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应征入伍
然而，命运是不可捉摸的。
当我还未从高考失败的打击下恢复过来的时候，又一个的千载难逢的机会迎面而来——1978年元月初，每年例行的征兵工作在全国各地全面展开。
记得那是新年一个寒冬腊月的早晨，迟来的冬日冉冉升起，一团团白雾渐渐消散。有人到知青点通知我到大队部去，说是大队书记找我有事。
去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上级下发了征兵文件，大队安排我张贴征兵布告，并在横穿大队区域的永泸公路两旁的房屋墙上，用石灰水书写征兵宣传标语，另安排了一个当地农民给我挑石灰桶。这活路是我的特长，不过举手之劳，还要记工分，我喜欢。
我们两人忙了大半天，一边在指定的地点张贴征兵布告；一边在公路沿线合适的房屋墙上刷了“响应祖国号召，踊跃报名参军”“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等等标语。收活路后回到大队部交了差，和大队书记抽烟聊天时，大队书记问我报不报名。我随口说好的，成为了大队第一个报名当兵的人。
当兵不是表面上那种穿军装、吃军粮、听军号、住营房，过几年军旅生活那么简单，当兵也为知青离开农村提供了一种就业选择，因为知青兵退伍后将由下乡前的原籍城市政府安排一份体面、实惠，令人羡慕的工作。而且，那时服兵役的价值还有：当兵为青年人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奋斗空间，部队也为青年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充满挑战的创造平台，这些对所有的适龄青年来说都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我下乡以来经受的的艰苦磨练和忍辱负重终于见到分晓。我并不出色、也不出名，好在公社领导对我一年前的春节，主动回重庆为生产队收猪牛骨头的对农业生产微薄贡献，还有深刻印象，这为我加分不少；亲戚朋友的鼎力相助更是功不可没，让我至今记住他们的好。
按照年龄、学历、下乡时间、现实表现等要求，我很快通过了生产队和大队推荐、公社政审等环节。又经过接兵部队面试、公社定名单等等程序后，1978年元月18日，最终顺利通过了体检的人，只剩下了征兵名额120%的比例，我也恭列其中。
一般意义上讲，机遇是一种稀缺资源，往往与欲望相生相伴。俗话说无欲则刚，而人一旦有了欲望就会变得脆弱，这也是人性使然。完成征兵规定的程序后，在一个多月的等待期（中间还有一个春节假期），我算是体验到了什么叫“度日如年”。
这次等待与去年底等待高考揭榜不同，高考录取有一个板上钉钉的统一分数线，上没上线已经由考生自己在考场的发挥决定了。而这次等待，因为名额限制，左右最终结果的不可控因素众多，达标名单中谁上谁下便有了悬念。情况复杂了，我可不喜欢复杂，这对初出茅庐的青年人是个不小的考验。
如果说人生最困难的事情是抉择，那么最难熬的经历便是等待了。不摸虚实的我，在希望和悬念的交替刺激下，不由得心烦意乱，如坐针毡，不谙世事的年轻人通常那种欠稳重与不成熟暴露无遗，我有点沉不住气，患得患失起来。主要的表现就是白天精神恍惚，干活无精打采，晚上看下进书，睡不好觉。由于心里不自信，一有风吹草动，立即惊慌失措。老是压抑不住的冲动，想找人打听消息，想请客吃饭送礼，表现出浮躁和失态，情绪慢慢滑向濒临崩溃的边沿。
春节前夕，知青点的知青陆陆续续都回家过年去了，本来求之不得的清静环境最适合读书备考了，但心急火燎的我，教科书是一点都看不进去，干脆也早早回到了重庆，却又无法安心过节。
父亲看出我在等待的煎熬下乱了方寸、失去了定力，便对我进行了耐心开导。他说：人生何尝不是一场竞赛，而真正的竞赛不是击败对手，而是战胜自己。所以，人的期望值要合理，不能太高，如果参不透天道玄机，就不要做无谓的举动，顺其自然也许是最好的选择，焦急犯愁有什么作用？不如“以不变应万变”泰然处之，静观其变吧。
父亲的话让我茅塞顿开，我终于稳住心神，走出了患得患失的泥潭。我在家只呆了半个月，初七就兴冲冲地提前回到了空寂的知青点。我知道了能够成全自己的只有自己，既然自己不知该做什么，那就索性什么都别做，事先做好承受失败的心理准备就是了，反正不论什么结果，天都塌不下来。
心中有了期待，也就有了对种种困难的忍耐力，于是我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只是一门心思的静静等待。
春种秋收，四季更替，又到了春暖花开的2月。立春后，黄瓜山上春寒料峭，依然寒气袭人，人们告别冬闲，开始了属于这个季节的忙碌。我尽管还是有点心神不定，却装得若无其事，还要懒心无肠地随知青们一起上茶山干活，好累呀。
也是应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古训，好不容易硬撑到3月5日，我终于交上了好运。这天上午，公社大院的宣传栏张榜公布了新兵名单，我榜上有名。
这个喜讯顿时令我绷紧的神经猛地松弛下来，心中的狂喜可以用登峰造极来表达。但奇怪的是，这种过度喜悦的表现形式却是一种飘飘欲仙的虚脱。真的，我当时的体会就是：有一种美妙的感觉叫头晕目眩。
英国作家狄更斯说：“一个健全的心态比一百种智慧更有力量。”当兵这件事让我接受了狄更斯的这个观点。因为人生的一切皆有定数，但结果必然过程却充满了偶然。知青点这短短的5个月时间，简直称得上冰火两重天：从上一年的10月底开始，我以背水一战的决心，为高考而疯狂，但拼命努力却事与愿违；而紧跟着的应征入伍却得以遂愿，看似好事多磨，实则是自己下乡后不懈努力的水到渠成，我的人生也随之改变。这只能理解为天意的眷顾、命运的恩赐。
乍暖还寒的春天时节，黄瓜山万物复苏，阳光明媚，满眼所见均是青翠欲滴的秧苗、茶树和梨树。在人们如潮的恭贺中，我笑得很坦然。有人羡慕我“运气好”，其实运气就是人以往积累的善良。我后来办理退休手续时，无意从档案中看到《应征青年入伍登记表》上公社给我的评价：“该青年在校读书时，是重庆20中的优秀生，入团后任团支部委员。下乡后一贯未逗留城市好耍，每天除劳动而外，就积极攻读毛主席著作，下乡以来每年劳动3000余分，群众反映很好”。
通知书下发的当天晚上，夜空如洗，月色清朗，我的农村亲戚一家以传统的石磨推豆花家宴为我饯行。到午夜时分，老表把我送到知青点大门外，我们又说了很多话。夜已深沉，我与老表拱手而别，转身推开知青点的大门跨了进去。
银色的月光融合在柔和的夜色里，春风习习拂面，周遭一片沉寂，知青点里静悄悄的，大家显然已经熟睡。只有秦姐的寝室里，还点着煤油灯。我也没有在意，谁知关上大门刚转身要走，秦姐听到动静突然从寝室出来，站在窗边轻声地招呼我。
猛一回头，我们的视线相遇，秦姐房间的窗户透出的昏黄灯火照在她半边光洁的脸上，隐约可见她童稚般清澈的眼神和不加修饰的纯真。可惜那晚我喝高了，有点走神，我木讷地靠在大门门柱上，醉眼朦胧的注视着她涨得通红的清秀面孔，也朝她微笑致意。
秦姐比我早两年下乡，瞳仁澄澈，眼睛明亮，笔直的鼻梁，小巧的嘴唇，连同宽宽的额头，给人以外拙中秀，温柔端庄的美感。她眨着眼睛说着什么。我定神聆听，也只听清了开始的几句，都是些励志的话。她的笑肯定是真的、她的话让我温情律动。但后面说些什么，声音太细小，我就比较迷糊了。
秦姐眼见我似乎有点站立不稳，犹豫了一下，拘谨地上前几步，把我扶到我的寝室门口，并在我的手上塞了一样东西转身走了。
我进门蹬掉鞋子倒头便睡，一觉睡到翌日清晨醒来，才发现我手上捏着一个十分精美的塑料盒。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支浅灰色的包尖钢笔。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的物品，但礼轻情意重，令我十分感动。
3月7日上午，公社派人敲锣打鼓送来了大红的入伍通知书。我手捧通知书，真可谓百感交集，苦、辣、酸、甜一齐涌上心头，恍若做了一场梦。我在农村当知青的540多天也算有失有得：失去的是虚度的时光，吃尽了生活的苦头；得到的甜头是经历了自立的磨砺与担当；品尝了劳动的艰辛与快乐。
3月8日早晨，不断有人上门贺喜。最先来的是我知青点的隔壁邻居小陆，随后生产队的社员们一个个笑容可掬不断拥来，我抱拳于胸，作揖答谢。
我没有闲情逸致享受喜悦，只有一种无以言表的感激之情。那天上午，我先到公社，向公社干部们表达诚挚的感谢之情。中午在公社食堂吃了饭，下午又回到大队办理了其它事项。接着我就三下五除二麻利地处理了个人财产。
所谓个人财产，说起来很可怜，除了非常简陋的日常用品和用具，价值高的就是那点粮食。其实粮食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由于我不会精打细算过日子，难以忍受象当地社员那样每天只吃两顿饭，生产队分配给我的稻谷已经所剩无几。可以预见，如果我当兵没走成，仅靠红苕、苞谷等口粮很可能难以为继，吃不拢秋收分配，基本生活将成问题。到那时，如果不回家啃老，我真不知该怎么应付。
想想一年多来乡亲们待我不薄，我把剩下的谷子装到箩筐里，送给了亲戚一家。把生产队为我买的家具、农具留给了知青点。把屋子里自己带来的衣物、棉被和自己购置的日常物品和用具，以及生产队分给我的粗粮统统送给了前来祝贺的农民。反正听说部队什么都发，所以，凡是他们看上眼的东西就自己随便拿，先来先得，送完为止。
唯有父母给我买的那块“上海”牌手表，我把它带到了部队。
晚上，生产队的一些青年男女，邀请我到其中一家“吃豆花”，喝酒谈天，共叙友情，结果又是几乎通宵未眠。
3月9日上午，我马不停蹄地拜访了大队书记、大队长，生产队的队长、副队长、会计等干部和几个要好的农民朋友，对他们一年多来的帮助和关照表示衷心感激。到下午4点多钟，我乘公交客车赶到永川县城，将装有收音机、几本书，几个笔记本、一些照片和证件（我参加高考的准考证之类）的提包交给二孃，又给写了一封信，委托带给父母。
3月11日早晨，我从永川县城赶回知青点。中午，和知青点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匆匆吃了一顿饭，尽管没有喝酒，但大家热热闹闹地话别，竟然有了一丝不舍之情。虽然我们一起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我对哥哥姐姐们充满了祝福，我只是比他们走运一点而已，我希望他们早日回城。
晚上，生产队为我饯行，每一家人来一个代表，在晒谷场上摆上了一排排八仙桌，每桌九大碗，有凉菜、炒菜、扣碗、墩子、膀、烧白、鱼和汤菜等，用土碗盛满公社酒厂生产的高浓度白酒。大队和生产队主要干部与我一桌，乡亲们谈笑风生，觥筹交错，相互回忆了我们一起渡过的日子，有人夸我是个帮老实忙的实在人；更多的人说了很多祝福和鼓励的暖心话。
席间，我端起酒碗，向诸位乡贤表达了诚挚的敬意和谢意，但大家通不过，纷纷要求一个一个喝。那几天我太亢奋，酒喝得太多，休息也不好。但盛情难确，只好向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逐一敬了酒，也不能算喝，只能算吮吸一口。尽管如此，等他们回敬了一圈后，我开始不胜酒力。
等到酒过三巡，生产队每一桌派一个代表也排队向我敬酒，我无法拒绝大家的浓浓深情，也不知“喝”到第几桌的代表，我就喝得晕头转向，吐得一塌糊涂。
老乡们围了上来，周围太吵闹，我只隐隐约约的感到有人给我喝了一大碗绿豆汤，然后就七手八脚地把我扶到生产队的会计家睡下了。
那晚我醉得人事不醒，一直昏睡到第二天中午。大队书记、生产队的干部陪在旁边，叫不醒我，也很着急。本来上午新兵要到公社集中，在公社吃中饭后统一到区里报到。眼见要耽误行程，大队长安排了大队的手扶拖拉机，把头昏脑胀的我强行拉起来，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喝了一碗豆浆，我才清醒了许多。
生产队会计和两个农村小伙用手扶拖拉机把我护送到公社时，已经是下午2点一刻了，比预计出发的时间超过了一刻钟，其它的新兵穿戴整齐的绿色的军棉衣棉裤棉帽在等我。
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天公作美，天空一片蔚蓝。我手忙脚乱地换上了雍肿的新军装，背上绿色的背包，在公社武装部长的带领下，我们几个心情愉悦的应征入伍的新兵，一路有说有笑地走下山赶到来苏区人武部。
来苏区的相关领导，组织了一个简短的仪式，全区各个公社的新兵们统一乘坐大客车，来到永川县城交给接兵部队。
傍晚6点多钟，永川军供站已经笼罩在春天的黄昏里，全县的新兵们一起吃了晚饭，集合上了闷罐列车。7点40分，满载新兵的军列，徐徐驶出永川火车站，开进了浓浓的夜幕，驶向了火热的军营。
我从此结束了在农村20个月的知青生活，跨越了命运的分水岭，踏上了人生的新征程。
那时，我虚岁19，还处于莽撞无知的年龄，虽然也算吃过了一些苦，但基本上什么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