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国际关系

中美关系与21世纪的世界

中美关系处在关键当口，未来向哪个方向发展，是每个人都关心的大问题，也关系到21世纪世界的命运。

美国对华政策的方向

2018年以来，我见到的每个美国学者都说，美国对华政策将发生根本性调整，并且声称这是府学、两党的共识。但是，当我追问：向什么方向调整、如何调整？新的政策是什么？却是言人人殊。

缘何发生这样的变化？据说，首先是美国对中国经济腾飞之后没有接受美国的政治制度感到失望。其次是有些人声称美国在与中国的经贸交往中“吃亏”，更担心无法抗衡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进取和未来对美国的整体超越。最后是猜测中国在军事上要把美国“挤出”亚太，因而感到恐惧，视中国为安全战略上的首要竞争对手。

梳理来看，各种应对中国的政策建议构成了一个宽泛的“光谱”，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层次：“光谱”的最暗端，是将中美关系引入全面对抗的轨道，这种冲动和惯性一直是存在的，但是显然还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光谱”的中间，是企图将中国排斥出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让中美“脱钩”；“光谱”中较明显、已经摆上台面的部分是美方挑起的贸易摩擦。

美国是一个行动力比较强、国际经验丰富的大国，其大的战略调整，往往需要在一个个事项的推进过程中，经过试错和凝聚共识来完成。因而，美国这一轮对华政策的调整也会需要一段时间，并且也会受到中方言论和反应的影响。中美关系的未来最终将由双方的相互作用和选择来确定。

中方怎么看

冷战后，美国以在全球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作为国际战略的目标，在20多年间，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的转型和中东反恐战争中，乃至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投入巨大。美国成功了吗？即使从美方自己的评价看，也并不认为在世界上实现了美国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一统天下。

由此来看，如果说美国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企图未能实现，那也是其改造世界的意图不成功的一个体现，说明其目标本身的制定是错误的和不切实际的，这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中国也难以实现了。在见证了所谓“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给相关国家带来的严重后果之后，美国应该庆幸，中国没有“自废武功”地走上错误的道路，既没陷入政治动荡，也没出现经济混乱，而是坚持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保持总体社会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当然，这个过程也是千辛万苦的。例如，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大规模进行法律法规的修订工作，在短时间内，中央层面清理了2000多件，地方政府清理了19万多件，艰难地克服了管理上广泛再构建的困难。国内企业突然直接面对国际竞争，多数产业陷入很大的困难，有的甚至难以为继，大量工人下岗。

但是，中国咬紧牙关坚持推进改革，克服了种种困难，充分发挥市场的活力，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有效吸纳资金、技术、经验和资源，发展起庞大的制造业，成长为全球经济循环和市场流通的枢纽型国家。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民摆脱了贫困，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了提升。

美国不仅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是参与者和获益者。2001年至2016年，美国货物贸易对华出口增长500%，远高于同期对全球出口90%的增幅。牛津经济研究院估计，从中国进口的低价商品帮助普通美国家庭平均每年节省850美元。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2016年美资企业在中国市场销售额达到6000亿美元。未来十年，中国消费市场将进一步扩大，万物联网时代也会到来，中美将比以前拥有更大的合作空间。

试图让中国与美国乃至世界经济“脱钩”是不现实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日益成熟的巨大市场构成未来世界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来源之一。任何“脱钩”的尝试都必然给世界（包括美国）经济带来严重的损伤。

中美建交40多年来，双方关系一直起起伏伏，有过严重对立，但是，每次都能云开雾散，回归正常对话与合作。这次有什么不同吗？美国是否要将中国视为全面竞争甚至对抗的主要对手？

我想说的是，如果有些人想追逐蝴蝶，其他人为什么要随之起舞呢？

中方的选择

美国学者罗伯特·普特南提出的“双层博弈”理论可以帮我们理解外交政策如何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双层博弈”理论是关于外交谈判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协议只有在带来国内利益的情况下才能成功达成。对美方来说，身处两个层面的博弈，不仅要在第一个层面与其他国家达成一致，更要在第二个层面使其协议得到国内支持；对中方来说，美国的麻烦是美国自己的问题，美国国家和社会在分裂和转型压力之下面临严峻的挑战，试图拿中国做“替罪羊”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中国人面对来自美国的混乱声音需要保持淡定，重要的是聚焦自身发展，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在此，我想分享一些中国人的看法和主张。

一是坚持正确的政策方向。中国对美政策是整体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维护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和合作的国际关系，以服务于国家的发展。因此，中国有理由继续坚持“建设性合作”的对美政策。

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意识形态输出，与美国不存在恶意竞争。中美两国工商界和民众也不会支持这样的前景。

二是更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

中美关系的变局对中国来说是严峻挑战，同时也是又一次倒逼改革、激励前进的机会。美方各界提出来的市场准入等问题，许多正是中方需要通过改革着力解决的。习近平主席2018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宣布进一步开放金融业后，央行的11项具体承诺迄今已落实8项，包括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涉及银行、证券、保险、评级、征信、支付等。

政府也在下大力气改善营商环境，加强对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切实为中外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2018年上半年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几乎翻了一番，其中不乏美国公司。中国稳定的投资环境、较强的配套能力、巨大的市场，以及公平透明的政策是吸引它们的关键因素。

三是坚持对话沟通，以拆解矛盾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渡过中美关系的险滩激流。目前中美贸易摩擦存在巨大不确定性，不仅中国企业不赞成，许多美国企业也表达了反对和担忧的意见。美国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后，就一直存在贸易逆差且差距不断增大。即便能成功减少从中国进口大量消费品，美国也要从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并以更高的价格和打乱全球生产、供应的市场秩序为代价。值得注意的是，有分析认为，贸易摩擦的深层意图是挫伤中国经济，压制赶超势头。

这场较量真正的影响会在未来显现，结果如何现在还看不出来。中方不赞成美方用打压的方式逼迫让步，绝不会也不能屈服于关税霸凌。我看到美国有官员和媒体拿中国经济中出现的问题说事，以为已经打痛中国，可以期待中国屈服了。这暴露出对中国缺乏了解和一厢情愿。

中国经济正在去杠杆期间，本身就存在较多痛点，处于砥砺前行的阶段，唯此方能保证未来的健康发展。需要提的一句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正是为了参与解救美国所引发的次贷危机和欧洲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乃至波及全球的经济衰退，才采取了较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当时，美欧都愿意用中国成语“同舟共济”来表达对中国的赞赏。

而现在中国从中退出的过程不可谓不艰难，近年政府正加大力度去杠杆和管控金融风险，贸易摩擦无疑会影响这个进程。尽管宏观上对外贸易在中国整体经济中的占比已经在下降，国内消费需求占比在上升，但贸易摩擦直接打击的是中国主营出口贸易的民营中小企业，伤及广大普通就业者和他们的家庭，政府需要关注到这些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同时，在下一阶段也会注意平衡去杠杆与调结构之间的关系。目前来看，中国的经济是健康的。

中美都面临各自国内的困难和挑战，抱怨和伤害对方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让情况更糟。关键是保持理性和加强沟通，什么情况下都不应放弃沟通的主动性。对矛盾和分歧不加管理地放任自流，就有可能走向更糟糕的情况。

四是坚持与更多国家协调合作，同时也不要放弃与美国在双方都有需要的领域的合作，不能忽略世界上不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和新挑战。在处理地区热点、打击跨国犯罪、防治传染病等方面，相关合作还在正常开展，两国基层人文交流仍然紧密，这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尚且明亮的底色。

我2018年参观了位于北京的中美核安保示范中心，这里已经开始推广知识，为中国及其邻国培训大量的保障核能安全的人才，美国对这个中心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从中可以看到，中美合作在安全利用核能和防止核武器扩散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气候变化也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领域，2018年夏天北京蓝天的回归，让我们对治理污染、克服气候挑战建立起新的信心。中国有句话叫“形势比人强”，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提出什么样的主张，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

中国人已经意识到，我们需要更快地提升自己的国际意识，更多地承担不可推卸的国际义务。智库交流曾经在促进中美相互了解和合作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当前情况下，这方面的对话更加重要。中美关系的未来需要长期关心中美关系与世界和平的人士共同努力，诉诸智慧而不是情绪，回归符合时代潮流的常识，将双边关系带回正轨。