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是被列为当代人权发展的第二份权利清单（Second Bill of Rights），它们不仅是当代国际人权法和宪法所认可的合于人类尊严生活最低标准的权利，更是现代公民为之奋斗和争取的关涉共同体良好生活的基本权利。本书基于国际人权法的最新发展和当代立宪主义的历史逻辑，运用了规范实证主义、法解释学、系统功能主义、比较法学、案例和经验研究等多重研究方法，围绕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历史渊源、阐释路径、建制基础、立法保障、行政保障、司法保障和国际法保障等核心法学问题展开了系统性发掘和论述，勉力建立了我国较为成熟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保障理论体系。包括导论（第一章）统摄全文的论域、立意、构思在内，本书分为四大部分，总计十三章。

第一部分是基础篇，主要论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阐释框架。本部分主要由第二、第三、第四章组成。第二章以人权在近代历史上的发展脉络为背景追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历史渊源。一般认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产生来源包括：古希伯来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济贫思想；西方工业化文明时代的社会主义思潮；1917年墨西哥宪法中关于社会权的规范，1918年德国魏玛宪法中的经济、社会权利条款；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十三世（Pope Leo XIII，1810—1903）在《新神谕》（Rerum Novarum）一书中关于普通民众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论述；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四大自由”中“免于匮乏的自由”。本书认为，严格实证宪法意义上第一次规定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根本法律是1917年墨西哥宪法，它的思想来源是天主教教宗利奥十三世的《新神谕》。第三章以欧洲大陆法系典型代表德国法为基础论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根基。本章认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最先体现了国家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关照，之后逐步发展为现代宪法的基本原则即“社会国原则”，其理念在于控制资本的均衡以保持资本和劳动间的适当结构，它意在一方面实现劳动者的“自治和自理”（Arbeiterselbstverwaltung），另一方面促进劳动者的“自我发展”。第四章以系统功能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为视角发展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阐释框架。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不仅蕴含了基本权利的给付功能，还包含了基本权利的防御功能和客观法秩序塑造功能。本章认为应矫正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绝对二元对立的传统权利视角，从权利的功能体系和其所依赖的制度设施来重新阐释和定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尤其应以“最低核心义务”为基点建构可以实现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阐释框架。

第二部分是制度篇，集中论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在国家权力运作层面的要求。本部分由第五、第六两章组成。第五章论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保障模式和路径选择，该章认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保障路径实际上是在立法裁量模式、给付行政模式和司法救济模式的三方互动过程中臻于圆满的。第一，宪法法定化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但人民原则上尚无法仅依据这些宪法规定直接向国家请求具体的给付，须待国家制定相关法令设定受益条件与给付内容之后，人民方能依照该实践宪法的法令产生具体的权利而能对国家请求。第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保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以“给付行政”为特征的行政法上的调整，给付行政的实施不仅需要贯彻立法中规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条款，也在于通过其所掌握的经济资源为公民享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创设良好的条件。第三，无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规范多么完美至善，司法机关的救济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司法救济人权的本质要求司法机关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侵权案件中不仅依法裁判，而且在宪法价值的指引下保障当事人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合法权益。第六章尝试从功能—结构主义（Functional-Structuralism）法哲学的视角剖析现代财政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保障中永远无法回避的宪法问题，即国家财政结构和财政分配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做出适当的调整和改善，以达到保障公民合于人性尊严的最低生活给付。在财政的横向分配中，国家应该通过预决算确保社会保障支出在“资源可用的最大范围内”尽力满足公民的权利诉求。此种财政资源的分配可以在具体化个案中接受司法审查，同时，我国应该保持适当的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划分，社会保障支出系经过中央和地方共同协力来完成，故适当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划分对于健全和完善转型社会中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保障尤为必要。

第三部分是保障篇，主要论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三种保障模式。本部分由第七、第八、第九三章组成。第七章以立法保障人权的一般法理为背景探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保障，既需要借由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和阐释活动来形成人权和限定人权，也需要立法机关恪守其保障人权的国家义务，在适度情况下合理地限制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基本权利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限制首先需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或授权，其次需要坚持必要性原则、最小侵害原则、利益衡平原则。本书认为，法律保留原则对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保障同样适用，只是立法裁量和行政裁量在这个过程中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第八章以给付行政为核心探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行政保障。行政机关在保障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时应该坚持贯彻平等保护原则、禁止恣意原则和合比例原则。在涉及行政机关给付裁量的领域，应该以法律保留为核心采用层级化保留体系，即给付行政措施。根据它所受到法律规范之密度不同，对于行政机关限制人民给付请求权又涉及公共利益的情况，应有明确的法律或法律授权；对于行政机关介入人民给付请求权较为宽松且以技术性、细节性事项为主的情况，行政机关享有较为充分的自由裁量权。第九章以南非、美国、日本、中国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保障的典型案例为依据，通过类型化的比较发现：南非宪法法院判决的“格鲁特布姆案”激发了学界的热烈探讨，同时也促使学界反思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司法保障的三种机制。以南非为代表的“强实体权利”保障机制倾向于由司法直接提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所需的物质救济；以美国为代表的“弱实体权利”保障机制倾向于通过“正当法律程序”保障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以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则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条款视为一种“方针政策”规范，法院原则上受到方针政策的拘束，但是公民尚不能够根据宪法中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条款请求国家物质给付。

第四部分是关联篇，论述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保障密切相关的议题。该部分由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章组成。第十章从国际人权公约和国内实证宪法交错适用的角度探讨了文化权利的属性和保障问题。该章认为，文化权利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认可和保障的基本权利。作为一种兼具“主观诉求功能”和“客观法秩序功能”双重属性的权利样态，文化权利既保障了公民进行文化活动的自由，又同时要求国家承担积极保障的责任。在尊重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现代法治国家，构建以文化“自我决定”和“自我开展”为核心的权利体系，将促成国家文化事业和产业的大繁荣和大发展。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将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对人类文明作出新的贡献。第十一章从国际法和国内法二元互动的角度探讨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国内实施的法律问题，该章认为，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的一般性评论（General Comments）对于发展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法理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法理发展可以作为缔约国实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法理参照，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司法阐释中，一般性评论可以作为国内法律救济不足的“漏洞填补”。另一方面，为了加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国际保护，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可以加大力度监督各缔约国为执行公约所采取的行政措施、司法措施，在未来也不排除要求各会员国向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提交为保障公民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而采取的财政资源分配方案。第十二章主要结合我国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中的相关条款，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历史的角度揭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保障的困境。在中国，以政策为核心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保障体现了行政机关在社会保障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第十三章是全书的结论和启示：第一，社会保障和文化体制必须接受宪法平等权的检讨，破除以身份为依据、以“城乡二元结构”为特征的社会保障体制和文化管理体制，实现所有国民在权利保障方面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二，社会保障和文化体制必须实现“法治化”，从而国家必须重视和实现“社会国”“民主国”“法治国”等宪法原则。第三，我国应将社会保障体制和文化管理体制中关涉公民切身利益的部分逐步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