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精彩得如此荒唐
应该是一九四四年，春节前夕，父亲托人给家里带来了信与年货。信里有一个重要的叮嘱，就是要注意洗澡，每天都要洗，可以洗一次，也可以洗两次。他带来的礼物尤其辉煌：一个是一盒巧克力糖，从包装到味道对于我们与其说是神奇，不如说是匪夷所思。另一个礼物就太伟大了，是商务印书馆出的一套玩偶：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彩色，木质，有底座，可以放在地上，另有一个木槌，一个弹子，玩时用木槌打弹子，看能击中哪个木偶。它们确实在我与姐姐眼前打开了一个神奇的世界。
但是母亲恨得咬牙切齿。对于亟待日用补贴的母亲来说，父亲的行为几乎是一个挑衅，是与家庭、与现实、与生活的决裂。她给父亲起的绰号是“外国六”，是“猴儿变”。前者说他脱离国情，全盘西化；后者说他一会儿一变，像一只猴子一样地不可捉摸，靠不住。后来，母亲的批评更加厉害，说父亲是“社会一害”。而父亲对母亲和她的母姐，则称之为“三位一体”，“愚而诈”……
母亲在京有两位乡亲，一位经商，一位行医，这两个人都是母亲心目中的男人典范，正当职业，稳定收入，夫妻和睦，顾家顾子……在一次吃饭的场合，母亲委托了其中一人教训父亲，据说还动了手。这些最最沉重的体验我写到《活动变人形》里边去了，但是我要说明，倪吾诚自杀的情节并非父亲的亲历。
在可怕的南魏儿胡同，在父亲房间里我看到过他留日期间的日记，对不起，我当时只有六七岁，我不懂得尊重隐私。有两页给我留下了印象：
一页上写道：“昨夜宿于日本暗娼家……”
一页上写道：“收到玉兰来信，既无情感，也无问候，只是要钱，奈何奈何？”
父亲喜欢读书，有时是整天读书，喜欢喝茶，我则受母亲影响曾经认为喝茶属于奢侈，并质问父亲既然经济困难为何不喝白开水。
父亲喜欢体育，提到运动项目就神旺，本人则常走路散步，骑过马，更是游泳的发烧友，解放后的夏天，他几乎每天有两三个小时在游泳。他带我在颐和园南湖五月中旬就下过水。
父亲喜欢外语也喜欢与外国人打交道。父亲不懂音乐，唱歌五音不全，但是我的童年还是有机会从父亲处得到老志成的国乐音乐会与白云生的京昆表演的票。
父亲喜欢结交人，见了谁都主动打招呼，攀谈，以至有时我与姐姐觉得他太殷勤，有失尊严。
父亲喜欢讲哲学，讲苏格拉底、柏拉图、黑格尔。我问他什么是哲学，他的回答是罗素说过，哲学是在一间黑屋子里寻找一只黑猫，而这只黑猫并不存在。
父亲崇拜科学，在全家断粮的情势下，他得到一点钱先买一件温湿度计，认为这种东西含有科学。
父亲突然喜爱艺术了，虽然他自称不懂“风花雪月”。他为妹妹王鸣报过京剧班儿的名，幸亏没有录取。
然而父亲一辈子没有坐过飞机，自日本留学归来后再没有出过国门，没有过一笔存款，最后他离世的时候，连一块属于自己的手表都没有。
我曾经抱着沉痛、同情却也是轻视与怜悯的态度回顾父亲的一生。我的一个异母弟弟在父亲的墓地上说了一句话，他说父亲的一生的最大贡献就是走出了龙堂村。我很震动，这可是不得了啊。如果没有走出龙堂村，王蒙的一生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的四个长辈：父、母、姨和姥姥都极爱我，我从小生活在宠爱之中。五岁时一次父亲带我去看牙齿，等候上公共汽车的时候，他说去取一点钱。然后他去了一个地方，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我问他他的帽子哪里去了，他不回答。我记得他带我去了牙科医院还磨洗了牙齿。后来我指着那个父亲取钱的地方对母亲说，这是父亲取钱的地方。母亲连忙喝止。后来我识了字才知道那里写着的招牌是“永存当”三字。
父亲和我与姐姐玩搏斗，我们规定谁要输了就举起小拇指，我与姐姐拼命攻击，往往都是父亲认输。
只要买到好吃的或带我们到了餐馆，父亲就说，他像是一只老母鸡，最高兴的就是叫了小鸡来吃它找到的虫子。
我们从小就有一个印象，父亲不好，母亲好。母亲多半是为孩子们服务。一次我吃面条，我说太咸了，不吃，母亲就放醋，醋又放多了，更不好吃了，我哭了起来，母亲的表情像犯了大错误一样，一再向我道歉。这个事我长大后后悔莫名。
我有时感到饥饿，母亲就用白面做成糊糊加上红糖给我吃，我也被理解成爱吃糨糊。还有一种最简单的食品，把馒头或玉米面窝头切成小块，放一点葱花、酱油、香油，拌着吃。
我已经记不清我是说过什么话了，母亲认为我说得太狂妄太“不孝”了，便忽然滔滔不绝地向我进行起教育来，天色已晚，我都快睡着了，还在教育着，我感到极其疲劳。
姥姥带我去白塔寺庙会，买药给我点（杀）痦子，用一点类似稀释的硫酸之类的东西，抹到痦子上，如火烧般疼痛。几天后，这粒痦子消失了，脸上多了一个小坑，别处又长出了几粒痦子。
我第一次书法作业写“红模子”，小学生先要研墨，对于生手来说，研墨已经搞得到处是黑迹了，再用毛笔将红字涂黑，偏偏笔头不听使唤，我急哭了。姥姥便佘太君亲征，捉刀代笔，没想到她老人家的描红模子的水平比我强不了多少。我更加焦躁起来，怎么样收的场，我已经不记得了。
二姨念的唐诗则是：“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想到二姨从十九岁守寡的特殊经历，此诗令人欲哭无泪。
二姨似乎在他们三个人当中最有“才华”，她的毛笔字写得不错，最喜读书，有一点小钱就去租书摊租书，张恨水、耿小的（即耿郁溪）、刘云若的言情小说与郑证因、宫白羽、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都看。
二姨常常辅导我的作文，有一次作文题是《风》，描写了一段飞沙走石的大风以后，结语处二姨增添了这样一句话：“啊，风啊，把这世界上的一切黑暗吹散吧！”
母亲与二姨也受过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影响，提起冰心、庐隐、巴金、鲁迅，她们都极表尊敬。在辅导我的作文时二姨也很喜欢用一些新文学的词，如“潺潺的流水”，“皎洁的明月”，“满天的繁星”，“肃杀的秋风”，“倾盆的大雨”等。但她们对我的教育，则主要是传统文化，她们多次引用的格言是：满招损，谦受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家有良田千顷，不如薄艺随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深处意气平。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父亲的教诲则显然属于新学、西学范畴：关于健康、关于礼貌、关于社交、关于公共场合的行事规则等。
二姨吸烟，喝酒。吸的是几分钱一包的“珍珠鱼”，喝的是散白酒。她爱说的是：“我无夫无儿无女无房无地无钱，我只有这一口烟和酒啦。”
二姨常常自言自语，眉飞色舞。尤其是她早晨洗脸梳妆的时候，她像一个仪式一样地自言自语乃至痛骂啐唾沫好半天，令人惊心动魄。二姨过去经常梳卷头，用刨花水定型。她直到五十九岁在新疆辞世，她的头发仍然是黑色的。
我常常为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家里而感到幸福，就像有时感到不幸一样。最大的幸福是我们家的孩子不挨打，最多是挨骂和听受训诫。我们住在受壁胡同十八号的时候，里院落正房住着一家白姓人家，他们有姐弟许多孩子，他们家的对于儿童的体罚我也为之丧魂失魄。
我常常问我自己，说还是不说？作为一个写作人，稍稍美化一下自己的长辈，避开那些太沉重、太屈辱、太丢人的事情，是不是伦理的义务、起码的准则？
有多少写作人，写起来义愤填膺，横扫千军，时日曷丧，与汝偕亡！多少写作人是冤情如海，怒火如炼狱呀。在所有的灾难过去以后，人人成了冤屈者，人人在那里吐苦水和揭发旁人。有几个写作人能够做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能说出关于自己的实话来呢？而不管你写得多么伟大勇敢挑战点火，如果你对自己的事讳莫如深，你的话还是可信的吗？
比如当年写信求见，见完了又给受自己托付帮助联系求见者的友人写下了感激涕零的感受的一位人物章女士，等到迎合潮流揭出了点玩意儿，从而颇有响动以后，立即用另一种傲然青松的口气讲自己求见的故事了，而且换一个腔调嘲讽自己当年巴不得一见的人，这样的人是硬骨头还是信口雌黄的小贩呢？
我的回忆面对祖宗，面对父母师友，面对时代的、各方的恩惠，也面对着历史，面对未来，面对天地日月沧海江河山岳，面对十万百万今天和明天的读者；我说出了最真实最深入的东西了，仍然是不够真实，不够深刻的，我仍然感到对不起读者和历史。我怎么能只说对自己有利的那一点呢？我怎么能有意隐瞒，有意歪曲呢？我必须说出来，我必须告诉你们。
可怕的不仅在于父母的纠纷，而且，在父亲不在的时候，被称为“三位一体”的相濡以沫的三个长辈也常常陷于混战。为什么战我已经说不清了，当然很重要一点是钱，愈是困难就愈怕旁人占了自己的利益。
当然也常常反省，有一次三个人到老家去了，下火车时失散了姥姥，两个人回到北京家中，却没了她们的母亲。两个人极其不安，挂念，寻找“咱娘”，最后回来了，三个人抱头痛哭，一面哭一面发誓，以后再不吵架了。当然，以后，仍然会为一个莫须有的小事大吵大闹，如同死敌。
不但三人间吵，甚至骂到邻居。邻居的女儿是我的同学，也在解放前夕参加了革命，很小的年龄，嫁给一位著名的革命领导干部与学者。后被划为右派，后在“文革”初期自杀。她的故事，我写在中篇小说《蝴蝶》的海云这个人物上。
我还要说，骂仗甚至发展到我的姐姐和妹妹身上，给了儿童以毁灭性的毒害。读者还记得《活动变人形》里的女孩倪萍的故事吗？
她们多次为家事见官。在沧州，姥姥曾经过继过一个儿子，名董福元。后来认为此子不好，上了法庭与之断绝关系。我听她们不无骄傲地回味姥姥穿着绸子袄裤“过堂”的场面。解放后，为赡养费用事母亲与父亲过过堂，为经济纠纷，母亲与二姨及姥姥也上过派出所或过过堂。她们都能直捣要害，在一次冲突中，母亲指出姥姥是地主，而二姨指出母亲的儿子即王蒙是右派分子。
我不认为这只是一个家庭，一组人物的故事。
父亲喜欢说一句话：“藏污纳垢。”他确认旧中国的每个角落每个家庭每条街区或者乡镇，都藏着太多的污泥浊水。他的悲哀不仅在于他受到了封建包办婚姻的折磨，而且尤其是，解放后在我的一手帮助下，相当文明地办好了离婚，他的自由恋爱的婚姻的荒谬性痛苦性一点也不次于原先。这回对方不是沧州人而是北京的真正市民了。同样的全武行，同样的咒骂，同样的一次次离婚手续的进行与无法进行。已经因病偏瘫的后一位伴侣，在父亲晚年又跛又瞎的时候，坐着轮椅到住家附近的所有小铺，嘱咐他们切不可允许父亲赊账，切不可卖给父亲好烟，哪怕父亲带着现金。
母亲晚年常常叹息：“你们看人家冰心、宋庆龄这一辈子！你们看我这一辈子。干脆嘛也不知道就好了，我知道了一点了，但是我什么也做不到！我这一辈子没有一点高兴，没有一点安慰，没有一点幸福！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这样过一辈子啊！”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与冰心、宋庆龄比。我更不明白，为什么我断定她不应该不可以与冰心、宋庆龄比。
我明白无误的是：我的父母辈这一代中国人，他们生活得实在太痛苦。我还发现，对于多数俗人来说，没有比家更甜蜜更温馨更可爱的了，不论遇到什么凶险，你一回家，就舒服起来，放松起来了。同时，也没有比家更肮脏的了。关于后者，我不必再给读者多解释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