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来日以前的梁启超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农村。[2]家境为中农上层。父亲科举落榜，在村里作私塾先生。梁启超5岁便跟祖父与母亲学习四书、《诗经》，6岁跟随外面的先生学习五经。六七岁时便能创作极为复杂的对子，才华尽显。要通过科举，必须具备作诗作文的能力。作诗的基础从作对子开始，作文要用不同于口语的古文，需要特别的训练。梁启超学习后，早在12岁就成为“生员”。

所谓生员，是被承认拥有作为国立学校学生的资格，拥有了特权阶级“士”的身份。在中国，士在庶民（农、工、商）之上，不同于日本，与家世无关，凭能力测试科举进行选拔。也就是说，所谓士，是被证明拥有在“天下”担当政治伦理和文化资格的存在。

学校，也不像今日须每天到校学习，简单点说，是一个有资格接受上级考试的人的学籍保管机构，更是有学识的人的社交场所。生员也有各种考试，优秀的人可以接受上一级考试“乡试”。乡试合格，就是“举人”，竞争激烈难度大。梁启超于1889年17岁便成为举人是非常早的个案。后来成为梁启超老师的康有为36岁（1893年）才中举，年纪上梁比康中举早了大概20岁。

当时，拥有举人资格的约2万人。要通过考试，需要具备儒家的古典知识，背诵和熟练使用《论语》《孟子》等四书和《易经》《诗经》等五经，字数上约45万字。加上《史记》等史书，不同的人还会把其他一些古典列入阅读的范围。弱冠17岁的举人，在今天不过是高中一年级学生的年龄，但是梁启超对传统文化的知识了解的已经广泛且深入。

虽然成为举人之前的速度可以说是最快，但他却在1890年的“进士”考试（会试）中落榜，此后又接连于1892年、1895年两次（科举基本上每三年举行一次，有时会有临时的加考，即恩科）挑战都没有成功，之后就开始流亡了。虽然比较有倾向性的说法是保守的考试官有意抵制而使其落榜，但考虑到进士及第的概率在15︰1左右，所以几次落榜都不奇怪。而康有为在中举后不久，于1895年成为进士。据说当时进士的总人数不到3000人。

梁启超在13岁时就对训诂学感兴趣。他15岁进入广州的著名私塾学海堂，在那里认识到训诂词章之学才是真学问，开始努力学习。所谓训诂，乃清朝极为兴盛的考证学；词章指的是作诗作文，据说梁启超喜欢汉末魏晋的文章。学习需要有私塾，并且必须是有声望的私塾。阮元创办的学海堂乃广东的最高学府，梁是那里最优秀的学生。他成绩好还有奖学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购买图书，所以其少年时代一帆风顺。

但是，就在还没有厌倦当时的这种流行学问时，他遇到了康有为（图2）。18岁（1890年）那年，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落榜后，他认识了康，听其学问后心生佩服，成为其弟子。次年，康有为在广州的万木草堂开课讲学，讲述“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与万国比较后加上自己的论断。梁启超日后回忆道，“一生学问之根底”皆在此年所得。梁启超对康有为，此后虽然在不同时期的接触方式有所不同，但终其一生保持了师徒之谊。两者近40年的关系极为复杂，因此本书仅作为一个基本问题点到为止。

康有为的学问根底自然是儒学，不过属于清末新兴的“今文学派”。简言之，是从《春秋公羊传》的解释而创造的一种发展史观，据此阐释符合孔子之教的中国改革之路。刚见面的时候，康从早到晚高声批评“数百年来无用之旧学”，把梁启超的教养基础攻击得体无完肤。梁启超听得后脊发凉，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据说当晚未能成眠。

次日晨，梁启超问起学问之方针，康有为提到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阳明学），以及中国引以为傲的史学与当时正显露轮廓的“西学”概要，梁启超为之动心，遂入康有为门下。康所说的陆王心学指的是，不仅在脑子里理解事物，还需要全身心去接受并付诸行动，正是梁经常说的，自己的夙愿在于“救济众生”。

康有为、梁启超一举成名是因为1895年的“公车上书”。甲午战争败给了在中国看来不值一提的日本，不仅出乎意料，传来的讲和条约，内容也极尽屈辱。为参加会试上京的康有为指挥弟子们呼吁“公车”（举人的雅称）上书反对讲和。昔日鸦片战争中割让给大国英国的只一个偏远小岛香港，而此次战争，小国日本却要夺走辽东半岛和台湾。仅台湾就已经是香港的数百倍，再加上辽东半岛，乃扼北京咽喉之要塞，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屈辱。辽东半岛在俄法德三国的干涉下，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的形式躲过了被割让的命运，但这又引起了另外一种屈辱感。

上书递交之前，讲和条约已签字完毕，所以康有为等人的行动，作为运动没有产生实质的效果。但是，在知识分子集体性政治行动一直遭禁的清朝，却破天荒发生了举人这一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干预朝廷政治的事。束缚一旦松懈，风气即遂之而动，以此为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风潮从此得到发展。活动首先围绕开“民智”、雪“国耻”展开，新的社会组织开始形成。

为了认清中华在世界上的现状，探索改革落后状况的方针，维新派组织学会，开办学校，发行报刊。从甲午战争到戊戌维新的三年间，以维新派为中心结成的组织中，学会高达30多个、学校50家以上、报刊50种以上。

比如，康有为在北京和上海组织了强学会，1896年1月创办了《强学报》。强学会是为变法维新的结社，为中国改革运动的滥觞。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以“启发民智、开风气、助变法”为宗旨，呼吁改革时弊与引进西学（科学），更具体地提出了改革科举与设立学校，开风气之先。创刊号的卷首是署名梁启超的论说《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报”包含了日本所说的报纸与杂志。

《时务报》的文章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虽然构想宏大，但其中包含了几篇“学校”类与“商务”类的文章。学校类有9篇，从篇名《科举》《学会》《女学》《幼学》《译书》等可见，其论述的是改科举、兴学校、培养人才等当时知识分子比较容易理解的内容，以此作为变法的具体办法。倡导科举之改革，是因为通过科举而获得的知识仅限于对儒学古典的理解力，与西方的科学相比不仅过于狭隘，而且也不符合现代世界的要求。

商务类只有《金银涨落》一篇，论述的是金本位制的强国统制了世界贸易，使银“本位”的中国蒙受损失，充分体现了梁启超对经济方面的关心与知识。虽然梁称这些文章是对康有为思想的“概述”，但这应该放在课题发现的层面上来定义。这些光彩陆离的文章备受江湖欢迎，使梁启超的文名马上超越了他的老师。因理解改革而风评甚高的地方政府大官张之洞欲以破格之年薪雇佣他即可证明这一点。《时务报》的发行量据说很快便达到12000份。这个量已经非常厉害，且当时的杂志多为传看，所以其影响力应远超发行量。《时务报》超乎寻常的流行，有力地说明了知识分子意识的高涨，即时代的变化。

在学会、学校、报刊上开展的讨论几乎涵盖了政治思想、社会生活的全部，而时代议题的核心是通过“变法”“改制”把西方近代思想引入中国。对维新派来说，变法、改制就是承认西方近代的优越性，并向其看齐。

在这一潮流中，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对大统领制的高度评价。当时President的译词“民主”是与“君主”对应的词汇，进一步说，是“民为主”的意思。高度评价是因为在大统领制中，民间的贤者通过百姓的选举产生，且在任期结束时重新回归为普通民众。这与血统主义的“君主”大相径庭。因此，皇帝等“君主”被评价为“私”，人民的代表“民主”被评价为“公”。[3]当与统治阶级结合在一起的“公”下台，被统治阶级希望能够掌握它。虽然这种想法还很抽象，但显然是体现时代思潮变化极为重要的现象。

上海与北京相对特殊，地方上比较活跃的是改革派占据省上层领导的湖南。各省长官（总督、巡抚）等上层官员虽然由朝廷任命、派遣，但在任职地方的施政非常自由。湖南的陈宝箴（巡抚）、黄遵宪等人对开展新政非常热心，1897年11月高等教育机构时务学堂创办，核心推动者之一就是前述在政变中被处死的谭嗣同。时务学堂教授中文（中国的学问）与西文（西方的学问），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利用中国的材料阐释西方的新思想。他每天的上课时间为四小时，晚上在学生的读书笔记上写评语，专心于思想教育。时务学堂虽然只有40多名学生，但它是中国近代化的发源地之一，拥有巨大的意义。

举例来说。按照《孟子》的王道、霸道思想，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中并没有与“王者”相符的人，虽然时有“霸者”出现，但其他都只是“民贼”。所谓“臣”是为民工作的，2000年来却沦为“君”的奴隶。相反，华盛顿才是具备称“王”品德的人物，美国的政治是第一善政。世界政治应依据“万国公法”，尊重“民权”的国家不会灭亡。

梁启超的说法是，按照儒学定理，正确照顾“民”之生活的人为“王”，所以远离中华，创造了富裕安定社会的西方政治才真正实现了王道，要向其学习。梁启超认为万国公法的目的是维持国际秩序，由此亦可了解他已建立起世界中的中国这一国际视野。

所谓“万国公法”，是International Law的译词，当时是在世界万国通用的、公正的根本性法规这一特殊意义上使用的。也可以说“万国公法”一词是接触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东亚世界自己创造出来的一种反射过来的理想。日本学者佐藤慎一指出，万国公法在当时被看作可以实现太平大同世界的公理的体现。

梁启超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称，他在湖南进行了“精神教育”，也自称宣传了“革命思想”，鼓吹了“民权”。从反对派留下的史料可以明确看出，否定君权鼓吹民权遭到了保守派的猛烈攻击，称将引起天下大乱。其宣扬的内容虽然只是抽象地表达了对西方近代孕育出的果实的向往，但可以确定梁启超在当时已经将“民”作为基础来思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