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所述“中亚”指的是狭义的中亚，即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实际上，中亚的称谓在不同时期由不同国家看来有着不同的含义，反映出这些国家各自的主张和利益偏好。

新独立的中亚五国倾向于把自己所在的地区称作中亚，俄文为“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即“中央亚细亚”）。俄文“Центральная”指的是“中心”或“中央”。该称谓于1992年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率先提出，旨在强调中亚国家的共性，不断推动中亚地区的一体化。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倡议很快得到中亚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认可并被普遍采用。中亚国家承认彼此之间在地理、历史、文化等很多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它们也注重强调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就目前来看，中亚国家对于中亚的认同程度与欧洲国家对于欧洲的认同程度相比还差得很远。中亚国家并非始终使用“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的概念，它们偶尔也使用另一种说法“Средняя Азия”。俄文“Средняя”指的是“中间”或“中部”，“Средняя Азия”翻译过来就是“中部亚细亚”。例如，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曾使用“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и Казахстан”（即“中部亚细亚与哈萨克斯坦”），目的是向外界表明哈萨克斯坦的独特性。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и Казахстан”是苏联中央政府对于中亚地区五个加盟共和国的称谓，因而是个历史概念。苏联时期关于“Средняя Азия”权威的解释是：“苏联亚洲的一部分，西起里海，东到中苏边界，北起咸海—额尔齐斯分水线，南达苏联同伊朗和阿富汗边界。”[1]今天我们在俄罗斯学者的文章中还经常可以看到用“Средняя Азия”来指中亚，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那句名言——“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2015年10月，普京总统在瓦尔代年会上表示“苏联解体首先是人道悲剧。2500万俄罗斯人流落异国他乡！俄罗斯民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分离民族！”[2]俄罗斯人对于帝国历史的留恋是他人很难体会的。普京总统提出建立欧亚联盟的战略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而中亚国家对于中亚概念的偏好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它们对于苏联历史的态度。它们对于独立、主权和平等的珍视从这里也能窥见一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地理和文化角度阐释中亚的概念，认为“中亚”包括“今位于阿富汗、中国西部、印度北部、东北伊朗、蒙古、巴基斯坦以及苏联诸中亚共和国境内的各个地区”。[3]

美国偏好把中亚与除俄罗斯和中国以外的其他邻近地域和国家联系起来，最初推动中亚国家与土耳其靠近，失败后又推出“大中亚”的概念，把中亚五国与阿富汗、蒙古，巴基斯坦北部、印度北部、伊朗北部，俄罗斯的南部以及中国的新疆放在一起。美国后来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与“大中亚”计划一脉相承，反映出美国的地缘政治意图。二者的目的都是在地缘政治上把阿富汗作为中心，把中亚与南亚等地区联系起来，促进中亚国家与南亚国家的一体化，逐渐淡化中亚与俄罗斯、中国的联系。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大量使用中亚“大博弈”的概念以及极力渲染中俄在中亚的竞争也与此有关。

中国多使用中亚五国的概念，认可并强调中亚五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中国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关系中平等的行为主体。中国尊重中亚国家的独立，尊重中亚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颠覆别国合法政权，坚持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与中亚国家开展合作。事实上，支持中亚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平等不仅符合中国的外交政策原则，同时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最优选项。中亚地区不是任何大国的势力范围，“大博弈”的概念也不适用于今天中亚的国际关系。

中亚五国是中国的邻国，其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与中国有长达3300公里的边界线。如何与邻国相处，不仅要相安无事，而且要合作共赢，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个命题对于中国来说非常重要。

虽然中亚五国的名称里都有一个“斯坦”（出自波斯语，本义指面积较大的地区），它们又都位于中亚地区，但实际上中亚远非铁板一块，五国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中亚国家的共性与个性叠加在一起使“当代中亚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和有趣。

中亚国家获得独立已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其发展呈现出波状起伏、蜿蜒上升的路线。它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或者说是中亚国家或主动或被动选择的结果。这里所说的内部因素指的是中亚国家的地理、历史、文化、民族、宗教、政治、经济、安全等内生因素，而外部因素指的是中亚国家以外影响中亚的因素，特别是大国因素。

中亚国家从独立起就面临着选择与被选择的难题。它们作为主体在与客体——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根据自身的情况、目的和需要、习惯和偏好对于围绕主体活动存在的事务的多种可能性进行分析、比较、利弊判断，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它们做出的选择常常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到各种内外条件的制约。有时主动性多一些，表现为争取利益的多寡；有时被动性多一些，表现为避免损失的多寡。选择空间的大小取决于主体的资源禀赋和内化外部条件的能力。资源禀赋越优越、内化能力越强的主体越能够突破客观条件的限制，建立起对己有利的可能性网络，从而更有效地左右客体和掌控自身的命运。国家的内外政策选择本身与国家的决策机制有密切关系。在威权政治体系下内外政策的抉择往往取决于最高统治者一身，由个人、家族、利益集团等少数群体操控，因而未必时时事事都反映国家的利益诉求。中亚国家的发展历程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塑造主体、改变客体及彼此关系的过程，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选择”——主观性与“被选择”——客观性的统一。在这个过程中，中亚国家的主观能动性不断扩展和增强，主体地位不断巩固和提高。中亚国家的发展历程犹如一部历史剧，编剧和主角都是中亚国家，只不过舞台不受中亚国家操控，剧情的演进并不总是按照剧本进行。

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是采用马克思主义以及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方法，对中亚的地理、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安全、民族、外交等主要领域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性梳理，对这些领域的基本问题进行客观描述、准确概括和深入分析，总结基本特点和发展规律，对中国如何开展中亚外交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这本书也算是笔者对于过去十余年中亚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引发读者对于中亚的兴趣，为他们了解中亚提供一些信息，也希望对于从事有关中亚工作的同志能有所裨益。作为学者，能够以一己绵薄之力推动中国“当代中亚学”的建设，促进中国和中亚国家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当然是心之所向、义不容辞。

[1] 潘志平、石岚：《新疆和中亚及有关的地理概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期。

[2] 盛世良：《普京纵论世界大势——瓦尔代年会侧记》，出自盛世良先生于2015年10月29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年会上的发言。

[3] A.H.丹尼、V.M.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一卷），芮传明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0，第3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