本人”的政策、思想和实践所收效果是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依据《申报》《大公报》《民国史料丛刊》《民国史料丛刊续编》，以及贵州军管司令部发行的《贵州征训》所刊载的大量新闻报道、文章、杂记，梳理了吴鼎昌主政贵州期间在征募兵员、地方建设、社会动员以及兵役理论建构等方面的建树。
吴鼎昌主政时的贵州，既是藩屏陪都的前沿，又是相持抗战的大后方，承担着转接工厂、输送兵源、训练壮丁的任务，而学术界对这一议题特别是与兵役相关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吴鼎昌本人和他在贵州推行的役政展示了国民政府省级地方大员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状态和作为，是研究1937年以后地方当局仰承国民政府如何面对抗日战争、如何通过行政系统将国家意志向社会基层传达、如何调动社会资源等议题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同时，吴鼎昌推行役政时所遭遇的难题也折射出底层民众对待抗日战争、对待政府当局之号召的复杂心态，呈现了战时社会的诸多面相，对了解战争在国民党治下地方层面的社会影响和评介国民政府社会动员的成效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 吴鼎昌的役政思想及主张
推行役政是吴鼎昌在贵州省主席、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贵州军管区司令任上的当然要务，经过视察、调研摸排情况以及多年的役政实践，吴鼎昌关于“办兵役”的思想主张逐步形成，并在各类演说、文章中得以表达。贵州没有成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场，吴鼎昌亦未直接指挥作战，故这一思想不能被称为“军事思想”。准确而言，吴鼎昌所构建的是一套关于后勤保障、社会动员以及军地联动关系的学说。
兵役是国家要政，平时已然，战时尤甚，无武力即无国家。吴鼎昌认为民族的解放和自由必须要用武力来捍卫，兵不血刃而取得平等之权，“旷古及今史无先例”，因此坚决主张不亡必战且战必不亡。太原会战后，吴鼎昌进一步指出：“我愈战愈强，而敌泥足愈陷愈深。”[6]他与龙云通电发誓率领滇黔健儿，泣血锥心，共同抗战。[7]军队而外，由哪一阶层来承担抗战的主体责任是吴鼎昌役政思想首先关注的问题，其答案是智识阶级和有产者。然而现实情况是，社会各界人士的抗战意识参差不齐，“乡村胜于都市，妇女胜于男子，儿童胜于成人，耆老胜于少壮，人民胜于官吏，农工胜于士商，非智识阶级胜于智识阶级，无资产人们胜于资产人们”。[8]在吴鼎昌的学说中，有产者、有智识者往往会有各种顾虑，私心较重，难以轻易舍小家而顾大家，因此中国全民对日之抗战意识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养成，也非宣传倡导所能立竿见影，“实受日本军阀逼迫所赐”。但是，吴鼎昌认为应当把智识阶级看作抗战的领导和中坚力量，其本人亦“列为智识阶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吴鼎昌以“中国无亡国之民众，而未尝无亡国之书生”自警，以“今后兴亡责任，不在民众而在吾辈”自励，激励智识阶级担负起救亡的主体责任。
在吴鼎昌看来，兵役就是人力，只要及龄壮丁都有服兵役的责任。兵役要上轨道，必须做到“合格合法，如期如数”，其中有三个原则：第一，无论如何因地制宜，都绝对不能随便变更法令；第二，方法故可变更，应以不扰民、不妨害治安为原则；第三，征集费不够，如要筹款，对于不平、不安、不人道之事，绝不能以凑够人数为能事。[9]“合格合法”，既要顾及人民负担，又应考虑方法是否扰民。有钱即办，无钱不办，钱不充裕就少办，有若干钱办若干事。使用经费要“克己”“得法”“易行”。不得已而施用体罚，要不伤士兵身体，维护人权，不奴视兵士；保持士兵营养健康，增进官兵感情。
吴鼎昌从推行役政发展出一整套行政计划蓝图，集中阐发了“抗战效用”的基本内涵：
不缺额，不误期，故保甲必求其健全，交通务求其灵便；为求兵质强健，故卫生行政必求普遍推行，烟毒之祸，必求彻底禁绝；为求国家意识之提高，则精神贯彻，在施军训，根本之图，厥惟教育；而所以改正缺点，矫除弊端者，则又非饬全省吏治，肃清偏僻散匪，开发地方生产不为功。[10]
吴鼎昌指出，战时社会是一个非常社会，尤其是在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当中，民族危难的急迫性抵消了和平年代社会建设所遭遇的内部利益分歧，迸发出全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救亡共识。吴鼎昌认为应当凭借抗战带来的国家、民族危机，乘势推行社会改造和建设，如完善保甲组织、禁种鸦片、改善卫生防疫、工役造林造产等，发挥“抗战效用”。这一概念强调利用战时的特殊社会环境，依靠人民高度的自觉性和统一意志，提供“建国之原动力”，这成为吴鼎昌兵役思想的核心内容。
吴鼎昌任职贵州后，足迹遍及贵州全省和云南的一些地区，检阅团队，考察县政，[11]“讲述国民军训及征兵意义，使人民踊跃参加训练，增加抗战力量”，[12]督导各县进行相关设施建设，[13]并与云南共谋社会治理和发展交通。[14]1939年6月，他又特地赴黔西参加军训兵役工作会议。[15]黔东与内地联结更为紧密，也是吴鼎昌关注的重点区域。1942年以后，吴鼎昌曾多次视察，沿途抽查保甲，[16]又经天柱、玉屏等县，处决烟犯匪犯，关注服役、粮政等兵役要情，[17]至4月22日才回到贵阳。[18]吴鼎昌的役政思想也随着广泛的抗战动员和具体实践的展开而不断丰富、发展。吴鼎昌大兴尚武之风，贵州第二期抗战宣传周开始后，贵阳全市均“笼罩于典礼激昂之情绪中”。1938年3月，贵州军管区司令部成立，吴鼎昌兼任司令。当日下午，他便组织兵役宣传大会，有社会各界人士5000余人参加。[19]不久，吴鼎昌又兼任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20]就职典礼上王淑芳等人发表演说，各界代表500余人参加，极为隆重。[21]1940年，贵阳举行抗战建国三周年纪念大会，吴鼎昌主持并做报告，社会各界人士的代表近3000人出席。纪念会旨在扩大兵役宣传、公祭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最后通过慰问前线将士、讨汪锄奸等案，“情况悲壮热烈”。[22]通过不定期组织社会教育活动，贵州社会各界人士支援抗战的情绪有所提升，出钱劳军者堪称踊跃。1941年，吴鼎昌组织拥军竞赛，共获得23万余元。吴鼎昌还通过其夫人陈适云号召妇女界捐钱捐物。[23]吴鼎昌注意优待征属工作，此前曾有“缓役金”之征收，作为优待征属之用，嗣奉令改收免、缓役证书费，截至1942年7月，共收获232500余元。[24]社会公私团体，咸能竭其所能，设法优待征属。贵州伤兵之友社成立后，吴鼎昌任名誉理事，其夫人陈适云任理事，保障伤兵后续治疗和维持生活。[25]吴鼎昌还注重征兵的动员宣传，组织劳军，维护军人荣誉，制定了三项基本制度：①军管区设宣传队10队，经常赴各县做种种宣传活动；②各级行政机构，各学校团体乃至各界民众，每于壮丁自动入伍时，都举行热烈的欢送会，省妇女运动委员会特别组织妇女慰问队，频频向之慰问；③给予自动入伍军人以各项表彰、荣誉，授予高附加值的光荣称号。事前之宣传，入伍之优待，事后之鼓励，推拉合力，广泛的社会宣传和切实的优待政策收到一定效果，仅荔波、修文、遵义、兴仁、安顺、平坝、盘县等地共计有298人自动入伍，真乃“渐开风气”。[26]青年学生是重要的兵源补给，也是最具潜力的抗战力量。吴鼎昌在贵州积极开展对学生的军事训练，在学校军训中，设置集中训练与平时训练两种，前者自1937年以来曾举办3次，共集训学生3686人，后者在7个专科以上学校及36个中等学校中先后共训练学生19474人。[27]吴鼎昌对学生军训工作极为关注，一次学生补行入队礼，他特意身穿戎装，亲任检阅官，对学生发表讲话，号召培育男女学生以理想之完善军人为心理模范，以身体贡献国家。[28]吴鼎昌将健强地方政治、强化人员训练和征兵作为中心工作，认为“建国在建军，建军在兵役”，“四万万五千万广大民众的国家，如果能将兵役办好，不但保证抗战必胜，而且奠国家于永久磐石之安”。[29]
二 吴鼎昌推行役政的具体实践
贵州征募兵员，机关不一，办法多样，流弊丛生。七七事变以前，贵州已在1937年6月奉令设立师管区筹备处，国民政府又命令各师管区负责兼办驻在地团管区事务。师团管区设立征兵事务处，会同县政府办理壮丁身体检查，[30]此时各部队有60余家单位在黔自行征募愈5万人。1938年3月，贵州军管区成立，下辖2个师管区、6个团管区。5月，增设2个团管区；8月，在距团管区辽远之县增设4个征兵事务所。[31]1941年，为简化机构，军政部撤销团管区一级机构，贵州军事机构职能划分如表1所示。
表1 1942年贵州省军师管区及征兵事务所主官姓名暨辖县一览
为便于役政工作的开展，吴鼎昌在贵州境内推行新县制，将国民兵团改隶县政府之下，与县府军事科合署办公，同隶县市长直辖，使团务科均成为县市政府工作之部门，副团长兼军事科科长由同一人出任，如此可免过去一切无谓的纠纷，有利于征兵工作的开展。
与此同时，由中央先行对军、师、团管区之高小毕业生施以适当之军事及政治训练后，将其派充为乡镇国民兵队及保国民兵队副队长，县政府并派遣副乡镇长兼警卫股主任，副保长兼保警卫干事，全乡镇全保之壮丁，悉由队长分队长营理训练。如此一来，县与团、乡镇与队均建立起联系，军事科与国民兵团一管壮丁征募，一管壮丁组训，分担兵役的重要工作。若是结构分立，业务上缺乏沟通和了解，结果必然导致遇事不能协调、效率低下等问题的出现或加剧。随着新县制的实行，县、市政府成为推行地方政令的中心机构，人、事、时、地、物皆能有效协调，一体运行（见表2）。
表2 1940年后贵州国民兵团及其下属各级机构存量
为增强贵州社会有效征集兵役的能力，吴鼎昌重视国民素质的训练和提升，以健全地方下级机构为突破口，“培植各团区的干部，造成办兵役基本良好的人才”。[32]1938年，省政府设立保甲训练干部讲习所，吴鼎昌亲任所长，且由民政厅厅长孙希文任副所长，预定100万元经费，抽调省府专署和县府职员受训，同时招收大学毕业生，受训两月后即派赴各县巡回协助县府主持保甲训练。[33]保甲训练干部讲习所毕业学员166人，其中由省府各厅、处各专员分署及各县政府调训者99人，考选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67人，全数分派各县办理保甲职员训练工作。1938年9月，各县正式开始办理保甲职员训练，次年10月竣事，共训练联保主任（训练时长2个月）1764人，联保书记（2个月）1597人，保长（1个月）17644人，甲长（200小时）64278人。[34]基层组织人才的训练为地方社会治安强化打下了基础，是国防和军事动员的必要保障。
继保甲训练干部讲习所之后，吴鼎昌又指导办理县行政人员训练所及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进一步提高贵州行政队伍的工作水平，尤其是军事素养。前者从1939年3月到6月，共办29期，毕业学员2122人；后者从1940年9月到1942年12月底，共办39期，毕业学员2609人。[35]郑镛在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乡镇班讲授课业，认为乡镇长在征兵过程中要承担最大责任，做好清查户籍工作，广为宣传，要求乡镇长办事公平、态度谦和、刻苦耐劳。[36]至于县以下各级干部，在新县制实施以前，贵州已训练联保主任以下保甲干部85277人，各县分期实施新县制后，复由各县市分设训练团，办理训练事项。截至1942年12月底，全省共训练毕业学员92737人，其中乡镇干部6456人，保干部20721人，甲长65195人，其他365人。[37]在吴鼎昌倡导下，各县普遍设立了兵役科。
1939年11月28日，兵役科科长组训结业，调训89人，最终以78人派往县市兵役科充任科长。[38]次年10月又组织举办了兵役干部训练班，徐国桢在结业仪式上讲话指出，当年下半年，两师管区共征拨45000余人，较之应征月额30000人多征15000余人，即特征额或旧欠数额，证明贵州的兵役“已经办动了”。[39]贵州各县市国民兵团曾于1941年7月暂行停办，1942年4月因实施需要又重新改组设立。[40]此前一个月，军管区司令部组织县市副团长兼军事科科长参加业务讲习所，为期一周，3月10日竣事后，吴鼎昌在闭幕会上训话。[41]吴鼎昌阐发了根据新县制国民兵团改隶于县府之下军政合一的重要意义，强调县长在新制度下处于核心地位。[42]5月，举办国民兵团干部训练班，第1、2期训练学员各300名，除团级50名于第1期受训外，其余均为上、中尉督练员，吴鼎昌自任班主任，副司令参谋长朱笃祜为副主任。[43]全国各级部队之训练，系以乡镇队为单位，进行集中训练，1月为期。截至1942年4月，在1647881名国民兵中，已受完上项训练者计712277人。在吴鼎昌的勉力维持下，贵州国民兵的训练卓有成效，1940～1944年数据如表3所示。
表3 1940～1944年贵州国民兵已训人数统计
另外，吴鼎昌重视对普通公民的军事训练，大办社会军训，武装民众。贵州自1937年1月至1940年4月底，训练成年男丁782982名，妇女4414名，少年1567名。[44]吴鼎昌在秉承中央政府意图的同时根据贵州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多有发明创造。国民政府军政部颁发的《征补兵员实施办法》要求组织各保征兵大会、身体检查委员会，[45]这无疑需要一定的行政效能保障，而贵州自1941年以后才开始推行国民政府颁行的新县制，县政府与军队各方面关系仍处于调试、整合阶段。若不加以权变，军政部的命令恐被视为具文，贵州军管区司令部在发给各师团管区、县政府、专员公署和国民兵团的训令中特别强调“保甲长及人民尚无开保民大会常识与能力”。[46]吴鼎昌又特意致电时任军政部部长的何应钦加以解释，中央普遍抽签的办法，[47]在贵州不便实施，所以制定了一个三步抽签的方法来补救。以抽签的原始方法决定壮丁命运是抗战时期兵役制度不健全的表现，吴鼎昌提出三步抽签的方法，使得兵员的选拔、编遣更趋合理和更具可操作性。
首先将全省分为6个征兵专区，按照独子免征、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原则以2个专区为单位轮流应征，如此便使得单次征兵工作集中在较小地区之内，既减小了对全省经济社会的干扰，减轻了政府工作负荷，又便于后期的兵源输送和对兵役工作的整体监督。抽签以基层行政区划为单位，第一步抽定各保应征次序，第二步抽定各甲应征次序，第三步，各户有适龄壮丁3人及以下者为1签，6人为2签，如此类推，抽中第一签者即为应征之人。
三 结语
在黔期间，吴鼎昌推行役政取得一定的效果。众所周知，役政的直接目的是保障兵源，1938年3月～1940年4月贵州拟征数额如表4所示。
表4 1938年3月～1940年4月贵州省征募概况
自1938年3月至1940年4月底，贵州实征人数为118727人，[48]较之拟征人数弱7万余人。但是，由于“捉放捉、捉逃捉”等兵源输送中的问题，贵州实际出兵人数远不止于此，至1939年1月初，贵州动员补充兵额17万。[49]1939年11月，官方公布贵阳一地实征兵额2500人，而实际上该地该月出兵人数达15000名。[50]1941年后，“中央令每三个月征集一次，以三、六、九、十二各月一日为征补交接日期，本省月征兵额，仍为六千名”，吴鼎昌指示“各县月额仍照常备队岁成指导纲要计划办理”，予以坚决落实。[51]1943年，吴鼎昌乐观地表示，就五年来实征兵役人数统计来看，总数超过历年应征额之和。[52]1938～1945年八年之中，贵州累计有2万余人自愿入伍，实际出兵达675432人，[53]占全省壮丁的42.3%、全省总人口的6%，[54]每25名壮丁中就有1人在前线杀敌，每3名壮丁中就有1人在后方服役。[55]在吴鼎昌的不断努力下，向有“民无三分银”之称的贵州同胞，已为支持战争主要因素的兵役问题，拼出了最大的努力，有了最好的成绩。[56]当然，吴鼎昌主政下的兵役并非全无不足之处，仅以兵役舞弊一条为例，据统计，1942年10月～1945年8月，贵州发生兵役舞弊案高达590余起，尤以虐待新兵、违法征丁、包庇兵役为甚，达400余起。[57]尽管如此，吴鼎昌在黔期间推行役政仍值得关注，抗建并举、备战促建等经验应予以肯定。兵役涉及行政、军事、社会等多种因素，要求行政机关与军事部门、社会团体密切配合，统筹协调。这不仅是吴鼎昌在贵州所面临的难题，而且是全国在抗战时期遭遇的严峻挑战，他给出的答案是：在行政方面，要求机构设置的对口协调和干部能文能武；社会舆论必须支持青年人参军，踊跃报效国家；政府自当在宣传和优待军属方面积极作为。这些工作在平常社会环境下往往取决于当局的改革自觉性，而在大敌当前、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时，形势迫切要求政府和社会全员凝神聚力，争分夺秒，速求自强。
吴鼎昌提出的“抗战效用”理论是抗日战争时期政府大员和知识精英为中国如何变被动为主动，激发潜在的抗战力量，取得战争胜利并训练人民推进自治所给出的具有代表性的方案。这一方案不仅正面解释了中国人民为何而战的问题，更以一种多难兴邦的历史责任感传达出抗战必胜的信心，战后则收涵育民族精神之功。既然战争无法避免，就只好利用战争来淬炼民族的进取精神，以战时体制动员全体人民的奋斗精神和爱国热情，整肃政治、社会秩序，为战后建设阶段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
[1]侯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2]付中志，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3]《湘鄂黔皖四省府中央已明令改组，张治中主湘，何健任内长，吴鼎昌主黔，蒋作宾主皖》，《大公报》（上海）1937年11月21日，第2版。
[4]参见蔡志新《民国时期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的经济思想》，《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莫子刚：《贵州企业公司研究（1939～1949）》，《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何长凤：《吴鼎昌与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顾劳：《吴鼎昌治黔得失论》，《贵州文史丛刊》2006年第1期。
[5]参见林绪武、邱少君编《吴鼎昌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第452～574页。
[6]《龙云吴鼎昌通电声讨汪逆，誓秉国策歼此凶仇》，《大公报》（香港）1939年10月12日，第3版。
[7]《龙云吴鼎昌通电声讨汪逆，誓秉国策歼此凶仇》，《大公报》（香港）1939年10月12日，第3版。
[8]吴鼎昌：《七七致大公报社书》，《大公报》（香港）1940年7月7日，第3版。
[9]吴鼎昌：《贵州省兵役会议闭幕训词》，《贵州征训》第4期，1941年，第20页。
[10]吴鼎昌：《本年工作，兵役第一》，《西南日报》1939年1月1日，第1版。
[11]《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出巡》，《申报》（香港）1938年4月17日，第2版。
[12]《吴鼎昌返黔，在黔东视察完毕》，《申报》（汉口）1938年4月18日，第2版。
[13]《黔主席吴鼎昌出巡西路各县》，《申报》（香港）1938年5月8日，第2版。
[14]《要闻简报》，《申报》（汉口）1938年5月12日，第1版。
[15]《吴鼎昌等视察县政》，《申报》（香港）1939年6月4日，第3版。
[16]《吴鼎昌视察黔东各县》，《申报》1942年3月26日，第2版。
[17]《吴鼎昌视察黔东各县》，《申报》1942年4月16日，第2版。
[18]《吴鼎昌返筑》，《申报》1942年4月23日，第2版。
[19]《黔军管区部前日正式成立，吴鼎昌兼司令》，《申报》（汉口）1938年3月3日，第2版。
[20]《吴鼎昌新兼职滇黔绥靖副主任》，《申报》1938年3月8日，第3版。
[21]《吴鼎昌就绥靖副主任职》，《大公报》（香港）1939年4月2日，第3版。
[22]《国内热烈纪念抗建三周年日》，《大公报》（香港）1940年7月8日，第3版。
[23]《黔劳军竞赛妇女界第一》，《大公报》（重庆）1941年3月31日，第2版。
[24]吴鼎昌：《抗战六年来之贵州》，《训练与服务》第1卷第4期，1943年，第33～34页。
[25]《黔伤兵之友社，昨在筑成立》，《大公报》（香港）1939年8月5日，第3版。
[26]《贵州的自愿兵》，《申报》（香港）1939年7月10日，第3版。
[27]吴鼎昌：《抗战六年来之贵州》，《训练与服务》第1卷第4期，1943年，第33页。
[28]《黔学生集训，踊跃行入队礼，精神极振奋，吴主席亲临检阅致训》，《大公报》（汉口）1938年10月3日，第3版。
[29]吴鼎昌：《建国在建军，建军在兵役》，《贵州征训》第2期，1940年，第37页。
[30]兵役部役政月刊社编《抗战八年来兵役行政工作总报告》，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270册《政治·军队战争》，第11页。
[31]杨文琏：《贵州兵役军训概述》，《贵州征训》创刊号，1940年，第16～17页。
[32]吴鼎昌：《在贵州军管区司令部兵役训练班开学典礼的讲话》，《贵州征训》第2期，1940年，第35页。
[33]《黔训练保甲人员，健强地方行政机构，吴鼎昌日内出巡西路各县》，《大公报》（汉口）1938年5月4日，第3版。
[34]吴鼎昌：《抗战六年来之贵州》，《训练与服务》第1卷第4期，1943年，第28页。
[35]吴鼎昌：《抗战六年来之贵州》，《训练与服务》第1卷第4期，1943年，第28页。
[36]郑镛：《乡镇长应如何推行兵役》，《贵州征训》第4期，1941年，第36～39页。
[37]吴鼎昌：《抗战六年来之贵州》，《训练与服务》第1卷第4期，1943年，第28页。
[38]徐国桢：《怎样办理兵役》，《贵州征训》创刊号，1940年，第30页。
[39]徐国桢：《如何推进贵州兵役》，《贵州征训》第2期，1940年，第43页。
[40]《本省兵役新闻剪辑》，《贵州征训》第5期，1942年，第77页。
[41]《本省兵役新闻剪辑》，《贵州征训》第5期，1942年，第77页。
[42]吴鼎昌：《对各县市国民兵团副团长兼军事科长业务讲习训词》，《贵州征训》第6期，1942年，第7～9页。
[43]《本省兵役新闻剪辑》，《贵州征训》第5期，1942年，第78页。
[44]杨文琏：《贵州兵役军训概述》，《贵州征训》创刊号，1940年，第20页。
[45]《贵州省军管区司令部训令·民国三十年二月一日·军征一字第零二二四号》，《贵州征训》第4期，1941年，第72页。
[46]《贵州省军管区司令部训令·民国三十年二月一日·军征一字第零二二四号》，《贵州征训》第4期，1941年，第72页。
[47]国民政府的普遍抽签方法是指，凡适龄壮丁身体检查合格者均须参与抽签，中签者应征，未中者缓征。
[48]杨文琏：《贵州兵役军训概述》，《贵州征训》发刊词，1940年，第17页。
[49]《抗战以来黔出兵十七万，西南各省在努力建设中，吴鼎昌抵滇发表谈话》，《申报》（香港）1939年1月15日，第3版。
[50]吕东明、许国华编《竺可桢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第299页。
[51]《贵州省军管区司令部训令·民国三十年一月二十一日·军征一字第零一三七号》，《贵州征训》第4期，1941年，第72页。
[52]吴鼎昌：《抗战六年来之贵州》，《训练与服务》第1卷第4期，1943年，第33页。
[53]李大光：《抗战时期贵州的行政概况》，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1990，第16页。
[54]李大光：《抗战时期贵州的行政概况》，《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5页。
[55]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1840～1949）》，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第759页。
[56]《贵州的自愿兵》，《申报》（香港）1939年7月10日，第3版。
[57]兵役部役政月刊社编《抗战八年来兵役行政工作总报告》，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270册《政治·军队战争》，第123～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