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01 无知的暴政

527年，弗雷维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成为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这个塞尔维亚农民认为“书本知识”没有用处。正是在他命令之下，古代雅典的哲学学派被最终压制了。也正是他下令关闭了仅存的埃及神庙，这座神庙在新兴基督教的僧侣侵入尼罗河流域后还维持了好几个世纪的香火。

这座神庙坐落在一个名叫菲莱的小岛上，距离尼罗河上的第一大瀑布不远。自人类有记忆起，这个地方就是朝拜伊西斯的圣地。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在她所有的非洲、希腊和罗马对手不幸销声匿迹后，这位女神却幸存了下来。最后，这座小岛成了能够理解古老而神秘的象形文字的唯一场所。为数不多的祭司还在继续从事在埃及其他地方早已被遗忘的活动。

现在，在被称为“皇帝陛下”的一个文盲农夫的命令之下，这座神庙和毗邻的学校被宣布为国有财产，神像和塑像被运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祭司和书法专家们被投入了监狱。当他们中的最后一位因饥饿和无人照料而死去时，古老的象形文字的书写成了一门失传的艺术。

所有这一切是多么的可惜。如果查士丁尼（这个该死的家伙！）当时做得稍微不那么彻底，挽救哪怕几位象形文字专家，放在某个文学的“挪亚方舟”之中，他就将使历史学家的任务变得轻松得多。尽管我们现在可以（归功于商博良的天才）再次拼出这种奇怪的埃及文字，但要理解这些文字传达给后世的内在含义仍然相当困难。

这种情形在古代社会其他民族中也同样存在。

那些在整座砖厂刻满宗教文字、蓄着怪异胡子的巴比伦人，当他们虔诚地呼喊“有谁能够理解天上诸神的告诫”时，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呢？他们不断祈求圣灵的庇护，力图阐释圣灵的律法，把圣灵的旨意刻在他们圣城的花岗岩石柱上——对这些圣灵，他们是如何看待的呢？为什么他们一方面非常宽容，鼓励他们的祭司去研究天空，探索陆地和海洋，同时却又是最残忍的刽子手，对自己的邻居中冒犯了那些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宗教礼仪的人，施以最可怕的惩罚呢？

直到现在，我们还不知晓。

我们派遣探险队到尼尼微，我们在西奈沙漠里发掘，破译了几英里长的楔形文字书板。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各个角落，我们竭尽全力寻找打开神秘的人类智慧宝库正门的钥匙。忽然，几乎纯粹出于偶然，我们发现这座宝库的后门一直敞开着，可以随意进入。这扇便利的小门不是坐落在阿卡德或孟斐斯附近，它坐落在丛林的深处。它被异教徒神庙的木头柱子遮挡得几乎密不透风。

我们的祖先在寻找易于劫掠的对象时，曾与他们乐于称之为“野人”或“野蛮人”的人有过接触。那是一次不愉快的相遇。这些可怜的未开化的人们，误解了白人的用心，用投来的一排排长矛和弓箭来欢迎他们，来访者则用大口径短枪予以还击。此后，他们就再也没有了平静地、不带偏见地交流思想的机会。

野蛮人总是被描绘成肮脏、懒惰、一无是处的闲汉，他们崇拜鳄鱼和死树，任何灾难对他们都是罪有应得。这种情形到了18世纪有所转变。让·雅克·卢梭开始透过朦胧的泪水审视这个世界。他同时代的人们被他的思想打动，掏出手帕，加入哭泣者的行列。

蒙昧的野蛮人是他们偏爱的一个话题。在他们看来（虽然他们从未见过一个野蛮人），野蛮人是环境的不幸的牺牲品，是人类各种美德的真正代表，3000年腐败的文明制度将人类的这些美德剥夺殆尽。

今天，至少在这个特殊的研究领域，我们知道得更多。

我们研究原始人，就像研究被驯化的高等动物一样，两者照例是相去不远的。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野蛮人其实就是处于不利条件下的我们自己，只是没有得到上帝的恩典而已。通过研究他们，我们开始了解尼罗河流域和美索不达米亚半岛的早期人类社会。通过对野蛮人深入彻底的认识，我们得以一窥许多被隐匿的奇怪的人类天性。这些天性被人类这种哺乳动物在最近五千年来获得的一层礼仪和习惯的薄薄外壳埋藏了。

与野蛮人的邂逅并不总让我们觉得自豪。但是，对我们已经脱离了的生存状态的认识，以及对我们确实已经取得的成就的赞赏，只能给我们以新的勇气去面对手头的工作。如果还有别的，那就是对落伍的异族兄弟给予更多的宽容。

本书不是一本人类学手册，它是一本献给宽容的书。但宽容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话题。偏离主题的诱惑是巨大的，一旦我们偏离了正轨，只有天知道我们会到达哪里。因此，我建议给我半页纸来专门阐释我所谈论的“宽容”的确切含义。

语言是人类最具欺骗性的发明，一切定义都注定带有随意性。因此，一个谦卑的学生最好求助于一本所用语言已被大多数人接受为定论的权威书。

我指的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该书第二十六卷第一千零五十二页上写着：“宽容（来自拉丁文tolerare——忍耐）：允许其他人有行动或判断的自由，耐心地、不带偏见地容忍不同于自己或被普遍接受的行为和观点。”或许还有其他的定义，但就本书的目的来说，我将遵循《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

既然我自己或多或少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方针，我将回到有关野蛮人的话题上来，谈谈我在有记载的最早社会形态中的“宽容”问题上的发现。

人们通常认为，原始社会是非常简单的，原始语言只包含少数简单的咕噜声，原始人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只是在世界变得“复杂”之后才丧失了它。近五十年来，探险队、传教士和医生在中非、极地地区和波利尼西亚的土著中间进行的调查研究表明，情形恰好相反。原始社会非常复杂，原始语言的字形、时态、变格比俄语或阿拉伯语还要复杂。原始人不仅是现时的奴隶，也是过去和未来的奴隶。简而言之，他们是凄凉悲惨的生灵，在焦虑中生活，在恐惧中死去。这似乎与通常流行的一群勇敢的红皮人在大草原上悠闲漫步、追逐野牛和战利品的情景相去甚远，但这更接近事实。

事情怎么会是别的样子呢？我读到过许多关于各种奇迹的故事。但其中却缺少一种奇迹：人类生存的奇迹。人类这种所有哺乳动物中防卫能力最差的生灵，是怎样，以什么方式，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能在与细菌、乳齿象、寒冷和炎热的对抗中存活下来，并最终成为万物的主宰——这些问题我并不试图在本章解决。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不可能单凭个人的力量完成这一切。为了成功，他必须将自己的个性融入部落的集体性格之中。原始社会被一种信念所支配：超越一切的求生渴望。求生是非常艰难的。因此，所有其他考虑都得服从于最高的要求——生存。

个人是无足轻重的，部族重于一切。部落是一个漫游的堡垒，它自力更生、自己自足，只有排斥一切外来的事物，才能安然无恙。但问题比乍看上去还要复杂。我们前面所说的只适用于有形的世界，但在人类社会初期，有形的世界与无形的领域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要真正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原始人与我们不同，他们还不熟悉因果律。

如果我在毒藤中间坐下来，我会骂自己不小心，然后去看医生，并告诉我的小儿子尽快把那东西弄走。对因果律的了解告诉我，毒藤是皮疹的原因。医生会给我一些止痒药，而消除毒藤则可以避免这样痛苦的事情再次发生。

真正的野蛮人的反应会完全不同，他不会把皮疹和毒藤联系起来。在他生活的世界里，过去、现在和未来混乱地交织在一起，死去的首领成了神，死去的邻居都变成了精灵。他们仍然是部族的看不见的成员，步步伴随着活着的人。他们和他吃在一起，睡在一起，为他守门放哨。与他们保持一点距离还是博得他们的友谊是他要考虑的事情。如果他不能做到这一点，他将会立即遭到惩罚。他不可能知道如何才能一直讨所有魂灵的欢心，所以他一直担心诸神的报复有一天会降临到他的头上。因此，他不是把异常事件归结于其真正的原因，而是归结于无形神灵的干预。当他发现自己手臂上的皮疹时，他不是说：“该死的毒藤！”而是嘀咕：“我得罪了一个神！他惩罚了我。”然后他跑到巫医那里，但不是去取解毒的药膏，而是得到一张“神符”，它将比恼怒的神（不是毒藤）降在他身上的符咒更有威力。至于引发他痛苦的毒藤，他却不予理睬，依然让它像往常一样生长。如果碰巧有个白人带来一桶煤油把它烧掉，他还会骂他多管闲事。

如果一个社会将发生的一切都归结于看不见的魂灵个人的干预，那么这个社会能否继续生存就要取决于人们是否绝对服从似乎能平息诸神怒火的律法。在野蛮人看来，这样的律法确实存在。他的祖先创立了律法，把它传授给他，他最神圣的职责就是把它原封不动、完美无缺地传给下一代。

当然，这在我们看来似乎是荒诞不稽的，我们坚信的是进步、发展和持续不断的改进。但“进步”是近年来才造的新词，而所有低级社会形态的特点在于，人们不认为有必要去改进在他们看来最好的世界，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别的世界。

假设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怎样才能防止律法和既定的社会形式发生改变呢？答案很简单。就是靠对那些拒绝把公共安全条例看做是神圣意志的具体体现的人予以立即惩处。说得简单点，就是依靠僵化的不宽容制度。如果我在这里说，野蛮人是人类中最不宽容的，那我本无意侮辱他们。因为我很快要补充一句，考虑到他生活的条件，不宽容是一种职责。假如他允许别人妨碍他的种族持续安全和内心平静所依赖的那1001条规则，整个部落就会陷入危机，那才是最大的罪过。但是（这个问题值得一问），今天我们拥有成千上万的警察，上百万的军队，要推行几条简单的法律，仍然困难重重，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又怎么捍卫一整套复杂的口头条例呢？

答案同样简单，野蛮人比我们聪明得多。他们通过精明的算计，不使用暴力就达到了这个目的。他们发明了“禁忌”观念。也许“发明”这个词有点用词不当，这类东西很少是一时灵感迸发的产物，它们是长年积累和实践的结果。无论怎样，非洲和波利尼西亚的野蛮人想到了“禁忌”，从而省去了不少麻烦。

“禁忌”这个词起源于澳洲，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它的含义。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充满了禁忌，也就是我们不能说的话、不能做的事。比如在餐桌上谈及刚刚做过的一次手术，或是把匙勺放在咖啡杯里不拿出来。但这些禁忌对我们无关紧要，它们只是写在礼仪手册上的东西，很少会影响到我们的个人幸福。

相反，禁忌对野蛮人至关重要。它们意味着超越于这个世界的某些人或无生命的物体是（用希伯来语来说）“神圣的”，不能谈论或触摸，否则就会立刻死去或是承受永恒的磨难。对于胆敢违抗祖先神灵意志的男女，就让他（她）活该倒霉吧。究竟是祭司发明了禁忌，还是为了维护禁忌才产生了祭司，这是尚待解决的问题。传统比宗教更为古老，很可能早在男巫师和女巫师问世之前，禁忌就存在了。但巫师一旦出现，就成为禁忌观念的坚定支持者。他们把禁忌运用得如此纯熟，以至于在史前时代，禁忌就如同现代社会写着“禁止”的标志牌。

我们第一次听到巴比伦或埃及的名字时，这些国家还处在发展的初期，禁忌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禁忌不像后来在新西兰发现的那样粗陋、原始，而是庄严地变成了限制性的行为规范，就像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摩西十诫中的第六诫那样“不可”式的戒律。不用说，在那些地方的早期历史中，宽容观念是完全没有的。有时，我们误认为“宽容”是由于无知而导致的漠不关心。允许别人有“行动或判断的自由”或“耐心地、不带偏见地容忍不同于自己或被普遍接受的行为和观点”，已成为现代社会的理想。但在国王或祭司身上，我们从没有发现哪怕一丝这样的诚意。因此，除非作为反面的例证，本书对于史前历史或通常所说的“古代社会”没有兴趣。

为宽容而做的斗争，只有在发现个性之后才会开始。发现这一现代最伟大启示的荣誉，应当属于希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