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第一章西欧

西欧1500—1700年的人口增长率数据以及1500—1820年的GDP 增长率数据(除法国外)全部来源于《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的附录B。 1820年后的数据来源请参见下文。

人口：1820—1950年各年的人口估算数据来源详见以下对各国的注释。1950年后的人口数据则来源于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国际项目中心( International Programs Center,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October 2002) 。

GDP：有关1820—1950年各年的GDP 估算详见下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的数据来源注释都是麦迪森的《1820—1992年世界经济之考察》 (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1992, 1995, pp. 126-139)一书中相应部分的简化版本，但对法国、荷兰、葡萄牙、瑞士和西班牙的估计值进行了修订。我还对没有采用的奥地利和希腊新的估计值数据进行了评论。 1950 年后各国的GDP数据均来源于《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的附录C，其中有关数据更新如下：1995—2001年的实际GDP 变动数据来源于OECD的《 1989—2000年OECD国家的国民账户》 ( National Accounts of OECD Countries, 1989—2000, Vol. 1)和《季度国民账户统计》 ( Quarterly National Accounts Statistics, 2/2002)。《世界经济千年史》 ( pp. 171-174,189-190)¹解释了如何得到1990年GDP 的基准水平值。除德国和英国外，为了消除边界变动的影响，我对GDP 的估计值进行了适当调整。

奥地利：按照1913年价格计算的1830年、 1840年、 1850年、 1860年和1870—1913年各年分行业的GDP 估计值来自考泽尔( A. Kausel)的《 1830—1913年的奥地利国民收入》 ( “Österreichs Volkseinkommen 1830 bis 1913” )，该文载于《1829—1979年奥地利中央统计局的历史和成果》 ( Geschichte und Ergeb-nisse der zentralen amtlichen Statistik in Österreich 1829—1979, Beiträge zur österreichischen Statistik, Heft 550, Vienna, 1979, pp. 692-693 ) 。假定1820—1830年人均GDP 的变动与1830—1840年的相同( Kausel, 1979, p. 701)。按照1937年价格计算的1913—1950年分行业和支出项目的GNP 数据来源于考泽尔( A. Kausel) 、内梅特( N. Nemeth)和塞德尔( H. Seidel)的《1913—1963年奥地利国民收入》 ( “Österreichs Volkseinkommen, 1913—1963”, Monatsberichte des Österreichischen Institutes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14th Sonderheft, Vienna, Au-gust 1965, pp. 38, 42); 1937—1945年的数据来源于布切克( F. Butschek)的《1938—1945年奥地利经济》 (Die Österreichische Wirtschaft 1938 bis 1945, Fisch-er, Stuttgart, 1979, p. 65);1950年后的数据来源于OECD。考泽尔的估计针对领土的变化进行了修正，参考了当前奥地利边界内的人口和产出。考泽尔还发表了关于狭义的内莱塔尼亚(奥匈帝国中对应奥地利的部分) 1830—1913年的估算结果( Kausel,1979，见上文) 。广义的内莱塔尼亚还包括现在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加利西亚、布科维纳、的里雅斯特地区、达尔马提亚(达尔马提亚随后分属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三国)。考泽尔起初是奥地利中央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随后成为奥地利中央统计局的副局长。他发表于1979年的文章只是为庆祝奥地利统计局成立150周年而出版的计量经济史研究论文集中的一部分。这部周年庆典卷还包括了其他很多文章，例如赫尔佐曼诺夫斯基( H. Helczmanovszki)有关奥匈帝国不同区域的综合人口统计学分析研究论文《奥匈帝国的人口》 ( “ Die Bevölkerung Österrreich-Ungarns” )等。

大卫·古德( David Good)和马同恕( Tongshu Ma)在《1870—1989年中欧和东欧可比经济增长率》 ( “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870—1989 ”,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1999, Vol. 3, Part 2, pp. 105,107)一文中否认了Kausel(1979)根据非常粗略的计算方法得到的估算结果，并提出了另外一种“基础更坚实的”和“更可行的”估计方法。事实上，他们的方法来源于回归和三个替代指标，这三个替代指标分别是人均寄信数量、粗出生率和非农业人口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他们的估算涉及的时期为1870—1910年，得到的GDP 增长率比考泽尔的要低。在早期的估算中，Good(1994)采用了5个替代指标和另一个不同的估计方法，并惊喜地发现他所得到的结果与考泽尔的结果“几乎一致”。古德和马同恕将考泽尔的直接估计值进行特征化处理是不准确的，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考泽尔的直接估计值是错的，而古德和马同恕的替代估计值是对的。但是，对于那些没有直接估计值的国家和时期，他们的替代估计值还是有用的(见本书第二章)。

麦克斯-斯蒂芬·舒尔茨( Max-Stephen Schulze)在《19世纪晚期哈布斯堡经济的增长和停滞模式》 ( “ Patterns of Growth and Stagna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Habsburg Economy”,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Decem-ber 2000, pp. 311-340)一文中提供了1870—1913年内莱塔尼亚和外莱塔尼亚( Transleithenia，哈布斯堡王朝中对应匈牙利的部分)年度GDP 和人均GDP 的可靠估计结果。在该文中，他并没有对现代的奥地利给出估计值，而是使用了古德和马同恕的结果。他得出现代奥地利的经济增长比内莱塔尼亚慢的结论，这与考泽尔得到的结果正相反。考泽尔估计的奥地利1913年人均GDP比内莱塔尼亚高60%，而舒尔茨估计的差距则为29%。表1-1给出了我根据考泽尔的结果估计出的1830年、1870年和1913年的人口和GDP，最后给出了舒尔茨的估计值。

表1-1 现代和哈布斯堡王朝时期的奥地利人口和GDP(1830—1913)

比利时：1820—1846年农业产出的变动数据来源于马丁·古森斯( Martine Goossens)的《 1812—1846年区域视角下的比利时农业经济发展》 ( De Econo-mische Ontwikkeling van de Belgische Landbouw in Regional Perspectief, 1812—1846, Lenven, 1989) 。 1831—1846年工业产出的估计值由让·加迪索尔( Jean Gadisseur) 提供(假定1820—1831年这一时期的增长率与1831—1842年相同) 。假定1820—1846年服务业产出与人口变化同步。 1846—1913年GDP 数据是根据加迪索尔的《1846—1913年比利时农业生产研究》 ( “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a production agricole en Belgique de 1846 à 1913”, Revue belge d̓histoire contemporaine, Vol.Ⅳ, 1-2, 1973)一文中提供的农业和工业产出变动推算出来的。服务业产出数据来自同一来源，并假定其与服务业就业人数同步变动，根据拜罗克( P. Bairoch)的《劳动年龄人口及其结构》 ( La Population active et sa structure, Brussel, 1968, pp. 87-88)中提供的普查年度数据得到。 1913年的权重以及1913—1950年的GDP 数据来自卡波奈尔( C. Carbonnelle)的《 1900—1957年比利时生产变化研究》 ( “ Recherches sur l̓évolution de la pro-duction en Belgique de 1900 à 1957”, Cahiers Économiques de Bruxelles, No. 3, April 1959, p. 358) 。卡波奈尔只给出几个基准年的GDP 数据，但却提供了许多年份的产品产量数据。对于卡波奈尔提供总产品产量数据的所有年份，为了得到GDP 的估计值，根据插值方法补算了服务业增加值。 1914—1919年和1939—1947年这两个时期的GDP 数据是在1913年和1920年之间以及1939年和1948年之间分别通过插值得到的，假定比利时GDP 的变动模式与法国的相同。 1820—1950年的人口数据来源于《比利时和比利时属刚果统计年鉴(1955) 》 ( Annuaire statistique de la Belgique et du Congo Belge, 1955)。由于德国在1925年将奥伊彭和马尔梅迪两处领土划给比利时，使得比利时人口增加了0. 81%，假定相应地使其产出增长0. 81%，为了消除此影响又对相关数据进行了调整。

丹麦：按照1929年要素成本计算的1820—1947年分行业 GDP 数据来自汉森( S. A. Hansen)的《丹麦的经济增长》 (Økonomisk vaekst i Danmark, Vol.Ⅱ, Institute of Economic History, Copenhagen, 1974, pp. 229-232) 。按照1955年要素成本计算的1947—1960年 GDP 数据来自索仑·拉尔森( Søren Larsen)的《 1947—1965年产出和要素总收入的修正时间序列》( “ Reviderede tidsserier for produktionsvaerdi og bruttofaktorindkomst for perio-den 1947—1965”, CBS, Copenhagen, 1992) 。 1820—1950年的人口数据来源于Hansen(1974，见上文) 。丹麦在1921年获得了北石勒苏益格地区后，总人口数增加了5. 3%,GDP 增加了4. 5%，为了消除这一影响，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必要调整。

芬兰：按照市场价格计算的1860—1960年分行业GDP 数据来自耶尔佩( R. Hjerppe)的《1860—1985年芬兰经济：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The Finnish Economy 1860—1985: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Bank of Finland, Helsinki, 1989, pp. 198-200)。正如海基宁( S. Heikkinen) 、耶尔佩( R. Hjerppe) 、考基安宁( Y. Kaukiainen) 、马卡宁( E. Markkanen)和努梅拉( I. Nummela)在《1750—1913年芬兰的生活水平》 ( “ Förändringar i levnadsstandarden i Finland, 1750—1913” , in G. Karlson, ed. , Levestandarden i Norden 1750—1914, Reykjavik, 1987, p. 74)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假定 1820—1860 年芬兰的人均 GDP 增长了 22. 5%。1820—1950年的人口数据来源于图尔佩宁( O. Turpeinen)的《 1751—1970年芬兰按年龄分组的死亡率》 ( Ikaryhmittainen kuolleisuus Suomessa vv. 1751—1970, Helsinki, 1973) 。芬兰在1940年和1944年割让了部分领土给苏联，但是人口数并没有因此减少，因为被割让领土上的所有居民都迁回了芬兰。

法国：麦迪森( Maddison, 1995)对法国1820—1870年的GDP 估计值已被修订。对于农业和服务业，我使用了图坦( J-C. Toutain)的实际GDP 变化率来估算，但对于工业，因为他计算出的增长率比其他学者估计的要高很多，所以我没有采用他的估计值[参见图坦的《1789—1982年法国的国内产值》 ( Le produit intérieur de la France de 1789 à 1982,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Grenoble, 1987) ] ,而是采用了勒布瓦耶( M. Levy-Leboyer)和勃艮第( F. Bourguignon)的《19世纪的法国经济》(L̓économie Francaise au XIXe siècle, 1984)中的工业指数，并借用了图坦的 1870年产业权重来估算。图坦曾经大幅修订了他对1820—1870年的估计值，参见图坦的《 1789—1990 年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 “ Le produit intérieur brut de la France, 1789—1990 ” , ISMEA, Histoire et Sociétés,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quantitative, 1, No. 11,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Grenoble, 1997, pp. 5-136) ，修订之后的值显示服务业增长较快。这里我采用了他对农业和服务业的新估计值，同时采用了勒布瓦耶和勃艮第对工业的估计值。 1870年以后的数据来源不变，参见Maddison(1995,pp. 127-130)。

1500—1600年和1700—1820年的人均 GDP 增长率都没有被修订，但1600—1700年的人均GDP 增长率被修订了。对于17世纪后半叶，正如布瓦斯吉尔伯和沃班指出的那样，由于大饥荒和持续不断的战争的影响，我认为法国人均收入应处于停滞状态。

法国人口和GDP的估计值都是按法国现在的领土计算的，剔除了1871—1918年间失去阿尔萨斯-洛林以及在1861年获得新领土(萨瓦、上萨瓦、尼斯和滨海阿尔卑斯的周边地区)的影响，后者使法国在1861年的人口增加了60万，达到3 739万。 1820—1860年的人口数据来源于亨利( L. Henry)和布雷约( Y. Blayo)的《 1740—1860年的法国人口》 (“ La population de la France de 1740 à1860”, Population, November 1975, pp. 97-99);1861—1950年的人口数据来源于《1966年法国统计年鉴》(Annuaire statistique de la France,1966, pp. 66-72)。

德国：1918 年以前的 GDP 和人口估计值是以 1870 年边界为基础的， 1919—1945年的GDP和人口估计值是以1936年边界为基础的，1946年以后的GDP和人口估计值则以现在的边界为基础。 Maddison( 1995)给出了联邦德国1820—1992年按照1989年边界估计的人口和GDP 值，并剔除了疆域变化带来的影响。因德国边界变动非常复杂，目前很难通过一致调整得到统一后的德国整个时期的人口和GDP估计值。

(1) 1871年，德国从法国手中夺取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使得德国的人口和GDP增加了4%。

(2) 1918—1922年间，德国失去了阿尔萨斯-洛林、梅梅尔、但泽、奥伊彭、马尔梅迪、萨尔、北石勒苏益格和东部上西里西亚。按1918年德意志帝国边界计算，上述这些地区拥有德国全部6 681. 1万人口中的733万，即旧德意志帝国在人口方面比失去领土后的德国多了12. 3%。但是，在人均收入方面，1913年的德意志帝国扣除失去领土的余下区域比整个区域的平均水平要高出2. 4%,使其总收入损失了9. 7%。有关人口损失，参见麦迪森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 Dynamic Forces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1991, pp. 232-235)；有关人均收入差距，参见格鲁宁( F. Grunig)的《德国国民经济核算入门》 ( “ Die Anfänge der volkswirtschaftlichen Gesamtrechnung in Deutschland ”, Beitrage zur empirischen Konjunkturforschung, Berlin, 1950, p. 76) 。

(3) 1935年，德国重新获得了萨尔地区，人口和收入增加了1. 79%。

(4) 1938年，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并从捷克斯洛伐克手中夺取了苏台德地区。之后它又占领了阿尔萨斯-洛林以及波兰和南斯拉夫的部分地区。 1941年，这些地区使得德国GDP比按照1937年的边界计算增加了22. 4%。

(5)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在1936年的疆域范围内分裂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奥得-尼斯河以东的地区，其中奥德-尼斯河以东的地区随后并入波兰和苏联版图(哥尼斯堡变成加里宁格勒)。

(6) 1991年²，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又变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

有关德国边界变化及其对GDP影响的详尽核算，参见麦迪森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 ( “ Phas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Banca Nazionale del Lavoro Quarterly Review, No. 121, p. 134)和Maddison( 1995, pp. 130-133) 。有关边界变动对于人口的影响，参见麦迪森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 Dynamic Forces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1991, pp. 226-237)。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 (2001, p. 178)中就德国边界变动对其人口和GDP的影响进行了综述。

1820—2001年GDP数据来源如下： 1820年、1830年和1850年的GDP 数据是根据蒂利(R. H. Tilly)对普鲁士的相应估计值推算出来的，参见蒂利的《19世纪德国的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 in German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P. Mathias and M. M. Postan, eds.,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Ⅶ,Ⅰ, 1978, pp. 395,420,441) 。也就是说，我用普鲁士估计的农业和工业人均产出乘以整个德国的人口计算得到德国的农业和工业产出，并假定德国服务业的产出与人口同步变化。 GDP总量数据根据1850年三次产业比重估计，后者来源于霍夫曼(W. G. Hoffmann)、格伦巴赫( F. Grumbach)和海瑟( H. Hesse)的《19世纪中叶以来德国的经济增长》(Das Wachstum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seit der Mitte des 19. Jahrhunderts, Springer, Berlin, 1965, p. 454)。

1850—1938年的GDP数据是以1950年数据为基础，根据实际GDP变化率得到的，基础数据取自霍夫曼、格伦巴赫和海瑟的《 19世纪中叶以来德国的经济增长》 ( pp. 454-455) 。由于霍夫曼等人没有估算1914—1924年的数据，该时期的工业和农业变动模式根据德西里尔( J. Dessirier)的《1870—1928年不同国家工业和农业产出的可比指数》 ( “ Indices comparés de la production industrielle et production agricole en divers pays de 1870 à 1928”, Bulletin de la statistique générale de la Franc, Études spécials, October-December 1928)一文中的产出估计值得到，而服务业产出则根据霍夫曼等人估算出的1913年和1925年的服务业数据通过插值法得到。

按照1939年价格(支出法)和1938年领土(包括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计算的1938—1944年的 GNP 数据来源于哈拉尔德森( W. C. Harald-son)和德尼森( E. F. Denison)的《 1936—1944年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 Th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of Germany 1936—1944 ”, Special Paper 1 ( mimeographed), in J. K. Galbraith( ed. ),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the German War Economy, U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1945] 。 1946年的数据(以1936年为基础)来源于《占领区的经济问题》 ( Wirtschaftsproblemen der Besatzungszonen, D. I. W. Duncker and Humblot, Berlin, 1948, p. 135) 。至于1945年后的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 GDP 数据来源，参见 Maddison (1995, pp. 131-132; 2001,p. 178)的解释。表1-2显示了1870—1991年间边界变化带来的影响。

表1-2 边界变化对德国GDP的影响(1870—1991)

希腊：按国际单位计算的1913—1929年实际产出数据来源于克拉克的《经济发展的条件》 (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3rd edition, Macmillan, Lon-don, 1957, pp. 148-149);1929—1938 年按要素成本计算的GNP 数据来源于《经济学》 ( Ekonomikos Tachydromos, 22 May 1954);1938—1950年的数据来源于OEEC的《欧洲和世界经济》 ( Europe and the World Economy, Paris, 1960, p. 116)。 1950年以后的数据来源于OECD 的《国民账户》 ( National Accounts)各期。假定1820—1913 年的人均 GDP 与东欧的 GDP 总量同步变化。 1820—1900年的人口数据根据米歇尔( B. R. Mitchell)的《 1750—1970 年欧洲历史统计》 ( 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 1750—1970, Macmillan, London, 1975, p. 21)中的有关数据通过插值法得到。 1900—1940年的数据来源于斯温尼尔森( I. Svennilson)的《欧洲经济的增长与停滞》 ( Growth and Stagnation in the European Economy, ECE, Geneva, 1954, pp. 236-237),1941—1949年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的《1951年人口年鉴》( Demographic Yearbook 1951, New York, 1952, pp. 124-125) 。为了消除疆域变化的影响，我对有关数据进行了适当调整。希腊在19世纪20年代从土耳其独立出来后疆域不断扩张，1864年得到了爱奥尼亚群岛， 1881年得到了塞萨利，1898年事实上得到了克里特岛，1913年得到了伊庇鲁斯、马其顿、色雷斯和爱琴海群岛，1947年得到了罗德岛和多德卡尼斯群岛的其他部分。

乔治·柯斯特勒诺斯( George Kostelenos)在《现代希腊的货币和产出》(Money and Output in Modern Greece, Centre of Planning and Economic Research, Athens, 1995)一书中提供了1858—1938年希腊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现价产出估计值。虽然他没有估计三次产业的实际产出，但构造出了一个总量平减指数以获得按1914年价格计算的GDP 估计值( pp. 457-459) 。此外，他还计算了同期的货币供应量增长，并使用货币流通速度检验他的GDP 估计值的准确性(进而修正了他对1858—1859年GDP的估计结果) 。与以前的研究者相比，尽管柯斯特勒诺斯更注重搜集现有的相关证据，但他的直接测算仍然存在三个问题：(1) 他构造的GDP平减指数非常粗糙，只涉及11个项目的价格(其中6个项目贯穿整个时期)，并且这11个项目仅限于农产品或矿产品，其权重为相应项目的总产出(1860年、1875年、1899年和1914年) 。为了提高GDP 指标的可接受性，就必须构造出分行业的实际GDP 指数。我不清楚这是否可行，但我知道这样做是有益的。 (2) 第二个问题是疆域变化。柯斯特勒诺斯在他所研究的时期没有关注希腊的边界变化，但他给出的人口数字却清楚地表明边界变化的影响。他给出的人口数字有以下四个主要断裂点：1864年人口突然增长了21%,1881年增长了18%,1913年增长了77%,1920年增长了15%。但是，他没有讨论如何找到产出的适当数据来调整由新旧领土变化带来的差异等问题。从他得到的估计值来看，这些问题很难解决。他得出人均收入在1910—1912年增长了63%,1913年下降了25%,1914年增长了25%。 1883—1887年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这段时期人均GDP 几乎增长了90%。虽然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可以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人们不能就此批评柯斯特勒诺斯就试图解决这些由内在因素决定的难题所做出的努力。 (3) 第三个问题是柯斯特勒诺斯揭示出19世纪希腊经济是停滞不前的，1910年的人均收入比1860年的还要低6%。如果以我的1938年数据为基础，他估计的1858年希腊人均GDP 的值将达到1 550国际元(1990年价格)，这与德国和瑞典的水平相当，且比东欧的平均水平高出约70%。这一结果是不可能的。最近柯斯特勒诺斯[与佩特梅扎斯( Pet-mezas)等人合作]修正了他早先的估计值，其新结果显示希腊的经济增长更快且更平滑，并且追溯到了1833年。经济增长变快的主要原因是他使用了新的平减指数——“滚动指数”，该指数的基期是变动的，并分别通过1860年、1886年、1914年各产业的权重进行加总。修订后的结果更加接近实际，但仍是试探性的。希腊国家银行即将出版的刊物将对此进行更加充分和完整的解释。有关柯斯特勒诺斯在这方面的研究，参见他的《 19世纪和20世纪希腊的经济增长和不平等：一种试探性研究》 (“ Economic Growth and Inequality in Greece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y: A Tentative Approach”, 2001, www. eco. rug. nl/ggdc)。

爱尔兰：1920年前的爱尔兰数据可参见下面有关英国的注释。正如费恩斯坦( C. H. Feinstein)在《1855—1965年英国的国民收入、支出和产出》 ( National Income, Expenditure and Output of the United Kingdom 1855—196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Table 6)中所估计的那样，1920年爱尔兰的人均GDP 水平相当于英国(剔除南爱尔兰)的54%。 1926—1950 年的数据来源于肯尼迪( K. A. Kennedy)的《生产率与产业增长：爱尔兰的经验》 ( Productivity and Indus-trial Growth: The Irish Exper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3)。 1921—1949年的人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的《1960年人口统计年鉴》 ( Demographic Year-book 1960, New York) 。

意大利： 1820 年和 1861—1970 年各年的 GDP 变化来源于麦迪森的《1861—1989年意大利经济增长的修正估计》 ( “ A Revised Estimate of Italian E-conomic Growth 1861—1989”,Banca Nazionale del Lavoro Quarterly Review, June 1991) 。对于1970年之后的GDP数据，我采用了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的估计值，它对地下经济(占全部GDP的20. 2%)的覆盖比其他国家更全面，在其他国家，游离于官方国民核算统计网之外的地下经济活动通常约占GDP 的3%，参见布雷兹( D. Blades)的《隐蔽经济与国民核算》 ( “ The Hidden Eco-nomy and the Na-tional Accounts” ,OECD, Occasional Studies, June 1982, p. 39) 。因此我对GDP基准水平进行了3个百分点的下调，以提高数据的国际可比性。这对实际GDP的变化率没有影响，但所有年份的水平都下降了。

1820年的人口数据来源于贝洛克( K. J. Beloch)的《意大利的人口史》(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Italiens, de Gruyter, Berlin, 1961, pp. 351-354) 。有关常住人口的年度变化，1861—1950年的数据来自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的《 1861—1975年意大利统计概要》 ( Sommario di statistiche storiche dell Italia, 1861—1975, Istat, Rome, 1976)，并调整到年中值。 1821—1861的年度估计值是通过对数插值法计算得来的，计算的平均年增长率是0. 644%。加洛韦(P. R. Gallo-way)对意大利北部人口的估计结果显示，1821—1861年该地区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 703%，参见加洛韦的《利用逆外推法重新估计1650—1881年意大利北部人口》 ( “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Population of Northern Italy from 1650 to 1881 Using Annual Inverse Proje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10, 1994, pp. 223-274) 。为了消除领土变化的影响，需要对人口和GDP数据进行调整。 1866年在与奥地利交战结束后，威尼斯成为意大利的一部分。 1870年后，教皇国也并入了意大利版图。 1919年，南蒂罗尔、原奥地利的滨海区和港口扎拉也并入了意大利。 1922年，阜姆被并入。 1945年，扎拉、阜姆和威尼斯-朱利亚部分地区被割让给南斯拉夫。在1954年达成和解协议之前，的里雅斯特的归属一直处于争议之中以及国际接管之下，1954年后该城市的市区和海岸线划归意大利，内陆地区划归南斯拉夫。 1947年汤达和布里加被并入法国版图。有关这些领土变化的影响可以参见Maddison(1995, p. 231)。

荷兰：1820—1913年人口和GDP 的估计值来自斯米茨( J-P. Smits) 、郝令思(E. Horlings)和范赞登( J. L. van Zanden)的《 1800—1913年荷兰的GDP 及其构成》 ( Dutch GDP and Its Components, 1800—1913, Groningen, 2000)，其中数据被郝令思调整为年中值。 1913—1960年的GDP 数据来源于范博肖弗( C. A. van Bochove)和惠特科尔( T. A. Huitker)的《1900—1986年主要国民核算序列》(“Main National Accounting Series, 1900—1986”, CBS Occasional Paper, No. 17, The Hague, 1987)。 1960年后的数据来源于OECD的《国民账户》。 1913—1950年的人口数据来源于《荷兰经济70年时间序列数据》(Zeventig jaren statistiek in tijdreeksen, CBS The Hague, 1970, p. 14)，并被调整为年中值。

挪威：1865—1950年按不变市场价格计算的支出法GDP数据来源于《1865—1960年的国民账户》 ( National Accounts 1865—1960,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Oslo, 1965, pp. 348-359)，其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被下调了三分之一，以扣除修理和维护支出。至于1939—1944年估计值的缺口，我利用了来源于奥科鲁斯特(O. Aukrust) 和布捷维(P. J. Bjerve)的《挪威的战争代价》 ( Hva krigen kostet Norge, Dreyers, Oslo, 1945, p. 45)中的国民收入变动(不包括1940—1944年从盟军基地开始的航运和捕鲸活动)。假定1945年的数据为1944年和1946年的中间值。对于1820—1865年，我假定挪威的人均GDP变化率与瑞典相同。

在霍登( F. Hodne)和格里特恩( O. H. Grytten)的《1835—1915年挪威的国内生产总值》 (“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Norway 1835—1915”, Occasional Pa-pers in Economic History,Umeå University, 1994)一文中可找到追溯到对1835年挪威GDP的有趣的估计值。他们在1865年的官方估计值的基础上对19世纪的三个时点(1835年、1845年和1850年)的估计值进行了调整，得到的增长率比我假定的要快(他们对1850年人均GDP 的估计值比我的估计值约小五分之一)。当北欧小组完成他们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数据评估后，对1820—1865年挪威更权威的估计可能会面世。 1770—1950年年中的人口数据来源于《1968年历史统计数据》(Historical Statistics,1968, CBS, Oslo, 1969, pp. 44-47)。

葡萄牙：1851—1910年的GDP变动数据来源于巴迪尼( C. Bardini) 、卡雷拉斯( A. Carreras)和派德罗·莱恩斯( Pedro Lains)的《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国民账户》 ( “ The National Accounts for Italy, Spain and Portugal” ,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 1995, p. 135) 。他们估算了农业和工业的产出，并且结合这两个产业部门的变动来测算总的实物产出，以此作为GDP 变动的替代估计。我借用了他们估计的农业和工业产出，根据1910年的产业部门权重，并假定其他经济部门(商业、运输和服务)的产出一半与人口同步变化，另一半与总的实物产出同步变化，从而大致推算出 GDP 数据。 1910—1958 年的GDP数据和1910 的产业部门权重来源于巴提斯达( D. Batista)、马丁斯( C. Martins) 、平海罗( M. Pinheiro)和雷斯( J. Reis)的《 1910—1958年葡萄牙GDP的新估计值》 ( “ New Estimates for Portugal̓s GDP, 1910—1958” , Bank of Portu-gal and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October, 1997) 。 1834—1946年的GDP 变动估计值可在努奈斯( A. B. Nunes) 、马塔( E. Mata)和瓦勒里奥( N. Valerio)的《1833—1985年葡萄牙的经济增长》 ( “ Portuguese Economic Growth, 1833—1985” ,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Fall, 1989)一文中找到。他们通过1947—1985年3个替代指标(出口、财政收入与公共支出)与GDP 变动的关系使用回归方法得到1834—1946年 GDP 的估计值。他们计算出的1834—1851年的数据波动较大，没有明确显示出经济增长。这是一个政治和经济不稳定的时期，在此之前爆发了拿破仑战争和巴西帝国的崩溃。我采用了他们对1850—1851年GDP变动的估计值，并假定1820年的人均GDP 水平与1850年的相同。

1820年和1833—1864年的人口变动数据来源于Nunes, Mata, and Valerio (1989,p. 292),1821—1832年数据采用插值法得到。 1865—1949年数据来源于瓦勒里奥的《葡萄牙的历史统计》 ( Portuguese Historical Statistics, INE, Lis-bon, 2001, Vol. 1, pp. 52-53) 。人口估计值被调整为年中值。

西班牙：正如Maddison(1995, p. 138)所解释的那样，1820—1850年的实际GDP变动数据来自普拉多斯( Prados, 1982) ;1850—1990年的数据来源于普拉多斯的《1850—2000年西班牙的经济进展》 ( El Progreso Economico de Espana, 1850—2000, Universidad Carlos Ⅲ, Madrid, 2002) 。 1821—1849年的人口数据是根据卡雷拉斯( A. Carreras)主编的《19世纪和20世纪西班牙的历史统计》( Estadisticas Historicas de Espana: Siglos ⅩⅨ-ⅩⅩ, Fundacion Banco Exterior, Ma-drid, 1989, pp. 68-72)中提供的1820年和1850年的数据通过插值法得到的；1850—1949年人口数据来自Prados(2002) 。

瑞典：1820—1950年的人口和1820—1960年分行业GDP 的初步估计值由奥勒·克兰兹(Olle Krantz)善意提供。有关他的估计方法，可参见他的《19世纪初以来瑞典历史GDP的新估计》(“New Estimates of Swedish Historical GDP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June 1988)。他已经对这些估计值进行了修订，不久将提供一个最终版本。

瑞士：假定1820—1851年的人均GDP变动与法国和德国的平均水平相同。1851—1913年各年实际 GDP 的估计值来自里兹曼-布利肯斯托弗( H. Ritz-mann-Blickenstorfer)的《瑞士的历史统计》 (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Switzerland, Chronos, Zürich, 1996, pp. 859-879 )中的两个替代的平减序列的平均值。1924—1950年以 1913 年国际单位计算的实际 GDP 估计值来自克拉克( C. Clark)的《经济发展的条件》 (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3rd ed. , Macmil-lan, London, 1957, pp. 188-189) 。 1913—1924年各年GDP 变动数据是根据安德里斯特( F. Andrist) 、安德森( R. G. Anderson)和威廉斯( M. M. Williams)的《瑞士的实际产出：1914—1947 年的新估计值》 ( “ Real Output in Switzerland:New Estimates for 1914—1947”,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May/June 2000)一文中对经济活动的相关估计值推算出来的，并加以调整，使之与Clark(1957)估计的1913—1924年的GDP 变动相一致。 1950年后的数据来源于OECD。 1830年、1840年、1850年的人口数据来源于考泽尔的《150年经济增长》(150 Jahre Wirtschaftswachstum, Staatsdruckerei, Vienna, 1985, p. 12) 。假定1820—1830年的人口增长率与1830—1840年的相同。 1851—1870年各年人口变动数据来源于里兹曼的《瑞士的历史统计》 (同上);1871—1949年的数据来源于《1952年瑞士统计年鉴》(Annuaire statistique de la Suisse 1952,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Bern, 1953, pp. 42-43)。

英国：对于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1801—1831年的GDP 变动数据来自克拉夫茨(N. F. R. Crafts)和哈利(C. K. Harley)的《产出增长和英国工业革命：克拉夫茨-哈利观点的再陈述》(“Output Growth and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Restatement of the Crafts-Harley View”,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ovember 1992, p. 715)，按照迪恩( P. Deane)在《1830—1914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新估计》(“New Estimates of Gross National Product for the United Kingdom 1830—1914”,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June, 1968)中的假设，假定1831年爱尔兰人均产出为英国的一半，并且从1801年开始人均产出增长速度也是英国的一半，对相关数据以英国为基础进行调整。 1830—1855年各年的实际GNP 变动数据来源于Deane(1968, p. 106)。 1855—1960年各年按要素成本计算的GDP变动数据(实际支出法、产出法和收入法GDP估计值的平均值)来源于费恩斯坦的《1855—1965年英国的国民收入支出和产出》 (National Income Expenditure and Output of the United Kingdom 1855—1965, Cambridge, 1972, pp. T18-T20)。

对于1815—1871年来说，除蒙茅斯外的英格兰人口数据是根据里格利( E. A. Wrigley)、戴维斯(R. S. Davies)、俄朋(J. E. Oeppen)和斯柯菲尔德(R. S. Scho-field)的《1580—1837年从家史追述看英国人口史》 ( English Population History from Family Reconstitution 1580—1837, Cambridge, 1997, p. 614)中提供的每隔五年的估计值通过插值法得到的。蒙茅斯和威尔士1811—1871年的人口数据是根据每隔十年的人口普查结果通过插值法得到的，可参见米歇尔( B. R. Mitchell)的《英国历史统计摘要》 ( 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1962, p. 20) 。苏格兰1815—1817年人口数据来源于Mitchell( 1962，见上文， pp. 8-9) 。爱尔兰1791—1821年的数据来源于狄克森( D. Dickson) 、格拉达( C. O Grada)和道尔特里( S. Daultry)的《1672—1821年炉灶税、住户规模和爱尔兰人口变化》 ( “ Hearth Tax, Household Size and Irish Population Change 1672—1821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Irish Academy, Vol. 82, C, No. 6, Dublin, 1982, p. 156) 。 1821—1841年的数据来源于李( J. Lee)的《论饥荒前爱尔兰人口普查的准确性》 (“ On the Accuracy of the Pre-Famine Irish Censuses”, in J. M. Gold-strom and I. A. Clarkson, Irish Popul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Oxford, 1981, p. 54);1842—1920的数据来源于Mitchell( 1962, pp. 8-9)，为了以李的同期数据为基础，1842—1847年的数据被上调了2. 44%。 1871—1949年英国的人口数据来源于Feinstein(1972, pp. T120-T121) 。 1920年及之前的人口和GDP 数据都包括了整个爱尔兰。

表1-3给出了1820—2001年各基准年英国按地理划分的项目。 20世纪90年代之前，爱尔兰的人均收入水平一直远低于大不列颠，但现在已超越后者。

表1-3 爱尔兰/爱尔兰共和国和英国的经济增长(1820—2001)

∗ 表中带下划线的数字表示对1920年数据的另一种估计值。下同。——译者注

(续表)

资料来源：Maddison(2001), p. 247。黑体字表示爱尔兰共和国的数据。

13个西欧小国：1950—2001年冰岛和卢森堡公国的GDP 变动数据来源于OECD的《国民账户》各期；1950—1990年塞浦路斯和马耳他的相应数据来源于Maddison(1995)，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更新。这里我们假定9个小国(安道尔、海峡群岛、法罗群岛、直布罗陀、格陵兰、马恩岛、列支敦士登、摩纳哥和圣马力诺)的人均GDP 与12个西欧国家的平均值相同；同时，假定1950年以前13个小国的人口和人均GDP水平与12个西欧国家的对应值同步变动。

表1-4 13个西欧小国的人口和GDP(195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