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秦代诗歌及其他
春秋战国之际，秦地的诗歌创作除《诗经·秦风》外，主要就是唐初在陕西凤翔发现的《石鼓文》。每鼓各刻一百六七十字的四言诗，格调与《诗经》略同。因此，石鼓文其实是一组诗，内容记载秦国君臣田猎游乐之事。韩愈、韦应物等人加以考释，但是“辞严义密读难晓”，因而写下“嗟余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现在仅存272字，全部字体为籀文（又称大篆）。其刻石时代，或以为宗周，或以为秦，还有人少数学者认为是北周作品。其中以主宗周说者最多，但是具体考订又有分歧，唐代韦应物以为是周文王之鼓，如葛立方《韵语阳秋》引韦诗“周文大猎兮岐之阳”。欧阳修《集古录》也本此说，并且以为是宣王时的刻诗；唐代张怀瓘、韩愈、窦臮等并以为周宣王时代的作品；宋代程大昌等又认为是周成王时代的作品。马衡《石鼓为秦刻考》根据文字流变、秦刻遗文等材料，认为其具体时代在秦献公之后，襄公之前。[1]徐宝贵《石鼓文年代考辨》根据石鼓文的文字形体的特点、石鼓文与《诗经》的语言关系、石鼓文的内容所反映出来的史实等三个大方面，论证石鼓文的绝对年代当在春秋中晚期之际（秦景公时期，即公元前576至公元前535年），也就是《诗经》时代的作品。[2]顾炎武《日知录》认为战国已经没有赋诗的风尚，所以，这组诗的年代不可能迟于晚周。此外，《诗经》中的十篇秦风，其中云“游于北园”。据此，韩伟《北园地望及石鼓诗之年代小议》认为，北园即今凤翔，这对判断石鼓原在地和年代提供了新的线索。[3]石鼓文可以说是秦代文学的前奏，反映了早期秦人的文学风貌。
秦朝统一中国，秦声本应可以成为一时“新声”的。李斯《谏逐客书》称：“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汉宣帝时的杨恽也称：“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呜呜。”[4]秦声呜呜，仰天高亢，其遗风余绪，似仍见存于今天的秦腔。可惜的是，秦人从西北边陲挺进周原后，多尚武功，无暇文治。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齐国最后被秦人所破，齐人作亡国之歌。《资治通鉴》卷七《秦纪》载：“齐人怨王建不早与诸侯合从，听奸人宾客以亡其国，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5]如果这也可以称作诗歌的话，大约与秦人略沾一点边。也是这一年，秦人还将周舞《五行舞》更名为《五行》，事载《汉书·礼乐志》。《宋书·乐志》曰：“及秦焚典籍，《乐经》用亡。……周存六代之乐，至秦唯余《韶》《武》而已。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汉高祖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6]《通典·职官七》：“秦奉常属官，有大乐令及丞”，“少府属官并有乐府令及丞。”[7]由此而知，秦代已经建立乐府，并且也从事一些歌诗文献的收集与改造的工作。故《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等，大约就是官府收集而得。
秦代文人的诗歌创作，仅有两处记载：第一条材料见于《汉书·艺文志》，班固在著录《黄公》四篇后有一小注：“名疵，为秦博士，作歌诗，在秦时歌诗中。”[8]杨树达《汉书窥管》引姚振宗考证以为“黄公疵为博士，盖即是时也”。[9]第二条材料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六年，令博士作《仙真人诗》，并“传令乐人歌弦之”。[10]《文心雕龙·明诗》所说的“秦皇灭典，亦造仙诗”。[11]大约指的就是这首《仙真人诗》。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谓此诗“盖后世游仙诗之祖”。[12]可惜这些作品均已失传。而近代四川著名学者廖平甚至认为，现存《楚辞》即为秦代博士所编著。[13]
秦王嬴政时期的诗歌创作，保存至今的大约只有一首《长城之歌》。战国时期，诸侯列国纷纷修筑长城以抵御外敌。秦始皇统一中原，又使蒙恬北筑长城以抵御匈奴，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即贾谊《过秦论》所说：“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水经注》引晋人杨泉《物理论》曰：“秦始皇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
。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其冤痛如此矣。”[14]据此推断，这首民歌所反映的是秦时修筑长城的情况。长城的修筑，保卫了国土的安全，但以其工程浩大，也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历代有关长城的故事传说、歌谣赋颂，不绝如缕，影响深远。《玉台新咏》载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杜甫《兵车行》：“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无不脱胎于这首民歌。就诗歌形式而言，全诗五言四句，韵律和谐。尽管不能排除有后人加工润色的可能，其对后来五言诗发展的影响似也不可忽视。
秦代诗歌创作虽然无足称述，但是杂赋创作却时常为人道及。《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荀卿赋类著录“秦时杂赋九篇”。杂赋类著录《成相杂辞》十一篇，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称：“《荀子·成相篇》注，盖亦赋之流也。”[15]那么，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也应当是这类杂赋创作。这些作品，南北朝时似乎仍有流传，故《文心雕龙·诠赋》说：“秦世不文，颇有杂赋。”[16]《汉书·艺文志》诸子类名家下著录《成公生》五篇，班固注：“与黄公等同时。”颜师古注：“姓成公。刘向云与李斯子由同时。由为三川守，成公游谈不仕。”[17]黄公，即前面提到的黄公疵。这说明成公生也是秦始皇时人，《成公生》应当是一部子部类的著作。
秦代后期文章比较著名的是秦二世三年（前207）陈馀所作的《与章邯书》。《汉书·陈胜项籍传》：“章邯军棘原，羽军漳南，相持未战。秦军数却，二世使人让章邯。章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至咸阳，留司马门三日，赵高不见，有不信之心。长史欣恐，还走，不敢出故道。赵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军，报曰：‘事亡可为者。相国赵高颛国主断。今战而胜，高嫉吾功；不胜，不免于死。愿将军熟计之。’”陈馀亦遗章邯书曰：
白起为秦将，南并鄢郢，北阬马服，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卒赐死。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竟斩阳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诛之。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已十万数，而诸侯并起兹益多。彼赵高素谀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使人更代以脱其祸。将军居外久，多内隙，有功亦诛，亡功亦诛。且天之亡秦，无愚智皆知之。今将军内不能直谏，外为亡国将，孤立而欲长存，岂不哀哉！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南面称孤，庶与身伏斧质，妻子为戮乎？[18]
《史记·陈涉世家》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姚氏曰：“隐士遗章邯书云：‘李斯为二世废十七兄而立今王’，则二世是始皇第十八子也。”[19]这是此文的史料价值。不仅如此，文章例举秦朝大将有功而受戮，内外树敌，劝章邯早为之计：“将军居外久，多内隙，有功亦诛，亡功亦诛。且天之亡秦，无愚智皆知之。今将军内不能直谏，外为亡国将，孤立而欲长存，岂不哀哉！”晓以利害，动以情感，娓娓道来，有相当强的感染力。史载：“章邯狐疑，阴使候始成使羽，欲约。”“已盟，章邯见羽流涕，为言赵高。羽乃立章邯为雍王，置军中。”[20]此文为历代文章选评家所重视。裴骃《史记集解》：“此书在《善文》中。”[21]《隋书·经籍志》著录：“《善文》五十卷，杜预撰。”[22]说明秦代之文除了李斯的作品之外，还有其他文人的文章已作为范文收录文学总集中。明代古文家也多所称引，如《秦文归》辑录此文，末引唐顺之评：“章邯已狐疑矣，而此书正中情事，且简健紧快，尤为独绝。”[23]
由此来看，秦代文学影响于后世者，还不仅仅是李斯的石刻文字，也包括《善文》等文章总集中收录的秦代作品。譬如晁错、刘向的写作，平实深刻，就明显受到《吕氏春秋》的影响。[24]更重要的是，汉初的思想家，在回顾总结秦朝迅速灭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总是把李斯的文化激进主张视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这也从反面为汉代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参照。
[1] 马衡《石鼓为秦刻石考》，《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
[2] 徐宝贵《石鼓文年代考辨》，《国学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 韩伟《北园地望及石鼓诗之年代小议》，《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
[4] 杨恽《报孙会宗书》，〔南朝梁〕萧统编《文选》卷四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82页。
[5] 《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34页。
[6] 《宋书·乐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33页。
[7] 〔唐〕杜佑著《通典·职官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8页。
[8] 《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36页。
[9] 杨树达著《汉书窥管·艺文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34—235页。
[10]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9页。
[11] 〔南朝梁〕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12]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五篇《李斯》，《鲁迅全集》第九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2页。
[13] 说见廖平著《楚词讲义十课》，廖宗泽《一抹斑斓的晚霞——六译先生年谱》（《六译先生年谱校说》，骆凤文校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系于1914年，时年作者六十三岁。
[14] 〔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河水》，《续古逸丛书》之四十三影印《永乐大典》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年版。
[15] 〔宋〕王应麟著《汉制考·汉艺文志考证》，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55页。
[16] 〔南朝梁〕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0页。
[17] 《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36页、第1737页。
[18] 《汉书·陈胜项籍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05页。
[19] 《史记·陈涉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51页。
[20] 《汉书·陈胜项籍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05页、第1807页。
[21] 《史记·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48页。
[22] 《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89页。
[23] 〔明〕钟惺编《秦文归》，明末古香斋刻本。
[24] 刘师培《论文杂记》第九则认为，在行文平实方面，晁错、刘向之文“是出于《吕氏春秋》者也”。（《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