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李鸿章命盛宣怀拟《轮船章程》

盛宣怀是1870年5月进入李鸿章幕府的。最初，李委派他担任行营内文案，兼营务处会办，后来又调任陕甘后路粮台淮军营务处会办，盛在晋、陕等省的山川中跋涉，甘之如饴。“盛夏炎暑，日驰骋数十百里”，而不辞劳顿；草拟文稿，“万言立就”。由此，李鸿章开始对他刮目相看。

应该说，盛宣怀之前对洋务派与反对派在兴办轮船上的争议是知之不多的。但是，青年时代的他有长达五年多的时间随任湖北粮道、盐法道的父亲盛康生活在武汉，当时，他去得最多的地方之一，是滨江花园。几个年轻人经常结伴到江边去玩，看到外国轮船日益增多地停靠在江轮码头上，除了揽载客货之外，部分漕粮亦归这些外轮运输。少数华商轮船公司，为了避免缴纳捐税，索性与洋人勾结，采取“诡寄经营”的方式，其船也悬挂起洋旗，在长江内河航行。盛宣怀亲眼见到，中国的木帆船航运业已处在萎靡不振的状态。1867年，他被湖广总督保奏赴湖北广济考察那里的煤矿，他不明白为什么广济县禁止开挖武穴煤山，而任凭外国的轮船装载洋煤到武汉来，高价卖给中国的老百姓。他知道洋人就是凭借着轮船来赚中国人的钱的。这些都是他青年时代亲身感受到的。

盛宣怀跟随李鸿章后得知，江南制造局与福州船政局由于管理不当，已入不敷出。1872年1月，大学士宋晋奏暂行停止闽、沪二局造船，由此又引发朝野关于是否要兴办轮船的争议。然而，宋晋的奏折反而推动了轮船招商局创设政治合法的进程。洋务派大臣坚决反对裁撤闽、沪二局，据此，他们相互统一立场，商量对策，通报情况。盛宣怀凭着对政治的敏感性，十分关注这些问题的进展。

1872年6月，李鸿章与沈葆桢在商议如何恢复福州船政局造船业务时，提出由它兼造商船，创办中国自己的轮船局的主张。盛宣怀得知该消息后，结合自己以往所见，认为为遏制外国商船在长江及沿海的肆虐，必须建立自己的轮船招商局，并建议他们速办。李鸿章深以为然，命盛宣怀策划招商局，会同浙江海运委员朱其昂等拟订章程，并呈交江、浙督抚审阅。

1872年6月20日，李鸿章上奏《议复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对宋晋的主张猛烈抨击，坚决反对裁撤闽、沪二局，认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不可省”，如果二船局“苟或停止，则前功尽弃，后效难图，而所费之项，转为虚糜，不独贻笑外人，亦且浸长冠志”。奏折中还指出，“闽、沪现造轮船皆不合商船之用，将来间造商船，招令华商领雇，必准其兼运漕粮”。

由于李鸿章等人的坚决反对，总理衙门遂于8月21日奏请清廷：船政不能停，应由李鸿章、沈葆桢妥筹办理。并指出“以间造商船华商雇领一节，李鸿章、沈葆桢俱以为可行，应由该督抚随时察看情形，妥筹办理”。至此，由宋晋挑起的这场争论才告一段落。[3]

盛宣怀受李鸿章思想的影响，奉其面谕，很快拟上轮船局章程，主张办轮运以挽回航利，是为轮船招商局的第一个章程。

盛宣怀在草拟章程的序言中说：“伏思火轮船自入中国以来，天下商民称便，以是知火轮船为中国必不能废之物。与其听中国之利权全让外人，不如藩篱自固。船厂之设意甚深也，已兴之何可言废。天下事惟熟能生巧，亦惟激则生变，今人于古人尚不甘相让，何夷狄之智足多哉！”盛宣怀认为兴办轮船航运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必不能废之物”；轮船航运业的利权，不能“全让外人”，主张应与外人争利；洋人能办好的事，中国人也一定能办好，洋人的智未必“足多”。

他在序言中又说：“中国官商久不联络，在官莫顾商情，在商莫筹国计。夫筹国计必先顾商情。倘不能自立，一蹶不可复振。试办之初，必先为商人设身处地，知其实有把握，不致废弛半途，办通之后，则兵艘商船并造，采商之租，偿兵之费。息息相通，生生不已。务使利不外散，可兵自强”。[4]盛宣怀认为，办好轮船航运业，首先必须“顾商情”，只有这样，才谈得上“筹国计”，才能做到“利不外散，可兵自强”，从而达到富强的目的。“顾商情”充分表明他对轮船招商局“商本商办”的思想与主张，但是这一思想和主张，与李鸿章最初的“官本官办”设想是不一致的。

盛宣怀在所拟的章程中，明确提出了“委任宜专”“商本宜充”“公司宜立”“轮船宜先后分领”“租价宜酬定”“海运宜分与装运”六款内容，充分阐明了他办轮船招商局的一系列主张。但是，他所拟的《轮船章程》一开始并未被招商局采用。

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上书奏请试办轮船招商，三天后，同治皇帝批准设立轮船招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