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20世纪70年代以降，翻译研究逐渐呈现出多视角、跨学科的多元发展态势，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对象不断增多，翻译家的能动作用和主体地位也随之凸显并得到重视。在1980年出版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一书中，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2004：17）将翻译史研究列为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四个领域之一1，并指出“对单个译者译作的分析是翻译史研究中最普遍的研究类型”。1990年，中国学者袁锦翔（1990：1）提出，“一部中国翻译史，不用说，首先是著名翻译家重大业绩的记录”。1998年，皮姆（Anthony Pym）（2007：xxiii）指出“翻译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译本，也不是与译本相关的背景因素，亦不是译本的语言特征，而只能是作为人的译者”。笔者认为，翻译家研究的目的除了记录和整理其生平及翻译活动之外，亦应立足文本，结合对文本的研究与对影响和制约译者的诸多外部因素的研究，探究翻译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为促进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时，将翻译名家零散的翻译见解条理化和系统化，分析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特点及影响，也是对翻译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翻译家研究逐步呈现出有意识的系统性，出现大量译者、译著和翻译理论研究成果，但研究对象仍以少数中国译者为核心、以从事外译汉的译者为中心、以文学翻译家为主导。《中国翻译》自1979年创刊至今（截至2019年12月）的“译家研究”2栏目介绍了119位国内外翻译名家，只有6位西方翻译家（其中加切奇拉泽是苏联英俄翻译专家，此处不予讨论）：理雅各（James Legge）、傅兰雅（John Fryer）、何碧玉（Isabelle Rabut）、戴乃迭（Gladys Yang）及杜特莱（Noel Dutrait）。香港中文大学的《译丛》（Rendition）自1973年创刊至今（截至2019年12月）发行了92期，刊登过6篇翻译家研究文章，介绍了英国汉学家韦利（Arthur Waley）和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以及国内翻译名家林纾、包笑天、杨绛、周瘦鹃。台湾淡江大学的《淡江评论》（Tamkang Review）自1970年创刊至今（截至2019年12月）的50卷中未见此类文章。同样由该校1998年创刊的另一期刊《淡江人文社会学刊》（TamKang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原名《淡汇学报》）至今（截至2019年12月）亦未发表过此类文章。“台湾翻译学学会”1996年创刊的《翻译学研究集刊》（Studi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至今（截至2018年12月3）发行了22辑，严格说来并无专门的翻译家研究文章，不过在第17辑中刊登了介绍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翻译观的文章。据笔者搜集的资料，目前国内立足翻译研究本体研究西方汉学家的博士论文并不多见。“国外翻译家研究近年来成果不断，国内过去这方面少有译介和研究，今后应改变现状。可以从国外翻译家研究中发现我们的差距和不足，吸收他们的理论，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推进我们的翻译家研究工作。”（穆雷等，2003：17）同时，“为了进一步开展名家翻译研究，今后需要进行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探讨；要扩大研究对象的面。总的说来，大凡与我国翻译有关的著名译家，都应在研究介绍之列。既要研究国内各兄弟民族的译家、港澳台译家，也要研究外籍华裔译家；外国汉学家和对我国翻译有影响的外国名家。”（袁锦翔，1990：7）因此，翻译家研究的领域还须横向扩展，并向纵深方向发展，特别要展开对从事翻译实践的专业汉学家的研究。在《英国汉学史》一书中，熊文华将英国汉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前汉学时期，以科林斯（Anthony Collins）和廷德尔（Matthew Tindal）等为代表；传教时期，以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米怜（William Milne）等为代表；后传教时期，以理雅各和翟理斯等为代表；国际化、专业化和团队化发展时期，以韦利和李约瑟（Joseph Needham）等为代表。基于上述分期特征，笔者界定本书研究对象霍克思为“国际化、专业化和团队化发展时期”的汉学家。

汉学（Sinology）又称中国学，发轫于16—17世纪，是其他国家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及工艺科技等各种学问的综合性学科。它利用西方的研究方法和基本观点研究有关中国的问题，多关注中国的传统哲学、历史、文学、涉外关系、政治、宗教、人文地理以及民族关系，却极少涉及翻译问题。当代中国的西方汉学研究主要研究西方学者如何理解、传播和研究上述领域，是中国学者对外国学者汉学研究的反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西方汉学研究已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出版众多丛书、专业期刊和专著，讨论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以及中国文化与英美文学间的互动和影响。虽然已有像“国外研究中国丛书”（孙越生主编）及“国外中国学研究”（张良春主编）等丛书、《国际汉学》（任继愈主编）及《汉学研究》（阎纯德主编）等专业期刊、众多探讨西方学者如何研究中国文学的专著，却非常缺乏系统的文学翻译研究，以及从翻译研究视角对西方汉学家的中国典籍英译作品及其作品价值、影响和意义的系统探讨。

缘于汉学研究的需要，汉学家们大多会涉足翻译实践，使汉学研究与翻译实践紧密相连、相互促进。同时，汉学家们的研究与实践或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中，或带有不同的研究和译介目的，因而汉学研究和翻译成果也体现出不同的功能。以霍克思为案例探讨汉学研究与翻译实践的关系，既从翻译研究的角度丰富了当代中国的西方汉学研究，又从汉学家研究视角扩展了中国翻译家研究的广度。本书正是这样一种从翻译名家研究角度研究单个西方汉学家翻译实践及翻译思想的尝试。

霍克思生前没有撰写专文介绍自己的翻译思想、翻译技巧或策略。同时，纵观国内有关霍克思翻译实践的研究成果，多停留于《红楼梦》译文评析。研究者们从不同视角，利用现当代西方译论的不同观点，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分析和讨论了霍克思处理《红楼梦》某些因素时的策略或技巧。然而霍克思文化视野开阔、兴趣广泛，长期浸淫于中国古典文学，从事著译的时间长，涉及的文学体裁跨度大，从中国诗歌源头到近代小说，从诗歌鼎盛期的唐诗到元代杂剧，每部译作各有特点，展示着霍克思独特的文学鉴赏力和深厚的语言功底。因此，仅从《红楼梦》英译本中总结出的技巧和策略亦不能反映霍克思翻译思想的全貌。

比较而言，国内对其《楚辞》、杜甫诗歌及元杂剧英译的研究略显单薄。事实上，对霍克思英译《红楼梦》的研究不代表也不等于霍克思翻译实践研究的全部，它理应包含对不同时期不同体裁所有译本的剖析。斯坦纳（Ceorge Steiner）（2001：49）认为“翻译研究是一种语言研究”，而“语言信息的转换将永远是翻译特有的属性”（曹明伦，2013：103）。本书对霍克思翻译实践的研究也正是研究译者实施语言转换的方法、技巧和策略，探讨霍克思如何理解、分析、解构、重组再到表达的一系列具体行为和他追求的原则和标准。这种探究必然运用到现当代的西方译论。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各种翻译理论流派不断涌现，研究方法不断增多，研究视角不断扩大。译论观点也呈现出多元化态势，聚焦西方各语系之间的语言转换活动，却基本不关注汉语和汉语翻译。基于此，本书试图合理选取并恰当运用相应的译论观点来研究和分析霍克思英译中国典籍的文本。

“翻译理论（包括纯翻译理论）与实践绝非没有关系，也不可能真正脱离关系，但其关系不仅仅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二者相结合的方法和途径不止于此。翻译理论指导和规范翻译实践是与实践相结合，描写和解释实践是与实践相结合，启发和预测实践也是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永远都是翻译活动的理想之路。”（同上：9）运用现当代西方译论分析翻译名家的译本，不仅是对理论的丰富，也是对理论的检验，因为“只有从文本出发，我们才能在本质上评判翻译家的思想根源和翻译实践的得失”（赵军峰，2006：41），也只有从文本出发才能最直接最有效地利用和检验翻译理论。

霍克思所译之中国典籍在英语世界享有很高的评价和地位，那么在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及翻译技巧等层面有何可取之处？对词汇和语感的处理、对内容和形式的取舍、对意象的把握和传达、对文体修辞的再现等方面有哪些值得借鉴？同时，西方汉学家的译者身份决定了他的语言文化能力及倾向、翻译目的、文化态度，翻译中无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漏译，甚至误译，如何减少或者避免这些问题？后殖民翻译理论所强调的“权力关系”“翻译与政治”“归化和异化”问题，是否也体现在他的中国典籍英译中？如果有所体现，那么又在多大程度上得以体现？中国译坛的典籍英译实践该如何消解这种权力关系、抵制这种文化霸权现象？通过分析霍克思不同体裁译本中的成功与不足，会在实践层面为当今中国方兴未艾的典籍英译提供例证、参考和借鉴。

典籍英译实践的丰富成果为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提供了素材和案例，使这类研究逐渐成为国内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的典籍英译研究多立足于单部典籍（如《〈论语〉英译研究》）或某类体裁的作品（如“唐诗”英译研究），侧重于挖掘它们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历史、接受情况、产生的影响，同时进行译作对比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文化背景、文化身份影响下译本的特点。诚然，对单部中国典籍英译文本的研究是典籍英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中国典籍英译研究的范围还可以不断扩大。

笔者认为，研究西方汉学家中从事典籍英译的翻译名家应是当前典籍英译研究可以拓展的新维度和发展的新方向。同时，当前国内典籍英译还存在另一不足之处，即缺乏对汉学研究之于翻译实践的影响和作用方面的研究，毕竟西方汉学翻译家的汉学研究与翻译实践密不可分，因而这亦应成为典籍英译研究的新方向。

有鉴于此，本书还分析了霍克思译作在英语世界及西方的影响。霍克思的《楚辞》和《红楼梦》文本均是英语世界的第一个全译本。《红楼梦》文本成为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研究人员的首选；《楚辞》让英语世界的读者得以全面了解中国诗歌的源头；对杜甫诗歌的研究和译介为英语世界读者学习中国唐代诗歌提供了方便与参考，让人们认识真正的杜甫诗歌；对元杂剧的研究和翻译不但显现出个人的审美情趣和爱好，也向英语世界及西方读者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与丰富，实现了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经典重构。然而，霍克思的英译实践多完成于以意识形态对峙为特征的冷战时期。这种具体的历史背景会影响和制约译者的翻译实践，同时译者的翻译实践也会反作用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在特定时代的特定文化中，译者对自己和“他者”文化的理解，是影响其具体翻译技巧的诸多因素之一。

“经典”多指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作品，具有典范性、权威性而经久不衰，“不仅具有长久的阅读和研究价值，还可以作为书籍的标准与典范”（廖七一，2006：181）。利用经典已有的影响，文学作品较容易在互文阅读中产生轰动效应，从而实现在另一文化系统中的经典重构。霍克思利用其特殊的文化身份选择译介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通过自身的翻译实践在英语国家传播中国文化、重构中国文学经典。从霍克思传播和重构中国文化经典的历史背景入手，笔者考察了他从准备到结束的整个重构轨迹，以期通过霍克思映现同时期中国文学经典在英语世界及西方国家经典重构的历程。事实上，中国文学经典在西方世界的“经典重构”之路，也是向英语世界和西方国家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途径。

汉学家们在英语世界译介中国典籍的贡献不容否定，但局限也不应回避。受文化及语言差异、意识形态、主流诗学，甚至赞助人的影响，他们的译作中往往会出现漏译、误译，甚至扭曲和变形，使得承载于语言之上的中国文学文化因误译而出现流失，是为局限之一。汉学家们的译介多出于自身汉学研究的兴趣，囿于自身研究领域，视野有所限制，选材原则虽有相似性，却排斥了相异性和多样性，因而译介作品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是为局限之二。笔者期望通过翻译向西方世界系统而正确地传播中国经典文学文化，但应看到改变文化传播的“逆差”并非一日之功，它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特定的过渡时期，西方汉学翻译家或许是可以依靠的力量。

总而言之，从历史文化的视角观察，霍克思的汉学研究和典籍英译主要完成于20世纪50—80年代，正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公开对立的“冷战”时期。“霍克思包括汉诗英译在内的中国典籍英译是20世纪西方汉学界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他以毕生精力在英语世界重塑中国文学经典，为在英美和西方世界传播中国文学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朱徽，2009：182）本书试图在描述翻译学原则及方法的指导下，运用现当代西方译论观点，立足翻译家研究视角，从文本的翻译实践出发，剖析霍克思处理不同体裁译本的特点及技巧、整理并升华其译学思想、挖掘其所译之中国典籍的影响，并以霍克思英译中国典籍事业为案例，回顾中国典籍在英语世界实现经典重构的历程，进而探讨英语世界译介和传播中国文化、推进中国文化“非边缘化”的贡献和局限，以客观、公允而全面地评价霍克思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