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史料与方法

本书的资料主要源于文献资料与口述史料。文献资料包括档案资料、报刊资料和各类地方志。档案资料以河北省、市、县各级地方档案机关保存的档案资料为主。笔者重点查阅了河北省档案馆保存的河北省卫生厅、省防疫大队（省卫生防疫站）、省委省政府、省“革命委员会”的千余卷档案，以及石家庄市档案馆藏的石家庄地区卫生局档案和深泽县、晋州市、辛集市、黄骅市等市、县卫生局档案。其中绝大部分为首次面世的原始资料。这些档案中，包括中央下发的关于医疗卫生的文件，河北省卫生厅和防疫大队、防疫站历年的工作计划、总结以及历次卫生工作会议纪要，部分地区和县的历年工作总结、各项卫生工作总结，以及针对某些特定问题的调查报告等。

报刊资料主要包括公开出版的《人民日报》《健康报》《河北日报》《石家庄日报》《建设日报》以及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的内部刊物《河北建设》和河北省委主办的内刊《东风》。地方志包括《河北省志·卫生志》以及《石家庄地区卫生志》《辛集市志》《深泽县志》《晋县志》等部分地区、市、县的地方志。

史学研究“能否回到历史现场，以及能够在何种程度上重返，不能不受制于史料的依存状况及其开发潜力，不可能在任何时段任何领域任何层面同等程度地回到历史现场”[52]。在这一点上，新中国社会文化史可以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从时段上看，距今最近。“当事人大多还健在，很多口述者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记忆犹新，特别可以解决新中国30多年的社会学资料遗留很少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些报刊由停刊所造成的历史研究的困难。”[53]其次，乡村史的主角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农民，传统史学中虽不见其面，不闻其声，但并不代表他们没有观点和表达的愿望。并且，由于没有身份、地位的顾忌，他们反而更容易接近，更能直抒胸臆、畅所欲言，展现与官方文件、政策、指示不同的历史面相。因此，对相关当事人进行口述访谈，不但可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还可使口述史料和文献资料相互补充、相互印证，有助于我们接近更真实的历史。

2005年以来，笔者对农村社会不同层次、不同身份的近百人进行访谈，积累了近10万字的口述史料。访谈对象以赤脚医生、下乡的城市医生、村干部和村民为主。这些丰富、鲜活的口述史料除了能印证和补充文献资料外，还能让我们了解到普通人在社会变迁中的日常生活、命运沉浮和内心感受，让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为“人”的历史，使枯燥的历史研究借此变得鲜活、生动，增强可读性。同时，访谈对象保存的老照片一方面再现了当年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场景，另一方面又通过“摆拍”方式人为地“建构”了历史。如果没有当事人的讲述，我们可能因“有图有真相”而被某些照片所误导。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口述史料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更令人惊喜的是，在河北省深泽县的蹲点调研中，还搜集到一些当事人保留下来的当时的会议记录、接诊记录、学习笔记以及部分乡镇医院保存的原公社卫生院实行社队联办和社办合作医疗的会计档案。当事人的笔记和政府档案一样，都属于“无意”史料，“也就是那些目击者无意识记下的证据”[54]，真实性和可信度较高。在全县的10个公社中，有6个保存会计档案，其中马里、耿庄、留村3个公社保存资料较为完整，铁杆公社只有3个月的报销凭条，羊村公社仅存1975年11月至1976年6月的报销记录，城关公社仅存1980年和1981年的会计档案。这些资料翔实地记录了社队联办及社办合作医疗的每一笔收入和支出，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筹资方法、筹资比例、报销方法、报销比例、每年的政策调整等当时的实际状况。由于会计工作的特殊性，这部分档案非常珍贵，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根据收集到的资料，笔者将中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以河北省为面，以深泽县的公社和生产队为重点，兼顾其他市县，点面结合，确保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以期使读者对农村医疗卫生制度与合作医疗有一个立体、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在研究方法上，笔者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对河北省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曲折发展与合作医疗的成败得失进行多角度、多维度的分析。首先，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将其置于所存在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析解，以期对时人之所以如此抱以“同情之了解”，而非妄自评判。其次，将社会学中“国家与社会”和“制度与生活”两种范式相结合，透视国家卫生政策如何“自上而下”通过地方各级政府进入乡村社会，乡村社会对其的反应，以及政策的执行在乡村社会产生了哪些问题，有哪些成效，这些问题和成效又是如何“自下而上”反映到国家层面，从而影响国家政策的调整和改变。最后，采用人类学的方法，以“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55]为指导，通过进行田野调查，搜集大量的口述史料，让农民留下自己的声音，从而以当事人的视角和立场观察当时事、感受当时事、评价当时事。年鉴学派的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在《蒙塔尤》一书中已经就“如何再现农民从历史深处发出的声音，发现他们的主体性”，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典范。[56]史家作为研究主体，其角色从“旁观”到“贴近”的转换已是势在必行，以此形成的历史人类学方法将对农村社会史的研究大有裨益。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凸显农民的历史主体性，体现历史人文学科的特性，从而亦能避免“只见制度不见人”的概念化书写。

在对赤脚医生和在农村安家落户的城市医务人员的研究中，采取了人类学个人生活史研究的方法。“生活史（或生涯史）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工具，使我们能够去研究一个个体、一个组织或者一个机构的成长经历，研究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在这些经历和看法中渗透着他们自己的解释。”[57]这种方法可以加深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观念和言行的理解，以助于我们对其做出全面、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同时，通过他们，也可以了解他们所处的群体及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正如古老的阿拉伯谚语所言：“与其说人如其父，不如说人酷似其时代。”[58]从这个角度而言，个人生活史在反映基层社会、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以及社会变迁对普通人的影响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多学科方法的运用，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透视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5年间，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医疗卫生制度与农民的日常生活之间以及个人命运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与博弈，及其对乡村社会的生活、生产、农民的观念意识和健康状况以及生活质量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又是如何塑造了党和政府在民众中的地位和形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