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美论篇
自然事物的美学意义[1]
——与张庚同志商讨自然美问题
一
大自然，变化万端，或雷闪交加，或天高气爽，或乱石崩云，或惊涛裂岸，或玉龙飞舞，或顿失滔滔；自然界又无所不包，山水之景自不必说，动物植物，种类纷繁，花鸟草虫在春天尤其悦人耳目，动人心弦。当我们站在旷野之上，看着富有微妙变化的大自然，心情无限畅快，正如我们劳动疲乏之后倾听轻音乐一般。由此可见，自然，不仅是被改造的对象，而且也是被欣赏的对象。自然美的存在，定而无疑，但是在这大自然里，何者为美？又何者为美的反面？换言之，什么样的自然事物才算是美的？美存在于自然事物的什么地方？这个问题在美学界一直存在着，直至今日尚未解决。不难看出，张庚同志在《桂林山水》（见《人民日报》1959年6月2日第7版）一文中是企图以优美、形象、生动的语言来解决这一问题的，但是张庚仍然没有找到自然美，因为他把自然美归结为“观念形态的存在”、“观念形态的产物”，而没有从自然事物本身去揭示自然美。自然美之所以为自然美，就是因为它有自身的与社会美不相混同的特点，并不像张庚所说，自然美离不开比拟，离不开神话传说，离不开名人的题咏和刻石。从本质上看，桂林山水的自然美并不在于“比拟”、“传说”、“题咏”和“刻石”，而在于桂林的山青水秀，桂林的景致妩媚。如果桂林的山不青水不秀，景致不优于他地，那么历代文人也不会特别优待桂林山水，给它留下大量的题咏和刻石，桂林山水也不会得到“甲天下”的美名。“比拟”、“传说”、“题咏”不是“因”而是“果”，张庚恰恰颠倒了桂林山水的自然美的因果关系。
《桂林山水》一文着重叙述了关于刘三姐的传说：
在这七星岩里，有一块三尺多高仿佛一尊女人立象的钟乳石，这块石头名字叫做“刘三姐象”。刘三姐是广西所流传的唱山歌的歌仙，是僮族人，有关她的传说是很多的。关于这尊象的传说是这样：刘三姐和她的情人白马郎同游七星岩，手挽手登上了“须弥山”和“南天门”，又在“天台”上唱了三天三夜的歌，引动许多青年男女来听，后来三姐要走了，白马郎十分舍不得，三姐就为他唱了两首离歌：
“少陪了！日头落岭在西方。
天各一方心一个，我俩多情水样长。”
“风吹云动天不动，河里水流石不流，
刀切莲藕丝不断，我俩明丢暗不丢。”
但是白马郎还是紧紧拉着三姐的手不放。忽然间，三姐就化作这尊石象成了仙。白马郎还抱着石象哭了好几天。
刘三姐的这个传说的确很动人，使我们感到刘三姐确实很美。但是我们仔细想一下，刘三姐的美是从传说中表现出来的呢？还是从石象上体现出来的呢？显然，表现刘三姐的美的是前者并非后者。劳动人民用生动的语言塑造了刘三姐的形象，并编出了作为艺术形象的刘三姐所唱的两首离歌，表现了忠贞的爱情。这种美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而那块名为刘三姐象的钟乳石只能为这个传说增加些直观因素而已。就连张庚自己也承认“这个传说……本身就是一种感情非常丰富而又十分朴素的民间文学”。因此，我们说刘三姐的美是艺术所创造的，而不是“自然”所创造的。诚然，那块名为“刘三姐象”的钟乳石因为它长得象人并为刘三姐的传说提供了直观因素，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反映了社会内容，体现了社会美。但我们不能把钟乳石体现的人的美看成自然事物本身的美。因为游客所欣赏的已不是钟乳石自身的美，而是它体现出来的和传说相结合的社会美。自然物体现出的这种社会美是“比拟”、“题咏”、“传说”等意识作用的结果。
从张庚的文章可以看到：只从人和自然的关系上来找自然美是不能看见自然美的实质的。要想认识自然美就必须从自然事物的内部的矛盾关系去揭示其秘密。
自然美是什么？我们说自然界充满生命力的东西，富有生机的东西就是美的。因为凡是新生的、茁壮的亦即富有生机的事物都具有美感作用。宋代山水画家郭熙的《早春图》就是反映了新的生机的作品。这幅画生动地描画出了严冬已过而和煦的春天即将到来时的自然变化。半山环绕着飞腾的云雾，飞泉瀑布响于山间，沉睡的大自然苏醒了，在它身上将要生出嫩绿的植物，我们可以想象到“春风生意浓，万木竞争荣”的景象。因此，我们说这幅画不仅真实地描写了山水，而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孕育着新生和繁茂的大自然的微妙变化，反映了自然的生机，所以这幅画才耐人寻味，具有强烈的美感作用，至于毛主席的《沁园春（长沙）》那就更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作品了。“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诗人把自然界中那种生机完全表现出来了。“在这大好的秋天里，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各得其乐，一派生机，看谁比谁更自由自在”。就这样，“诗人用自己的想象和情感，把这些特征性的景物连成一个生气活泼的有机体，造成了一个美丽的诗的意境”。为什么毛主席的这首词美呢？就是因为诗人除了反映社会美而外还表现了生气勃勃的有机生命。从毛主席的词和郭熙的画可以看到，只有自然事物中富有生命的东西才能让人看了心神愉快，心旷神怡，引起我们的美感。人是热爱大自然的，自然环境是人的生活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只要不是“感怀时序”，“自伤身世”，而是情绪健康、热爱生活的人，那么他就会注意到他周围的生气勃勃的自然物，决不会放弃这些健康的事物而像朱光潜先生在《文艺心理学》中说的那样把“断垣破屋”“变成赏心娱目的对象”（该书第3页）。看：
妈妈放下肩上的锄头，
把带来的野花洒上水，
爸爸拿出雪白的毛巾，
擦洗着满脸的煤灰。
劳动人民养种花木就是热爱生活的表现，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炮弹壳内养种杜鹃花、金达莱花更是热爱生活的明证。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破坏了朝鲜人民的美好生活，也毁坏了大自然的生机。但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却如此热爱生活，养种花卉，这就充分地说明他们的健康情绪。唐代诗人岑参的诗句“遥怜故国菊，应傍战场开”，也有力地证明着人对生活和大自然的热爱。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情绪健康的人，才能真正地热爱大自然，看到自然事物的新的生机，从中得到美感享受，并以此创造艺术美。苏轼绝写不出“杨柳岸，晓风残月”或“雁过也，正伤心”之类的情绪极为消沉的诗句，而毛主席则也不会像苏轼那样写“一樽还酹江月”。毛主席的描写自然景物的诗词之所以大气磅礴，能引起人的美感，就在于毛主席具有健康的情绪和革命的英雄气魄，所以毛主席不但能发现自然美，而且能预示美的发展。
富有生机的自然物之所以美，不单在于它的美感作用，同时也在于它的鼓舞作用。郭沫若曾经在《女神》里用他那热情而雄浑的笔歌颂过美丽的富有充沛生命力的大自然：
无限的大自然， 地球也在笑，
成了一个光海了。 我同阿和，我的嫩苗，
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 同在笑中发笑。
到处都是新鲜的情调，
到处都是诗， 翡翠一样的青松，
到处都是笑： 笑着在把我们手招。
海也在笑， 银箔一样的沙原，
山也在笑， 笑着待把我们拥抱。
太阳也在笑，
《光海》
诗人虽然在诗中把自然人格化了，但总地看来，还是真实地描写了大自然。这个大自然不是死气沉沉的世界，不是寂寞的世界，而是“光”的世界，“海”的世界，充满了“笑”和“生命”的世界。作者把大自然描写成“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这是真实的、恰当的。由于郭老热爱大自然，所以他才真正地认识并真实地表现了大自然的“生命”，大自然的生机。正因为这样，所以这首诗才激动人心，起到了它的鼓舞作用。大家试想一下，如果作者把大自然写成死亡、沉静的世界，那是不会拨动人的心弦的，只有这种富有生机的自然物才能激发起观赏者的健康的情绪，增加生活的力量。“春风又绿江南岸”这一诗句之所以美，也就是因为诗中的形象反映了新的生机，诗中的欣欣向荣的自然物，使人更加热爱生活。总之，自然界中新生的东西是最美的，它战胜了死亡和腐朽，它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它能由新生到繁茂，因此，它最能激发人和鼓舞人。情绪健康的人因为热爱生活，所以才欣赏具有充沛生命力的自然物，而富有生机的大自然反过来又能使人内心沸腾，增加生活的力量。这就是“清荣峻茂”“良多趣味”[2]的道理。这就是欣赏者与自然美的辩证法。
富有生机的自然物之所以美，还在于它能体现事物的发展规律。我们不必详谈齐白石和俄罗斯风景画家什施金如何精密地观察大自然，只要看一看他们的画稿，就可明白，他们是多么细心地在研究着动植物的生长和发展。“什施金生活在美丽的自然界里，洞悉了自然的秘密。自然界中最细微的变化，他都没有放过。比如：卷起如同硬羊皮纸一般的白桦树皮，绿苔的花纹，……连刚被砍伐的树干微露出嫩芽来的变化，都被什施金仔细地观察到了。”正因为这样，他的作品才真实地反映了大自然的生机。他的名作《橡树》一方面表现了“空气中充满野花的芳香”，同时也表现了“往年积剩的枯叶发出的气味”。相形之下，就更能使读者认识到野花的新生和自然界的规律。同样齐白石的《残荷》也是如此。从形式上看，“残荷”似乎是枯萎的，画幅的情调似乎是低沉的，但实际上画家从“新陈代谢”当中表现了新生和活力。画中虽有枯萎的荷叶，但水中却有活泼的小鱼，小鱼在残荷的对比之下，就更显了充沛的生命力，使画面增添了生气。画家既从残荷表现了季节特征，同时又反映了自然事物的生机，这正说明了作者艺术手法之高妙，也说明了作者对自然规律观察之精细。唐代诗人白居易写过这样脍炙人口的诗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首诗首先反映了“原上草”的新生，同时使我们从新生物的成长过程中看到了自然的规律。这些有名的艺术作品都有力地说明：富有生机的自然物，体现了自然物的发展规律，这个道理也是稍有哲学知识的人都会明白的。因为新生的东西是发展变化的，它战胜了腐朽和死亡，它的成长过程就是事物的发展过程。这自然物的发展规律，如果从美学角度来看，就是自然美的法则。只有具体的美（美的内容离不开美的形式）而没有抽象的美，所以新的生机就是自然美的法则的体现。人就是按照这种自然美的法则在改造着自然，创造世界的。劳动人民是生产实践者，他们直接接触大自然。从实践中，他们逐步地认识了自然规律，掌握了自然美的法则，所以他们是自然美的改造者或创造者。比如，对于果树，劳动人民很懂得它的生长规律，很懂得种植，嫁接果树的方法，所以农村树木交荫，果实累累，美化了流着银河的山乡。我想这种现象使某些园艺家看了都会吃惊的。劳动人民使得沙滩变牧场，植树造林，使大地换新装，荒山变梯田，田中谷子金黄，尤其是将来大地园林化，满山芳香。随着人们的劳动实践，随着人们对自然美的法则的掌握，自然将不再是沉寂的世界。的确，由于劳动人民的冲天干劲，使得祖国各地都泛起了春潮，“天连五岭银锄落”，“青山着意化为桥”，将来的自然界将更会富有生气，到处会充满着诗意。如果鲁迅活着，现在他将不会辨认他的《故乡》[3]了。未来的大自然由于“人化”是无限美丽的，但“人化的自然”之美（它已有着双重意义，即包括自然美和由它体现出来的社会美，后边详谈）不能脱离自然的客观规律，它终究体现着自然自身的美的法则——没有生气的腐烂的东西是永远不会美的。我们只有掌握这自然美的法则，看到自然事物内部的新的矛盾方面，亦即新生的东西，才能美化自然，才能创造反映了自然美的艺术。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富有生机的东西不但有美感作用和鼓舞作用，同时也体现了事物的发展规律，这正是美的特性（或属性）。由于富有生机的自然物反映了美的特性，所以自然界新生的、茁壮的、充满生命力的东西，富有生机的东西，亦即自然物的内部矛盾的新的矛盾方面是美的；反之，腐朽的、衰亡的，亦即自然物的内部矛盾的旧的矛盾方面则是丑的。这样根据美的特性、根据自然事物的内部矛盾关系规定了这个自然美的定义，正好说明了自然美的实质。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只有新的生机才是唯一的基元的自然美，除此之外，在自然事物的外部是找不到真正的自然美的。
我们只有认识到这种自然美的实质，才能从自然事物上得到美感享受，受到鼓舞，心情畅快，热爱生活，奋发向前。从而使自然美起到它的美感作用、鼓舞作用和认识作用。也只有认识到自然美的实质以后，画家、艺术家才不会在描写山水花鸟草虫的艺术作品上加上与内容不相联系的政治口号；同时艺术欣赏者也就不会无谓地责难花鸟画家。
二
自然美存在于自然事物的内部，只有从自然事物的内部矛盾关系上着眼，才能找到自然美。
前面已经谈到，自然界新生的东西体现着自然物的发展规律，体现着自然美的法则，人们正是根据这规律这法则在改造自然，美化自然，并使自然为人类造福。这“人化的自然”由于它的被改造，所以它除了自身的自然美以外，不能不体现着人类劳动实践的意义。“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固然表现了茂盛的禾苗含有无限的新生气象，但我们在欣赏“良苗”时已不单是从它的自然性上去着眼，而同时也从它的社会性（它已经有了社会性）去着眼，因为它已不是纯自然的东西，“良苗亦怀新”是农民“锄禾日当午”、辛勤劳动的结果。当我们置身于环境优美的农村野外，就更会看到田中的热闹：“大茄子穿紫袍”，“葱姑娘着绿袄”，“有青有红是辣椒”……这一切人化的自然景物无不反映着农民的辛勤劳动，无不体现着劳动的意义。尤其当我们亲自和农民一起下田劳动的时候，就更能体会到农作物的生长实在不容易——精心的施肥，细致的锄草——它们时时的和汗水和劳动相联系着，这就无怪农民对自己种植的庄稼那么有感情了。半山的梯田、山下的水渠也都说明着劳动人民对自然的征服、对自然的美化。1956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上有这样一幅照片——《昨日的荒山，今日的沃土》（王纯德摄）。这幅照片突出地表现了层层梯田，读者看了这肥沃而湿润的生长着嫩绿的禾苗的土地，不能不想到开垦这梯田的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这件作品所反映的已不只是自然事物，而是通过人化的自然间接地表现了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的。自然一经“人化”，它就要留下“人化”的痕迹，就要体现出人民生产实践的意义。肖林的木刻《金色的山川》（见《美术》1955年6月号）也具有这个意义。作品不仅表现了北部风光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人化的现实。麦浪使山川变成了金黄色的世界，这山川的“金色”是劳动人民实践的结果，只有在山川上活动的人们才能使山川发出光辉，所以表现这山川的金色是有深广的意义的。关于这幅画的创作过程，肖林曾在信中说：“……我爱故乡的山川，我爱故乡的稻浪（后来在画面上表现的是麦浪），我更热爱故乡的人们（重点是引者所加），因此，我作了很多写生，最后进行了艺术加工。”（大意）可见作者对于“金色的山川”的创作，是基于“热爱故乡的人们”的。只有热爱劳动人民，才能欣赏和在创作中反映由劳动而产生的人化的自然。像这样通过人化的自然表现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的艺术作品是很多的，因为自从有了人类，自然就成了被改造的对象。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劳动也创造了“人化的自然”，所以劳动是艺术所反映的永恒的主题，而人化的自然是风景画、风景摄影等艺术作品很重要的题材。中国近百年来的流血斗争已经过去，现在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把自然加以人化，不能说不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个特点也不能不反映在艺术中，所以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新民歌、新壁画有很多是通过人化的自然表现全国人民忘我的劳动的：
劈开悬崖凿开川 东西山上架飞泉
流水哗哗空中走 好似仙女弹丝弦
这首艺术性很高的新民歌所描写的形象是非常美丽的，“流水哗哗空中走，好似仙女弹丝弦”，这样的人化现实既富于变化而又有和谐的美，飞泉的动势、水声的铿锵，使读者如身临其境，令人神往。这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人化的自然的现象，充分地体现了劳动人民在生产战线上的革命热情。诗中虽没有直接的描写劳动人民，但是我们却从这美丽的人化的现实当中看到了人们的劳动实践，因为诗中所表现的现实是人们“人化”的结果。“玉米稻子密又浓，铺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这同样是以人化的自然形象表现人们的劳动热情和革命干劲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民歌里，有很多这样的作品——从描写人化的现实入手，从描写劳动成果入手，来表现劳动人民的改造自然的革命干劲和英雄气魄。今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将更驯服，人化的自然也将成为永久的艺术题材。人化的自然的美学价值就在于它的双重意义，它不仅有自然美，而且也体现着人类劳动实践的伟大意义，亦即具有着社会美。只有看到它的双重意义，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欣赏人化的自然。我们必须明白，“人化的自然”虽具有美学价值，但无论如何不能把它体现出来的社会意义当成自然美本身。自然物的新的生机是自然美的属性，而自然物的社会性则是“人化”的结果，二者是不能混淆的。
自然物的美学意义还在于它能间接地表现人。这是意识作用的结果。像张庚所提到的那块名为“刘三姐象”的钟乳石，人们所欣赏的虽然不是它自身的美，但是因为它为刘三姐的传说提供了直观因素，丰富了民间传说的内容，所以它仍然具有美学价值。同样像《桂林山水》中所说的屏风上的形如拱手戴冠的书生西郎和形如唐装仕女并略带腼腆的玉姑的两块石头，也为有关的传说增加了直观因素，体现了社会美，所以说这些自然物也有美学价值。而诗人则常常通过描写自然事物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屈原在《离骚》里以“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表现自己的高洁；陶渊明在《归园田居》里以“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表现他对农村的热爱和对当时官场的不满；李白在《蜀道难》里以“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表现了自己的豪迈气魄；杜甫在《春望》里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表现了忧国忧民的心情……小说家也常常利用自然景物来衬托人物。《保卫延安》的作者为了衬托李振德和李江国，在书中写道：
李老汉面色蜡黄，形容枯瘦，但是目光炯炯，非常庄严、自尊。他一颠一跛地走着；望那前面移来的几株枣树，枣树干枯而刚劲的枝杈，撑在天空，无畏地迎着冷风。（该书第60页）
李江国，肩宽，高大，真是比宁金山高一头宽一膀。他也朝四下里瞭望。他觉得这起伏的黄土山头，真象一片大洪水的波涛。这波涛把窜在陕北的敌人都吞没了。（该书第73页）
作者用干枯、刚劲、无畏地迎着冷风的枣树烘托出了李振德的英勇不屈、庄严自尊的性格；用李江国的感受写出了像洪水的波涛似的黄土山头的崇高形象，并写出它要吞没陕北的敌人，这不仅表现了李江国的勇敢坦率的性格，而且也写出了李江国对敌人的无比仇恨。这种表现手法虽不新奇，但很自然，描写这种自然景物不但能使读者如身临其境，增加艺术的真实性，而且能间接地表现人的生活、人的性格，等等，这也是自然物的美学价值。这种利用自然物间接地表现人的方法在造型艺术中也是能够找到的。王志渊的《古树和幼苗》（第一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会展品）就是引人遐想的作品。“作者以‘古树’和‘幼苗’的对比，突出了‘幼苗’的鲜嫩、富有生命力等特点，因而就使我们更热爱‘幼苗’——新中国的后一代。正因为作者把儿童比作‘幼苗’，而又把他们和‘古树’安排在一起，所以才使得内容丰富多彩，富有诗意。”（参看拙文《摄影艺术中的对比手法》，见《新闻摄影》1958年第6期）由此看来“古树”在这幅照片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比，它丰富了作品中的儿童的形象，所以“古树”也具有着美学价值。总之，艺术作品中的这种自然物的形象本身的美并不重要，或者它根本不美，但因为它经过了艺术家的“夸张”“比拟”“起兴”“对比”“衬托”等艺术手法的运用，它就间接地表现了人的生活，有了美学意义。
我们还应该看到，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常常把一些自然物当成某种社会事物的象征，如中华民族以喜鹊象征喜庆吉利；有的民族则以雄鹰象征勇猛强悍；至于鸽子则是世界人民和平的象征……由于这些自然物是社会事物的象征，它已带有社会性，所以这些自然物就成了社会美。我们欣赏这些自然物时，很少注意它的自然性，而是在欣赏它所象征的社会事物。当10月1日天安门放出鸽子的时候，我们就感到了和平、欢乐的气氛更加浓厚。至于鸽子的生活习性，在这欢乐的时刻，我们是无暇顾及的。由此看来，如果自然事物成了社会事物的象征，那么它的美学价值就在于它间接地体现了社会美。
总之，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使得人们的欣赏方式复杂起来，人们往往除了欣赏自然美（如桂林的青山绿水）以外还要把社会事物或人比拟到自然物上，使自然物具有了社会性；由于艺术的产生和发展，艺术家也往往利用“夸张”“比拟”“起兴”“对比”“衬托”等等的艺术手法，使自然物间接地表现人的生活；由于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人们也常常对一些自然物赋予它以社会事物的象征，使它具有社会意义。复杂的欣赏方式、艺术的实践、社会生活的多彩，使得这些自然物有了社会内容，间接地表现了人。这类自然物虽然自身的自然美很少被人注意，或者它的自然美不明显，但是由于它间接地表现了人的美质，体现了社会美，具有社会美的美感作用、鼓舞作用、教育作用和认识作用，所以这类自然物仍然有着它的美学意义。
如果说“人化的自然”反映着人和自然的矛盾关系的话，那么间接地表现人的自然物则反映着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前者是必然的，后者是偶然的——这种自然物之所以能间接地表现人，是“比拟”“传说”“衬托”“题咏”等等意识作用的结果，该自然物和人没有必然联系。“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春水”和“愁”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同样江离、秋兰与屈原，羁鸟、池鱼与陶潜，太白山与李白，枣树与李振德，黄土山头与李江国，古树与儿童，鸽子与和平都没什么必然联系。这些自然物无论在艺术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是随着人的意识作用而无条件的成为被欣赏的对象的，所以我们说间接地表现人的自然物与人的关系是和谐的。无论此种自然物抑或是人化的自然物都以不同的方式反映着社会内容，因此，这两类自然物都是表现社会美的媒介，反映着人和自然的关系。我们只有看到它的媒介作用，看到它与人的关系，才能认识到它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美的性质。
三
自然美和自然事物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美是不同的，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美。而所以有人只强调自然物的美的自然性或只强调其社会性，就在于双方没有全面地看问题，亦即没有看到自然物的深广的美学意义，这很容易走上机械唯物主义（当然机械唯物主义的产生不单在于强调自然物的美的自然性，而主要的是在于它不能看到自然物的内部矛盾关系）或主观唯心主义。我以为必须全面地、辩证地看自然物的美学意义，不仅应当看到自然与人的关系，而且也应当看到自然物本身的内部关系，也只有如此，才能深刻地认识到自然美的实质和自然物体现的社会美。从我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自然事物的美学意义在于：从自然物的内部关系着眼，它有着自然美（即自然物的生机）；从自然与人的矛盾关系着眼，它体现着人类劳动实践的意义；从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着眼，它间接地表现了社会美。换言之，自然物具有着自然美，这是基元的，而同时它又有着表现社会美的媒介作用。这样不但能使我们正确地认识和欣赏现实与艺术中的自然美，同时也能丰富社会美的内容。
我们的讨论是有进展的，很多人都基本上肯定了自然与人类生活的关系，现存的问题就是自然美在哪里和什么是自然美的问题。这篇文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一定正确，希望大家指正。
[1] 原文刊载于《新建设》1960年3月号。——编者注
[2] 郦道元《水经注》：“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
[3] 鲁迅在小说《故乡》中曾说：“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