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秦汉文学的空间分布
三晋文化、荆楚文化及齐鲁文化是秦汉文化发展变化的主要思想源泉，而从横向比较看，秦汉文化又可分为八个地区，即三辅地区文化、河西地区文化、巴蜀地区文化、幽并地区文化、江南地区文化、齐鲁地区文化、河洛地区文化、荆楚地区文化。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着浓郁的安土重迁的乡情观念。《潜夫论·实边篇》：“且夫士重迁，恋慕坟墓，贤不肖之所同也。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过家一人死尔，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代马望北，狐死首丘，边民谨顿，尤恶内留。”项羽功成名就，思欲东归，认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刘邦暂都南郑时，群臣“皆山东人”，颇多思归，故刘邦最初曾想定都洛阳。定都长安后，刘邦自称“游子悲故乡”，起初就按照家乡原貌在长安修建新丰让父亲安居，[1]临终前又回到故乡高唱《大风歌》。马援转战沙场，留下“马革裹尸”的壮语。班超出使西域数十年，“年老思土”，要求落叶归根。因此，秦汉铜镜中常有“毋相忘，莫远望”之类的嘱托，而在秦汉诗歌中更是有大量的思乡之作，譬如《古歌》《悲歌》《古诗十九首》以及乌孙公主《歌》、蔡文姬的《悲愤诗》等，可谓举不胜举。研究秦汉文学，就不能不关注这个时期不同区域的文化特点。
中国历来有大九州之说。《禹贡》所载夏九州是指：冀、兖、青、徐、扬、豫、荆、雍、梁。《周礼·职方氏》所载周九州：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幽、并两州为新州，两项相加为十一州。[2]但是这些州制的划分，并没有落到实处。西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武帝在平定南越之地后，置交趾刺史，又分雍州置朔方刺史。遂成为十三州，[3]真正实现了天下州制划分的理想。征和四年（前89），又置司隶校尉督察三辅、三河及弘农等地，实际上西汉已经有十四个州级行政区域。[4]当时，置十三名刺史，监察郡国。但是权力有限，秩六百石，在西汉官吏俸禄中排行第九等，后来，刺史逐渐演变成郡国上一级的行政长官，成帝绥和元年（前8），改州刺史为州牧，增其秩别为二千石。这在西汉官吏俸禄中已经排在第三等，进入了较高的阶层。东汉定都洛阳不久，建武十三年（37）则重新划分十三刺史部，即三辅地区、豫州地区、冀州地区、兖州地区、徐州地区、青州地区、荆州地区、扬州地区、益州地区、凉州地区、并州地区、幽州地区、交州地区等。从行政区域管理的角度看，秦代实行郡县两级管理制度，分为三十六郡。西汉武帝时代在郡基础上虽有州级，而行政管理主要在郡国一级。汉代统治者认为秦代郡国面积太大，权力过于集中，故在原有故郡基础上，又立诸侯王国。虽然武帝时期设置十三刺史之官，但主要还是行使监察之职，辖地虽大，并没有实权，权力主要还是集中在郡县两级管理者手中。东汉时期的州部虽然还是十三部，但是较之西汉有了更多的实权，因为他们不必再像过去那样，只是“巡行所部郡国”，岁末奏事，而是变成了郡以上的一级地方官，各有治所，自然也就有了黜退权，“有所劾奏，便加退免”。
西汉平帝时期，凡郡83，国20，郡国合计103个，县邑1314个。其中琅邪郡领县最多，51个。最少的是玄菟郡，才3个。《后汉书·郡国志》虽以顺帝永和五年为主，但大体遵循着建武年间的划定，凡郡国105个，县邑1180个。其中以汝南、南阳领县最多，都是37个，而右北平领县最少，才4个。这说明东汉时期的经济文化中心在今天的黄河以南地区。无论是西汉还是东汉，北方还是人烟稀少。两汉时期的郡国属县的分合虽时有变化，[5]但总的疆域以及各个地区的划分并未有根本性变化。因此，两汉是可以作为一个总体加以论述的。
文化区域，往往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或者依托交通要道，绵延伸展。因此，划分文化区域，必须关注自然地理因素。中国古代都市建设，往往依山傍水，[6]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主要集中在华山、太行山等山脉及黄河、淮河、长江等三大江河流域。太行山以西的秦人故地，分为三辅地区文化、河西地区文化和巴蜀地区文化。三辅地区主要包括京畿长安周围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个地区，这是关中的核心地区。而《后汉书·郡国志》论及三辅地区时还包括河南、河内、弘农三郡。但是根据传统的观点，河南、河内均在函谷关以东，从文化分布上应当划为河洛地区文化。三辅地区以西的河西文化主要包括安定、天水、陇西、武威、金城、张掖、酒泉、敦煌等地。而秦岭以南地区则为巴蜀地区文化，包括：巴、蜀、益州、犍为、牂柯、越嶲、哀牢等地。太行山以东属于战国时期的六国故地。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魏、赵、钜鹿、信都、渤海、广阳、涿郡、渔阳、辽西、辽东、玄菟、右北平、上谷、中山、代郡、真定、常山、上党、五原、定襄、雁门、太原、河东及河套地区的朔方、西河及上郡等地，我们可以统称为幽并文化。长江以南地区统称为江南地区文化，一般来说比较容易得到认同，因为他们的文化特征比较明显。最为复杂的是太行山以东的南部地区，即黄淮流域和江淮流域的文化区域。战国以来，这个地区犬牙交错，相互渗透，水乳交融，有的时候难分彼此。但多数情况下，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又往往呈现着不同的文化风貌，不能一概而论。譬如说，黄淮流域东部的齐鲁地区就与黄淮流域西部的河洛地区的文化多有不同，而长江中下游及淮水流域的荆楚地区，其文化更是特异于中原。为此，我们将这个地区分为齐鲁地区文化、河洛地区文化和荆楚地区文化。
秦汉时期的八个文化区域，学术文化发展很不平衡。根据《汉书·儒林传》及《艺文志》、《后汉书·文苑传》及《郡国志》、《隋书·经籍志》等资料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根据《汉书·儒林传》所列200位学者的分布，齐鲁地区占据第一位，占西汉学者总数的55%，超过了半数。其次是荆楚地区，约占15%。河洛地区居第三，仅占总人数的约14%。而河西地区竟无一人入选。这些数字表明，西汉时期，齐鲁区域文化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其余地区依次为：幽并地区、三辅地区、巴蜀地区和江南地区。
第二，根据《汉书·艺文志》所列184种著作，齐鲁地区依然占据第一位，占西汉著作总量的30%。其次是荆楚地区，约占19%，第三位不是河洛，而是幽并地区，占17%。河洛地区居第四位。河西地区依然排在最后。其余地区依次为：巴蜀地区、三辅地区、江南地区。
第三，根据《后汉书·儒林传》所列56位学者的分布，河洛地区上升为第一位，占东汉学者总数的44.6%，齐鲁地区降为第二位，约占30.4%，巴蜀上升为第三位，约占10.7%。河西地区还是排在最后。其余地区依次为：三辅地区、江南地区、荆楚地区、幽并地区。
第四，根据《后汉书·文苑传》所列27位学者的分布，河洛依然为第一位，约占东汉文人总数的30%，三辅地区上升为第二位，约占18.5%，齐鲁地区又降为第三位，约占15%。其余地区依次为：幽并地区、河西地区、巴蜀地区、荆楚地区、江南地区。
第五，《隋书·经籍志》综括了秦汉著作的总量，共计297种，占第一位的是河洛地区，约占这个时期著作总量的33%，齐鲁地区占据第二位，约占20.2%，三辅地区上升到第三位，约占16.4%。其余地区依次为：荆楚地区、幽并地区、巴蜀地区、河西地区、江南地区。[7]
由此可见，秦汉文化在其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发展并不平衡。西汉时期，文化中心在齐鲁地区，荆楚地区为另一文化中心。东汉时期的文化中心转到河洛地区，三辅文人上升为第二位。这可能是三辅地区曾经是西汉的政治文化中心而积累起来的结果。尽管西汉和东汉的文化中心有所不同，但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的文化发展多集中在黄淮流域和江淮流域。
[1] 〔晋〕葛洪辑《西京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12页。
[2] 周九州之说又见《资治通鉴》卷一三，汉文帝二年贾山上书注引。
[3] 《汉书·地理志》：“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43页）
[4] 见《汉书集解》卷六考证及顾颉刚《两汉州制考》（《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谭其骧《两汉州部》（《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 郡国合并的例子有：广平郡并入钜鹿郡，真定郡并入常山郡，城阳国并入琅邪郡，泗水国并入广陵郡，菑川、高密、胶东三国并入北海郡，六安国并入庐江郡，等等。由旧郡国分出独立的例子有：任城国由东平国分出，济北郡由泰山郡分出，下邳国由东海郡分出，吴郡由会稽郡分出，永昌郡由益州郡分出，等等。至于地名的变更，更是司空见惯，不必赘述，可以参见《中国县级以上政区地名史考》，高俊良、梅锋编著，学习出版社2013年版。
[6] 《管子·乘马》：“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清〕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3页。
[7] 详见刘跃进《秦汉地理与文人分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