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潮，1938年12月至1939年9月

1938年12月登岸的难民幸好对平静表面下暗涌的激流一无所知。此后抵达的人同样如此，他们侥幸逃脱了即将席卷欧洲的战火。不过，随着1938年12月20日500多名难民的到来，以及在接下来8个月内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船只又运来上千名难民，上海工部局再也无法镇定自若了。仅在1939年7月3—31日期间，就有8艘轮船靠岸，其中4艘是日本的、1艘意大利的、3艘德国的，共运来1315名难民。(20) 8月份又来了8艘轮船，其中2艘来自马赛，上海的难民人数一下升至1.7万。上海工部局警务处（SMP）显然派人到码头清点了人数，而《大陆报》（China Press）也仔细报道了每艘船上新来难民的人数。如何应对这个新危机，成了1939年上半年的一个重要议题。

上海工部局的最初反应是说服欧洲大陆、英国、美国的犹太组织阻止难民前往上海。(21)此外，工部局还明确表示不会为难民提供任何生活资金，该责任由新成立的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Assistance of European Jewish Refugees in Shanghai，简称CAEJR）承担。(22)

可是，这一新成立的委员会的负责人，即成功的上海商人和经纪人米歇尔 · 斯皮尔曼(23)是如何突然参与社会工作的？他的委员会又是如何为上万名犹太难民迅速找到住所，并确定供餐方案的？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设法做到了这些，这非常值得称赞，因为当时局势变得微妙起来，而本地的英国社团或犹太社团又从未有过这方面经验。一方面，英国人担心放任移民涌入而不加制止，会让日本人实行护照入境检查，这让他们觉得损害了自己的利益。(24)另一方面，包括斯皮尔曼在内的犹太商人们也担心，如若不能照料信奉同一宗教的一贫如洗的同胞，将会在非犹太商界失去尊重和威望。

为了阻止难民不加约束的涌入，所谓的许可证制度应运而生，根据这一制度，进入上海必须持有入境许可证或一定资金。上海入境条例于1939年10月22日颁布，第二次世界大战此时已在欧洲爆发，德国船只在任何情况下都已无法停靠上海。然而，条例颁布后不久，上海工部局警务处就发现了一大漏洞。与等待入境许可证的签发相比，筹集所需资金并持资金入境要更加容易。正如1940年5月24日的警方报告所述，“任何一个汤姆、迪克、哈利，只要持有必需的资金，都可以在这儿登陆，这样一来，每艘轮船都满员”。(25)上海工部局不得不有所作为，修订后的许可证制度于1940年7月1日生效，规定入境者必须同时持有入境许可证和一定资金。但为时已晚，1940年6月意大利加入德国一方参战，此后，运输难民的船只中再也见不到意大利轮船了。仍有一些包括日本轮船在内的其他轮船驶往上海，通往上海的海上航线1940年夏实际上就停运了。

在1939年春夏之前抵达上海的难民比后来的难民更容易安顿下来。他们领到租好的公寓或房间，正如安妮 · 维廷在1939年的信中（见正文）所述，此外，他们还被鼓励自主谋生。许多难民，如艾斯菲尔德和祖恩特斯坦家族就那样做了。(26)后来的难民则去了名为“Heime”（家）的收容所。收容所在一些大型建筑物内，大部分位于虹口，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为难民租用或购买后，迅速将之改造成宿舍。一些难民抵达不久便想离开收容所，但寻找租房或公寓，以及不论多么卑微的工作，皆困难重重。许多人一蹶不振，屈服于惰性，留在了收容所。这些收容所和救济厨房（即与收容所在一起的食物分发点）由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American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简称JDC）通过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也被称作斯皮尔曼委员会）资助，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不少难民哪怕住在租来的公寓里，仍旧从公共厨房领取部分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