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动京华

登科

嘉祐二年（1057）正月，皇帝公布了省试的考官名单。

主持这场省试的，是众望所归的文坛领袖欧阳修。

在北宋，科举考试分为三级：发解试、省试、殿试。苏轼初至汴京，考到第二名的那场，就是发解试。通过发解试的考生，就成了举人，有资格参加进一步的省试。

在宋仁宗后期，殿试不再黜落，只定名次。所以，决定是否可以走上仕途的关键，实际上就看这第二级的省试。

这年春季，考试开始，苏轼、苏辙两兄弟早早赶到考场，与那些和他们同年的群英一起，都在禁军侍卫的监督下鱼贯而入，每个人一间斗室，各自答写试卷。

这场省试可谓一考定终身，饶是天资聪慧的苏轼都不敢怠慢。当年的副考官王珪就曾把苏轼的试卷原稿带回家珍藏，发现他的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起草了三次，还带有涂抹修改的痕迹，足见苏轼在这场考试中，并不像众人想象的那般笔走龙蛇、轻松惬意。

当时阅卷的参详官叫梅尧臣，他一眼就瞅到了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觉得文风酷似孟子，顿时爱不释手。唯一有点让他作难的，是其中引用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句话，不知语出何典，就把这篇论文递给了主考官欧阳修审阅。

欧阳修阅罢此文，也不知道文中的典故出自何书，不过文章本身倒是逻辑清晰、论证严密，很是对他胃口，看得大呼过瘾。后来欧阳修还对梅尧臣说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

按欧阳修本人的意思，是想把这篇文章点为榜首的。但在当时，为了防止考生作弊，所有考卷都是糊名的，所以欧阳修并不知道写下这篇文章的作者究竟是谁，于是盲猜是他门生曾巩的作品，怕点为第一会被旁人说闲话，就将这篇文章置为第二名。

这场考试，苏轼、苏辙兄弟双双通过，进入了录取名单。

发榜后，苏轼前往拜谢梅尧臣。

梅尧臣想起试卷上的典故，就问：“‘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两句话，典出何书？”

苏轼漫然答道：“想当然耳，何必要出处。”

梅尧臣傻眼，心想这后生好大胆，这么重要的省试作文居然敢瞎编典故，关键是还真让他给糊弄过去了。

不只梅尧臣，欧阳修也对苏轼的这句引述耿耿于怀。他自认饱学，不论三坟五典，还是八索九丘都能如数家珍，可怎么就没听说过皋陶杀人、尧帝救人的典故呢？

有次，他终于忍不住问起了苏轼，苏轼只说是在《三国志》中看到过。欧阳修回家翻阅《三国志》，可仍然遍寻不到，就又去找苏轼解惑。

苏轼这才讲起了《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里的一段故事。

三国时，曹操夺取幽州，将袁绍的儿媳妇甄宓赐给了自己儿子曹丕。孔融知道这件事后，大为不满，就给曹操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周武王伐纣后，把妲己俘虏，赐给了弟弟周公。

曹操看了信，迷瞪了。因为他记得武王伐纣后，不是姜子牙斩杀了妲己吗，怎么妲己没死，还被武王赐给了周公？于是，曹操就这事问起了孔融。

孔融本就是阴阳怪气来讽刺他的，就很没好气地说：“我以今日之事推测古人，只是想当然，并无出处。”

苏轼讲完后，就向欧阳修请罪。欧阳修长叹一声，说：“你这也算得上是举一反三了，这等才思敏捷，他日成就必在我之上。”

苏轼走后，欧阳修看着那渐行渐远的背影，对他的儿子说道：“看着吧，三十年后，世人传颂的，就不再是我了。”

因为欧阳修对苏轼等人的偏爱，很多落榜的考生心存不满，就聚在一起闹事，指责这届考官阅卷不公，甚至有人写了一篇诅咒欧阳修的生祭文章，当街散布，恶意满满。

到了三月份，宋仁宗宣布进行殿试，定下了中榜考生的名次，而落第举子们知道木已成舟，也就不再闹了。

正如我之前所说，这是一个黄金大世，那些百年难得一见的天之骄子，都扎堆在这一届出世了。这一年的考生含金量，号称是千年一遇，后人称之为嘉祐二年龙虎榜。

在这一届榜单中，出现了三位宰相、八位执政，唐宋八大家登场了三位，宋学四派中三派的始祖纷纷到位。苏轼、苏辙、曾巩、章惇、张载、程颢、吕惠卿……随便一个名字，都足以引领一个时代。

所以，那些名落孙山的举子其实是虽败犹荣的，毕竟他们这一届的竞争对手一个比一个强大，即使是输了，但能与他们同在一个考场内较量，这本身就足以自傲。

而这些榜上有名的旷世人杰，他们注定不会平庸地活下去。北宋因为有他们，注定将会被搅得天翻地覆。

旧的规则会由他们打破，而新的规则也将由他们来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