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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陶文江，六十九岁了，按三余人的算法已是七十有余（虚龄）。这么大的年纪在三余很罕见。三余一队有两百多口人，年过七十的几乎没有。三余人早婚，生孩子也早，过了五十岁就算是老人了。陶文江虽然一向身体健康，但如此高龄自然不用下地干活。他不像苏群那样走家串户，访问村民，但联系群众一事并没有忘记。他以自己的方式为扎根三余出着一份力。

村上人都知道陶文江好说话，时不时地会来向他借钱。他们不说借，而说夺，“老爹爹，跟你夺几块钱用用呢。”

夺就是借的意思。但一般夺去的钱村上人是不会还的（陶文江也从不指望他们还），因此这个夺字比借字更准确恰当。

村上人一般从陶文江那里夺两块钱、三块钱，也有夺一块钱的。五块以上陶文江便面有难色，不能擅作主张，得开家庭会议决定。

上文说到，陶文江、老陶和苏群都是带薪下放的，陶文江每月的退休金三十多元。村上人虽然每次夺的数目不大，但夺的次数多，也不是一个人来夺，所以这三十多元基本上花在他们身上了。超过这笔钱就得夺老陶、苏群的工资了。倒不是陶文江吝啬，不借五块以上的钱，而是他想尽量在自己的退休金内解决，所以得匀着用。

村上人还经常通过陶文江，将自留地上的土产卖给老陶家。价格肯定高于集市，同时也免去了赶集的辛苦和花费的工时。

老陶家养鸡以前，村民经常拐着篮子来卖鸡蛋。陶文江用家里的那杆十六两的老秤称了，全部收下。于是，村上所有的人家都来老陶家卖鸡蛋。长长的队伍从堂屋里一直排到大门外，弄得老陶家像收购站似的。甚至，在他们家自己养鸡以后，村上人还来卖过鸡蛋。开始时陶文江照收不误。老陶觉得这事儿实在荒唐，他说：“连自己家鸡下的蛋都吃不完，怎么还要买别人的鸡蛋呢？”

陶文江回答说：“可以腌成咸鸡蛋。”

因此，虽然陶文江很少走家串户，沉默寡言，但村上的人缘却是极好。经常有一些村民在老陶家门前转悠，他们不是来看老陶家的家具和新屋的（热潮已经过去），而是专门来找陶文江。

村上有一个光棍叫有明，经常上门，也不说话，看着老陶一家吃饭。夏天的时候就陪老陶家人在屋外的空地上乘凉，迟迟不肯离去。有明不说话，陶文江也不说话。老陶家人都知道他是冲陶文江来的，但不知道找陶文江何事。后来他们发现，有明是在等一支烟。

陶文江本人吸烟，仍保留着给来人递烟的习惯。有明一来，他就默默地递上一支香烟。对方抽完，接着等第二支。一晚下来，有明大约能等到三四支香烟（这是陶文江吸烟的频率）。最后，夜露已重，老陶将乘凉的竹床搬回屋去，一家人准备睡觉，陶文江给有明递了最后一支烟。有明接着，夹在耳后，心满意足地走了。那支烟他大约准备临睡以前享受。

后来在老陶的倡议下，老陶和陶文江都改抽了三余的旱烟袋（厉行节约，为打万年桩做准备），陶文江还得预备一盒香烟，用以招待来访的村民。

陶文江的做法虽然起到了联系群众的作用，但破费实在不小。对于这件事，老陶不免有些看法。特别是当他看出陶文江并非是出于心计，而是生性如此，大手大脚，就更加不满了。如今已不比当初，工资说断就断，他们得做好最坏的准备。作为一家之主的老陶感到了肩上无形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