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秦汉奴婢与贱民

奴婢属于贱民，但奴婢并非一开始就与贱民画上了等号。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贱”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用“贱”指代官民关系，以官为贵，以民为贱，贵贱有别，以强调名器之尊。《左传》中的“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秦简中的“欲贵太甚，贱不可得”，董仲舒所说的“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等，都是讲官民关系。[265]而秦汉时的“贱人”“贱民”，大抵从这个意义出发。另一种“贱”是指那些在社会上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特别低下，且没有独立人格的个人，以及由这些人构成的等级。这个意义上的“贱”或“贱民”，不仅相对贵族、缙绅，即使相对庶民百姓而言，他们的地位也是卑下的。奴婢属于贱民等级，也就是基于这个意义而言的。

奴婢虽是秦汉时期法律身份和社会地位最低下的等级，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奴婢径称“奴婢”，而不称其为“贱民”，甚至徐幹的《中论》中强调：“夫奴婢虽贱，俱含五常，本帝王良民，而使编户小人为己役，哀穷失所，犹无告诉，岂不枉哉！”[266]秦汉时期虽已出现“贱民”一词，但不指代奴婢。出现在《史记·郦生传》的“高阳贱民郦食其”句中的“贱民”，只是贫贱之民。《汉书》载：“秦始乱之时，吏之所先侵者，贫人贱民也”[267]，也是指贫穷人民，并非特指奴婢。

在中国古代社会，贱民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以职业划分等级。在以农为本的传统社会中，“工商”为贱业，因此，操持贱业的人，就成为“贱民”，这是“贱民”最初的含义。贱民首先并不成为一个等级，也与奴婢没有任何关系。

在睡虎地秦简《日书》中，也有“贱人”的出现。

南门，将军门，贱人弗敢居（一一六正贰）

北门，利为邦门，贱人弗敢居（一二六正贰）

东门，是胃（谓）邦君门，贱人弗敢居，居之凶（一一九正叁）[268]

这里的“贱人”指贫贱之人，并不指代奴婢。但前四史的记载中，有很多地方把奴婢和贱人并称。《史记》中有“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的记载[269]，《汉书》中亦称“奴者贱人”[270]。“贱人”主要称呼那些从事厮台、负薪、洗洒等工作的人，甚至包括商人。“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县度，恐失实见欺。”[271]可见，当时的“贱人”主要指社会地位或职业比较低贱的人，可能包括奴婢。而“贱民一词用于指庶民群体最下层的人从事被贱视的职业的场合。贱人可能混有贱民”[272]。

无论贱民抑或贱人，奴婢都与他们并称，可见其地位低贱。但从社会身份和等级情况而言，秦汉奴婢虽然单独构成了一个奴婢等级，但它与等级意义上的贱民之称无涉。良贱身份制，和中国专制国家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它并不是和秦帝国成立同时出现的。日本学者堀敏一提出，“在法律上确定了良民和奴婢这种身份制，是在经历了汉帝国瓦解危机时期的三国以后”，“庶奴制是在汉代就确立了的，而良奴制应该是三国时期的制度，良贱制则是贱民身分已复杂化的隋唐时期的制度”[273]。亦有学者认为：“奴婢与贱民之称发生联系，大约应晚至唐代。直到唐代，奴婢和官户、杂户、部曲等一起，被划分为贱民等级，从此与良民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274]而秦汉时期尚未出现良贱的分野，此时贱民并非从等级而言，而奴婢也与贱民无涉。

秦汉时期的贱民及贱人指代的是一些地位低贱的人，不少人应是庶民身份。从奴婢与贱民及贱人的联系和并称来看，奴婢与庶民间尚无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之间亦无等级上的分野，战国时期那种较强的社会流动在秦汉时期依然存在。到唐代后，等级制度确立了奴婢与庶民间的巨大差别，从此奴婢的身份就更加固定了。日本学者尾形勇曾提出，“庶奴制”乃是“良贱制”的先驱形态。秦汉时期，与奴婢相对出现的经常是庶民，因此，当时出现了庶民与奴婢的分野，却没有良人与贱民的区别。换言之，秦汉奴婢和庶民间存在着相当于后来的奴婢和良人间的身份差别，但庶人不一定等于良人。庶人中包括了一些有着特殊身份的贱人在内。[275]而秦汉时期较强的社会流动性也使奴婢的身份较为容易改变，庶奴之区别并没有后世良贱之区别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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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生民：《汉代社会性质研究》，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第160页。

[2] 参见（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2版，第616页；《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955页。

[3] 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商务印书馆，1983，第802页。

[4]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616页。

[5] 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第833页。

[6] 王明编《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第222页。

[7] 郑天挺、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第923页。

[8] 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第803页。

[9] 胡乔木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第二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第794页。

[10] （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附音序、笔划检字）》，中华书局，2013，第60页。

[11] 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第3601页。

[12] （清）桂馥撰《说文解字义证》，齐鲁书社，1987，第251页。

[13]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118页。

[14]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8，第181页。

[15] 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第3601页。

[16] （战国）左丘明撰，（西晋）杜预集解《左传（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30页。

[17] （战国）左丘明撰，（西晋）杜预集解《左传（春秋经传集解）》，第74页。

[18] （清）俞正燮撰，涂小马、蔡建康、陈松泉校点《癸巳类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第62页。

[19] （汉）司马迁：《史记》卷122《酷吏列传》，中华书局，1982，第2版，第3145页。

[20]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17《冯岑贾列传》，中华书局，1965，第642页。

[21] 郭德维：《皂、舆、隶等浅议》，《江汉论坛》1985年第8期，第77～78页。

[22] 黄伟城：《论“人有十等”并无奴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第76～79页。

[23] 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向中世社会的过渡》，商务印书馆，2013，第83～84页。

[24]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第160页。

[25] 持第一种意见的代表作有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60页；高恒《秦简中的私人奴婢问题》，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第145页；〔日〕松崎常子《从睡虎地秦简看秦的家族与国家》，《中国古代史研究5》，雄山阁，1982，第281页，转引自〔日〕冨谷至著，柴生芳、朱恒晔译《秦汉刑罚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54页。第二种意见的代表作有刘海年《秦律刑罚考析》，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云梦秦简研究》，第145页；彭年《秦汉“同居”考辨》，《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6期，第108页；张世超《秦简中的“同居”与有关法律》，《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第88～89页；曹旅宁《秦律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101页。

[26] 张仁玺：《秦汉家族成员连坐考略》，《思想战线》2003年第6期，第98页。

[27] 吕利：《连坐、收及家父长制家庭的遗迹》，《枣庄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28]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38页。

[29] 秦汉户籍简牍中未详细记录子女与母亲的关系，因此，是否异母并不清楚。但据推理，秦汉时期父亲再娶妻（妾）的案例较多，当时小妻、偏妻、下妻的称谓即可说明问题。因此当时应该存在同户但却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

[30]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38页。

[31] 参见文霞《试论秦汉简牍中的“室”和“室人”》，《史学集刊》2013年第3期，第30页。

[32] 刘欣宁：《里耶户籍简牍与“小上造”再探》，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751，2007年11月6日。

[33]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7，第205页。

[34] 刘敏：《秦汉编户齐民问题研究——以与吏民、爵制、皇权关系为重点》，中华书局，2014，第60页。

[35]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第238页。

[36]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第155页。

[37] 参见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第155页。

[38] 王彦辉：《秦简“识劫案”发微》，《古代文明》2015年第1期，第76页。

[39]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81～182页。

[40]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第13页。

[41] 〔美〕柯马丁著，刘倩译《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161页。

[42] 胡乔木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第二卷），第741～742页。

[43] Martin Wilbur，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206 B.C.-A.D.25），芝加哥1943年版，pp.60-64。

[44]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336页。

[45]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360页。

[46]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版，第49页。

[47]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第13页。

[48] 参见瓦特森《亚洲和非洲的奴隶制度》，牛津1980年；转引自叶山《古代中国奴隶制的比较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21页；〔英〕巴里·尼古拉斯著，黄风译《罗马法概论》，法律出版社，2000，第70页。

[49] Walter Scheidel，Slavery and forced labor in early China and the Roman world，C.Laes and K.Verboven（eds.），Work，labour，professions in the Roman world，2013（4）.

[50] 〔加〕布鲁斯·G.崔格尔著，徐坚译《理解早期文明：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115页。

[51] 〔加〕布鲁斯·G.崔格尔著，徐坚译《理解早期文明：比较研究》，第116页。

[52] 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第803页。

[53]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53页。

[54] 林甘泉主编《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53页。

[55] 〔日〕堀敏一：《日本的中国古代身分制研究动向——以六朝隋唐为中心》，《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161页。

[56] 〔日〕西嶋定生：《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特质的问题所在》，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中华书局，1993，第25页。

[57] 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第3285页。

[58]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12页。

[59] 吕利：《律简身份法考论——秦汉初期国家秩序中的身份》，第29页。

[60] 谢大任：《拉丁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8，第517页。

[61] 徐国栋：《人身关系流变考》，《法学》2002年第6期，第50页。

[62] 郭玉锦：《中国身份制及其潜功能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6页。

[63] 钱大军：《身分与法律义务、法律义务冲突》，《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2期，第33页。

[64] 〔意〕阿尔多·贝特鲁奇著，徐国栋译《从身份到契约与罗马的身份制度》，《现代法学》1997年第6期，第90页。

[65] 戴炎辉：《中国法制史》，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9，第三版，第33页。

[66] 李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第4页。

[67] 〔英〕彼得·伯克著，姚朋、周玉鹏等译，刘北成校《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75页。

[68] 林剑鸣：《西汉时代生产关系的特点》，《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期，第147页。

[69] 参见〔日〕尾形勇等编《历史学事典》（第10卷）（身份与共同体），弘文堂，2003；瞿同祖著，邱立波译《汉代社会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2页。

[70]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二版，第251页。

[71] 〔德〕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商务印书馆，1997，第246页。

[72]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载《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2版，第287页注。

[73] 葛承雍：《中国古代等级社会》，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第3页。

[74]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837页。

[75] 参见〔加〕布鲁斯·G.崔格尔著，徐坚译《理解早期文明：比较研究》，第34～35页。

[76] 主张官奴婢说的代表有宫长为、宋敏《“隶臣妾”是秦的官奴婢》，《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主张奴隶说的代表有高敏《关于秦律中的“隶臣妾”问题质疑——读〈云梦秦简〉札记兼与高恒同志商榷》，载《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2版；高敏、刘汉东《秦简“隶臣妾”确为奴隶说——兼与林剑鸣先生商榷》，《学术月刊》1984年第9期；苏诚鉴《秦“隶臣妾”为官奴隶说——兼论我国历史上“岁刑”制的起源》，《江淮论坛》1982年第1期。主张单纯刑徒说的代表有林剑鸣《“隶臣妾”辨》，《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林剑鸣《“隶臣妾”并非奴隶》，《历史论丛》1983年第3期；主张是带有奴隶残余属性的刑徒说的代表有王占通、栗劲《“隶臣妾”是带有奴隶残余属性的刑徒》，《吉林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栗劲《秦律和罪刑法定主义》，《法学研究》1984年第3期；主张虽为刑徒但实质上是奴隶身份的代表有钱大群《谈“隶臣妾”与秦代的刑罚制度》，《法学研究》1983年第5期；钱大群《再谈“隶臣妾”与秦代的刑罚制度》，《法学研究》1985年第6期；高恒《秦律中“隶臣妾”问题的探讨》《秦律中的刑徒及其刑期问题》，载高恒《秦汉法制论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张金光《关于秦刑徒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1辑；徐鸿修《从古代罪人收孥刑的变迁看“隶臣妾”、“城旦舂”的身份》，《文史哲》1984年第5期；主张官奴隶兼刑徒说的代表有刘海年《秦代刑罚考析》，载《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刘海年《关于中国岁刑的起源——兼谈秦刑徒和隶臣妾的身份》（上），《法学研究》1985年第5期；刘海年《关于中国岁刑的起源——兼谈秦刑徒和隶臣妾的身份》（下），《法学研究》1985年第6期；李力《亦谈“隶臣妾”与秦代刑罚制度》，《法学研究》1984年第3期；李力《秦刑徒刑期辨正》，《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李力《秦简“小隶臣妾”的身份与来源》，《法学研究》1993年第3期等。李力先生在其专著《“隶臣妾”身份再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对“隶臣妾”的学术研究概况有着详尽的概述。

[77] 日本学者冨谷至认为，由于劳役刑名的符号化，“隶臣妾”逐渐被同为三岁刑的鬼薪刑吸收，大约在武帝中期后就消失了。参见〔日〕冨谷至著，柴生芳、朱恒晔译《秦汉刑罚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04页。而张建国先生却认为，武帝太初元年夏五月，“数用五”，因此刑罚也分为五等，此后“隶臣妾”消失。参见张建国《西汉刑制改革新探》，载《中国法系的形成与发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246页。

[78] （汉）班固：《汉书》卷16《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542、611、617、619、630页。

[79] 吴荣曾：《胥靡试探——论战国的刑徒制》，载《先秦两汉史研究》，中华书局，1995，第156页。

[80] 吴荣曾：《胥靡试探——论战国的刑徒制》，载《先秦两汉史研究》，第156页。

[81] 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第1175页。

[82] 胡乔木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第三卷），第1327～1328页。

[83] 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第1176页。

[84] 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第304页。

[85]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第1448页。

[86] 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修订本）》，第1176页。

[87] 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第304页。

[88] 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33、70～71、77、133～134、136、137、144、261页。

[89] 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龙岗秦简》，中华书局，2001，第77页。

[90] 参见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龙岗秦简》，第46、98、197页。

[91]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149页。

[92] 参见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164页。

[93]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212、382页。

[94]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31、111、203页。

[95]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82、227、313、272、283、385页。

[96]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197、93页。

[97]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发掘报告》，第192页。

[98] 杨振红：《徭、戍为秦汉正卒基本义务说——更卒之役不是“徭”》，《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第339页。

[99] 李力：《论“徒隶”的身份——从新出土里耶秦简入手》，载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36页。

[100] 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岳麓书社，2000，第28页。

[101] 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73页。

[102]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217页。

[103]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发掘报告》，第185页。其他案例请参见该书第187～190页。

[104]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76页。

[105] 〔日〕渡边信一郎著，庄佩珍译《汉代国家的社会性劳动的编制》，载〔日〕佐竹靖彦主编《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08，第300页。

[106]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第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第42、49、65页。

[107] 陈直：《关于两汉的徒》，载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第273、275页。

[108] 胡平生、张德芳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5页。

[109]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第24页。

[110] 宋杰：《汉代牢狱的管理制度》，载梁安和、徐卫民主编《秦汉研究》（第五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第37、38页。

[111] 劳榦：《居延汉简考释》，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秦汉卷），第1083页。

[112]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第4页。

[113]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第351页。

[11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第212页。

[115] 胡平生、张德芳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98页。参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第324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释文》，第149页。

[116]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59页。

[117]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第326页。

[118]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文物》2000年第5期，第23页。

[119] 胡平生、张德芳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136页。

[120] （汉）班固：《汉书》卷15上《王子侯表上》，第452页。

[121] 参见张建国《汉代的罚作、复作与弛刑》，《中外法学》2006年第5期，第600页；刘洋《汉代“复作”徒考辨》，《南都学坛》2008年第4期，第31页；陈玲《从简帛文献看汉代的复作》，《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185页。

[122]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53页。

[123] 由于悬泉简牍尚未完全出版，因此这些简牍带有原始编号。参见陈玲《简牍所见汉代边塞刑徒的管理》，《南都学坛》2010年第5期，第188页。

[124] 魏德胜：《〈睡虎地秦墓竹简〉语法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65页。

[125] （清）沈家本撰，邓经元、骈宇骞点校《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1985，第339页。

[126] 李力：《“隶臣妾”身份再研究》，第236页。

[127]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46页。

[128] 参见吴树平《云梦秦简所反映的秦代社会阶级状况》，载《云梦秦简研究》，第107页；于豪亮、李均明《秦简所反映的军事制度》，载《云梦秦简研究》，第163页；刘海年《云梦秦简的发现与秦律研究》，《法学研究》1982年第1期，第58页；杨升南《云梦秦简中“隶臣妾”的身分和战国时秦国的社会性质》，《郑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第28页；杨师群《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国有制经济》，《史学月刊》1995年第4期，第46页。

[129] 参见张金光《关于秦刑徒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2页；李力《“隶臣妾”身份再研究》，第236页。

[130]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68页。

[131]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02、204、161、202、154页。

[132]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10、13、13、14、21、25、30、43、62页。

[133] 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岗秦简》，第90页。

[134]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107页。

[135]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98、199页。

[136] 〔日〕堀毅著，萧红燕等译《秦汉法制史论考》，法律出版社，1988，第163页；韩树峰：《秦汉律令中的“完”刑》，《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49页；〔日〕冨谷至著，柴生芳、朱恒晔译《秦汉刑罚制度研究》，第10页。

[137]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14、20、20、25页。

[138] 〔日〕冨谷至著，柴生芳、朱恒晔译《秦汉刑罚制度研究》，第21页。

[139] 徐世红：《秦及汉初律中的城旦刑》，载张中秋编《中华法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第196页。

[140] 于振波：《秦汉法律与社会》，第60页。

[141] 栗劲：《秦律通论》，第249页。

[142] 参见韩树峰《秦汉律令中的“完”刑》，《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50页。

[143]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26页。

[144] 韩树峰：《秦汉律令中的完刑》，《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49页。

[145] 张全民：《髡、耐、完刑关系考辨》，《湘潭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第130页。

[146] （汉）班固：《汉书》卷2《惠帝纪》，第88页。

[147] 参见徐世虹《汉简所见劳役刑名资料考释》，载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一辑），巴蜀书社，1999，第90页。

[148] 徐世虹：《秦及汉初律中的城旦刑》，载张中秋编《中华法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第204页。

[149] 参见徐世虹《汉简所见劳役刑名资料考释》，载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一辑），第90页。

[150] 中国文物研究所等：《龙岗秦简》，第116页。

[151] 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82、195、196页。

[152] 吴荣曾：《胥靡试探——论战国的刑徒制》，载吴荣曾《先秦两汉史研究》，第157页。

[153]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第117页。

[154] 韩树峰：《秦汉徒刑散论》，《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48页。

[155] 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2003，第47页。

[156] 张全民：《〈周礼〉所见法制研究》（法制篇），法律出版社，2004，第95页。

[157] 张全民：《〈周礼〉所见法制研究》（法制篇），第101页。

[158] 刘海年：《战国时期齐国法律史料的重要发现——读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法学研究》1987年第2期，第74页。

[159]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第142、146页。

[160] 陈乃华：《论齐国法制对汉制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40页。

[161] 裘锡圭：《战国时代社会性质试探》，载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413页。

[162] 参见滨口重国《汉代的强制劳役刑及其他》，仁井田陞《支那的刑罚体系的变迁》；转引自〔日〕堀毅著，萧红燕等译《秦汉法制史论考》，第156页。

[163] 〔日〕堀毅著，萧红燕等译《秦汉法制史论考》，第169页。

[164] 钱穆：《秦汉史》，三联书店，2004，第9页。

[165] 张建国：《西汉刑制改革新探》，载张建国《中国法系的形成与发达》，第242页。

[166] 参见张建国《西汉刑制改革新探》，载《中国法系的形成与发达》，第246页。

[167] 韩树峰：《秦汉徒刑散论》，《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43页。

[168] 曹旅宁：《秦律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108页。

[169]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53页。

[170] 资料来源于陈松长编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第54～84页。表格来源于于振波《〈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札记之一——关于奴婢之廪食标准》，文章首发于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35。

[171]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67页。

[172]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第140页。

[173]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87页。

[174]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93页。

[175]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36页。

[176] 参见杨树达撰，王子今导读《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46页；瞿宣颖纂辑《中国社会史料丛钞》（下），上海书店，1985，第586页。

[177] 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2005，第673页。

[178]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623页。

[179] 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第150页。

[180]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68页。

[181] 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168页。

[182] 参见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第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35页；李均明《张家山汉简奴婢考》，载《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四号），第4页。〔韩〕尹在硕《张家山汉简所见的家庭犯罪及刑罚材料》，载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三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第59页。

[183] 参见张小锋《释张家山汉简中的“御婢”》，载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6辑），第128页。

[184]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38《冯绲列传》，第1283页。

[185] （汉）班固：《汉书》卷72《王吉传》，第3068页。

[186] “隶臣妾”的性质已在前面做了讨论，故在此省略。对人奴、人奴妾、人臣、人妾等的讨论，集中于“臣妾”的讨论之中。

[187] （清）桂馥撰《说文解字义证》，第629页。

[188] 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78页。

[189] 参见李根蟠《从秦汉家庭论及家庭结构的动态变化》，《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3页；许倬云《汉代家庭的大小》，载许倬云《求古篇》，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第126页。

[190] 〔日〕滋贺秀三著，张建国、李力译《中国家族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第42页。

[191]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第163页。

[192] 赵彩花：《〈史记〉〈汉书〉家人解》，《语文研究》2003年第3期，第35页。

[193] （汉）司马迁：《史记》卷57《绛侯周勃世家》，第2072页。

[194]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45《张酺列传》，第1531页。

[195] （汉）司马迁：《史记》卷111《卫将军列传》，第2922页。

[196] （汉）班固：《汉书》卷61《张骞传》，第2695页。

[197]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97页。

[198]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38页。

[199] 〔日〕仁井田陞：《中国身份法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第690页。

[200] 〔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著，杨东莼等译《古代社会》（下），商务印书馆，2012，第545～546页。

[201] 〔法〕安·比尔基埃等主编，袁树仁等译《家庭史（第一卷）：遥远的世界，古老的世界》，三联书店，1998，第13页。

[202] 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14页。

[203] 参见张荣强《湖南里耶所出“秦代迁陵县南阳里户版”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71页；黎明钊《里耶秦简：户籍档案的探讨》，《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14页；陈絜《里耶“户籍简”与战国末期的基层社会》，《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23页；文霞《试论秦汉简牍中奴婢的户籍问题》，《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91页等。

[204] 〔英〕梅因著，沈景一译《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第93～94页。

[205] 〔日〕滋贺秀三著，张建国、李力译《中国家族法原理》，第65页。

[206] 〔日〕尾形勇著，张鹤泉译《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中华书局，2010，第177页。

[207] 〔法〕古郎士著，李玄伯译、张天虹勘校《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第90页。

[208] 〔美〕D.布迪、C.莫里斯著，朱勇译《中华帝国的法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138页。

[209] 〔英〕梅因著，沈景一译《古代法》，第95页。

[210] 文献简牍资料中一般都称为“庶人”，意即普通百姓。但有些简牍中的“庶人”并不表示普通百姓，而是表示与奴婢相关的某种身份。笔者将在第六章详细讨论“庶人”问题，为避免混淆，笔者用“庶民”表示普通百姓。

[211] 〔日〕尾形勇著，张鹤泉译《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第156页。

[212] 〔日〕尾形勇著，张鹤泉译《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第55页。

[213] 〔日〕尾形勇著，张鹤泉译《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第176页。

[214] 沈长云：《释〈大盂鼎〉铭“人鬲自驭至于庶人”》，载沈长云《上古史探研》，中华书局，2002，第227页。

[215] 曹旅宁：《秦汉法律简牍中的“庶人”身份及法律地位问题》，《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14页。

[216] （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365页。

[217] （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102页。

[218] 黄留珠：《秦简“敖童”解》，《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第179页。

[219] （汉）司马迁：《史记》卷12《孝武本纪》，第463页。

[220] （汉）班固：《汉书》卷57上《司马相如列传上》，第2531页。

[221] （汉）班固：《汉书》卷48《贾谊传》，第2242页。

[222] 劳榦：《汉代的雇佣制度》，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秦汉卷）》，第692页。

[223] 洪艺芳：《敦煌文献中奴婢称谓词的词汇特色》，《敦煌学辑刊》2012年第2期，第52页。

[224] （汉）班固：《汉书》卷98《元后传》，第4023页。

[225] （汉）司马迁：《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30页。

[226] 洪艺芳：《敦煌文献中奴婢称谓词的词汇特色》，《敦煌学辑刊》2012年第2期，第55页。

[227] 洪艺芳：《敦煌文献中奴婢称谓词的词汇特色》，《敦煌学辑刊》2012年第2期，第51页。

[228] 劳榦：《汉代的雇佣制度》，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秦汉卷）》，第692页。

[229] 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下），第379～380页。

[230] 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下），第590页。

[231] 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上），第332页。

[232] 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第2815页。

[233] （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118页。

[234] （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102页。

[235] 〔日〕滋贺秀三著，张建国、李力译《中国家族法原理》，第449页。

[236]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种释文注释》，文物出版社，1990，第183、190、197、205、233、233页。

[237] 参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第2版，第772页。

[238] 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49、51页。

[239] 林剑鸣：《秦汉史》，第626页。

[240]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30页。

[241] 胡平生、李天虹：《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556页。

[242] 王爱清：《“私属”新探》，《史学月刊》2007年第2期，第28页。

[243]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第6页。

[244] 林剑鸣：《秦汉史》，第626页。

[245] 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第31页。

[246] 赵梦涵：《试论王莽改革中的奴婢问题》，《史学月刊》1986年第1期，第15页；陈连庆：《先秦及秦汉史上的债务奴隶》，《北京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第128页。

[247] 程有为：《论王莽改制中的“私属”身份》，《中州学刊》1983年第3期，第106页；邱永明、章义和：《王莽改制中的“私属”问题新探》，《历史教学问题》1987年第4期，第18页。

[248]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第34、34、37页。

[249] 饶宗颐、李均明：《敦煌汉简编年考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第98页。

[25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第27、81、118、30页。

[25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第36、54、102页。

[25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第29、55、81页。

[253]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第30、31、31、31页。

[254] 刘殿爵、陈方正编《汉官六种逐字索引》，香港商务印书馆，1993，第31页。

[255] 胡平生、张德芳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140页。

[256] 陈直：《史记新证》，中华书局，2006，第123页。

[257] （汉）司马迁：《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000页。

[258]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109页。

[259] （汉）司马迁：《史记》卷86《刺客列传》，第2537页。

[260] （汉）班固：《汉书》卷16《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528页。

[261] 裘锡圭：《战国时代社会性质试探》，载《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413页。

[262]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23、88页。

[263] 参见裘锡圭《新发现的居延汉简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4期，第110页。

[264] 朱绍侯：《对居延敦煌汉简中庸的性质浅议》，《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3页。

[265] 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第40页。

[266] （魏）徐幹撰，孙启治解诂《中论解诂》，中华书局，2014，第388页。

[267] （汉）班固：《汉书》卷49《晁错传》，第2296页。

[268]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种释文注释》，第199页。

[269] （汉）司马迁：《史记》卷100《栾布列传》，第2734页。

[270] （汉）班固：《汉书》卷27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上》，第1367页。

[271] （汉）班固：《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86页。

[272] 〔日〕好并隆司：《汉代下层庶人的存在形态》，转引自〔日〕堀敏一著，韩国磐等译《均田制的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第323页。

[273] 〔日〕堀敏一：《日本的中国古代身份制研究动向——以六朝隋唐为中心》，《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162页。

[274] 刘泽华主编《中国文化通志·制度文化典》（社会阶层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73页。

[275] 〔日〕堀敏一著，韩国磐等译《均田制的研究》，第329、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