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设计研究的文化生态视角
1.1 研究背景
1.1.1 研究的缘起与基础
着眼于文化生态的设计研究是一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式：宏观体现为对设计系统与文化系统的关照；微观体现为设计项目的具体化与设计行为的点滴积累。云南艺术学院前院长吴卫民教授曾说：“艺术教育是我的宿命”[1]。设计教育则是笔者的一种“宿命”，笔者不仅是教师，同时又在设计学院中担任副院长，多年身兼教学和科研管理两职，这种“宿命”使本课题得到了两个难得的条件：一是云南艺术学院作为在西部民族地区的设计高校，既有为地区发展进行设计服务的职责，又有开展研究与实践的条件，能够从地区文化的特殊性出发研究设计的本土价值；二是本土设计为地区的服务是作用于文化与社会的全面性服务，需要与政府、企业、民众共同合作，具有与地方社会战略和文化战略密切联系的条件。
这两个条件使笔者对本土设计模式与系统性设计策略的研究产生了兴趣。“两个”条件并非两句话可以尽述，而是包含着长时间的、大容量的具体内容，因此有必要先简要列举如下。
1）笔者作为组织者和管理者之一，开展了13年的以服务地方为目标的设计项目，从2004年至2016年，每年一届、每年一地，举全院师生之力投入到地域文化研究与设计创新的结合上。以“创意云南”为总主题，共与云南省的多个地方政府进行了多方位的合作：2004“创意腾冲”、2005“创意喜洲”、2006“创意富民”、2007“创意峨山与香格里拉”、2008“创意石林”、2009“创意鹤庆”、2010“创意瑞丽”、2011“创意个旧”、2012“创意寻甸”、2013“美丽云南”，2014年和2015年，为配合学校的“2011计划——民族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创新中心”工作，专门开展了两期与企业合作的设计创意活动。由于这一模式对合作地区的良好影响效应，云南多地的州、市政府主动提前预约新一轮的合作。从2009年起，地区合作形成较为稳定的模式，每年出版作品画册，并举办研讨会。笔者不仅负责活动的组织，也负责撰写活动总结、新闻稿件等，并参与作品集的编纂出版，因此对每一届活动从总体到细节都非常熟悉，活动过程本身和产生的设计作品都是本书的案例基础。
2）参与申报和建设了“2011计划——民族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创新中心”与“云南省高校工程研究中心”，于2012年获得云南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认证，2011年获得“云南省高校民族文化数字媒体与动漫创意设计工程研究中心”认证。笔者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进行建设工作，由此组建了协同创新研究团队。
3）研究团队把设计资源与合作政府、企业的资源进行整合，为项目实践与研究提供了条件。云南的文化环境给本土设计提供极大的实验机会和创造空间的同时也需要设计的积极参与。
4）笔者以我国传统设计思想研究（包括器物、环境的设计思想）、本土设计合作研究互为补充，完成了4个省级科研项目：“中国古代环境设计思想研究”（2011）、“以云南民间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艺术设计创新平台建设研究”（2013）、“云南少数民族民间装饰的文化结构功能研究——以石屏县花腰彝为例”（2013）、“‘校地合作’艺术设计产学研创新成果转化研究”（2014）。另有两项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研究项目正在进行：“艺术介入在云南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的策略与实践研究”（2017年度一般项目）、“基于云南民族与地域文化的设计文化生态系统策略研究”（2018年度重点项目）。
基于以上研究基础，笔者发现这些相当庞杂的内容需要通过整理、抽象才能成为有价值的理论，同时也需要进行理论总结和创新才具有推广和借鉴的可能性。因此，本书讨论“设计文化生态”，试图建立一种设计文化生态理论，用于设计文化的理论解释与本土设计实践的指导。
1.1.2 问题意识
1.设计与生态危机
地球生态危机的出现，从根源上说，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人类对自然的过度改造[2]。生态危机的出现反过来迫使人类的活动甚至文化做出改变，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与自然生态已经显示出明显的对立，因此可以说生态危机就是某种程度上的文化危机。
设计对生态危机的产生起了直接的助推作用。设计所创造的巨大需求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消耗。工厂日复一日地生产设计师们的作品，消耗自然资源，而设计的更新又加速产品的淘汰，造成更大的消耗，如最为明显的是消费主义的“有计划的废止制”，还有“奢侈设计”和“高档设计”曾经使用大量的象牙、毛皮、名贵木材等自然材料，直接造成珍稀动植物的骤减甚至灭绝。“绿色设计”和“生态设计”的出现就是对这种生态消耗型设计的纠偏，但这也只是暂时减少对自然的消耗，减缓生态危机的恶化，本质上还是在促进设计的进一步扩张。只要设计活动仍在继续，对自然的破坏就不会停止。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下，我国设计应有怎样的走向？设计局限于自身内部的研究已经不能解决问题，需要一种学科综合性、交叉性的研究，而目前的情况却是“交叉学科研究现在正处于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状况”[3]。
以文化生态观[4]来看，设计造成的生态危机还不止在自然生态方面，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文化的破坏，现代设计难辞其咎。尤其在我国，一方面，设计学习西方工业技术和现代设计观念，造成了环境的“千城一面”、传统手工艺的消失；另一方面，由于具有传统文化本质的现代中国设计的缺席，虽然“中国制造”在国际上崛起，但消耗了资源，破坏了生态，在设计市场上，“中国创造”还在路上，中国设计处在一个“为”与“不为”的尴尬境地，设计教育也站在为难的选择位置。
以云南为例，从产品到室内装修，从广告到房地产开发，不断地创造着替代民族特色和传统样式的西方式设计，“朴实”的乡镇居民们乐于接受这些“洋气”“高档”的景象，政府和企业们更是欢迎那些截取自西方“大都市”片段的先进幻象。对此，设计者和教育者都负有责任。随着对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自觉，以及一些成功文化产业的示范效应，许多地方也开始把目光转向“本土风格”，但本土化的设计体系和整体的中国设计文化却仍然缺位。最该重视的是，虽然设计开始对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加以重视——这从市场上热销的文创产品中就可以看出，但大多仍然是由市场趣味驱动的，而不是设计行业的主动行为。这就导致了一些对文化元素的“浅化”运用甚至是“误用”。设计史揭示了从“自发设计”到“自觉设计”的进步过程，设计创造出了自己的领域文化，那么面对文化生态问题，设计还需要更深层次的文化“自觉”。
2.设计的文化生态危机
如果说要求设计处理生态问题是一个外部技术层面的问题，那么设计所面对的文化生态问题则是一个关乎自身存亡的内部问题，也就是设计文化的自身危机。因为，生态问题可以被明确地定位，对生态的保护也可以准确地定义和硬性地规范，比如对水、土地、大气、动植物、能源等自然资源，各国都在不断地制定和完善立法。对此，设计完全可以游刃有余地处理好这些“限制”，甚至这些“限制”反过来还为设计创造了更多的发挥空间，比如“新能源”“环保材料”“节能产品”等，促进了新技术的产生，也促进了设计的销售。但很多时候，这些无非是给设计提供了更多的商业化发展空间。相比之下，文化生态的失衡则会带来设计难以解决的自身危机，比如西方现代设计的引入在几十年中使得我国传统的工艺美术淡出设计的视野，甚至成为现代设计的对立面。我国设计界曾一度有许多人认为传统的样式、图案是“落后的”“过时的”，而“现代感”“现代性”才是设计应该追求的。市场和消费者也存在对“现代”“先进”的推崇，产品名牌、标签使用“洋名”，甚至刻意不出现中文，以此来使设计显得高档。这实际上是对我国设计的否定，是对中国文化的不自信。这样的观念持续下去，会对设计文化生态造成负面的影响，会使我国设计文化环境出现异化，最终将使得中国文化在设计中走向消亡，把设计推向文化的对立面。对这样的危机不可能通过立法应对，而只能依靠我国设计自身的强大，依靠设计者的自身强大和文化自觉。
设计自身危机的表象还可以举出很多，根本原因是由于社会所追求的价值观受到了技术理性的控制。人类的历史一直被看作“生产技术不断进步的过程，美术和造型的价值只是不断被附加于产品之上”[5]。设计迎合社会需求的过程也是一个对技术理性迎合的过程，设计同样受技术理性控制，使得工具理性的倾向明显。对于我国来说，技术理性随着西方“技术迁移”带来的问题更为复杂，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积极吸收西方技术，在全球化市场中，西方技术通过商品的传播不仅带来技术迁移，而且带来西方价值观的迁移，同时“在这个技术的迁移过程中，社会还必须付出其他代价，比如在文化领域失去自主权”[6]。因此，站在中国文化立场上的思考者认为：“设计的民族文化身份，是中国设计走向未来、走向辉煌的基础和保证”[7]。但是，“文化身份”和价值取向却不是一回事，我国设计即使有了“民族文化身份”，也可能仅仅是表面的“辉煌”。那么“未来”又是什么？这不仅是我国的未来，也是世界的未来。
设计的自身危机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同时也是整个设计世界在不断寻求答案的问题。从世界设计自觉和自省的历史过程就可看出，设计成为独立行业之初，需要从艺术和技术中找到自身的主体性。因而设计家们不断探索设计风格、设计美学、设计的意义等，从满足人的功能需求和审美需求上实现自身的价值。而逐渐走向消费主义和奢侈主义设计的同时，设计意识到自身的社会责任和被忽略的“另外的90%”[8]，开始出现更多的“反思性设计”“批判性设计”。同时生态问题的加剧、生态法规的出现，迫使设计关注环境和节能，走向“绿色”。全球化发展使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价值受到关注，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产业使传统文化资源体现出资本价值。设计敏感地关注到吸收和运用文化元素的市场契机，许多设计者研究提取文化“基因”“符号”的方法，用于设计而获得成功。总体上，设计体现了社会责任的觉醒，如从“用户中心主义”走向“社会性设计”。设计也出现了“文化自觉”，从国际化设计走向本土设计。文化生态的失衡使设计不得不面对自身危机，这将需要设计超越消费创造的本能，甚至放弃市场追逐的本性，以对文化和历史的尊重、对文化本性的自觉来重新定义自身，并重新认识自身的价值和责任。
知识革命使人类对知识和文化的消费空前发展，市场既要求数量的多，也要求速度的快。知识产品和物质产品被快速地提供，快速地消费，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也迅速地传播。设计作为一种“价值观的携带者”[9]，其携带的文化观念对于社会的文化生态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设计在对市场需求快速做出反应的同时，是否应当把重点放在文化责任上，创造足够多的产品来承载本土文化？对设计知识的直接传播者——设计教育而言，中国的艺术设计教育史不缺少危机意识，如工艺美术教育时代，是社会缺少设计艺术人才与现代设计的危机。艺术设计转型时代，是工业化落后，传统手工艺面对工业化大生产，传统设计观落后于西方现代设计的危机。今天，是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面临消亡，民族性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存在危机，是文化生态危机。
1.1.3 从文化生态学入手的设计研究
本书的研究涉及设计的实践与文化生态，以及设计与地方文化的互动关系，同时还涉及文化产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领域。设计门类众多，地域文化更是千变万化，其中问题具有复杂性，但仍有一定的规律和内在的统一。文化生态学理论提供了系统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更广阔的理论视野，不仅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线索，也一直在笔者的实践研究中发挥着指导作用，因而是本书的一个主要研究工具和理论主线。本书希望把以下4个方面的问题综合进行研究，从这些问题的相关性入手，提出一种研究思路。
1）现代设计的定型化倾向与地方需求的困惑。
2）民族地区文化的产业化、开发、创新与保护、传承的矛盾。
3）本土设计对全球化的适应。
4）设计系统与文化系统的未来挑战。
1.文化产业与本土设计
在文化创意产业高速发展的时代，文化与创意的产业化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趋势，并且已经势不可当地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主题。在少数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较丰富的地区，有人更是把文化作为产业化资源看待并开发。比如许多人都认同拥有26个民族的云南“文化资源丰富”，但多不等于发达。因为，一方面，文化素材没有进入应用领域就不能成为资源，而只是潜在的资源。文化的产业化是文化领域的内容进入经济领域，成为可消费的内容，这既需要经济行为和技术行为的介入，也需要经济环境的支撑。文化资源越多就越需要强大的经济、技术支撑。另一方面，只重视文化的产业开发，有可能受市场规律和经济主导的筛选机制作用，有产业价值的文化资源受到重视，而没有或暂时未体现出利用价值的文化被冷落、被抛弃。从文化生态系统的角度看，明显趋向一方的文化生态不是平衡的生态系统，文化物种的多样性和平衡性不可能单靠文化创意产业来达到。因此，文化创意产业的发达不等同于文化的发达，文化创意产业“强省”往往也不一定是文化“强省”，许多地方的情况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语境中来讨论本土设计问题，学界具有较大的兴趣，也体现出极大的热情，其现实意义毋庸置疑。其中，多数观点站在为了文化创意最大化地进入产业的立场，意在以设计为产业提升经济效益服务，这当然是由设计的经济本质和适应社会经济需求的属性所决定的。但也有另外一种呼声——呼唤设计的社会责任、文化责任和生态责任，对文化产业化有可能造成的文化破坏、文化异化甚至人的异化而担忧，主张以“保护”和“传承”来对待文化，尤其是文化遗产。因此，文化创意产业的视角，不应只是产业者的视角，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视角，也不应只是学者视角，而应该将两者结合为文化生态系统的全面观点。既需要文化创意向产业化转化的热情实践，也需要对文化的未来和文化生态平衡的冷静反思。本土设计正站在这两者之间，不是要作出选择，而是必须兼顾，既要有利益追求，也要有责任担当。
2.设计的文化性
设计是一种文化实践，几乎可以涵盖人类的科学成果、文化成果、思想观念，甚至意识形态。设计通过实践和造物来进行面向生活的文化传播，设计物既是社会中物质能量的流动，也是人的文化能量的流动。在文化生态环境中，物质与非物质的设计内容充当了这些能量流动的载体。设计的敏感性在于它关注和发现社会的所有现象和需要，可以把来自各种范畴的指令精巧地转换为物化载体，如社会与自然、执政者与民众、精英与大众、文化与经济、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等都是设计可以同时服务的对象，也是设计要同时面对的问题。如古代的青铜器传递着统治阶级的政治与宗教观念，现代工业产品传递着以工业和科技为主导的生活意象，文化创意产品又传递了一种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肯定。文化学和文化生态学一直对设计研究得较少，而对文学艺术关注较多，因而产生生态文学和文学生态批评等。从精神文化功能来看，文学和艺术具有的文化功能，设计同样具备，很难说谁的文化作用更大。从普遍性来看，不可否认，设计是最能潜移默化地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各个领域的艺术实践活动，并且是不可逃避的。设计充斥于生活的整个环境，甚至成为文化生态系统中连接各种文化因子的间质。人可以不识字、不读书、不观看画展和艺术表演，但不可能不接触设计物。因此，设计对文化的影响不可忽视。
3.设计与社会生态
设计是社会的多样、复杂的文化因素作用于生活的文化形式，是一种“创造生活”的艺术[10]，设计已经认识到要“为真实世界而设计”[11]。许多设计史学家认为设计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人类社会，从第一次选择性地使用趁手的工具开始，设计的萌芽就已经产生，这时的“设计”朦胧思想是始于人对工具所作用的对象的理解，如用“石刀”剥兽皮，或用“石斧”砍削树干，是人对世界的认识和经验走向生活的物化；古代的器物设计把复杂的文化思想与技术经验结合在一起，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有不少追求“奇技淫巧”的倾向，但却是当时人们对艺术、社会、人生甚至伦理道德、政治的反映，是这些复杂文化心理走向生活的物化形式。“集体无意识”可以通过设计所造之物传播并形成，同时设计物更是受时代的集体意志和集体审美取向、功能取向主导的。古时的“奇技淫巧”是时代的反映，是国力强大、盛世繁荣的一种物化映射，与时代的社会文化生态是贴合的。所有人都希望并且接受所处的文化环境是一个充满了时代艺术气息的环境。
从这些历史可以看到，设计总在收集着时代文化和技术的一切要素和一切需求，使之走向生活世界，又总是反思过去、审视自身，从历史和当代寻找自己的位置，也为自己创造生存的条件。我国近代的设计学习西方思想，以世界的眼光审视古代设计，因此否定“奇技淫巧”、否定脱离科技的设计观。现代设计基于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理想，追求自由地改造世界的设计观。而今天的设计不仅要反思现代化、工业化的弊病，也不得不面对生态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社会和文化危机，不得不用更多的精力思考世界的未来，这就是一种文化生态意识。今天的设计具有比过去更强大的创造力，也有比过去大得多的破坏力，但是也比过去更能看清自己，更能关注社会和自然、历史和今天甚至未来更大范围的问题。
综上所述，设计的理论与实践需要一种文化生态学的宏观视野，设计的创造未来的本质将使得设计不断地扩大自己的领域，并且不会有终结，既没有设计定义的终极答案，也没有设计风格的终极形式，只有设计对自身不断建设和反思的认识循环。设计在不断创造和建设中完善自己，不断地思考未来。在文化生态大系统中，设计主体性地位不断加强的同时，需要有更强的自觉意识和理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