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论丰富阶段——晋隋唐时期
晋隋唐时期，由于医疗实践的丰富，使得医家对肺脏病的认识得到了充实和完善。与《金匮要略》相比，晋隋唐时期对肺脏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及治法的认识又进一步创新，并补充了临床症状、治疗方药和预后判断等方面。
晋代医家王叔和在《脉诀》中提出：“肺脏最居先，大肠通道宣。兑为八卦地，金属五行牵。皮与毛相应，魂将魄共连。鼻闻香臭辨，壅塞气相煎。语过多成嗽，疮浮酒灌穿。脂膏凝者吉，枯骨命难全。本积息贲患，乘春右胁边。顺时浮涩短，反即大洪弦。实梦兵戈竞，虚行涉水田。三斤三两重，六叶散分悬。”在诊脉的理论、方法和临床意义等方面，较秦汉时期论述得更系统全面。《脉经》收入了《伤寒杂病论》的许多内容，书中对肺痿的论治除现存《金匮要略》有关条文外，尚有其他脉证、预后判断及鉴别诊断，如：“寸口脉不出，反而发汗，阳脉早索，阴脉不涩，三焦踟蹰，入而不出，阴脉不涩，身体反冷，其内反烦，多唾唇燥，小便反难，此为肺痿。伤于津液，便如烂瓜，亦如豚脑，但坐发汗故也。肺痿，其人欲咳不得咳，咳则出干沫，久久小便不利，甚则脉浮弱……师曰：肺痿咳唾，咽燥欲饮水者，自愈。自张口者，短气也。咳而口中自有津液，舌上苔滑，此为浮寒，非肺痿也。”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有四方治肺痿咳嗽，吐涎沫，心中温温，咽燥而不渴者：一为生姜、人参、甘草、大枣；二为甘草；三为生天门冬（捣取汁）、酒、饴、紫菀；四为甘草、干姜、枣。进一步认识到肺痨具有传染性，指出“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并创立“尸注”“鬼注”之名。
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对各种病证的病因、病理和临床证候的描述，远较秦汉时期的著作全面、系统而详尽。《诸病源候论·咳嗽候》在《黄帝内经》论“五脏六腑皆令人咳”的基础上，又把咳嗽分为“风咳”“寒咳”“支咳”“肝咳”“心咳”“脾咳”“肺咳”“肾咳”“胆咳”“厥阴咳嗽”十种咳嗽病，并对这十种咳嗽做了症状的描述及鉴别。如：“一曰风咳，欲语因咳，言不得竟是也。二曰寒咳，饮冷食寒，入注胃，从肺脉上气，内外合，因之而咳是也。”《诸病源候论》将哮病称为“上气鸣息”“呷嗽”，并对其病机有精辟的阐发：“肺主于气，邪乘于肺，则肺胀，胀则肺管不利，不利则气道涩，故气上喘逆，鸣息不通。”该书还指出本病之发生与痰有关：“其胸膈痰饮多者，嗽则气动于痰，上搏喉咽之间，痰气相击，随嗽动息，呼呷有声。”其书虽不载方药，但对本病有“应加消痰破饮之物”的原则性提示。《诸病源候论》同样对喘证也做了相应论述，认为因“肺主于气”，故喘与上气、咳逆上气一类疾患均系肺的病变，但有虚实之异。如《诸病源候论·虚劳病诸候》云“肺主于气……气有余则喘满逆上；虚劳之病，或阴阳俱伤，或血气偏损，今是阴不足，阳有余，故上气也”，即是论虚喘。又《诸病源候论·气病诸候》云“肺主于气，邪乘于肺则肺胀……故气上喘逆”，即是论实喘。对肺痿的病因病机及转归预后等做了进一步探讨。“大发汗后，因复下之，则亡津液，而小便反利者此为上虚不能制于下也。虚邪中于肺，肺痿之病也。欲咳而不能，唾浊涎沫，此为肺痿之病也。”“肺主气，为五脏上盖。气主皮毛，故易伤于风邪。风邪伤于腑脏，而血气虚弱，又因劳役大汗之后，或经大下而亡津液，津液竭绝，肺气壅塞，不能宣通诸脏之气，因成肺痿也。其病，咳唾而呕逆涎沫，小便数是也。咳唾咽燥，欲饮者必愈。欲咳而不能咳，唾干沫而小便不利者难治。诊其寸口脉数，肺萎也，甚则脉浮弱。”明确提出肺痿的成因是外邪犯肺，或劳役汗下过度，阴津亏耗，肺气受损，壅塞而成，较仲景认识更为全面。对本病的预后也从咳否、小便利否、欲饮否等方面做了探讨。《诸病源候论·咳逆上气》曰：“肺虚为微寒所伤则咳嗽，嗽则气还于肺间则肺胀，肺胀则气逆，而肺本虚，气为不足，复为邪所乘，壅否不能宣畅，故咳逆，短乏气也。”指出肺气郁滞、痰浊内生是引起肺胀的原因，并贯穿肺胀的始终。《诸病源候论·肺痈候》曰：“肺痈者……寒乘虚伤肺，寒搏于血，蕴结成痈，热又加之，积热不散，血败为脓。”认为风寒化热亦可为痈，并强调正虚是发病的重要内因。
唐代孙思邈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在论述方剂的分类和各种处方的适应证时，对《伤寒杂病论》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有所发展，尤其在脏腑辨证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其内容更丰富。在咳嗽、哮证、喘证等病证的论治方面，《备急千金要方》和王焘《外台秘要》均多宗巢元方之说，其以广搜博采为特点，保留了古代医家许多宝贵的经验。如《外台秘要·卷九·久咳坐卧不得方》所载“久患气嗽，发时奔喘，坐卧不得，并喉里呀声”的证候和以麻黄、杏仁为主药的处方，就很明确地认识到本病的发作性和证候特点。在肺痈病的论治上，《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七·肺痈》除引用《金匮要略》治疗肺痈的桔梗汤、葶苈大枣泻肺汤外，还提出著名的苇茎汤，以清肺排脓，活血消痈，此为后世治疗肺痈的要方，并指出服后“当有所见吐脓血”。此外还有“治咳有微热烦满，胸心甲错，是为肺痈者方”，即用合欢皮治疗肺痈之始。在《外台秘要·卷十》列有“肺痈方九首”，其中“疗肺痈，经时不瘥”的桔梗汤，以《金匮要略》的桔梗汤加地黄、当归、白术、薏苡仁、败酱、桑白皮而成，近世对肺痈之经久不愈、气血衰弱者，仍多采用。同时《备急千金要方》明确了肺实热证的概念，《备急千金要方·肺脏·肺虚实·肺实热》云：“右手寸口气口以前脉阴实者，手太阴经也，病苦肺胀，汗出若露，上气喘，咽中塞，如欲呕状，名曰肺实热也。”指出肺实热可以引起肺胀。还有“肺胀气抢胁下热痛”“肺胀胁满，呕吐上气”等症状的描述，皆是针对肺实热证而言。而在肺痿的论治上，《备急千金要方》在《金匮要略》基础上将肺痿分为热在上焦和肺中虚冷类，认为“肺痿虽有寒热之分，从无实热之例”。在治疗上认为虚寒可用生姜甘草汤、甘草汤；虚热可用炙甘草汤、麦门冬汤、白虎加人参汤。并指出胃反关上寒可成肺痿：“胃反为病，朝食暮吐，心下坚如杯升，往来寒热，吐逆不下食，此为关上寒游所作，将成肺痿。”书中还指出用温中生姜汤治肺虚寒羸瘦缓弱、战掉嘘吸、胸满肺痿。《千金翼方》则指出肺痿并非皆为虚证，“寸口脉微而迟，尺脉沉即为血，滑即为实，血实内结，入络胸臆，肺痿色薄，不能喘息”，对《金匮要略》的治法又有所补充。王焘在《外台秘要·咳嗽门》中提出“肺气咳经久将成肺痿”，并在《外台秘要·肺痿门》中补充“肺痿涎唾多，心中温温液液者”，用炙甘草汤。随着对肺痨的认识不断深入，《备急千金要方》明确了肺痨病因病位的认识，提出“劳热生虫在肺”，并把“尸疰”列入肺脏病篇，确认病位在肺。
晋隋唐时期，医家对于针灸治疗肺病的认识比战国-秦汉时期医家更上一层台阶。在《甲乙经》中就有对于各种肺病治疗的记载，如治疗咳嗽上气，有：“咳逆上气，咽喉鸣喝喘息，扶突主之；咳逆上气唾沫，天容及行间主之；咳逆上气，咽喉痈肿，呼吸短气，喘息不通，水突主之（一本作天突）；咳逆上气，喘不能言，华盖主之；咳逆上气，唾喘短气不得息，口不能言，膻中主之；咳逆上气，喘不得息，呕吐胸满，不得饮食，俞府主之；咳逆上气，涎出多唾，呼吸喘哮，坐卧不安，彧中主之；胸满咳逆，喘不得息，呕吐烦满，不得饮食，神藏主之……”治疗寒咳有：“凄凄寒咳，吐血逆气，惊心痛，手阴郄主之。”治疗热咳有：“咳面赤热，支沟主之。”治疗痰嗽短气唾血则有：“咳嗽中鸣，咳唾血，大钟主之。”又有：“咳血，大陵及郄门主之。”而对于咳嗽杂病则有：“咳逆不止，三焦有小气，不能食，维道主之。咳干呕满，侠白主之。咳而胸满，前谷主之。”唐代孙思邈在其著作《千金翼方》《备急千金要方》中同样也有针灸治疗肺脏病的诸多记载，如《千金翼方》提到：“寒咳、支咳、肝咳，刺足太冲。心咳，刺手神门。脾咳，刺足太白。肺咳，刺手太渊。肾咳，刺足太溪。胆咳，刺足阳陵泉。厥阴咳，刺手大陵。”又有：“上气咳逆，短气气满，食不下，灸肺募五十壮。上气咳逆，短气，风劳百病，灸肩井二百壮。上气短气咳逆，胸背彻痛，灸风门热府百壮。上气咳逆，短气胸满多唾，唾血冷痰，灸肺俞五十壮。上气气闷咳逆，咽塞声坏，喉中猜猜，灸天瞿（一名天突）五十壮。上气，胸满短气，灸云门五十壮。上气咳逆，胸痹彻背痛，灸胸堂百壮，忌刺。上气咳逆，灸膻中五十壮。灸咳，手屈，臂中有横纹，外骨捻头得痛处二七壮。”而在《千金要方》则记载：“缺盆、心俞、肝俞、巨阙、鸠尾，主咳唾血。肺俞、肾俞，主咳喘少气百病。”又有：“少海主气逆，呼吸噫哕呕。中府主肺紧急咳嗽胸痛。劳宫主气逆噫不止。三里主咳嗽多唾。”《古今医鉴》载：“远年咳嗽，灸直骨穴即愈。如不与其病不可治。艾炷如小豆大，灸三壮，男左女右。”说明此时对于针灸治疗肺脏病的认识已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