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开场血祭
宗教法庭，雅典，公元前399年5月
如果你们以为靠杀人就能阻止别人批评你们平日所行的不义，那你们就是没想清楚……最好也最简单的办法不是约束别人，而是把你们该做的事情尽可能做到最好。
——柏拉图，《申辩篇》，39d[1]
一场血祭仪式正式开启了法律程序。
如今，在古老的宗教法庭——国王柱廊所在的这片矩形沼泽地中，唯一让人感到稳当的东西就是誓言石了，考古学家必须铺设木板才能安全地在其间穿行。几处孤岛般成排的古代遗迹就位于这片沼泽地的草丛当中，每隔4分钟，就会有一列从绿树成荫的基菲夏（Kifissia）郊区开往比雷埃夫斯的简陋火车哐当作响地行经这里。那块大石头——石灰石桌子是用来封存神圣誓言的，美国雅典古典研究学院（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在雅典中部的这片区域展开挖掘时发现了这个东西。[2]它位于今日街面以下20英尺处，地面上，游客们正坐在时尚的普拉卡区（Plaka）的砖石和倒下的柱子上大嚼着希腊沙拉，好像都不知道他们下方曾上演过的戏剧。
就像苏格拉底在公元前399年之所见，这块6英尺长的破损祭坛石很可能早已被鲜血和瘀血浸透。
这出审判的大戏开场了。
巴赛勒斯执政官——首席治安法官——留着长发，戴着桃金娘花冠，[3]穿着未系腰带的无袖袍，在此举行了宰牲仪式。[4]人们认为在这里宣读的誓词是必须遵守的，其效力也因献祭的血腥性质而得到了强化。山羊、公绵羊或阉牛的皮毛会被洗净，身上散发着香味，角上闪烁着镀金的光芒，然后被哄骗到这位祭司的刀口之下。动物死去时，血会从切开的静脉流进一个圣盆里——这位执政官会把双手伸进盆里。待到手腕都沾满鲜血，他就做好主持正义的准备了。但起誓者还没有完成他的血腥仪式，他要把献祭动物的睾丸踩碎（这是一个预告：如果他违背誓言，他的家族将断子绝孙）。这是一个古老而顽固的习俗：“凡男人第一次违背誓言，就让他们和他们子孙的脑浆像这葡萄酒一样流到地上。”《伊利亚特》（Iliad）中发出了如此警告。[5]
所有陪审员都要宣誓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是一条由共同目标结成的人造纽带。一个希腊人曾说：“是誓言凝结成了民主。”[6]这是一种多么混杂的民主啊：农民、老将军、奶酪商、筑路工，各种各样的人都要来到这里审判苏格拉底，全是经抽签选出的30岁以上的雅典公民。他们要当着众神的面宣誓，这种仪式性的姿态至关重要。而美勒托对苏格拉底的指控本身就是一种“antomosia”，即“对立宣誓”*——一种由众神见证、自谓所言不虚的声明。我们永远不要忘了雅典人有多么虔诚，或者（如某些人所说）多么迷信。人们常认为是这座城市促发了理性和开明的生活方式，但在这第一批民主派的心中，灵魂和魔法无疑是无处不在的。这个壮丽、雄浑又令人费解的世界及其不可预测的、远古的、神圣的居民在人们眼里比任何凡俗之物都要强大得多。在这座雅典娜之城的每个街角，灵魂、死去的英雄、神、女神和恶魔不知凡几。
因此，苏格拉底在宗教法庭上被指控犯下了宗教罪行，这个事实本身就应该让我们想到这个特殊的审判日有多么严肃。
* * *
人们很早就在为审判苏格拉底做准备了。城内有资格参与抽选的人起床后就成群结队地来到雅典市政广场，甚至在拂晓前就忙碌起来。借着蓝灰色的微光，他们在一个极具未来风格的发明“kleroterion”（一种随机抽选器）前按部落排好了队。这座城市里大概有不少这种奇特的装置；雅典市政广场和法庭的入口处肯定都要摆放。每个部落都有各自的抽选器，部落成员可以在这里确定自己当天能不能去听审；有6000人已经把他们的名字记入了年度抽签名单，现在又要从名单中进行第二次抽选了。[7]
抽选器（实际上就是原始的计算机）是一种巧妙的机器。这种令人叹服的发明至今仍可在雅典看到，一台在雅典市政广场博物馆（Agora Museum），另一台在碑铭博物馆（Epigraphic Museum），它能随机选出民主事务的参与者。在这个中空的石盒表面有很多凿出的狭缝，大小正好可以塞入一块金属圆片，圆片上都刻着一位公民的名字。在石盒左部有一条滑道，人们可以把黑色和白色的大理石筹码倒入这个滑道（初为木制，早已不存），如果一个黑色或白色的大理石石子（我们还不确定是哪种颜色）与一块青铜圆片排成一排，而圆片上写着你的名字和德莫区（你居住的村社地区或者你的姓氏的登记地区），那么你就被选为当天的公职人员了。
人们认为当选陪审员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一种特权，是民主派的标志。很多雅典人都会用他们的金属名片陪葬，所以他们的模样虽不可知，但我们很清楚这些最早的民主派姓甚名谁：亚历山大（Alexander）、德拉科（Draco）、乔治奥斯（Georgios）。被选中后，还有一些行政事务要完成：每位陪审员都要从一个瓮里捞出一个标有字母的球。你最终会在哪一个法庭听审，要看你捞出的是什么字母，比如“Lamda”（L）或者“Omicron”（O）。作弊是不可能的，治安法官一旦核验过你的球，就会递给你一根上了色的棒子，这根棒子的颜色和“你的”法庭入口处涂抹的颜料是对应的，你到场时必须出示。
这种民主式公平的工程并不止于抽选器和上了色的棒子。
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入口，自己的机器，自己的区域。社会可能还是极其部落化的，但家人、朋友、盟友和共谋者不得坐在一起。对于有密切联系的人或有可能影响裁决的既得利益者，其座位会被分配到分隔的石区，上面标记的字码跟今天的剧场和电影院如出一辙。就连柏拉图也把听审的人称为“听众”，这并非巧合。[8]
想象一下这些观众吧。所有人都是中老年男性，很多人要在这儿坐上一天，所以都会在这冰冷的石头座位上垫个软垫或芦苇垫，以免臀部酸疼。每个人都发誓要不偏不倚。这里并没有什么衣冠楚楚、一丝不苟的法官助理。这是一种直接民主，每个人都要积极地、直接地参与其城邦的管理和决策。你可能是个一身羊骚味的农夫，或者香油商人，但在这块地界，每个人都是政治家。每个人都能拿到3个奥波尔†的辛苦费。[9]不过在雅典民主的光辉岁月里，金钱并非关键的驱动力。在公民大会上当然可以集思广益、制定法律，但法庭才是雅典人真正实现自治的地方。[10]到这里来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特权。[11]
但到苏格拉底受审时，雅典已有很多公民裁判员遇害了，有的是为保卫这座城市而牺牲，有的则是被敌对的雅典派系所杀。如今幸存下来的都是残疾人、老年人和少数幸运儿。大多数陪审员都很穷，审判日发放的津贴对他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在一桩公诉案（graphe）中，陪审员至少要有500人或501人；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就属于这一类，他的罪名属于公众关注的、很严重的问题。美勒托把苏格拉底告上法庭，这是在平抑宗教义愤，是在帮雅典人的忙。但奇怪的是，这次审判并不太受欢迎。要把陪审团扩大到1000人或2000人是很容易的，但也许雅典人已经对他们最后可能必须做出的裁决感到不安了，所以参与的人数只能用“hekaton”（百）而非“khilioi”（千）来计算。
5月的那个清晨，500名陪审员一如既往地被一道名义上的安全栅栏（挡住大门的木制格栅）关在了里面，这是雅典文明习俗中的一种象征性围挡。因为这里发生的事虽不乏激昂的情绪和影响力，但法庭毕竟并不是个多么赏心悦目的地方。胜诉的控方可以立即当场施加惩罚，把被告打得皮开肉绽。[12]苏格拉底审判的相关资料都提到了陪审员在听到不合他们意的话时都会叫喊、咆哮和抱怨。[13]苏格拉底本人也曾愤愤不平，说这种“thorubos”（喧哗、吼叫、喊叫、乌合之众的喝彩）会干扰审判程序。但在此刻，我们可以断定，当这些被选中的男人——三教九流的法官——鱼贯入场以履行自己的民主职责之时，现场只有一些低声的嘟囔。一旦整个陪审团都到场并安顿下来，国王执政官就会示意打开格栅门，准许控辩双方进入。两人都站在一个高台（bema）之上。原被告一旦入场，所有人肯定都会紧盯不放，审视他们的猎物。[14]
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世界上最早的直接民主中存在着一种令人忧心的必然性。如果所有男性公民都能评断自己的同胞，那么这些层次各异的男人自然都能参与审判。他们的裁决是具有代表性的。所有能防止腐败的办法都顾及了，如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座席、不记名投票和随机抽选器。话虽如此，判决的价值还是要取决于当天被选中并挤满国王柱廊的那500个形形色色的男人。他们会喊叫、抱怨和鼓掌，并由此煽动和激怒其他人。他们会带着自己的神经症、懊丧感、中伤之词和先入之见来承担这份责任。
迄今为止，苏格拉底一直都在宣扬这样一种观念，亦即每个人都应该尽可能地做到最好。然而在他的建议成为习俗之前，他本人却要接受审判了。他飞快地扫视着这个法庭，放眼皆是因饥饿和失望而形销骨立的人、因战争而伤痕累累的退伍军人、因羞愧而浑身哆嗦的人，以及视他为城邦之敌的公民。我们不禁好奇，他对自己还能苟延残喘有多大的信心。
*所谓对立是指对立于被告。
†奥波尔（Obol），希腊币值单位，1奥波尔相当于0.72克白银。按古希腊币制，1塔兰特（Talent）=60迈纳（Mina），1迈纳=100德拉克马（Drachma），1德拉克马=6奥波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