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引洮上山水利工程与工地社会

一 引洮工程与共和国治水史研究

据2015年8月7日《人民日报》报道，引洮工程的一期供水工程正式运行，成功解决甘肃7个县区154万人的生产生活用水问题，二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全部完成后可解决省内1/6人口的饮水困难问题。为解决全国最干旱区域之一的甘肃中东部地区百姓的生存用水问题，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这项工程就由地方政府付诸实施。虽然中途停止，无果而终，但当年难以度量的付出并未付之东流。当引洮工程终见成效之时，数万前辈建设者用血肉之躯铸就的生命歌哭，仍是无比珍贵的历史遗产，值得体味与书写。

肇始于1950年代末的这项工程时称引洮上山水利工程，时有“银河落人间”“山上运河”之美誉。按照规划，它是在洮河上游海拔2250米的岷县古城村，把洮河水拦住，使它转北向东，流到海拔1400米的庆阳县境内的董志塬，沿途灌溉农田、发电、通航等，以此充分利用洮河水。规划区域非常辽阔，西界洮河，东邻马莲河，南抵渭河、泾河，北接黄河，“灌溉会川、临洮、渭源、定西、陇西、通渭、会宁、榆中、皋兰、靖远、固原、西吉、海原、平凉、庆阳、镇原、宁县、合水、泾川、环县、甘谷、秦安、兰州市23县市旱荒地1200～2000余万亩，长达1130余公里，引水150～250秒立方。”[1]这一工程在1958年6月开工之初，《人民日报》便在头版报道，长标题为《穿过两千公尺高的崇山峻岭修一条一千多公里长的大渠，惊天动地的引洮工程开工，工程与运河媲美，将把二千万亩旱地变为水田》。[2]一时间，这一“调水梦”传遍全国，此后吸引各地前来参观学习。资料显示：“自（1958年）6月17日开工到12月5日为止，先后接待全国、本省参观团94个，2435人……全国已有22个省的代表到引洮工程进行了参观”。[3]可见，引洮工程不仅是甘肃的样板，在全国也首屈一指。

引洮工程在当时被称为“共产主义的工程，英雄人民的创举”，以“民办公助、就地取材”为兴办方针，由上述规划所及的定西、平凉、天水等受益地区提供劳动力、粮食、物资等，全省百姓倾尽全力支援。在其施工三余年来，十几万精壮劳动力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崇山峻岭、黄土沟壑中与洮河为伴，栉风沐雨，呕心沥血，为早日实现引洮梦而苦战奋斗。引洮工程的初次实践，集中展现了在科技水平和经济条件都十分有限的集体化时代，共产党领导和组织民众进行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何以可能，具体而微地揭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体制特征与运行机制，呈现出各种组织结构中活动着的人与制度、政策交互作用的日常图景。

集体化时代的诸多问题，如“政治运动泛化”“剥夺农民粮食”“以农养工”“城乡二元结构”“知识分子被打压”等常常被书写成为一种“压迫叙事”模式。[4]但对水利建设的成就则多持肯定态度。单以大型水利工程而言，据国际大坝委员会统计，1950年，“在坝高15米以上大坝5196座坝中，中国只有22座”；到1982年，“全世界15米以上大坝为34798座，中国为18595座，占总数的53.4%。”[5]短短30年的发展岂止以倍数计？但遗憾的是，学术界对共和国集体化时期治水史的研究相当薄弱，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的研究更甚，相关讨论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从科学技术的角度讨论治水、水利工程及其与地质、水文、生态环境的关系。如《黄河枢纽工程技术》《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施工技术总结》《黄河三门峡工程泥沙问题》《黄河流域三门峡水库区水文实验资料》《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等，及主要载于《人民黄河》《中国水利》《治淮》《地理学报》《水利与电力》等期刊上的论文等。

第二，亲历治水第一线的水利专家如张光斗、张含英、钱正英、李锐、王化云、袁隆、汪胡桢、陈惺等人的个人论述。如张含英对水利发展和改革历程进行了个人回顾；李锐讲述了亲历的农田水利化运动和水利水电“大跃进”；王化云记述黄河流域的人民胜利渠、三门峡、刘家峡等工程兴建详情；袁隆讲述了黄河流域的防洪、抗旱到水土保持；陈惺则从治淮谈到治黄；等等。[6]这些回忆都极具史料价值。

第三，概述性介绍，主要包括两类。一类在志书中，如《黄河三门峡水力枢纽志》《刘家峡水电厂志》《河南黄河大事记》《东营市黄河志》等；一类在水利通史中，如王瑞芳的《当代中国水利史（1949～2011）》讨论引黄灌溉济卫工程、三门峡工程建设等，类似还有高峻的《新中国治水事业的起步（1949～1957）》《中国当代治水史论探》等。而水利部门编写的《新中国农田水利史略》《水利辉煌50年》《万里黄河第一坝》《人民胜利渠引黄灌溉30年》等书，因其自身占据的资料优势，独具参考价值。

第四，从社会科学或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的分析和讨论。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早在1967年就已指出共和国成立的头20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要藐视和征服大自然”。[7]米克尔·奥森柏格（Michel Charles Oksenberg）以1957～1958年农田水利化运动中水利政策的制定来讨论新中国如何制定方针政策。[8]戴维·艾伦·佩兹（David Allen Pietz）从历史长时段来探讨当代中国特别是华北平原黄河流域面临的水问题及挑战，认为是长期以来包括传统时期的综合作用，造成当今中国的水资源问题。[9]但遗憾的是，他们几乎没有使用一手史料。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如李海红、包和平等中国学者的研究中。[10]

近年来，由于地方档案的逐步开放，在学术界出现一批使用档案文献的研究成果。比如，赵筱侠的博士论文探讨共和国“治理淮河、沂沭泗水系的战略决策形成的背景，治理规划的制定，重大水利工程的上马与付诸实施，论述‘大跃进’对苏北地区水利建设的特殊影响，以及水利建设中的社会动员问题。”[11]不过材料来源集中在政府文件、总结报告上，且多直接引用，分析略显单薄。吕志茹对于根治海河运动的研究、葛玲对治淮运动的研究则将水利工程与地方社会联系起来，为读者提供一幅大修水利运动下底层乡村社会的图景，亦为本书提供了借鉴。[12]还有一些涉及水利建设工地上民工日常生活的细致研究。如刘考察1958～1960年太浦河工程上海段工地管理体制以及工地民工的日常生活，提出此时期的“水利建设指挥部实际上带有基层组织的性质。这一时期的水利建设不仅具有改造自然的性质还包含着改造社会的目的”。[13]郭丽娟对根治海河运动中的民工动员、组织、施工、管理、经济报酬、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描述。[14]这些研究注意考察水利兴修过程中具体的民工日常生活实践以及乡村社会的丰富面相，对本书具有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档案、史志、口述回忆等多种文献资料进入研究视野，使我们能够宏观了解某些水利工程的概况，也能够通过一些个案来探究水利工程兴修的日常生活图景和乡村生活。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将具体的工程兴修实践与国家的各项制度、社会主义体制特征与运行机制等相勾连，难以全面呈现国家在这些工程兴修中的角色、作用及具体运作方式，也就无法解释大型水利工程在技术水平有限与物资匮乏的集体化时代何以屡屡成为可能。本书以“大跃进”时期出现在甘肃的典型样板——引洮工程的兴修为例，综摄大量一手档案、文献报刊、口述访谈等史料，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历史学的解答。

同时，由于中国长期以农业立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治水特别是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由于投入大、涉及范围广而多被认为是国家应该承担的职能，无论是在传统时期还是在向现代化转型的时代都是如此。这就使得引洮工程的修建过程，不仅是集体化时代修建水利工程经验教训的浓缩和折射，还能够作为国家治水脉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来反映农业中国从传统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的一些国家的结构性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