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体观念

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①人体自身的整体性。②人与自然的统一性。③人与社会环境的统一性。

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不仅是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更是一个深刻的科学问题。大自然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一切必需之品，作为农业民族，华夏先民靠天吃饭，对大自然的灾害无法预测和掌控，因此，以生存为前提，加之对自然的仰赖和敬畏，古人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

天人关系实质上包括了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天人一致。天地是个大宇宙，人体是个小宇宙。二是天人相应。也就是说，人和自然具有相似的方面或相似的变化。三是天人和谐，共持一道。

“天人合一”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质，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基本信念，也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它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秉持着“天人合一”的观念，中医将人与天地联系起来，从人体本身以及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去考察生命的运动规律，从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和防治观。这一思想观念就是中医学所特有的“天、地、人三才一体”的整体医学观。整体观念是中国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在中医学中的体现，并且贯穿于中医学的生理、病理、诊法、辨证及防治等各个方面。

1.人体自身的整体性　人体是由若干脏器和组织器官组成，各个脏器、组织或器官都有其各自不同的功能，但这些不同的功能又都是整体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决定了机体的整体统一性。其表现在生理活动上的相互联系和协调平衡，表现在病理上的相互影响和传变。此外，人体外在可以把握的现象只有两类：生理的和心理的，所以人体自身的整体性还表现在“形与神俱”“形神合一”。形主要是指躯体的、生理的，神则主要是指精神的、心理的。人的生命历程是由形与神相互作用、相互协调而成的。健康的人体应当表现为心理和生理的完美结合，这也是健康概念的基本内涵。

机体整体统一性的形成是以五脏为中心，配以六腑，通过经络系统“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的联络作用（包括运行气血和传导信息）而实现的。五脏把人体划分为五大系统，人体所有的器官都包括在这五个系统之中。人体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把六腑、形体、官窍、情志活动等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通过精、气、血、津、液的作用来完成人体统一协调的功能活动。这种五脏一体观，反映出人体各个组成部分和功能活动是相互关联的，而不是孤立的（图0-1）。

（1）生理功能与病理变化的整体性：各种脏腑组织器官虽然有着不同的生理功能，但就整个生命活动而言，它们之间又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相互为用的。人体的某一个功能看似由一个脏或一个腑完成，但实际上是多个脏腑共同协调作用的结果。比如，呼吸主要依靠肺主气的功能，但要使人体的呼吸真正做到顺畅平稳、节律正常，中医学认为还必须要有肝肾功能的配合。再比如，对一件事情的处理要发挥的决策功能，中医理论认为“肝主谋虑”“胆主决断”，所以，正确英明的决策必须依靠肝胆的密切配合，正如《类经·藏象类》中所说的：“胆附于肝，相为表里。肝气虽强，非胆不断。肝胆相济，勇敢乃成。”

某一脏腑的功能能否正常发挥，也必须依赖其他脏腑的配合。比如，人体的消化吸收主要依靠脾胃功能，但脾胃功能的正常发挥又必须依赖于肝对气机的调节作用。如果脏腑间的协调关系遭到破坏，各种病症就会产生。某一脏腑出现病变势必会影响到其他脏腑，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脾虚引起气血不足进而会导致肺虚，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感冒；脾虚日久又会导致肾精不足而引起肾虚等。所以中医理论认为，如果一脏之病不及时治疗，久之就会导致五脏皆病。

（2）诊断防治的整体性：由于人体的内外上下都是一个整体，所以五脏的生理功能可以通过外在的形体官窍等表现出来；病理变化也同样可以通过外在的组织器官反映出来。比如，肝血不足，可出现视力下降、视物昏花等症状；肾虚则可出现腰酸、耳鸣、牙齿松动等症状。

人体的局部和整体也是辩证的统一。一片树叶的外形与全株植物的外形是极其相似的，那么观察一片树叶的生长状况就会给提供整个树木的生长信息。即为所谓的生物全息原理。所以，人体的每一个局部都是整体的缩影，当然这个“局部”必须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比如，中医学中虽然有“肝开窍于目”的理论，但又将目的不同部位分属到五脏，后世医家将其归纳为“五轮学说”，用于指导中医眼科临床的诊疗（图0-2）。

由于各脏腑、经络、形体、官窍等的生理和病理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所以中医在诊察疾病时，可通过观察形体、官窍、舌脉等外在的病理表现，来分析推测内在脏腑的病理变化，从而进行诊断。即为《灵枢·本脏》所说的：“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比如，舌就是全身脏腑的一个缩影。舌尖部的变化可以反映心肺的功能，舌根部的变化可以反映肾的功能，舌中部的变化可以反映脾胃的功能，而舌体两侧的变化则可以反映肝胆的功能（图0-3）。脉象也是全身脏腑、气血、阴阳的综合反映。脉象不仅反映心的功能，也同样反映肺、脾、肝、肾等脏腑的功能。不同部位的脉象变化可以反映不同脏腑的气血阴阳状况。具体而言，部位与脏腑的对应关系是：左手：寸部对应心和小肠，关部对应肝和胆，尺部对应肾；右手：寸部对应肺和大肠，关部对应脾和胃，尺部对应肾。

中医对疾病的治疗也同样立足于整体观念，强调在整体层次上对局部病变的治疗。比如，心开窍于舌，心与小肠相表里，所以可采用清心泻小肠火的方法治疗口舌糜烂。《黄帝内经》中提出的“以右治左，以左治右”“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等，都是立足于整体观念所提出的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

2.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性

（1）自然环境对人体生理的影响：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之中，自然界存在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自然界的变化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所以人体内在的生理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中医学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也”“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人类要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就必须顺应自然界的变化规律，《黄帝内经》中指出“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人类的生理活动，必须随着外界环境的变迁而进行不断地调节，即为生理功能上的一种能动的自我调节机制，以适应自然规律来维持人体生理功能的协调平衡。

经常会提到“生物钟”这个词，什么是生物钟呢？简单地说，生物钟是指生物、生命对外界周期性影响的一种节律性的应答反应，包括日钟、月钟和年钟。“生物钟”是生物、生命体的一种适应现象，其机制主要是适应天体的运动变化。比如，日钟就是生物对日节律的一种适应性反应，它的特点是以阴阳的盛衰消长为规律的。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说的：“夜半为阴陇，夜半后而为阴衰，平旦阴尽而阳受气矣。日中为阳陇，日西而阳衰，日入阳尽而阴受气矣。”一年之中，春夏秋冬四时更替，产生具有风寒暑湿燥火不同性质的气候，形成万物生长化收藏的不同程序。人与自然相应，脏腑经脉气血津液的功能活动可以产生与四时同步更替的相应变动（图0-4）。在春夏季节，人与自然相应，阳气舒发，气血就容易趋向于体表，皮肤表现为松弛，容易出汗；同样，到了秋冬季，气血趋向于里，皮肤表现为致密，人体少汗而多尿。人体四时的脉象随着气候的变化，也会发生适应性的变化。李时珍在《濒湖脉学》中记载道：“春弦夏洪，秋毛冬石，四季和缓，是谓平脉。”即为说春夏季人体的脉象多见浮大，秋冬季脉象则多见沉小，但这些都是因季节变化而出现的正常改变。

（2）自然环境对人体病理的影响：四时寒暑的更迭、昼夜晨昏的变化对人类疾病的发生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医温病学中提出的“四时温病”，实际上就是指出了不同季节可以发生不同的温热病。许多传染病的流行，有着一定的季节性；而像中风、痹证、哮喘等诸多慢性病的加剧和发作，也多与气候的急剧变化和季节转换有关。

除了季节气候和昼夜晨昏的影响外，地域环境的不同，比如地域性气候、人文地理、饮食习惯、民风民俗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所处人群的生理和病理。不同的地理环境因其阴阳二气变动的不同，可对人的体质、疾病、寿命等产生直接的影响。不同地域的人群，体质有所不同。西北地处高原，阴气相对较盛，冬长夏短，气候以寒燥为主，所以西北之人的腠理较为致密；而东南则地势低下，阳气相对较盛，夏长冬短，气候以湿热为主，所以东南之人的腠理较为疏松。这即为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南北方人易地而居，一些人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头晕呕吐或腹泻不止，女性还会出现月经紊乱，甚至闭经的情况，即所谓的“水土不服”。水土不服其实就是由于气候、地域、环境等的突然改变，机体出现不适应的现象。不过，一般而言，人体会通过自身的调节机制，逐步适应这些改变的。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一方水土也生一方病”，在现代医学中有所谓的“地方病”，地方病是指具有严格的地方性区域特点的一类疾病，如地方性甲状腺肿、地方性氟中毒、大骨节病、克山病等，这些疾病与特定地区的化学元素的含量有关，有的是因为元素缺乏，有的是因为元素中毒。此外，一些地区之所以成为恶性肿瘤的高发区，与当地的土壤、水质以及人群的饮食习惯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3）自然环境与疾病的防治：中医学不仅充分认识到季节气候、昼夜晨昏以及地域环境对人体的影响，而且将这种观念带入到对疾病的预测、治疗以及养生防病当中。

昼夜晨昏的变化对疾病的病情具有一定的影响。《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中曰：“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说明人体的阳气随着昼夜变化会出现生、长、收、藏的相应变化，进而影响着病情的轻重程度。

“七日节律”是生物节律的一种。古埃及人早在6000多年前就曾有过“七日神力”之说，认为生命过程（包括疾病的征兆）有7天重复的周期性。现代医学充分证实了这一规律。一种疾病首次急性发作，要判断它是否转为亚急性或慢性，常以7天为限，超过7天，预示急性期已过，疾病可能转为亚急性或进入慢性期。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对风寒感冒的发展转归有过这样的预测：“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即说，外感风寒，出现头痛如果不治疗，只要不发生合病或并病，一般7天就可以自愈，即为“七日节律”。张仲景不仅预测感冒会7天自愈，而且还精确地预测痊愈的具体时间。比如“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即痊愈是在上午9点到下午3点这段时间。为什么呢？因为这段时间正值正午前后，是一天中光照最强、阳气最旺的时候，此时人体的阳气也随着自然界的阳气而变得旺盛起来，抗邪能力增强，是驱邪外出的最佳时机。

在整体观念思想的指导下，中医对病症的治疗非常讲求“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这句话是基于年节律对治疗的影响而提出的，充分体现了中医“因时制宜”的思想。也就是说，季节不同，气候也不同，即使是同一种病症，治疗上也有着不同的顾忌。比如春夏季节，气候由温渐热，阳气生发，人体腠理变得疏松开泄；那么，即使是外感风寒，也不宜过用辛温发散的药物，以免肌肤开泄太过，耗伤气阴；在秋冬季节，气候由凉变寒，阴盛阳衰，人体腠理变得致密，阳气内敛；此时，若非大热之证，当慎用寒凉药物，以防伤阳。此外，夏天自然界阳气旺盛，人体的阳气也达到鼎盛，那么在这个时期治疗阳虚阴盛的病症或一些在冬季寒冷之时容易发作和加重的疾病，往往会取得良好的疗效，即为中医所谓的“冬病夏治”。

“因时制宜”在中医治疗中还有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择时服药”，它实际上是现代时间治疗学的发端。在中医名著《证治准绳》中有一首名方叫“鸡鸣散”，主要用来治疗风寒湿流注引起的足腿肿痛、麻木重着无力、行走困难等症。《神农本草经·序录》一书中说：“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所以，鸡鸣散的最佳服用时间是在五更鸡鸣时，也就是天明前，这也是“鸡鸣散”方名的由来。

“因地制宜”就是根据地理环境（包括地域性气候、人文地理、饮食习惯、民风民俗等）的不同来考虑治疗用药。1954年夏天，河北石家庄地区久晴无雨，当地出现了流行性乙型脑炎，患者众多，西药治疗均不奏效。后经中医辨证为暑温，用《伤寒论》中的白虎汤治疗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到了1956年，北京地区又开始流行乙型脑炎，死亡率很高。许多医生仿效石家庄的经验，沿用白虎汤，但却没有取得明显疗效。中医名家蒲辅周通过客观仔细全面分析，认为北京地区发病不同于石家庄，是因为久雨少晴，天暑地湿，湿热交蒸。人得病虽是暑温，但应偏湿。所以蒲辅周改用宣解湿热和芳香透窍的药物，取得了显著的疗效。

季节气候和地理环境的不同对养生保健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比如，一天之中，阴阳二气的强弱盛衰随着时辰的变化而变化。子时即晚上11点至次日凌晨1点，此时阴气最盛，阳气最弱；午时即上午11点至下午1点，此时阳气最盛，阴气最弱。子时和午时都是自然界阴阳交替之时，也是人体之气“合阴”“合阳”之时，最有利于养阴和养阳。因此，在这两个时段入睡或静养，最有利于生发阳气和养护阴气。

3.人与社会环境的统一性　社会环境主要包括经济和政治地位、文化、宗教、习俗、人际等。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一个人都具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生活在一定的群体和习俗之中。社会环境是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发展的象征。远在帝尧时代人们已经开始凿井汲水而饮，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制订出清洁饮水的公约。所以，社会环境的改变必然影响到人类的健康和疾病。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最早是由美国恩格尔博士于1977年提出的。恩格尔博士认为：“为了理解疾病的决定要素以及达到合理的治疗和卫生保健模式，医学模式必须考虑到病人、病人生活的环境和社会因素来对付疾病的破坏作用。”其实，相比之下，几千年前中医在“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所倡导的“自然（环境）-社会（心理）-生物-个体”的医学模式更为全面和更加科学。

医学对社会的关注实际上是体现了对“人事”的重视，它所侧重的对象是社会人群。所谓“人事”，反映的就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因素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自然因素而导致疾病的发生，也可以通过心理因素而致病。

《黄帝内经》中强调医生在诊疗疾病的过程中应该重视社会环境对病人的影响，要“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素问·疏五过论》中有这样的论述：“凡未诊病者，必问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五气留连，病有所并。”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在诊断疾病之前必须先询问病人有关的生活情况，如果病人以前地位高贵而后来失势变得卑贱了，这种病人往往有屈辱感，情绪抑郁，即使没有遭受外界邪气的侵袭，疾病也会从身体内部产生，这种病叫“脱营”；如果病人以前富有而后来贫困了，这种病人往往在饮食和情绪上受到影响而产生疾病，这种疾病叫“失精”。这些疾病都是由于情绪不舒畅，五脏之气郁结而形成的。

《疏五过论》中又说：“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躄为挛。”这是说，因为原来地位高贵，失势以后，其情志必然抑郁不伸，这种人，虽然未中外邪，但由于精神已经内伤，身体必然败亡。先富后贫的人，虽然未伤于邪气，也会出现皮毛憔枯，筋脉拘屈，足痿拘挛不能行走。

《疏五过论》中还说道：“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后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即为告诫医生，诊治疾病时，一定要问病人的饮食和居住环境，以及是否有精神上的突然欢乐，突然忧苦，或先乐后苦等情况，因为突然苦乐的变化都会损伤精气，使精气耗竭，形体败坏。

以上《黄帝内经》中的三段论述讲的就是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的变化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人的社会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人能影响社会，社会同样也能影响人。

对中医学的整体观念思想做一个小结。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坚持“以人为本”，不仅认为人是生物人，注重自身整体的完整性；而且认为人还是自然人、社会人，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统一性。中医理论体系以人为中心，以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为背景，揭示生命、健康、疾病等重大医学问题，阐述了人与自然、社会、精神与形体以及形体内部的整体性联系。因此，中医学在讨论生命、健康、疾病等重大医学问题时，不仅着眼于人体自身，而且重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人体的各种影响。在医学模式的构建中，中医学提出了“自然（环境）-社会（心理）-生物-个体”医学模式；在维护健康和防治疾病的过程中则要求医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