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人类主义/人类例外主义/人类中心主义

人工智能，尖锐地击破了晚近几百年根深蒂固的“人类例外主义”（human exceptionalism）。在今天的“非人类”（non-humans）面前，人类无法继续自视“例外”。人类在物种学上将自身称作“智人”（homo sapiens），然而，这个自我界定（实则颇有点自我贴金的意味）在人工智能兴起的今天，恰恰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人类例外主义”另一个更为人知的名字，就是“人类主义”——这是一个直接以“人类”为主义的思潮。从思想史视角出发来考察，“人类主义”（“人类例外主义”）可以追溯到卡尔·雅斯贝尔斯笔下的“轴心时代”（亦即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古希腊的普罗塔戈拉尝言：“人是万物的尺度。”[25]中国的孟子声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26]他们诚然都是人类例外主义者。[27]然而，到16世纪人类主义才开始成为统治性的思潮。

古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安德烈·勒罗伊 古汉曾把写于16世纪的《西游记》作为分析对象，提出那个时候僧侣还可以和猴王、一只猪、一条人形鱼（勒罗伊 古汉认为沙僧的本相是鱼）一起出游，存在着未知的土地，那里有未知的居住者。而16世纪之后，怪物开始消失。人们眼里只有人。[28]

在人类主义框架下，人类被放置在宇宙的中心，当“人/仁”不让地占据着舞台的“C位”（即“center”，中心）。是故，人类主义亦可称作“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晚近数百年来，人类主义是如此根深蒂固，乃至于当一个人被评论为“人类主义者”（汉语语境里的“人文主义者”）时，此人会很清楚，这是对自己的极大褒扬。而一个人能犯下的最大的罪，恐怕就是“反人类罪”了——阿道夫·希特勒就是被视作犯下了“反人类罪”。人们眼里只有人。

然而，人类主义彻底遮掩了如下问题：谁是被放置在宇宙中心的“人类”？这绝非自明。人类主义是一个“中心 边缘”的架构，存在中心，就意味着存在边缘。尽管16世纪之后的人类主义越来越多地高举自由、平等等价值，但这都是基于被放置于中心位置的群体而言。16世纪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时，他们眼里的土著并不算“人类”；被运奴船送去“新大陆”的那些黑人，也没被看作“人类”。

人类主义建立在“中心 边缘”的等级制上：存在“人类中心主义”，就会存在各式各样的“中心”主义。16世纪以降，男人、白人、美国人、西方人、雅利安人、理性经济人等，都曾隐在乃至显在地占据“人类”的位置，女人、黑人、亚洲人、东方人、犹太人、印第安人、穷人、疯人（这个名单并没有尽头），则被隐在乃至显在地排斥在“人类”的位置之外。

我们还可以看到：从人类主义（人类例外主义）到特朗普主义（美国例外主义）再到个人主义（自我例外主义），这条线索一脉相承。从“人们眼里只有人”，到“人们眼里只有自己人”，再到“人们眼里只有自己”，这条贯穿性的脉络构成了现代性的背景性框架。[29]

人把“自己”——从“人类”整体到“自我”个体——定位为理性的，进而再把“自己”界定为典范性的（paradig-mic）。这意味着，所有的物种（乃至其他“人种”）都被我们强行拽过来以自己作为参照，来判断他们这里不足或者那里不足——从“人是万物的尺度”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皆如此。

在人类主义框架下，“人”被设定成可以同其他“对象”根本性地分割开来，并且因这一可分割性，后者便能被对象化与效用化为“物”（things），亦即根据其对人的有用性确立其价值。人类主义用“人类学机器”（anthropological machine，吉奥乔·阿甘本的术语），确立起一个“人”高于其他“物”（动物 植物 无机物）的等级制。[30]在人类主义主导下的近四百年人文与社会科学话语中，所有的“物”在根本上都基于其对人的有用性被讨论。

有一个在我们的生活中被广泛使用的词，听上去颇具科学质感，且政治 意识形态“中性”，然而却赤裸裸地标识出了人类主义的效用逻辑——那就是“资源”（resources）。譬如，“自然资源”。该词实际上标识了：“自然”已不再是世界的终极根据（“自然秩序”“自然法”中的“自然”）[31]，而是变成了任“人”取用的对象。又譬如“人力资源”。今天几乎每个大公司，都设有“人力资源部”。“人力资源”这个词被广泛使用，清晰地标识出了：“人”本身亦被“物”化。人类主义框架下的“人类学机器”，最终会把“人”本身吞没。

当人类把自己作为一种“主义”时，很多事情就变得危险起来了。类比一下，我们知道“大虫吃人”是一种纯粹的生物性行为，“武松打虎”是生物性层面上的自卫行为。但是如果在“大虫”后面加上“主义”这个词，“大虫吃人”这个行为在价值规范层面上就变得正当了。[32]在“大虫主义”框架下，大虫变成了“万物的尺度”。同样地，人类主义使得“人类”在规范层面上拥有了特权，在这个框架下，人类对各种动植物、非生物乃至包括地球、火星在内的行星等“非人类”做出的一切残忍行为（吃熊掌、穿皮革、无节制破坏生态造成物种大灭绝……），都变得正当，变得无可厚非。

晚近数百年来，人类主义框架已然无所不在，我们用它评判所有“非人类”——说它们有用或者没用（譬如“益虫”“害虫”），断定是不是“类人”。更进一步，我们还用这个框架来评价自身。当我们把理性的人定义为典范性的“人”时，那么其他所有不符合这个范式的人，就变成了“亚人”（sub-human）。疯人、犹太人、黄种人、印第安人、黑人、拉美人（如唐纳德·特朗普口中都是强奸犯的墨西哥人[33]）、女人以及晚近的LGBTQ，皆在不同的情境下成为过“亚人”；而针对他们的各种残忍的政治性操作（典型如纳粹的“最终方案”），则在捍卫“人类”（“人性”“人道”……）的名义下展开。在人类主义的话语框架里面，这些“人”实际上处在“边缘”乃至“外部”的位置上——他们并非没有位置，而是处在一个离奇的结构性位置上，以被排斥的方式而被纳入人类主义框架。换言之，他们恰恰是以被排斥为“亚人”的方式，而被纳入为“人”。

当代世界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文明秩序模式，实则建立在人类主义之上——仅仅只有“人”，而非其他物种，有资格享有约翰·罗尔斯所说的诸种“基本自由”（尤其是产权）。[34]弗朗西斯·福山于1989年宣称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标识了“历史的终结”[35]，便是人类主义框架下的一个最为自信满满的形而上学论说。[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