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技协同的共同体

对于知识型人才而言，学科是其习得和创造学科知识、技术的工作场景，更是其在与知识、技术协同中实现自我价值和能力提升的学术场域。具体而言，技术弥补了人的力量天然之不足，技术也在人的使用和创新中更加贴近人的需求，人与技术互构互驯。在医学活动中，通过人技协同，人们在对抗疾病中形成更好的预期，在探索健康中达致更高的水平。以学科为场域，人与知识、技术之间相互依存，并集聚成推动学科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人技协同互促全面发展

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延伸，技术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反之，人克服自身弱点，发挥自身优势，利用并改造技术，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生产生活。人与技术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写照，人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产生了技术，但在自然面前技术并非无所不能，人与技术相互协同、演进，使人与自然之间实现平衡、统一。

(一) 使用技术是人的天赋

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布莱恩·阿瑟 ( Brian Arthur)对技术有三个定义：技术是实现人的目的的一种手段；技术是实践和元器件的集成；技术是在某种文化中得以应用的装置和工程实践的集合 (阿瑟， 2014) 。牛津词典将技术称为“机械艺术的集合”，韦氏词典将技术表述为“人类创造物质文化的手段的总和”。本书所说的“技术”包含三重内涵：一是知识、技术，是人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成果，这是核心内涵，兼具主观性和客观性；二是将知识、技术内化而形成的技能、素养，或者主观认识、思维方式、解决问题能力，具有主观性；三是将知识、技术外化而形成的设备、器械，是物化的客观存在。

技术的产生源于人弥补自身不足的渴望。技术使人的肢体具有更全面的力量，并可以根据人的目的任意调整：既可以变得更加坚硬、强大，摧毁一切；又可以变得十分柔软、细微，无孔不入。最早的技术之一——用锋利的石块采割果实、捕猎动物、剥制兽皮，使“智人”弥补自身没有尖牙利刃的先天不足，并将人从动物中分离出来。纵观人类历史上的前三次技术革命——蒸汽技术使机器取代人力和手工劳动，电气技术使人类掌握电这一自然力，信息技术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先后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分别把人类带入了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已经拉开序幕的第四次技术革命，以5G通信技术和通用人工智能技术 ( Gener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AI) 为核心，将实现万物互联和万物智能，不仅使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具备更强大的创造力，还让人类更进一步认识自己。

案例1-7

有研究显示，借助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可提供三维立体高清图像，且画面不颤动，机械臂可以多个方向自由活动，比人手更具灵活性。

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 ( NOSES) 被认为“微创中的微创” 。达芬奇机器人手术操作系统具有手术视野广阔、操作精准度高等诸多临床应用优势；同时，研究数据显示，达芬奇机器人NOSES法还具有术式安全、住院费用低、术中出血量少、住院时间缩短且低位直肠癌保肛率高等优点。并且，NOSES的整个操作不与肿瘤接触，外翻离断肠管放置抵钉座可避免腹腔污染，更体现无菌无瘤原则。对于医师而言，相较于腹腔镜手术，达芬奇机器人NOSES法从第一次接触到熟练掌握的学习曲线更短，尤其对于有着丰富手术经验的外科医生而言，会更加缩短学习曲线。因此，达芬奇机器人与NOSES的有效结合具有显著的临床应用优势。

资料来源：刘军等 (2023)。

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人力的天然不足，为患者带来了更好的就诊体验，提高了诊疗效果。与此同时，人自身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医患实现了双赢。

(二) 人克服技术的“弊端”

技术的发展增强和扩展了人类的能力，也让人对技术越来越依赖。现代社会智能手机广泛渗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一个人出门忘带手机可能让他这一天“一事无成” 。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 ( Herbert Marcuse) 所说，技术原本的作用是解放力量 (让事物工具化)，反过来奴役了人 (让人工具化)。

技术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谁先掌握了新技术，谁就具备了可“控制”或“压制”他人的力量。回顾前三次技术革命，总是先由少数国家发起，这些国家因此站在了世界的前沿，成为世界的“主导者”，或者向外扩张、掠夺资源，或者垄断技术、阻碍他国发展。

同时，技术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为其注入了价值倾向。美国技术哲学家兰登·温纳 ( Langdon Winner) 在《人造物有政治吗》一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在设计师摩斯设计纽约长岛地区天桥时，由于歧视黑人或穷人，故意把天桥设计得低矮，让私家车可以在桥下通行而公交车无法通行，由此把穷人拒之门外 (胡翌霖，2020) 。

总之，人们在与技术的相处中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苹果公司蒂姆·库克 ( Tim Cook) 说道：“我担心的并不是人工智能能够像人一样思考，我更担心的是人们像计算机一样思考，没有价值观，没有同情心，没有对结果的敬畏之心。”

可见，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人对技术的态度。人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主体，人如何看待和使用技术，决定了技术对人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技术本无善恶好坏之分，它只是外化和放大人的价值选择；人并非真的被技术奴役，人只是被自身的欲望奴役。因此，克服技术的“弊端”，本质上是要克服人自身的弱点。这就需要人在创造、使用技术的过程中，保持对人类普遍性价值目标的观照，借助技术的力量为更多的人带去福祉。例如，自行车从一开始被认定为有男性气质的竞速工具，到现在变成男女老少皆宜的通勤工具，这是不同立场的参与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胡翌霖，2020) 。在这个过程中，人通过技术不断地认识客观世界和人类自身，人与技术互相依存、协同、建构，实现人与技术的平衡，人将从中获得内心的安宁。

医学技术是最能体现对人类观照的领域之一，它始终保持对生命和健康的敬畏、对患者的尊重、对医学知识的追求，实现医患的相互理解和共同成长，达到人与技术协同的理想状态。医学技术的“意义”在于为患者减轻和消除痛苦，帮助他们弥补身体的残缺，让他们重拾对自己的信心和对生活的期待。在这样的驱动下，医务人员从最简单的技术运用开始，会在给患者使用听诊器前先用自己掌心的温度将其焐暖，也会在给患者扎针前软语提醒“您的血管比较细，我争取一次性成功，不过您可能会疼一下”，还会在查房时迎着患者充满疑问的目光在其病床前停留更长一些时间……当然，这些远远不够。医务人员会在使用技术的过程中共情患者面对技术时的感受，从而主动思考怎样改善患者体验，让他们在尽量少痛苦的情况下恢复健康、维持生命；主动探索技术尚未抵达的领域，为更多的人带去健康。

(三) 人与自然在人技协同中和谐统一

技术源于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应用。技术兼具客观存在的客体性和人作为创造主体的主体性。技术不只是外在的对象，也不只是内在的潜能，而是内与外之间沟通协调的媒介 (胡翌霖，2020)，是人与外界沟通的桥梁。换言之，技术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集中展现和进化。

技术是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成果，反映着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马克思认为技术在本质上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对自然现象的“捕捉”、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和运用，使人能够在自然中获得生存和发展。从亚历山大·弗莱明 ( Alexander Fleming) 发现青霉素，让曾是不治之症的猩红热、梅毒、结核病、败血病、肺炎、伤寒等得到有效抑制，到屠呦呦发现和研制青蒿素，为全世界数百万饱受疟疾困扰的患者带来福音，医学技术从自然获取原始材料并激发灵感，由此可见一斑。

同时，人运用技术对自然的索取和改造并不是无休止的，即使有技术的加持，人的力量也不可能无边界地延伸。人与技术所不能到达之处，就是自然。布莱恩·阿瑟曾以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件事：在太空中，由于失去了重力，连最简单的事情 (例如喝水) 都变得不同寻常，更别提其他。如果客观自然环境发生变化，人们常见的认知和技术就可能失灵 (阿瑟，2014) 。在自然面前，人和技术是有限的。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技术提高有限生命的质量，但无法阻止衰老；我们可以治愈大约90%的早期癌症患者，但是面对很多中晚期癌症患者却无能为力；我们在自豪于医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现代医学技术的边界仿佛触手可及。这个边界，就是自然的阻滞。

自然的阻滞让人类充分意识到自身力量的局限，既让人类始终保持对自然的敬畏和对自身的清醒认知，在向自然索取的同时尊重和回馈自然，又会激发人类继续探索自然的好奇心，驱使着人类不断精进和创新技术。

在使用技术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相遇，一方面人的力量与自然的力量交锋、对抗，另一方面二者相互作用，直至达成暂时的和解或平衡。技术仿佛是人类的“触角”，使人充满好奇又克制谨慎地探索着自然界。以技术为媒介，人类享受着自然馈赠和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果，也和自然保持着恰当的距离，理智地维持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案例1-8

2003年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式完成之际，国际人类蛋白质组计划 ( HPP )也随之启动。该计划旨在对蛋白质组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和基因组计划研究成果协同合作，真正实现疾病的精准诊断和治疗。 HPP 旨在进一步揭开生命的神秘面纱，并计划于2020年完成涵盖超过90% 的人类蛋白质的研究。但即使这样，人类对蛋白质的了解依然只是触碰到冰山一角，还有许多未被充分研究的蛋白质。 2022年年初，包括中国在内的六国科学家联合发起了“未充分研究蛋白质计划”。我国科学家领衔发起并主导的人体蛋白质组导航国际大科学计划 ( Proteomic Navigator of the Human Body，简称π-HuB计划),将进一步改变由基因组学驱动的生物医学发展态势，为我国引领全球生物医学研究奠定基础，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将造福全人类健康。

资料来源：潘锋 (2023b)。

进一步来讲，每一次技术的重大发展不仅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飞跃提升，还引起了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换言之，技术也体现和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珍妮纺纱机的发明，使纺纱工人被组织起来安排到工厂流水线的不同岗位，人们在工作中的联系因技术和机器而改变。新冠疫情期间，各种远程会议软件兴起，人们借助5G、互联网、云端等技术，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提高了交流效率，调整了交流方式，进而改变了组织形态，塑造着新业态。技术发生作用的过程，必然会把不同的人联结起来，并建立起各种联系。

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社会的“新的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中，现代技术的文明成果得到充分发挥，现代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困境得以真正克服；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得以真正解决。在那里，是“人使用技术”,而不是“技术使用人”；在那里，形成了全面发展和丰富的自由个性的个人，人与技术之间的协同关系得到实现；在那里，人与人在技术的创造和应用中主动、真诚地协作，互相补台、各取所长，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也得到实现。

二、人技协同共绘健康愿景

人类追寻健康的脚步从未停止，医学技术取得的每一次成就，都加快了这一脚步。随着人们对大健康理念形成共识，第四次技术革命拉开帷幕，将深刻影响着未来健康领域。

(一) 人技协同改善医疗结局

患者最渴盼的恐怕就是借助医疗技术提高临床疗效、改善医疗结局。以机器人外科手术技术为基础开发的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是人技协同的集中体现。在复杂的外科手术中，主刀医师借助操作仪器上的3D屏幕手控操作杆和脚控踏板，对机器人进行控制，使其按照医生的指示去完成相应的手术动作。达芬奇机器人仿佛是主刀医师的眼、手等肢体的延伸，它可以弥补人肢体的限制，做到高清成像、灵活精准、保持稳定，显著提高手术质量，更有助于患者术后康复。

此外，各种检查检验技术对临床诊断的支持，是人技协同更为普遍的体现。

案例1-9

近年来，随着高频超声、超声造影、弹性成像等多模态超声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发展，超声新技术的诊断灵敏度大幅提高，已成为评估颈部淋巴结转移 ( Lymph Node Metastasis, LNM) 的首选影像学方法，也进一步提高了术前预测甲状腺乳头状癌 (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PTC) 患者LNM风险的可靠性。与此同时，随着甲状腺癌分子标志物研究的不断深入，包括BRAFV600等多种基因的联合检测方法不断普及，以及CT (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 、 MRI (磁共振成像) 等其他影像学的研究和发展，多模态超声技术与分子标志物、其他影像学技术相融合，将会大幅提高其预测颈部LNM 的能力。临床医生在治疗前可以通过PTC的多模态超声检查特征，并结合其他技术，准确预测颈部LNM情况，为治疗方案的选定或手术范围的选择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参考，最终使更多的PTC患者受益。

资料来源：孙斌等 (2013)。

钟南山院士在接受《人物周刊》采访时曾提出：“对医院来说，要把重点放在早发现、早诊断、早检测、早治疗，这是最高的医术，而不在于抢救多少病人。这个是将来健康中国的发展方向。”要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检测、早治疗，改善医疗结局，归根到底要靠医学人才专业能力的提升，这必然要求人才不断精进自身掌握的知识和技术。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人们可以运用新技术、新理念，更加精细、快捷、高清地为患者查找病因，为早期采取科学干预奠定基础。

(二) 人技协同提高健康可及性

在大健康理念下，健康关注的对象不只是患者，而是全人群。医学技术对人类健康的意义，不仅在于高端技术解决疑难复杂问题，还在于其可及性，让更大范围群体的健康受益。现代技术渗入百姓日常生活，建立健康生活方式是提升全民健康的重要方面。特别是经历新冠疫情后，“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一观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健康管理应当从日常做起，从而对可入户、便携式、个性化的技术设备有了较广泛的刚性需求。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智能眼镜、智能服饰等穿戴式智能设备的广泛使用，用全新的人与技术交互方式，使人们可以及时获取外部与自身信息，并获得专属的、个性化的健康服务。

案例1-10

在基层慢性脑缺血 ( Chronic Cerebral Hypoperfusion, CCH) 患者危险因素智能防控中引入智能可穿戴设备 (智能血压体温手表) 取得了良好效果。智能血压体温手表属于外接式设备，可进行计步/距离/卡路里、血压、体温、心率、血氧饱和度、呼吸频率、运动、睡眠等数据的检测并上传至与设备关联的手机 App，用户可随时在手机 App 及可穿戴设备上查看即时数据。基于智能血压体温手表，搭建数据平台，受试者手机下载数据平台App，建立账号，登录后可进行建档、风险评估、随访、数据上传、检查检验结果查询。健康上报 (数据上传) 可选择手动输入数据，也可使用同步数据功能，一键输入最近一次的监测数据，并可查看历史上报数据。

智能血压体温手表穿戴方式及测量方式都简单易学，即使是高龄老人也可以独立使用。在此基础上，CCH风险人群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相关危险因素指标的采集，几乎可以忽略地域、时间、环境等影响传统随访方式意愿的因素。调查数据表明，在短期内高血压的随访率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大大提升了CCH风险人群对随访的主动性，从而有助于提高CCH风险人群对危险因素的认知及危险因素改善。

资料来源：尹琴琴等 (2023)。

当前我国正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一国家战略坚持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以主动适应人民群众多元化健康需求为出发点，落脚于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倡导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覆盖全生命周期，让人民群众可负担。正因为如此，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实现人民健康，需要全方面的协同：从不同层级医疗机构间的协同，到政、产、学、研、用之间的协同，进而不同区域、地区甚至国家间的协同，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共治格局。

三、人技协同内化于学科

学科以知识为立身之本，占据独特的学术领地。技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推进，而人才在知识的内在牵引下进行汇聚和交流。以知识为内核，学科、技术、人才之间建立起内在联系。学科活动为人技协同提供场域，反过来人技协同推动学科变革。

(一) 学科汇聚人才与技术

学科是知识分化的产物，学科也是知识汇聚之地。不同专业门类的知识形成了不同的学科。作为以学术精神为引领、学术思想为根本、学术进步和传播为目的的组织，学科主要的活动内容以知识为根基展开。知识的分化和聚合促进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而学科是知识的组织载体。

知识为技术进步奠定基础。正如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 ( Joel Mokyr)所说：“过去四百多年煞费苦心的知识积累，辅之以社会的、科学机制的推动及知识扩散，共同奠定了工业革命和现代技术的基础。”随着现代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新技术的产生越来越需要更加系统、专业、深入的知识，一般性、常识性的知识已经不能成为新技术产生的土壤。因此，现代技术反过来帮助建构更高层次的知识和理解，以及帮助揭示更加丰富的现象，从而倒逼知识的更新迭代 (阿瑟，2014) 。通过这样的方式，知识和技术相互推进。

人才以追求知识和真理为自觉，在知识的驱动下，人才不断进行知识的积累、创新、迁移。很多“跨界”科学家就是知识迁移、融合的典范。牛顿曾是剑桥大学的数学教授，爱因斯坦曾担任专利审查员，而达·芬奇被人们誉为“被绘画耽误的科学巨匠”。

换言之，以知识为内驱，学科将人与技术汇聚在一起，它们内在联系、相互促进。

(二) 学科为人技协同提供场域

在人使用技术的过程中，要想发挥技术的价值，需要场域。

首先是技术场域。一项新的技术的产生往往是基于原有的技术。我们熟知的著名发明家瓦特、爱迪生、莱特兄弟，他们的发明都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基于同时代的技术成就。不仅如此，现代技术日益系统化，功能日益网络化，现代技术越来越成为多个技术聚合的产物，如智能手机。

其次是时代场域。技术要为人所用，必须迎合人的需求，而人的需求具有时代性。比如，古人通过观测太阳来判断时间，后来还发明了日晷。这项技术代表着当时世界的尖端技术水平，放到今天也是科学合理的，但是人们绝不会再使用它，取而代之的是精密的手表、闹钟或手机、电脑等各种现代设备。

再次是文化场域。技术的生存与发展受其所在文明的影响，人类的文化环境影响着人们对技术的选择。文化的多样性为技术的多样性提供了生存空间。而在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多样性日益淡化，各种传统文化逐渐被人们淡忘、遗失，一项成功的新技术动辄顷刻间席卷全世界，但是有的新技术不那么幸运，可能尚未进一步完善就已经被湮没。因此，全球化时代一方面为技术更新迭代和广泛传播提供了便利，但另一方面也对技术自身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最后是学术场域。对比中西方技术发展史，近代中国没有延续古代中国科技的辉煌，没有形成有效的聚合、传承和持续发展，根源在于重文轻理的社会文化，未形成普遍崇尚科学技术的社会风气。

当前，我国全社会日益形成重视创新、重视科技、重视人才的浓厚氛围，营造了人技协同的良好生态。在学科层面，学科为人技协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学科汇聚专业知识和技术，集聚和配置学科资源，组织和凝聚知识型人才，涵养包容、多元、创新的文化品性，为技术的孕育和发展奠定基础。

(三) 人技协同助推学科变革

纵观人类医学史，医学代表人物在技术领域的重大发现或创造，一次次推动着医学学科变革。威廉·哈维 ( William Harvey, 1578—1657) 通过活体解剖的实验方法发现血液循环，创建血液循环学说，使生理学从解剖学中分离出来。威廉·康拉德·伦琴 ( Wilhelm Conrad Röntgen, 1845—1923) 发现X射线，为疾病诊断开创了医疗影像技术的先河，更重要的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学科——医学影像学，使人类对疾病的诊断、治疗模式发生了深刻改变，引领人类医学进入了崭新的时代。安东尼·菲利普斯·范·列文虎克(Antonie Philips van Leeuwenhoek, 1632—1723) 改进了显微镜，并用以发现了单细胞生物和细菌，他的发现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科学分支——微生物学。现代外科学的完善，则有赖于消毒、麻醉、止血、输血等技术的产生和进步。詹姆斯·杜威·沃森 ( James Dewey Watson, 1928—)、弗朗西斯·哈利·康普顿·克里克(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 1916—2004) 以及莫里斯·休·弗雷德里克·威尔金斯 ( Maurice Hugh Frederick Wilkins, 1916—2004) 发现并阐明了DNA (脱氧核糖核酸) 分子的双螺旋结构——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奠定了分子生物学的基础。中国医学同样如此，中医学经典《内经》记载了内服、外治、针灸、按摩、导引等疗法，支撑了“治未病”“治病必求于本”等主张，重在未病时采取预防措施、得病后防止疾病发生转变。华佗(145—208) 创用麻沸散施行外科手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新纪元，把外科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被后人尊称为“外科鼻祖”。

面向未来，生命科学、转化医学、个体化医学、精准医学、整合医学等将是21世纪医学发展的优先领域。而这些新兴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其他领域技术革命的助推。以生命科学为例，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说，21世纪将是生命科学的世纪 (许智宏，2001) 。在生命科学孕育和发展的过程中，光学显微镜的发明使细胞的发现和细胞学说的产生成为可能与现实；电子显微镜的出现使生物学的研究进入了亚细胞和分子水平；生物化学技术的发展和不断飞跃对生命科学理论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计算机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生物学的研究效率和精确程度，使生命科学从观察描述进入了精确计算 (齐宝瑛和懂德鹏，2002) 。

案例1-11

2023年4月6日，上海瑞金医院发布脑科学领域“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研究成果：运用脑机接口技术对神经进行调控，患者术后抑郁症状平均改善超过60%。脑机接口技术，简而言之就是将人脑与外部设备连接，从而在获取人脑信息的同时，对人脑施加影响。将其应用于难治性抑郁症患者，将脑起搏器的电极芯片直接连接到大脑神经环路，通过电刺激进行神经调控治疗，改善患者的情绪状态和认知能力。尽管脑机接口技术目前仅是临床研究，但前景可观。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爱德华·利文斯顿·特鲁多(Edward Livingston Trudeau, 1848—1915) 医生的墓志铭是所有医者恪守的行医之道。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医学作为人类探索疾病和生命奥秘的一门学科，其效能也是有限的。要为更多的人驱散疾病痛苦、带去健康福祉，人类必须与医学技术携手并肩。换言之，人技协同让人类更深入、更细致地走近自己、走进自然。

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芝诺的名言：“人的知识就像一个圆，圆内是已知，圆外是未知……你知道的东西越多，不知道的东西也会越多。”在探索健康的道路上，人技相偕，不断拓展人类认知的边界，人类与未知接触的空间也越大。这条边界就是自然，它的存在让我们永远心生敬畏，继续埋头俯身，思索如何走好脚下的路。

医学技术使人类对疾病和健康的探索到达了更加广阔与艰深的领域，克服了人类的先天不足。尽管有人对技术存在一些担忧，但不可否认的是，克服技术弊端的钥匙就掌握在人自己手中。人与技术的相互补益和促进，是推动人类自身进步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